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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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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通义》是我国著名史学家章学诚的代表作。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书自问世以来一直未曾有过令人满意而完整的定本。为了弥补这个缺憾，仓修良先生根据章氏著作此书的本意，在通行版本的基础上，对这部史学名著进行了重新整理和编定，对研究章氏学术思想，了解他的艰难的学术生涯，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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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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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文史通义》是中国传统史学的集大成之作。章学诚先生生前寥寥，著作由友人王宗炎代为编次，传世版本编次、篇数相差巨大。仓修良先生积三十年之力打捞章氏遗文，编成《文史通义新编新注》，较之目前流布的叶瑛本《文史通义》，多出了176篇，堪称章氏功臣。本书章节上共分为内篇五、外篇六，收入文章近三百篇，在充分吸收胡适、钱穆等先贤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详细考订了《文史通义》所收篇目的成书年代，为我们深入了解章学诚学术思想的演进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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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清代著名学者、思想家。他一生坎坷，却在学术文化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特别是在史学、方志学、校雠学等方面，提出一整套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真正做到了集古之大成，成一家之言。他在社会政治、哲学、文学、教育学、谱牒学等方面也提出过许多富有时代意义的独到见解。
仓修良(1933—2021)，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方志学家，江苏省泗阳县人。1958 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学院历史系，一直在杭州大学历史系任教。1998 年国务院决定四校合并，为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生前社会兼职有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名誉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地方志学会学术委员，浙江省地方志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宁波大学、温州大学兼职教授等。仓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史学史、历史文献学、方志学和谱牒学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著述宏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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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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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册
内篇一
易教上
易教中
易教下
书教上
书教中
书教下
诗教上
诗教下
礼教
经解上
经解中
经解下
内篇二
原道上
原道中
原道下
原学上
原学中
原学下
博约上
博约中
博约下
浙东学术
朱陆
书《朱陆》篇后
文德
文理
古文公式
古文十弊
内篇三
辨似
繁称
匡谬
质性
黠陋
俗嫌
针名
砭异
砭俗
内篇四
所见
言公上
言公中
言公下
说林
知难
释通
申郑
答客问上
答客问中
答客问下
横通
内篇五
史德
史释
史注
传记
习固
诗话
书坊刻诗话后
题《随园诗话》
妇学
《妇学》篇书后
内篇六
文集
答问
篇卷
天喻
师说
假年
博杂
同居
感遇
感赋
杂说
外篇一
立言有本
《述学》驳文
《淮南子洪保》辨
论文辨伪
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
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
论课蒙学文法
史学例议上
