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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中生代实力作家冉正万最新奇幻长篇小说
一部耐人寻味的现代寓言
一桩离奇事件,翻涌人心诡谲
一场乡里闹剧,激荡世间喧哗
无所止息的人性欲望,环环相扣的命运危机
暧昧不清的幽魂暗影,枝蔓丛生的复杂谜团
兼具中国古典写实风格与当代先锋气质
繁复迂回的叙事中呈现别样的文学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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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因为二叔的一通电话,“我”被迫从马戏团返回乡下老家——半边坡。出人预料的是,半生困顿的二叔,竟在山上挖出一头状似人形、长逾人身的巨型何首乌。这片土地上的贫穷、嫉妒和贪婪,引爆了一场二叔家与村民抢夺乌人的大混战。千钧一发之际,何首乌竟不翼而飞,种种嫌疑却指向了“我”。机缘巧合下,“我”结识了一对年龄、形貌和身材十分相仿的姊妹——明姜与明黄,而分辨两人的唯一不同处在于气味……诡谲复杂的人性、扑朔迷离的转折、暗流汹涌的暴力,搅动着每人心中的欲望。这一切,全部暴露在明暗不定的月光下,在疑似乌人化身的小男孩眼里。
冉正万凭借对现实的细微观察和深度体验,糅合非虚构的笔法,融创超现实的情节,成就了一种摆荡于理想和现实之间、富有古典写实风格与当代先锋气质的文学景观。在繁复迂回的叙述之中,作者经由一个“乌人”背后的重重疑云,勘探人心深处的欲望,思索生存本身的困境,以纯然的文字触碰复杂的世界,让失落的灵魂寻唤人性的光辉,重现了一部耐人寻味的现代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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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冉正万,贵州人。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银鱼来》《天眼》《纸房》《白毫光》等九部。出版有小说集《跑着生活》《树洞里国王》《苍老的指甲和宵遁的猫》《唤醒》等八部。曾获第二届贵州省政府文艺奖二等奖、第六届贵州省政府文艺奖一等奖、第六届花城文学奖新锐奖、长江文艺短篇小说双年奖、第七届西部文学奖、第六届林斤澜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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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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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1
我刚跑到后台,电话响了。没有料到是二叔打来的。他用粗粝而突兀的乡下口音问:“你是曹立不是?”我说是呀。他没听清,又问了一遍。还在电话里喘气,像从很远的地方跑来打这个电话,累得说不出话来。我说二叔你怎么了?他说:“我今天到镇上去了一趟,差点晕倒在街上。曹立,明天你无论如何回来一趟。”我问他:“出什么事了?二叔。”我心想不是他的房子被火烧了就是二娘死了或者跟什么人跑了。二叔说:“电话里说不清楚,你回来就知道了。”“到底什么事你让我有个准备呀。”“不用准备,回来就行。”“房子没失火吧?”“没有,好好的。”“二娘……没生病吧?”“生什么病,她好好的!你不要问,回来吧,回来了我再告诉你。”“二叔,最近我太忙了,我们马上要到凯里去演出……”“曹立,我要是有办法也没打算麻烦你,我是走投无路了才给你打这个电话。这件事不光是为了我,也是为了你,你要是觉得二叔没有白疼你,你就回来吧!”二叔撂下了电话。
