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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本书围绕故宫学展开,大体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回顾了故宫博物院成立发展的历程,可谓历经艰辛,尤其是南迁一段保存的不仅是故宫的文物,更是中华民族的文脉,可歌可泣。作者从组织制度方面介绍了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理事会、专门委员会所起的重要作用,从人事方面介绍了故宫博物院早期院长马衡的杰出贡献和领导才能。二是阐述了故宫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研究历程,故宫博物院在故宫学研究中所担负的使命和责任。
本书从宏观上对故宫、故宫学、故宫博物院作了整体的阐述,脉络清晰,叙事准确。作者对故宫耳熟能详,对故宫的文物如数家珍,家底了解得清清楚楚。对于如何保护和利用好这些文物,如何进一步提高故宫博物院的研究能力,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显示了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体现了作者对故宫的热爱和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延续弘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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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是作者故宫博物院院史研究与故宫学理论探索的成果。故宫博物院史也是故宫学的重要研究对象。通过对故宫博物院发展历程中重大事件、关键问题以及重要人物进行研究,回顾总结故宫人所积累的经验和智慧,反思有关历史教训,进一步阐释了故宫博物院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联系与契合。在故宫学理论探索中,作者提出的“故宫是一个文化整体”,“故宫在北京,故宫学在中国、在世界”,形象概括了故宫学的学理性、实践性与开放性。故宫学是故宫历史、故宫文物、故宫博物院的统合,故宫学的发展是中国人对自身文化、审美、命运、身份认同的自觉表达。故宫学的理论体系建构,反映着作者对于故宫遗产价值认识的不断深入,也体现了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的时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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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郑欣淼:陕西省澄县人,1947年生,大专学历。曾长期在地方与中央党政机关工作,20世纪末以后到文博部门,曾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以及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故宫研究院院长。早期从事政策、文化、鲁迅研究,后来着力于文物、博物馆研究。2003年首倡“故宫学”,关于故宫学的论著主要有《故宫学概论》《天府永藏——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概述》《故宫与故宫学》(三集)、《紫禁城:一部十五世纪以来的中国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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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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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与辛亥革命
故宫文物南迁及其意义
故宫博物院理事会与故宫文物南迁研究
故宫博物院学术史的一条线索
——以民国时期专门委员会为中心的考察
“完整故宫”保护的理念与实践
厥功甚伟 其德永馨
——纪念马衡先生逝世50周年
故宫学述略
故宫学纲要
多维视域中的故宫学
——范畴、理念与方法
故宫学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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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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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与故宫的结缘,始自1999年10月参观在故宫斋宫举办的“清代宫廷包装艺术展”。由于认识上的原因,故宫博物院过去往往把文物与其包装物区分开来,对包装不甚重视。这引起我对文物概念以及文物内涵的思考,为此写了篇《我看“清代宫廷包装艺术展”》,提出要加深对文物内涵的了解,拓宽文物的概念。此文先后发表在2000年3月1日《人民日报》与3月19日《中国文物报》。当时我在国家文物局工作,由此开始关注故宫博物院。后来我又了解到,故宫有为数不少的宫廷历史遗迹和遗物,过去长期不作为文物对待,或仅列为“文物资料”,其原因主要是考虑到这些遗迹和遗物存在缺乏艺术性、不完整性、重复性、时代晚近性、材质普通性等问题。2002年9月我有幸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就与时任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同志谈到清理故宫文物的打算,这主要得益于我来故宫之前的这些准备。我于2003年8月提出“故宫学”的学术概念,结合工作实践建构理论框架。2012年初,离开工作岗位以后,我更是倾力于故宫学的研究。岁月匆匆,不知不觉已走过了20年。
故宫是什么?故宫有宏伟的古建筑、丰富的文物藏品及深厚的宫廷历史遗存,这些方面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是一个文化整体,共同构成了宫廷历史文化多彩多姿的场景与长卷。离开了宫廷历史文化整体性视野的故宫文物研究,就可能出现故宫研究的“碎片化”,文物意义、故宫价值的认识就会受到影响。如果我们不把故宫仅仅看作一个藏宝之所,而把它作为一个特定时期的完整的文化体来看待,把它放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来看待,它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就都没有多余的,既是典章制度和宫廷生活的载体和反映,也蕴含着丰富生动的内容和故事,因此就有了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正是基于对故宫是个文化整体的认识,故宫学的学术概念才得以形成并提出。