史学例议下
史篇别录例议
论修史籍考要略
史考释例
史考摘录
读《史通》
读《北史·儒林传》随札
驳孙何《碑解》
驳张符骧论文
评沈梅村古文
评周永清书其妇孙孺人事
墓铭辨例
通说为邱君题南乐官舍
家谱杂议
杂说上
杂说中
杂说下
下?册
外篇二
《三史同姓名录》序
《史姓韵编》序
《藉书园书目》叙
为谢司马撰《楚辞章句》序
《纪年经纬》序
代拟《续通典礼典目录》序
删订曾南丰《南齐书目录》序
《文学》叙例
《文格举隅》序
赵立斋《时文题式》引言
《四书释理》序
《刘忠介公年谱》叙
高邮沈氏家谱序
嘉善茜泾浦氏支谱序
陈东浦方伯诗序
《唐书纠谬》书后
《皇甫持正文集》书后
《李义山文集》书后
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
书《贯道堂文集》后
书孙渊如观察《原性》篇后
书郎通议墓志后
朱先生墓志书后
《说文字原》课本书后
《郑学斋记》书后
《韩诗编年笺注》书后
金君行状书后
跋《香泉读书记》
跋《江宁古刻今存录》
跋《屠怀三制义》
跋《邗上题襟集》
徐尚之古文跋
刘氏书楼题存我额记
吴澄野太史《历代诗钞》商语
清漳书院留别条训三十三篇
定武书院教诸生识字训约
外篇三
报黄大俞先生
报谢文学
论文上弇山尚书
与吴胥石简
答吴胥石书
又答吴胥石书
上晓徵学士书
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
上辛楣宫詹书
上慕堂光禄书
答邵二云
与邵二云论学
与邵二云
与邵二云论文
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
与邵二云论文书
与邵二云论学
与邵二云书
与邵二云书
与邵与桐书
答邵二云书
与史余村
与史余村论文
又与史余村
与史余村简
与史余村论学书
与汪龙庄书三月
与汪龙庄简
与胡雒君
与胡雒君论文
与胡雒君论校《胡穉威集》二简
与严冬友侍读
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
答沈枫墀论学
又答沈枫墀
与陈鉴亭论学
答陈鉴亭
报孙渊如书
与孙渊如书
与周永清论文
又与永清论文
答周永清辨论文法
答周筤谷论课蒙书癸卯
再答周筤谷论课蒙书癸卯
与乔迁安明府论初学课业三简
与林秀才
与刘宝七昆弟论家传书
答某友请碑志书
与冯秋山论修谱书
与周次列举人论刻先集
候国子司业朱春浦先生书
与阮学使论求遗书
上朱中堂世叔
上毕抚台书己酉十一月二十九日
上朱大司马书
又上朱大司马书
又上朱大司马书
上朱大司马论文
与朱少白论文
又与朱少白论文
又与朱少白
答朱少白书
又答朱少白书
又答朱少白书
又与朱少白书
与朱少白书
上梁相公书
与钱献之书
与族孙守一论史表
与族孙汝楠论学书丙戌
与史氏诸表侄论策对书
又与正甫论文
论文示贻选
答大儿贻选问
家书一
家书二
家书三
家书四
家书五
家书六
家书七
外篇四
方志立三书议
州县请立志科议
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
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
与甄秀才论《文选》义例书
驳《文选》义例书再答
修志十议呈天门胡明府
地志统部
方志辨体
与石首王明府论志例
报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
复崔荆州书
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和州志·志隅》自叙
《和州志·皇言纪》序例
《和州志·官师表》序例
《和州志·选举表》序例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上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中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下
《和州志·舆地图》序例
《和州志·田赋书》序例
《和州志·艺文书》序例
《和州志·政略》序例
《和州志·列传》总论
《和州志·阙访列传》序例
《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上
《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中
《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下
《和州志·文征》序例
外篇五
《永清县志·皇言纪》序例
《永清县志·恩泽纪》序例
《永清县志·职官表》序例
《永清县志·选举表》序例
《永清县志·士族表》序例
《永清县志·舆地图》序例
《永清县志·建置图》序例
《永清县志·水道图》序例
《永清县志·六书》例议
《永清县志·政略》序例
《永清县志·列传》序例
《永清县志·列女列传》序例
《永清县志·阙访列传》序例
《永清县志·前志列传》序例
《永清县志·文征》序例
《亳州志·人物表》例议上
《亳州志·人物表》例议中
《亳州志·人物表》例议下
《亳州志·掌故》例议上
《亳州志·掌故》例议中
《亳州志·掌故》例议下
外篇六
为毕制府撰《湖北通志》序
《湖北通志》凡例
《湖北通志·族望表》序例
《湖北通志·人物表》序例
《湖北通志·春秋人名》序例
《湖北通志·府县考》序例
《湖北通志·政略》序例
《湖北通志》序传
《湖北通志·前志》传序
《湖北掌故》序例
《湖北文征》序例
跋《湖北通志》检存稿
《天门县志·艺文考》序艺文论附
《天门县志·五行考》序
《天门县志·学校考》序
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
为毕秋帆制府撰《常德府志》序
