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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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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探讨城市治理的双重维度以及宽泛谱系，案例分析北京与深圳的城市治理模式，总结中国化的国际城市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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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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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本专门探讨中国城市治理模式的学术论著。作者以中国城市治理为研究对象，探讨基于中国经验的城市政治学理论议题。在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城市既承载了重要的发展任务，又集聚了复杂的治理矛盾。城市既是嵌入政治体系的治理单元，也是自成体系的区域市场与生活空间。从城市性的角度辨析城市与乡村的本质差异，探讨城市空间的治理议题是中国城市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本书从历史与空间两个维度对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进行剖析，并以中观视角来审视中国的城市化；同时以北京与深圳作为“极端个案”，从人口治理、治理体制改革、社区治理等方面展开深度剖析，对中国城市的国际化治理实践进行总结。最后，本书分析了城市性与城市治理的关系，提出了面向城市治理的政治学理论建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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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总主编
王明进，民盟盟员，法学（政治学）博士，教授。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论坛》副主编。
作者
陈波，清华大学政治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政治学、改革政治学、比较政治学、政治学研究方法等。发表多篇论文，如《中国城市积分入户制比较研究：模块构成、偏好类型与城市改革特征》《以数据治理促进政府治理：政务热线数据驱动的“技术赋能”与“技术赋权”》等；主持多项课题研究，如“首都功能定位与户籍制度改革研究”“国外社区治理研究”等。
李岩，清华大学政治学博士，北京科技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政治学、基层治理创新等。已发表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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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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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城市治理：城市政治学的中观维度
第一节 宏观维度：政治体系中的城市
第二节 中观维度：现代化治理中的城市
第三节 微观维度：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治理
第二章 中国城市治理的双重维度：历史与空间
第一节 历史维度：从城乡分离到城乡融合
第二节 空间维度：局部聚合和全局均衡
第三章 双重维度下的“两化合一”：中国城市治理的宽泛谱系
第一节 对宽泛谱系的解构：实验主义与设计主义
第二节 中国城市的现代化治理
第四章 宽泛谱系的端点：两种路径的极化个案
第一节 “都”“城”融合：设计主义路径下的北京城市建设
第二节 先试先行：实验主义路径下的深圳城市建设
第五章 案例分析：“双顶驱动”下的北京城市治理
第一节 人口政策变化：从强规制管理到精细化治理
第二节 治理体制改革：从控制型政府管理到回应型政府治理
第三节 社区治理变革：对基层协商民主的探索与思考
第六章 案例分析：市场驱动下的深圳城市治理
第一节 深圳的城市化历程
第二节 深圳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治理
第三节 深圳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
第四节 深圳城市化进程中的产业治理
第五节 深圳城市发展的包容性
第六节 深圳城市治理的国际化
第七章 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化城市治理：理论与路径
第一节 政治学视角下的城市空间及其国际化治理
第二节 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化城市治理
第八章 城市治理的政治学探讨
第一节 城市性与城市治理