二叔没有养过我,但他是我名义上的养父。我三岁的时候,二叔已经三十出头,还没生出儿子。按照我妈的说法,我二娘连个麻雀蛋都没生出来。好像女人除了生孩子,还能生麻雀蛋。三亲六戚几经商量,决定把我过继给二叔当儿子。可二叔“不知好歹”,坚决不答应,还说这是我父母变着法儿想他的财产。其实是他没死心,希望自力更生。到我十二岁时,四十出头的二叔开始面对现实,承认自己不可能有儿子。但这时要我改口叫他爸爸已经不可能,即便我有那么厚的脸皮我父母也不想答应,以前那话伤了他们的自尊,尤其是母亲,有谁提这事她就阴阳怪气地说:“人家万贯家财,我们哪敢去碰啊。”在我放学的路上,二叔出其不意地拦住我,打劫一般,非要塞给我几块钱,叫我去买笔买本子买棒棒冰。我半真半假地推辞,二叔蹲在我面前说:“乖,拿去,不要让你妈知道就行。”二娘则塞给我一些在乡下不用花钱的东西,一个桃子,几颗板栗,或者一把还没晒干的花生。我父母知道后骂我没志气,可他们并没有坚决制止,只要不有意在他们面前炫耀,他们就当什么也不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一天天长大了,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我父母和二叔二娘仍会互相指责甚至谩骂,唯独对我在两个家庭中的关系,采取一种默许或者认同。我被马戏团选中即将离开老家时,二叔拿出的钱比我父亲多得多,我父亲以一种劣质的感动和真诚叫我改口喊二叔做二爸,二叔大概希望的不是二爸而是爸爸,可他嘴上却说:“喊什么都一样,喊什么都一样。”
成了马戏团的演员以后,二叔对我的关照越来越多。二叔一个孩子也没有,我父母却一口气生了十个,虽然只养活了一半,可这已经够磨人的了。我弟弟结婚,父亲东拼西凑才给了他三千块钱。我买房,二叔一口气就给我三万。而且拿钱出来时的口气截然不同。父亲对弟弟说,老三,不要嫌少,从你生下来算起,到现在为止我付出的已经不少了。钱,这是最后一次给了,结了婚你就成人了,今后不是我给你,而是应该你给我;几兄妹都一样,我给你们分了任务的,不管你们高不高兴,到我老得干不动活的时候,你们不给我,我就自己爬上门来要!弟弟忿忿不平地打电话给我,说父亲简直像个流氓无产者。更让他生气的是,父亲还故意当着他的新婚妻子说这些话,太不给他面子。我和弟弟在不同的马戏团工作,虽然我们很卖力,可收入并不高。顺便说一句,在半边坡,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瘦小单薄,因为越单薄越容易被马戏团看中,我和弟弟正是这样的幸运儿。我买房没对二叔说,是他知道后自己把钱送来的。他说:“曹立,别人家咋个整你就咋整,不要舍不得钱,钱不够我再想办法。城里面的房子哪能和乡下一样,不搞漂亮点哪行?家里还有几千斤油菜籽,几麻袋干辣椒,还有你二娘养的一窝猪崽,不行我把它们全部挑出去卖掉。”都说金钱不能代替亲情,可我和二叔真的是越来越亲。
我哪能让二叔白疼我,接了二叔的电话,我立即打电话回去问出了什么事。王三笋开了个杂货店,离二叔家仅两分钟的路程。电话是王三笋接的,二叔在他这里打了电话已经走了。王三笋夸张地说,你二叔捡到金娃娃了。王三笋的语气让我非常反感,与二叔家离得近,平时难免有些小摩擦,可你王三笋办商店的钱不是借了我几千还没还吗?我问到底什么事,我二叔那么急?王三笋说,真的,你二叔捡到的那个娃娃,也许比金娃娃还值钱。他是不是想收养一个孩子?不是孩子,我那天进货去了,好多人都看见他在地里捡到一个娃娃。听说贵重得很,你回来就知道了。
半边坡是个盛产奇迹的地方,由于偏远使得世人知之甚少,否则它会被外来者的皮鞋踢踏得尘土飞扬。我是骑马回来的。汽车开到镇上后,要么骑马,要么坐船。进半边坡的水路逆水上行,骑马要快得多。骑到半边坡后把缰绳缠在马鞍上,马自己走回去。牵马的人说我二叔捡了个乌人,价值连城。我问他乌人是什么东西,他说他也不知道,但别人都这么说。我暗想,二叔大概被谣言害苦了,要我回来给他辟谣。
走进半边坡,有个在菜园里割青菜的姑娘远远地看着我,我从她的面前经过,走了很远,她还那么看着我。她只转了半个身,而我却足足走了半个小时。姑娘垂至脚弯的镰刀睡着了一般。刚开始我还有些得意,以为是自己的英俊使她忘记了割菜。当我回过头看不见她时却又一下惊慌起来,她那么怜悯地看着我,是不是我家出了无法挽救的大事?我一下疲惫不堪,关节像生了锈的剪刀,连眼珠也快转不动了。