为毕秋帆制府撰《荆州府志》序
为毕秋帆制府撰《石首县志》序
书《吴郡志》后
书《姑苏志》后
书《滦志》后
书《武功志》后
书《朝邑志》后
书《灵寿县志》后
《姑孰备考》书后
附录一
大梁本《文史通义》原序
伍崇曜《文史通义》跋
季真《文史通义》跋
王秉恩《文史通义》跋
王宗炎复书
附录二
《文史通义新编》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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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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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序
《文史通义》是我国著名史学家章学诚（1738—1801）的代表作，它和刘知幾的《史通》并称为我国封建时代史学理论的双璧。由于章氏晚年双目失明，未能亲手编定，故将其全部书稿委托萧山友人王宗炎代为编定。对于王氏的编排，章学诚本人意见如何已不得而知。但章氏次子华绂却是很不满意，因而他于道光十二年（1832）便在开封另行编印了《文史通义》。而嘉业堂主人刘承幹则在王氏编目基础上，加以搜罗增补，并于1922年刊行了《章氏遗书》，《文史通义》自然亦在其中，于是此书便出现了两种内容出入颇大的不同版本。为了便于区别起见，笔者把它们分别称为“大梁本”和“《章氏遗书》本”。后来社会上尽管流传了许多种版本，但都源出于这两种版本。两种版本的区别在于前者内篇分为五卷，计六十一篇，后者内篇分为六卷，计七十篇，两者相差九篇。而外篇的内容则全然不同，前者全为方志论文，后者则为“驳议序跋书说”，篇数相差则更大。根据笔者的研究，这两种版本都还反映不了章学诚著作本书的想法和意愿。同时这种局面实际上已经给学术研究者带来殊多不便，甚至造成混乱。比如引《礼教》篇，如果不注明“《章氏遗书》本”，到“大梁本”内篇中自然就查找不到，因为“大梁本”内篇未收这一篇。若引《方志立三书议》的内容，如果不注明出自“大梁本”外篇，到“《章氏遗书》本”外篇中当然也就查找不到。反之也是如此。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并尽可能恢复《文史通义》内容的原貌，笔者花了三十年时间进行研究，认为两种外篇都是《文史通义》的内容，所以在1993年出版的《文史通义新编》中，将两种流传的外篇，全部编入《新编》的外篇，并且还收入两种外篇都不曾有的八十余篇，其中就包括《上晓徵学士书》和《上慕堂光禄书》两文，这是章氏的两篇佚文。胡适、姚名达在作《章实斋先生年谱》时都未见过这两篇文章。特别是《上晓徵学士书》很重要，章氏在文中讲了“取古今载籍，自六艺以降讫于近代作者之林，为之商榷利病，讨论得失，拟为《文史通义》一书。分内外杂篇，成一家言”。这就是说，他的《文史通义》应为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组成。而章氏次子华绂在“大梁本”《文史通义》的序中也曾指出：“道光丙戌，长兄杼思，自南中寄出原草，并穀塍先生订定目录一卷。查阅所遗尚多，亦有与先人原编篇次互异者，自应更正，以复旧观……今勘定《文史通义》内篇五卷，外篇三卷，《校雠通义》三卷，先为付梓。尚有杂篇，及《湖北通志》检存稿并文集等若干卷，当俟校定，再为续刊。”这就表明，华绂当时是知道其父《文史通义》内容的编排次序的，其中还有杂篇，但当时不知何故未加收入。他也看到王宗炎所编定之目录，王氏所编篇目是将“驳议序跋书说”作为外篇，而将方志论文排除在《文史通义》内容之外，故序中说这个篇目“所遗尚多，亦有与先人原编篇次互异者”，所指大约正是这个。因为关于方志论文是《文史通义》内容的组成部分，章学诚在有些论著中不仅讲了，而且明确指出是该书的外篇，那么“驳议序跋书说”是否又都是杂篇呢？其实也并不如此，如章氏在《与邵二云论文书》中就曾讲到“《郎通议墓志书后》，则《通义》之外篇也”。正因如此，笔者在《文史通义新编》的《前言》中说：“为了保持新编本与习见的通行本之间的连贯，也便于读者的使用，这次就不再另行分设杂篇，而将这一问题留给有关专家再作研究了。”也就是说，仍将两种通行本的外篇全部编为外篇，因为要将“驳议序跋书说”之文区分出外篇和杂篇实在太难。区分的标准是什么呢？2003年在绍兴“章学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梁继红博士的《章学诚〈文史通义〉自刻本的发现及其研究价值》一文，曾谈及章氏自刻本的编排问题，本以为可以解决杂篇的范围问题，着实高兴了一阵子，但通过仔细研究后，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只能还是一个悬案。
长期以来，广大读者一直认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比较难读难懂，这自然就成了《新注》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为此，《新注》对每篇文章的主题思想或写作宗旨都作一简单说明，类似于解题或提要。如全书首篇《易教》上，开宗明义第一句便是“六经皆史也”，实际上把《易教》上、中、下三篇主题都点出来了。意思是说，六经都不过是史，而不要把它们视作玄而又玄的经，因为“古人未尝离事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既然如此，当然都是研究当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依据，谁能说不是史呢？