第二节 “面向城市治理的政治学”理论建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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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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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生产的空间，城市化进程也是空间的再生产过程。城市的工业化和产业革命促进了工业、交通、金融等领域的发展，也改变了人口结构与城乡关系。同时，大量人口在有限空间内的集聚也催生出了不同于乡村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行为模式和治理体系。因此，卡斯特尔的著名论断——“城市化是21世纪早期人类主要的空间进程”并不准确，因为城市化并不只是肉眼可见的空间物理形态的更新，在这个空间内部，还引发了制度、观念等方面的变革，塑造了现代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在中国语境下，城市以及城市化的内涵与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城市不仅是有着特定人口和产业的经济空间，而且是特定政治体系当中的一个治理单元，也是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空间。城市化承载了现代工业社会的大部分发展任务，也承接了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大部分矛盾。
本书从政治学的视角来探讨中国的城市化问题。这也是我们长期从事城市治理、社会治理等方面研究工作的阶段性成果。本书的编写主要考虑到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城市政治学是政治学的重要分支学科。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而带来的城乡关系的逆转，以及大城市崛起导致的权力关系重构，城市政治学理应独立出来，并表达出鲜明的观点。第二，学界对社会治理的关注催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学者们并未区分“属于城市的治理”和“发生在城市的治理”。这表明，人们对城市性特征的基本认知还存在欠缺，从政治学角度去补齐这一认知短板，是深化城市政治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第三，中国的城市化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较大的发展，这是中国社会整体性变迁的宏大历史进程。中国的城市化也包含每个城市居民的个体行动，他们成为调和具有结构论倾向的历史叙事和具有能动论倾向的行为叙事之间的一股力量。本书从宏观变迁与微观行为之间的“中程机制”入手，通过个案研究勾勒出宏大历史进程的宽泛谱系，为微观行为的研究提供相关依据。
宏观的城市化布局界定了“城市是政治体系当中的特定结构”这一属性，这是一种国家的视角；而强理性规划并不能掩盖城市主体日常生活的逻辑，这是城市政治学的微观维度。中观的城市政治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生动、限定性较强的观察维度，它既要受到承接国家意志的结构性约束，又要有效回应民众的诸多诉求。因此，本书主要从中观维度来分析中国城市治理问题。此外，我们需要把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迁的整体逻辑，探析影响中国社会变迁的内在机制。
本书属于“区域发展与城市治理研究”系列，以中观视角来探讨中国的城市治理问题。本书先以理论导入，探讨了城市治理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维度，并且说明了选择中观维度的缘由。接着，本书对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进行了深刻剖析，同时以中观维度的视角来分析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将城市作为政治权力单元与社会治理单元，从而勾勒出从实验主义到设计主义的城市治理谱系。
此外，本书以北京和深圳为例，系统回顾了这两个城市的治理历程与重要特征，详细介绍了这两个城市在人口治理、社区治理、产业治理等方面的发展过程和成功经验。最后，由个案回到学理，对政治学视角下的城市空间生产及其国际化治理进行了探讨，对中国特色国际化城市治理的实践逻辑进行了总结，并进行了初步的理论创新，提出构建“面向城市治理的政治学理论”。
本书的编写以城市政治学研究团队的理论研究与田野调查为基础，全书的学术创意与理论框架源于陈波和李岩两位作者的学术探讨方案。各章节的编写主要归功于团队成员的共同协作，具体分工如下：第一、二、三、四章以及第八章由陈波执笔；第五章第一节由陈波与仇纳青合作完成；第五章第二节由江文路执笔；第五章第三节由陈波与龙臣合作完成；第六章由陈波与王岗合作完成；第七章由李岩与江文路合作完成。
本书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简称“北外”）的“双一流”学术出版专项资助，北外围绕国家重大发展问题和全球治理问题，为青年教师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从资金到平台的全方位支持。由于受水平和时间的限制，书中疏漏、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诚请各位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本书作者
2023年5月25日于北京
第六章 案例分析：市场驱动下的深圳城市治理
第一节 深圳的城市化历程
深圳由宝安县发展而来。1979年3月，广东省为了加强对宝安县的领导，促进宝安县的经济发展，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同年10月，深圳市设立了罗湖管理区。同年11月，深圳市改为省辖市，直属广东省领导。198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建立，总面积为327.5平方公里。之后，深圳的城市化经历了初级阶段（1980—1990年）、拓展阶段（1990—2000年）和转型阶段（2000年至今）。