好在猜测的云团很快被事实的光辉拂去。二叔好好的,二娘也好好的。我的父母也活得好好的,顺便问了一句,其他亲戚也好好的。只要人是好好的,那就没什么可怕的。
二叔见到我并没有像见到救星那样激动,大概是因为有外人在场的缘故,在外人面前他得矜持一点。在场的有炼樟树油的严登才,劁猪匠刘昌明,爆米花的马有德,石匠石有孝,还有泥瓦匠哈卫健。另外两个人,是除了修地球以外什么也不会的关长生和钱贵周。
他们坐在屋子里,不时摇晃一下身体,就像要把一个大萝卜从地里拔起来。乌江对岸村寨的人叫我们“摇晃晃”。他们看见半边坡人,总是以好奇和同情的口气说,唉,一个摇晃晃。据说自古以来,半边坡人就是这种身材,腿短手长,走起路来左右摇晃。因为每个人都一样,所以从没觉得有什么不便,更不会承认这是一种病。在我们看来,这种事如果发生在少数人身上,那就是病,可我们的祖宗八代父老乡亲全都一样,只要不出半边坡,看到的人全都一样,这就不能算是一种病嘛。有一年,来了一个所谓的人口学家,他说半边坡人患上的是地方性遗传侏儒,是一种不治之症。大家一致认为他是在毁坏半边坡人的名声,毫不客气地把他赶走了。
我刚坐下,屋子里一片摇晃,我一看就知道他们有很多话要说。半边坡人是天生的修辞学家,双关语和歧义句运用得非常好,不熟悉他们修辞方法的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像我这种在半边坡长大又在外谋生的人,得格外小心,否则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他们并没有预设圈套,可一旦纠缠不休,和落入圈套没什么区别。在这方面严登才最让人讨厌。他炼出的樟树油运到镇上,运到县城,再运到广州,最后运到巴黎,是高级香水的生产原料。但有一次挖樟树根,突然断掉的树根弹起来,打在他胯下,使他下身严重受损。他当时不好意思去找医生,以为时间长了可以自己痊愈,哪知命根一点点腐烂,已经烂到根部了。他的步态很不雅观,走起来不是左右摇晃,而是鸭子一样夸张地摇摆。那时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一团苍蝇在他身边旋转,使他很像一个养蜂人。因没法穿长裤子,他只能穿在半边坡早就没人穿的长衫,很是独特。严登才有一次问我:“曹立,你好久高升呀?”我以为高升是升官,我刚进马戏团,很不愿回答这个问题,就说:“什么高升低升。”他发火了,说我骂他。他把“低”和“爹”联系起来,我说“低升”那就是“爹升”,当然就是骂他。他说的高升其实是指结婚,他问我什么时候结婚,是我们半边坡一种很文雅的说法。
我刚进屋,严登才便以不无嫉妒的腔调说:“抱金娃娃的人回来了。”
另外几个人的表情好像很憨厚,其实心知肚明,至少他们自己认为非常清楚我为什么回来。他们的谈话似乎和所谓的乌人无关,可实际上没有哪一句不是关乎于此。石有孝说,好多年前,齐占学的奶奶在茅屋后面屙尿,离她仅三尺远的土坎一下垮掉,土坎壁上嵌着一个坛子,里面有半坛白银。齐占学的奶奶忙一手提裤子一手把坛子抱进屋。可当天晚上她就死了,没灾没病,才三十岁,好端端地死在床上。我觉得这家伙像是在诅咒我二叔,一个人如果拥有自己不该有的东西,灾难就会降临到他头上。
严登才漫不经心地补叙石有孝的故事,他说:“齐占学的爷爷在大地主毕恩源家当长工那阵,他不信邪,掀掉茅草屋,用那半坛银子盖了三间瓦房,还买了一片坡地,他是狗吃牛屎图多,五十亩坡地才值一亩水田,哪知二十多年后划成分一律按面积算,他成了半边坡第二大地主,和毕恩源一起被押到河滩上枪毙。顺山丘和青冈坡那些地,以前就是齐占学家的。”马有德说:“难怪分地的时候齐占学别的地都不要,就要顺山丘,是为了纪念他爷爷吧?”几个人都点头认可。二叔半眯着的小眼睛闪着坚毅,点头的样子甚至比别人更加肯定,但我感觉他是在强调自己的命运不会像齐占学爷爷那样悲惨。哈卫健说他采泥的时候挖到过一个罐子,漂亮得很,像一个花瓶,瓶口倒扣在下,他没敢要,原封不动地连同罐子周围的泥土一起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埋了起来。严登才说这样做才对哩,里面装的是扫帚星,谁把它打开,谁的房子就要被火烧。这时二娘突然站起来,对我说:“曹立,赶了这么远的路,饿了吧?”