不仅如此，他在《报孙渊如书》中更提出：“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耳。”对此，胡适在所著《章实斋先生年谱》中就曾指出：“我们必须先懂得‘盈天地间，一切著作皆史也’这一句总纲，然后可以懂得‘六经皆史也’这一子目。”这自然很有道理，一切著作都具有史的价值，六经自然也就不例外了。一般说来，讲《诗经》、《尚书》、《春秋》、《礼》是史书，都是容易理解的，惟独说《周易》也是史，似乎就很难理解了。正因如此，他就把这一篇作为解说对象。只要大家细心阅读就会发现，《易教》三篇的中心思想都在讲述这一问题，从悬象设教，治历明时，王者改制，直到易象通于“六艺”，一步一步地在分析论述，一层一层分析《易》为什么是史。只要抓住这一点，一切就迎刃而解。又如《原道》三篇，他在写出后不久，就遭到来自各方面的议论，也是当今认为比较难懂的篇目。这篇文章实际上是研究章学诚历史哲学的重要一篇，文中提出了“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的光辉命题，这表明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道不离器”，就是说所有事物的理或规律，都离不开客观事物而单独存在。这一命题，是反映了“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观点。文章系统论述了人类社会的“道”，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在人类社会产生之前，有关人类社会的各种“道”，诸如各种理论、司法制度等等，是根本不存在的。有了人类的活动，也就有了人类活动的各种“道”，人类社会越是发展，产生的各种“道”也就越多而越复杂，正如他所说从“三人居室”，到“一室所不能容”，而必须“部别班分”，“道”就很清楚地纷纷出现了。再向前发展，则“作君、作师、画野、分州、井田、封建、学校”等等也就都出现了。这样一来，有关人类社会的理法制度也就产生了。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道”也自然在起变化，典章制度、礼教风俗也在变化。章学诚就是通过这些通俗而形象的比喻，来议论道与器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他这“道不离器”的命题，在写此文之前六年而作的《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中已经提出，而在《原道》三篇里论述得更加系统而完整。可见他这一思想也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类似的情况，即一种思想或说法在书中两篇或多篇同时出现，为了便于读者的阅读或研究，在每篇说明中，一般都予以指出。当然，每篇说明长短不一，多的数百字，少的几十字，大多根据文章的难易程度而定。也有少数篇目，由于内容简单就不作说明，两篇内容基本相似的也就只写一篇。这就是《新注》的第一个内容，也是主要的内容。与此同时，则对每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尽量予以注明，这也是不少朋友早就提出的建议。因为这对于研究章氏学术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价值。就以他的方志理论而言，就是很明显地在不断发展和完善。
其次则是对书名、人名的注释，而疑难语词和典故就省略了。之所以要这样决定，是考虑到原书的篇幅已经很多，若是后两者也加注，则篇幅势必过大，况且这两部分内容只要有一部普通的辞书如《辞海》、《辞源》之类也就可以解决了。但是，书名、人名则不然，许多书在目录著作中也很难找到，而许多人名即使在许许多多的中国历代名人辞典中也难以找到。
我们先以书名来说，在《上晓徵学士书》中，提到上海《庄氏书目》，书目主人是元代人，但查找元明清以来公私书目均未见有著录，最后还是从私家笔记中得到解决。最早记载的是元代学者陶宗仪的《辍耕录》，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卷一《经籍会通》一引用陶氏《辍耕录》云：“庄蓼塘住松江府上海县青龙镇，尝为宋秘书小史。其家蓄书数万卷，且多手抄者，经史子集，山经地志，医卜方技，稗官小说，靡所不具。书目以甲乙分十门。……至正六年，朝廷开局，修宋、辽、金三史，诏求遗书。……江南藏书多者止三家，庄其一也。……其孙群玉，悉载入京，觊领恩泽。”这一记载，与章氏文中所云完全相符，因而我们可以推断《庄氏书目》正是庄蓼塘家私家藏书书目。章氏书中还有许多省称的书名也不太容易查找。平时少见的，甚至书名也未听到过的，再加上省称，查找起来就更加难了。如《山堂考索》省称《考索》，还比较耳熟，但《神农黄帝食禁》省称为《食禁》，《三洞琼纲》省称为《三洞》，《孝经援神契》省称为《援神》，《孝经钩命决》省称为《钩命》等等，尽管有些目录著作有著录，但由于省称，查找难度就相当大。更有甚者，书中援引前人著作篇目时随意性很大，于是出现了许多与原篇名完全不同的情况，如书中提到韩愈的《五原》、《禹问》诸篇，经查对《昌黎先生集》卷十一杂著，方才明白他是将《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五篇文章合称为《五原》，而将《对禹问》省称为《禹问》。这种情况即使有著作篇目索引，也是无法查找的。又他在《上辛楣宫詹书》中引用“韩退之《报张司业书》”，经查对《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应是指卷十四《重答张籍书》，所引文字亦有出入。诸如此类，若是不注清楚，明显会给读者带来诸多不便。