一、深圳城市化的初级阶段（1980 — 1990年）
首先，在经济发展方面，通过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圳加快了工业化进程。在特区建立之初，深圳提出了“四个为主”的经济发展思路：建设资金以引进外资为主，企业结构以发展外资企业为主，产品销售以外销为主，经济活动以市场调节为主。由于享有特区立法权和单行经济法规制定权的优势，深圳以香港制造业转移为契机，通过推行优于港澳和内陆地区的财税政策、土地有偿使用政策、特殊的信贷政策、率先发行股票政策等，吸引了以港资为主的外资企业，初步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到工业化的转变。
其次，在社会管理方面，深圳取得了巨大成绩。因为深圳具有优越的劳动力制度和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所以当时社会出现了“百万劳工下深圳”的现象。深圳通过推行针对境外人士的灵活入境政策、方便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合同工制度等，努力发展经济和贸易。深圳因此成为国内最早集聚打工者的城市之一。同时，深圳的民营企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华为、金蝶等企业均在这一时期创立。1984年，深圳完成了特区建设史上的第一个总体规划，确定了深圳特区发展的空间结构和功能布局，并且首次提出建设特大城市的构想。20世纪80年代末，深圳吸取了香港的发展经验，建立起“三层次，五阶段”的规划体系，并且制定了《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具有划时代意义。
最后，在空间拓展方面，深圳开展了以市政建设为中心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了南山组团、中部组团、东部组团的发展雏形。成片出让、集团式开发以及由开发企业负责社会管理的模式，构成了深圳城市的多样化。由公共财政投资开发的大型居住区以及由地产公司开发各个大型商业楼盘，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氛围和片区个性。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深圳推动了包括深圳博物馆在内的八大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此外，深圳还建成了深圳体育中心、深圳大学等。因此，“深圳速度”体现了深圳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走出困境，全面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的奋斗历程。
二、深圳城市化的拓展阶段（1990 — 2000年）
1994年，国家进行了分税制改革，各地要求取消经济特区税收优惠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1994年6月，江泽民视察深圳，重申中央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不能变，对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能变，经济特区的地位和作用不能变，鼓励深圳特区“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首先，在经济发展方面，深圳市政府开始了“二次创业”，主推高新技术产业。20世纪90年代初期，信息技术产业呈现出迅猛发展之势。当时，大规模的制造业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深圳出台了一系列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鼓励发展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和知识密集的高新技术产业。民营企业在此阶段迅速发展，并且占据了深圳企业的半壁江山。
其次，在社会管理方面，深圳持续吸引劳动力，并适时调整劳动力结构。1992年，深圳出台了最低工资标准，率先探索最低工资制度。同年，深圳出台了《深圳市社会保险暂行规定》，率先探索“社会共济与自我保障有机结合”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因此，深圳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形成一个富有活力的特大移民城市。同时，随着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萎缩，各个用人单位的招聘条件也快速提高，知识型和技术型人才进入特区的比重快速上升，体力型劳动者的比重大大下降。
再次，在规划引导上，深圳首次提出“全域生态”和“全域规划”。1996年的深圳城市总体规划明确了深圳作为“华南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的地位。深圳首次将城市规划区拓展到了整个深圳地区，奠定了深圳特区内外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同时，深圳对建设用地和生态环境进行了统一规划，对特区周边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系统建设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最后，在空间拓展上，深圳开始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1992年，深圳发布《关于深圳经济特区农村城市化的暂行规定》，开始实施农村城市化的土地统征工作。政府完成土地统征工作之后，通过了《福田中心区详细规划》，提出了深圳CBD功能定位和空间设计方案。1993—1996年是福田中心区市政建设最快速、最集中的阶段，福田中心区第一代商务楼宇建设正式启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导致多家港商退出投资项目，但深圳市政府却加快了财政投资的步伐，启动了福田中心区六大重点工程建设，包括市民中心、少年宫、图书馆、音乐厅、电视中心和深圳地铁一期工程。在这一时期，深圳开始大规模发展轨道交通，现代化的立体综合运输体系逐渐形成。深圳抓住了世界科技革命的历史性机遇，直接迈入信息科技时代。