我的确饿了。二娘走进厨房,把锅碗瓢盆碰得叮当响,像是在生谁的气。我知道她这是在下逐客令,想把闲唠嗑的一屋子人赶走。他们立马知道了她的意思,但并不马上就走,得假装什么也不知道,再聊一阵才能告辞,这不仅是给她面子,也是给自己面子,到时候她会钻出来留他们吃饭:“吃了饭走啊,你们。”这与其说是虚伪,还不如说是一种仪式。
这些人刚离开,二叔就拉下脸责备我,说我没良心,没把他当二叔。我正想辩解,却发现他在眨眼睛。有个人影在窗口晃了下,我追出去,有一个人极快地跑到竹林后面去了。我明白二叔大声斥责我,是做给屋子外面的人听的。我刚进屋,听见一块石头砸在板壁上,声音很响,很有力,幸好没有砸在窗子上,否则就要飞进屋。我再次跑出去,一个人影也没看见。二叔见惯不惊地吸着烟。二娘从厨房出来,说强盗老二掷石头已经不是一次,昨天她去关鸡,有块石头打在鸡圈上,差点就把她给砸了。我问:“家里的狗呢?”二娘紧张地看了看窗子,说:“你是说滚子吧?那天我给它喂饭,弄了点油汤,它吃了才两口,咕咕地叫了几声,倒在地上就死了。鼻孔和嘴里都流血。”
坐在屋子里,老感觉背后空空荡荡。风吹得竹叶飒飒响,干枯的竹桠枝掉在瓦上,像在下雨。有时候窗子上,门上,也有滴答声,搞不清是风把竹桠枝吹到了上面呢,还是有人故意弄出来的。风声鹤唳之中,我能体会到二叔昨天打电话的时候为什么喘那么重的气。
和二叔看着电视,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二娘和半边坡所有的女人一样,特别喜欢唠叨。在她的唠叨声中,这几天她干了些什么,看见了什么,全都一清二楚。二叔听得很专心,没听清楚还要叫二娘重复一遍。她昨天去捞松球,看见一只狐狸从石有孝奶奶的坟后面跑出来,“你说她才死几天哪,坟上的泥巴都还没有干透,她咋就忍不住跑出来了呀。我说,石婆婆,你想家了?她没理我,一转身溜到坟后面,我悄悄走过去,什么也没有看见。我不应该问她,应该悄悄跟在她后面,看她是先去石有孝家呢,还是先去他大伯家。”二叔说,肯定是先去他大伯家,她生前和有孝的大伯娘合得来。正说着,突然一片漆黑,电视机的声音在黑暗里收缩,二叔粗浊的呼吸声则越来越重。二娘拍着巴掌破口大骂:“挨刀砍的,有胆量站到明处来!坏事做绝了不得好死,不会有好下场。”
我拉开门,发现别人家都明晃晃的,就问二叔:“这是怎么回事?”二叔气得说不出话来。二娘说:“这都是第三次了!太歹毒了,一到这时候就剪电线。”“有人剪电线?”我叫二娘把手电给我,我沿着进屋的线路检查过去,在竹林外面的第一根电杆上就发现了,被剪断的电线挂在玉米上。要是抓住这个可恶的家伙,我会打断他的鼻梁!户外电线是裸线,若是让人碰上不就没命了吗?配电房在田坝中间,我叫二叔和我一起去,我拉下电闸,刚刚还在咿里哇啦的黑瓦房一下就哑了,而且瞎了。二叔解气地说:“狗日的些,让你们也尝尝黑地瞎猫的滋味。”二叔守在配电房,我接好电线他再把电闸合上去。重新接好的电线拖在地上,我撑了三根竹竿把它支在空中。二娘一个人在家里害怕,借故帮我扛竹竿跟在我后面。我问她,二叔是不是真的有个价值连城的“乌人”?二娘模棱两可地唔了一声。我说,这个剪电线的家伙肯定是强盗,说不定他们是几个人一伙,一个剪电线,另外几个趁机偷东西。二娘吓得全身发抖,扛着竹竿沿地转了一圈,好像强盗就在她身后。她大声说:“哪有这事哇,都是别人在造谣。要是真的有,哪怕是个金包卵我也要把它拿去丢掉,藏在家里不是个祸害吗?你看连点个电灯都不平安。”她离我不到两米远,可就像怕我听不见似的,她几乎是扯着嗓子喊,这无疑是在向强盗放烟幕弹。