至于人物，问题可就更多了，章氏在许多文章中都批评前人行文很不规范，其实他自己亦是如此。古今名人大多使用字号，一般很少直呼其名，但是查找起来可就麻烦了。尽管有多种名人字号辞典，历史上不同朝代人物，会有十多个人在使用同样一个字或号，于是有时候很难分辨哪一位是你所要查找的人物。有许多并非有名人物，辞典也不收入，这就更难找了。还有许多则是用地名、官号来称呼人名，如万甬东、胡德清、徐昆山、潘济南等等。以官号名者如梁制军、周内翰、谢藩伯、徐学使、翁学士等等。影响比较大的自然容易识别，影响小的麻烦就大了，因为任何名人辞典都无从查找。特别是许多信函，这类称呼更多，甚至王十三、唐君、绍兴相公、金坛相公这类称呼都会出现。当然，我们也没有理由去责备章学诚，因为作为信件，收信人对这些称呼是一清二楚的。对于这些，我们只能尽力而为。我们为了查找“金坛相公”是何许人，于是在金坛籍人物中确定能够称“相公”的在当时只有于敏中，因为他以文章为清高宗乾隆所重用，曾被任为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四库”开馆又受命为正总裁，又充国史馆、“三通馆”总裁，当然可以称“相公”。为了确定此人戊戌年是否任过考官，鲍永军同志又专门替我查阅《清高宗实录》，发现戊戌年此人确实任正考官。这样章氏所云“金坛相公”必指此人。当然还有许多是后生小辈，本不知名，只有暂付阙如。上述种种，不仅名人辞典无法解决，即使动用正史也无济于事，因为这些人物中许多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所以注释中将人名列入范围，道理就在这里。也正因如此，所以在注释人名时，尽可能注出其生卒年、籍贯、字号和著作。有的人字号很多，也尽可能一一注出，著作也是如此。因为有些著作，书目中未必都能反映出来。
《文史通义》的内容十分庞杂，它既不像《史通》专门论史，也不像《文心雕龙》论文那么单一，正如作者自己所讲，“自六艺以降迄于近代作者之林”，都要讨论其利病得失，显然就不限于文史了。因此，要严格划分哪些是专门论文，哪些是专门论史，是比较困难的。需要指出的是，这部书写作时间跨度是相当长的。一般讲是从他三十五岁那年开始，实际上在二十六七岁时与甄秀才论方志编修的几封信已经开始了。从严格意义来讲，直至他去世全书撰写计划也未能完成，《浙东学术》乃是其去世前一年口授而成，早有计划的《圆通》篇却一直未见完成。因此，在阅读时应当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书中的每一篇文章，因为早期所写的文章与成年和晚年时所写的文章在论点上和观点上都会起着很大的变化，任何一位学者无不如此。千万不要把书中作者自己早已否定和抛弃了的观点和论述再拿出作为经典来宣传，这样做既是不道德的，也是无知和不负责任的表现。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80年代全国修志工作开始以后，有人竟根据章氏《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中有“史体纵看，志体横看”两句话，编造出方志特点是“横排竖写”，并且说是章学诚所讲而广为宣传。这封信是章氏青年时代所写，当时读书不多，说了错话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当他写《方志立三书议》时，就已经提出“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而在《湖北通志·凡例》的第一条又说：“今仿史裁而为《通志》。”可见章氏晚年已将方志与正史完全等同看待了，把早年那个错误说法已全部否定和抛弃了。我们今天再将它拾来加以编造后进行宣传，自然是很不应当的，很不道德的！记得当年笔者在发现这一错误做法后，曾在《对当前方志学界若干问题的看法》（载《中国地方志》1994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过严肃的批评，竟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个错误说法，如今在方志学界不仅已经广为流传，成为编修新方志的“指导理论”，而且还堂而皇之地写入许多新修方志的凡例之中，这就使笔者想到以前有人说过，“谎言重复千次，就会变成真理”。方志学界这一怪事，似乎正足以作为这句话的例证。笔者所以要这样写，希望这种怪事在方志学界今后不要再发生！
笔者一直认为，校注工作是一项相当复杂的工作，因为它涉及的知识面太广，要想做得很完善是很不容易的。在这次注释过程中，得到了师友们的支持和帮助，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特别是鲍永军同志，为笔者查对、寻找了数十条资料，浙江古籍出版社责任编辑江兴祐先生，在编辑出版此书中付出了辛勤劳动。对于他们的深情厚意，一并在此表示感谢和敬意。限于个人的水平，校注当中不当之处，实所难免，热忱地欢迎学术界同仁和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章实斋先生故里道墟镇人民政府怀着对这位乡贤的崇敬心情，对该书出版还给以资助，并在镇上为其立了半身铜像，旨在弘扬章氏对祖国传统文化所作出的贡献。他们这种精神非常可贵。作为章氏学说的研究者，笔者不得不在此多说几句，以记述这种可贵的精神，使之与章氏的代表作一道传之于世。
仓修良
2002 年中秋节成于浙大独乐斋
2005 年元旦修订于浙大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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