三、深圳城市化的转型阶段（2000年至今）
2003年被认为是“深圳与香港合作的一个新的里程碑”纪念年。香港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签署了《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计划》（CEPA），深、港两地政府签署了《深港两地政府合作备忘录》及其相关协议，深圳皇岗口岸保持24小时通关…… 这些事件标志着深港合作进入了新阶段。但同时，深圳市委对深圳的发展做出了“四个难以为继”的判断，即土地资源、水资源、人口承载力和环境容量这四个方面出现了“难以为继”的状况。其中，土地资源问题最为突出。于是，深圳开始探索转型发展之路。
第一，在经济发展方面，深圳的发展格局比之前更大。2000年，深圳提出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现代金融业和现代物流业这三大战略性支柱产业。2003年，深圳在全国率先提出“文化立市”战略。至此，深圳逐渐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现代物流业、文化创意产业为主的产业体系，深圳因此进入优化产业结构、参与全球竞争的发展新阶段。深圳的对外政策也从“引进来”转变为“走出去”。2006年，深圳出台了《深圳市实施“走出去”战略规划纲要》，首次把“走出去”作为重点发展战略。以华为、中兴、万科、腾讯、比亚迪等为代表的民营企业迅速发展，逐步形成“政府引导与企业自主发展并行，龙头企业领跑与广大中小企业跟随”的发展格局。
第二，在社会管理方面，深圳非常关注高素质人才的引进问题，探索科学的人口服务和管理体制。2000年，深圳放宽了“二线关”，为高素质人才的引进创造了条件。同年，深圳出台了《深圳市政府关于鼓励出国留学人员来深创业的若干规定》，制定优惠政策，以吸引海外人才到深圳创业。2007年，深圳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个实现了“全民医保”的城市。2008年，深圳开始实施《深圳市居住证暂行办法》，率先探索科学的人口服务和管理体制。2010年，深圳市常住人口首次突破了千万，其中非户籍人口的比重为75.8%。第三，在规划引导方面，深圳的发展思路更加超前。2002年，深圳制定了《深圳2030年城市发展策略》（以下简称《深圳2030》）。《深圳2030》的主要内容包括：深圳的城市发展要由速度规模型向效益质量型转变，由注重城市功能和空间布局向全面统筹和协调转变；提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先锋城市”这一战略目标，并把香港作为战略性合作伙伴；提出差异化的分区发展策略，强调了珠江东岸沿线的战略意义，并提出前海中心规划设想；创造性地提出持保基本生态控制线的生态安全体系。
在《深圳2030》的指导下，深圳于2010年提出的城市总体规划成为我国转型时期的城市总体规划的先例。经国务院批复，深圳明确了自身作为“我国的经济特区、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和国际化城市”的地位。2010年规划提出了“严控新增，盘活存量”的城市空间发展策略，并首次确定了深圳“双中心”（前海中心和福田中心）的城市结构，提出要将前海地区发展成为新的城市中心，将其定位为“深圳发展的新增长点和深港的新对接点”。深圳市政府还制定了《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推进节约集约用地的意见》以及配套的《深圳市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等有关土地管理的七项政策文件，这些文件统称为“1 7文件”。2005年，深圳正式实施《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在国内首次划定基本生态控制线，进一步加强了对一级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等地方的保护工作，确定了城市发展的边界。
第四，在空间拓展方面，深圳全面推行特区内外一体化发展。2004年，宝安、龙岗两区的农村城市化进程全面铺开，深圳因此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个没有农村行政建制的城市。深圳的交通设施一体化进程加快，城市轨道交通开始通到关外，高速公路建设集中在关外，四大新城a的建设提速，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进行了均等化配置。
此外，特区内的城市更新速度加快。自2004年开始，深圳向旧居住区、旧工业区、旧商业区和旧工商混合区进行了改造，地点包括华强北地区、八卦岭工业区、梅林工业区、南山工业区、蛇口工业区、岗厦村、渔民村等。2009年，深圳开始实施《深圳城市更新办法》，在释放土地空间、集约高效利用土地资源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2012 年，深圳土地利用率出现拐点，存量用地供应占供地总量的56%，首次超过新增供地。在“四个难以为继”的约束条件下，深圳率先走出了一条具有深圳特色的转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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