回到屋里,电灯亮得刺眼。通电后打开电视机,里面正在打仗。我本想叫二叔检查一下后门的门闩,有没有被撬过的痕迹。但我忍住了,我怕真有人藏在屋子里。这是一栋砖瓦房,式样和木房子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是把应该用木料装嵌的板壁换成了灰砖。一间堂屋,一间厢房,四间卧室。厨房设在厢房,用竹片夹灰打了个隔断,里面安灶,外面安放电视机和吃饭的桌子。最可疑的是四间卧室,它们在堂屋的两边。靠厢房这两间还好一些,另外两间必须经过堂屋才能到达。要去这两间卧室,对生活在这个家里的人来说也是一种探险。靠后屋檐那间是最让人心惊的,屋后是竹林,茂盛的竹子倾伏在瓦檐上,即使在白天,这间卧室也像在晚上一样黑。黑暗给处在黑暗中的人安全感,给处在明处的人则是无边的恐怖。
“我不想别人的东西,别人也不要想我的。”二叔说。他凝视着墙上的一颗钉子。钉子上挂着一根黑线。黑线上爬着一只金龟子。“狗日的,剪我的电线,不要以为我不知道,我知道是谁,我只是不愿说出来。我曹刚丘……”“强盗!”二娘叫了起来,因为过度兴奋,她打断了二叔的话,“国家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半边坡这么多强盗他们不来抓。曹刚丘你到底有没有什么乌人,有你把它拿出来,让那些强盗卖了买好棺材,都穷了一辈子了,还指望老了发大财吗?”那只金龟子突然飞起来,在二娘的脸上绕了一圈,不知道是叫她闭嘴,还是近一点好判断她的话是真是假。二娘挥了一下手,金龟子又回到黑线上。“命中只有三觞米,走遍天下不满升。”二娘笑了一下,既是在嘲笑别人也是在自嘲。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挖空心思地说着不着边际的话,似有所指,又像全是空话闲话。我没法像他们那样一唱一和,只好盯着他们的嘴唇,同样一句话,嘴唇的形状不同,意思有可能正好相反。这让我感到精疲力竭,大脑里全是他们的声音,这些声音全是泡泡,这个爆炸那个又挤进来。我以为等到夜深人静时,二叔会把那个贵重的乌人拿出来给我看。眼皮越来越重,为了看乌人,我必须像一位刻苦的举重运动员,一次又一次地把沉重的眼皮举上去。那个时刻到来时,我的耐心已经到达崩溃的边缘。二叔用下巴朝两边各撇了一下,好像是为了屏退左右,我这才发现二娘已经不见了。二叔大声说:“曹立,既然瞌睡来了就去睡吧。反正国家的人就要来了,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二叔带着我穿过堂屋,叫我住那间最黑的卧室。这间卧室只有自己家的人才能住。刚推开门,一股热气扑面而来,气浪中有股石灰味,还有霉味。我以为这下终于可以看见乌人了。我不能问,如果二叔要给我看,他自会给我看。换句话说,如果我和他配合得不默契,他是不会把乌人拿给我看的。我按部就班地脱衣服上床。二叔“啪”的一下关掉灯:“睡吧,今天累了,明天晚点起来。”我听见他关门,听见他走出去,心想,什么意思,不给我看了吗。