对故宫价值认识的逐步深入,伴随着故宫保护理念的不断提升。从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废除故宫”“改造故宫”争论的教训到作为世界遗产故宫所具有的突出的普遍价值的飞跃,从“古玩”“古物”观念到宫廷历史文化遗存的珍护,从物质文化遗产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拓展,从故宫本体以至周边环境的保护,都是故宫保护理念发展提升的过程。这也使得故宫的内涵更为丰富,并进一步突出故宫遗产的文化价值,发挥故宫在当代社会的重要作用。
故宫博物院依故宫而产生,“宫”与“院”的合一是其特点。如何看待故宫的价值,就影响到对故宫博物院地位和性质的认识。为什么20世纪50年代要把大量的明清档案以及珍贵的“天禄琳琅”等善本特藏调拨出去?就因故宫被定为艺术性博物馆。对故宫价值及对博物院定性的认识偏颇以及文物观念的局限,特别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思想的影响,曾将故宫与博物院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这些问题的发生,既有“左”倾思潮的影响,也有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但其根本原因都是没有从文化整体来看待故宫价值,没有认识到故宫博物院的性质是由故宫的特点决定的。“宫”与“院”的合一,是故宫博物院与生俱来的身份。今天来看,故宫博物院因此成为一座同时兼具宫廷史迹、古代建筑、古代艺术和清宫藏书档案几大特性的博物馆,是世界上极少数同时具备艺术博物馆、建筑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宫廷文化博物馆等特色且符合国际公认的“原址保护”“原状陈列”基本原则的博物院和文化遗产。
故宫学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工作实践问题。这就是学理性与实践性的结合。世界遗产视野中“故宫真实性和完整性的结合”与故宫学视野中“故宫文化价值的整体性”诸多理念是相互启发、补充甚至有所交融的关系。故宫学从文化整体的角度来评估和界定故宫的价值和博物院的性质,并指导和推动故宫保护和博物院建设。2002年我到故宫工作,组织上明确指示,故宫大修是首要任务。这是故宫百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维修。大修坚持“不改变文物原状”的总原则,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对每一座建筑物的修缮,都是仔细地审慎地实测、研究,从而决定维修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最少干预,尽最大可能保存原构件并尽可能地多保留原有建筑历史信息。为了保持故宫的真实性,对后代人为的不恰当改变作了修复。故宫博物院自2004至2010年的文物藏品7年清理工作,更是在故宫学理念指导下进行的。
清宫文物在海内外的大量散佚,客观上为更多的机构与个人参与故宫学研究提供了条件,因此故宫学从一提出就强调其开放性的特点。从故宫学的视野来看,这些流散文物不是孤立的个体,而与故宫及其他文物有着一定的联系。这些文物从而也就有了生命,其内涵也才能被深刻地发掘出来。学术为天下公器。我们一直倡导“故宫在北京,故宫学在中国、在世界”的学术理念。故宫学不只是两岸两个故宫博物院或是海内外收藏有关清宫文物的机构或个人的事,而应该是海内外学术界的共同事业。多年来,故宫博物院全力拓展与国内外知名博物馆、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其他学术机构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拓宽学术研究的视野与渠道,
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我深知,理论的产生与实践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故宫学学科的构建,不能揠苗助长,不能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它需要历史的积淀,需要现实的探索,需要更多人的共同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实实在在地推进。在我个人的持续研究中,从《故宫学述略》(2004年)、《故宫学纲要》(2010年)到《多维视域中的故宫学——范畴、理念与方法》(2014年)再到《故宫学的再认识》(2016年)等数十篇文章,以及《天府永藏——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概述》(2008年)、《故宫学概论》(2016年)专著,作为构建故宫学学术大厦的一砖一石,既是我对于故宫学学术基础及学科体系架构的持续探索,也是对于故宫博物院事业发展所积累的经验和智慧的阶段总结。
“近年来孜孜于故宫价值发掘与故宫学的探索,个中甘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但囿于对故宫认识的程度以及学养的制约,对故宫这座学问的大厦来说,仍难窥见其中奥妙。所谓‘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这是2009年《故宫与故宫学》出版时我写于序言中的话。一刹十余年,跬积步进,如果说好不容易进入故宫学的围墙,那登堂并且能够入室,就是进一步的目标了。更何况,故宫长存,充满活力的故宫博物院的事业在不断发展,故宫学研究没有尽头。我还将继续努力!
本论集共收入10篇文章,先后发表于2004至2021年的17年间。其中分别选自《故宫与故宫学》(2009年,2篇)、《故宫与故宫学二集》(2018年,4篇)、《故宫与故宫学三集》(2019年,3篇)及《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11期。有3篇曾被《新华文摘》转载。
此外,还有几点说明:
一、文章顺序按内容编排,大致分为故宫博物院院史研究与故宫价值、故宫学理论探索两部分。
二、关于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数字的表述,前后有所变化。原因在于:20世纪前后,故宫博物院对外公布的藏品总数是94万件,或称近百万件;2005年,古籍特藏、殿版书书版等列入文物总账,对外常说的文物总数则是150万件(套)左右;及至2010年底,历经七年文物清理,对外公布的藏品总数增至1 807 558件(套),2011年以后就沿用这个数字。因文章发表时间不同,也就有了若干种表述。
三、为了行文方便并按照习惯,故宫博物院有时简称故宫;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相对应,故宫博物院也称北京故宫博物院,或简称北京故宫。
四、此集子的编选始于2020年初,当时新冠疫情初起,蛰居在家,便有了第一稿;2021年又对所选文章做了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文字的核校和注释的完善,我的学生徐婉玲博士和她的先生郑文武予以很多的协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郑欣淼
于故宫清稽查内务府御史衙门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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