正迷糊着往梦境里走,突然发现床上有人,正在往被子里钻。顿时睡意全无。我很害怕,但同时觉得这人没有恶意,我的第一个念头,闪现出来的是那个割菜的姑娘。这个念头让我事后羞愧难当。钻进被窝的人是二叔。他打着手电,把被子顶了起来,让我趴在被窝中间和他说话。这个时候瞌睡被赶走,我不禁有些恼火。二叔嘴里有股难闻的气味,加上他身上的汗味,再加上被子长期没晒太阳积下来的馊味,综合起来,足以制造一枚毒气弹。我被熏得晕头转向,可二叔不仅不准我敞开被子,还特意把四周扎得紧紧的。
“曹立,你知道我叫你回来干什么吗?”为了让他长话短说,我尽量简洁。“不知道。”我说。“不知道?今天到家后发生的事你都看到了,你怎么会不知道?当然,具体的事你不知道,但形势你已经看出来了,太危险了。见财起意,现在半边坡的每一个人都起盗窃之意了。”我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我知道,要我干什么你说吧。”“你不要急嘛。这不仅是为了我,更主要的是为了你。现在最要紧的事,是你赶紧写一封信,叫国家的人来保护我们。没有国家的人来保护,我怕是要守不住了。这是我要你回来做的第一件事情。”
我快要被闷死,可二叔紧紧握住我的双手,求我忍下去,千万不要掀开被子。从他喉咙里出来的声音不是气流,而是一些生锈的铁片,没有一点弹性,听得人耳根发痒。我想问他,国家的人在哪里?我怎么向国家的人写信?我知道这是对牛弹琴,便决定什么也不说。“昨天我去乡政府,就是想亲自给国家的人打个电话,可所有的人都不告诉我他们的号码,我没有打就回来了。”这时我突然放了一个屁,悠扬婉转,像一盘老磁带结束时的音乐。我忍不住笑起来,二叔也跟着笑,但为了不笑出声来,他用手电照着我的脸,我相信一旦笑出声,他会一把捂住我的嘴。而他自己似乎并不觉得真的好笑,不过是陪我一起笑。我把头埋在床单上,把肚子都笑痛了。二叔说:“等国家的人把我们保护起来,你就可以哈哈大笑了。”这话有些别扭,二叔大概自己也明白,所以他接着说,“凭你,凭我,凭半边坡的任何一个人,这个东西都是保护不住的。你相信吗曹立,把半边坡所有的土地加起来,把森林加起来,把房屋加起来,再把人加起来,都没这个东西值钱。但不管值好多钱,最终都是你的。我嘛,和你二娘只要其中的十分之一就行了。你爸我当了一辈子乌龟,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从现在起,不,从我得到乌人那天起,就没人再看不起我,没人敢把我当乌龟。”
由于激动,二叔眼泪汪汪的,但声音并不大,语速也不快。“老天爷不让我生儿子,给了我一个比儿子更值钱的宝贝。以前人家说世间上的事情都是公平的,我还不相信,现在我信了。太公平了,真是太公平了。”意识到自己的声调上去了,他吃了一惊,立即降下来,“曹立你不要误会,虽然你不是我亲生的,但我早就把你当成亲生的了,尤其是这些年来,我不说你也知道,我对你怎样你应该心里有数。这些我就不说了,你今儿晚上好好想一想,信怎么写,最好是明天起床就写,把它早点寄出去。我现在除了相信国家,其他谁我都不相信。”
我觉得二叔的话滑稽得不是让人笑,而是让人感到悲哀,什么事他都相信国家,从不说国家的坏话,可也从没有哪个国家的人和他打过照面,或者有哪个国家的人会把他当作自己人。不过也许我是错的,因为我不知道国家的人在哪儿,但二叔觉得自己是清楚的,他坚信国家的人无处不在并且伸张正义。这其实是半边坡人共同的观点。他们经常说,土地是国家的,山林是国家的,道路是国家的,天空是国家的,连我们这些人,也是国家的。当他们争水争路的时候,最无赖也最有力的一句话是:“这是国家的,不是你个人的,你有份我也有份。”亏得他们有这样的观念,成为公正平等的依据。却又觉得既然是国家的,谁都可以拿。
二叔深深崇拜的国家却又不知道它在哪儿,所以惶恐不安。他说他不能把乌人给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是什么人,哪怕他是个当官的,他只能把它给国家的人,因为只有国家才出得起价。“你怎么知道它值那么多钱,要是值不了那么多钱呢?”我问。我的脖子和大腿出汗了,帐篷似的被窝里空气越来越烫,氧气越来越少,但我稍有打开被子的意图,二叔就会阻拦我。“我说它值多少钱就值多少钱,因为实际上根本无法用钱衡量,我把它交给国家,不是卖给他们,是交给他们,他们发给我一笔奖金就行了。”我说:“你让我看看,看见了我才相信。”二叔说:“当然可以给你看,不过这太危险了,现在连你二娘都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我拿回来那天她看到过……”他突然停下来,侧耳倾听,脸上的表情非常生动。我也听了听,可我什么也没听见。
二叔钻出被窝,悄无声息。我急忙掀开被子,黑夜里的空气太新鲜了,呛得我直咳嗽。我的咳嗽声大概让二叔觉得不合时宜,他没立即回来,等我完全平息下来,调匀呼吸,他才像蛇一样钻进来。
他没给我乌人,而是把电筒给我,叫我假装出去撒尿,看看外面有什么东西,必须把这些东西赶跑后才给我看。我不想出去,我说:“我不想撒尿。”其实我很想撒尿而且必须撒尿,可我有点害怕。
二叔说:“你不要怕,他们不敢咬你。”“是野兽?”“你看了就知道了。”我蹑手蹑脚地拉开后门,用手电到处乱晃,没什么呀。走到李树下,我把电筒含在嘴里撒尿,就在痛快淋漓的时候,我仰头看见树杈上有个黑影,像一只大獐子。这一惊非同小可,没撒完的尿也缩了回去。我忙后退两步,用手电晃它的眼睛。在夜里活动的动物怕光。确认它不会向我进攻,我悄悄捡了块石头,我这是用来防身,并不是要向它进攻,可它害怕了,跳下来就跑。这一跑反倒把我吓了一跳,这不是獐子,而是一个两条腿的人。我再仔细一看,玉米地里也有一个,装扮成野猪,我用手电射他,大声说:“是人是鬼?不说话我打石头了!”这家伙哗啦一下分开玉米棵子,跑了。我走到屋后,不管三七二十一,连朝竹林扔了几块石头,立即听见仓皇的脚步声。我围着屋子转了一圈,看见不对劲的影子就扔石头,有好几个像黑乎乎的石灰岩,我一扔石头就活了过来,竞相逃窜。
进屋后,我对二叔说,应该准备一支火枪,没有枪也应该有雷子。二叔没回答。我掀开被子,二叔不见了。我心里怦怦跳,担心二叔出什么事。可我不敢去找他,如果他藏了起来,我去找他反而会把事情弄糟的。我躺下去后,睡意顿消。没过多久,一条大蛇钻了上来,床垫窸窣作响。我没等二叔吩咐,先钻进被窝。“恐怕半边坡的人全都来了,看来他们真是不达目的不罢休。”我说。我揿亮手电,又一次目瞪口呆。钻进被窝的不是二叔而是二娘。我不仅惊讶,同时还羞愧难当不知所措。二娘虽然五十岁了,但因为没生过孩子,所以显得比同龄的女人年轻许多。她穿了件圆领的汗衫,我什么也没看见,但要看的话,什么都可以看见。我正手足无措,二娘却告诉我,她是来和我换床的,二叔在他们的卧室等我。天啦,我想得太多了。二娘说:“不要用手电,悄悄摸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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