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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张炜二十多年来沉浸于古诗学的结晶。择取王维、韩愈、白居易、杜牧和李商隐唐代五位重要诗人，从历史、哲学、诗学、美学、文学史和写作学的角度，深入诗人不同的精神与艺术世界，打通古今，完成了现代时空下的一次深入综合的观照。所论充满独见，具有创造性和洞悉力。比如在《王维二十五讲》中，作家张炜着眼于大文学史观，提出了“大尺度”和“小尺度”的诗学命题，对已有的文学史论构成一定反拨。《韩愈二十三讲》是对生命奇迹的赞叹，可以视为一篇激情四射的美章。该篇揭去了贴在韩愈身上的诸多传统标签，还原其清新生动的面目。
如果说对韩愈是敬惜与深爱，对王维和白居易是清澈的辨析与洞察，对晚唐小“李杜”是喜赏与推重，对李商隐的无题诗则是尤其喜爱。本书中，每一位诗人都得到了复活，他们生气勃勃地走到读者面前，再次展现了作家张炜独特的思想与艺术见解，以及精彩语言所折射出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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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张炜，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栖霞市人。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
著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外省书》《你在高原》等20余部；诗学专著多部；诗歌作品《不践约书》《铁与绸》等。作品获 “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茅盾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出版《张炜文集》50卷。作品译为英、日、法、韩、德、俄、西班牙、瑞典、意大利、越南等数十种文字。
近作《独药师》《我的原野盛宴》《寻找鱼王》《艾约堡秘史》等书获多种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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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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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儒释道
中国士人对儒释道往往兼收并蓄，而且多数得到助益。三者皆在中国文人的现实生存与文学写作中打上了深刻印记，只是因时因地而变化浓淡，各有功用。它们往往以不同的面目出现，但究其实质无非是三者混合，或者是某几项的折中。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无法消除的现象，是生命存留之方，少有例外，更是中国人实际生活和精神道路的体现。它们作用于文学艺术创造则各有不同，利弊互现，对于生命力的消长，不同情状之下将起到不同的作用。
就儒释道的影响来看，无论是庙堂还是民间，儒家最为深入人心，影响最大。它强烈的入世精神、民本主义、对人之怜惜，都是建立在爱与仁的基点之上。我们平常所说的儒家面目，往往单一模糊，刻板固定，是一种相当概念化的思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分明，呈现一种固化状态。实际上真正的儒家是由孔子和孟子等共同完成的。儒学思想的核心是“仁”，即“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具有浓郁的人文主义色彩。虽然它不同于现代个人主义、个性自由等定义，但在当时已经是极其接近的学说了。孟子继承发展孔子的“仁”，并做出进一步厘清：“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非常现实化、社会化，有力地补充了“仁者爱人”的具体内容。还有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观点，此说尤其重要，是儒学思想通向现代的最有力最深刻的一次精神与思想的远航，真理作为最终目标，它的边界，得到了肯定，标划出求真求道至高的、不可撼动的地位。所以，孔子和孟子的这些论说，应该视为真伪儒学的分界线。
纵观历史，真儒强大的爱人热情、追求真理的勇气，是无可比拟的。那种超越当年所有学问的现代品质，至今还在感动我们。这一切综合的思想高度与道德力量，以及它所蕴含的无可比拟的理性主义，打动了一代又一代探索求真的知识分子。我们要辨析儒学之真伪，真儒乃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动力，其代表人物孔子与孟子的言行，给人的力量是何等巨大。古往今来仁人志士追求的无畏的“浩然之气”，“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强烈的牺牲精神，是生命力的发挥和张扬，是冲击客观世界的锋利的思想触角，是人类尊严与自由的共同价值所在。但是，经过封建专制统治阶层改造和歪曲的儒家则当作别论，它将极大地束缚人性自由，将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化思想强行塞入“儒学”。这种“伪儒”无论对艺术还是社会人生，皆有极大的负面作用。封建士大夫文人中那些真正的入世者，其心中的“真儒”与“伪儒”界垒分明，水火不容。有时候他们身处庙堂，貌似有一些经过改造和妥协的说辞，但这仅是策略而已，一些最杰出者的实际行为、还有他们的诗文，仍然燃烧着寻求真理的不竭的激情。就文学而言，没有比“真儒”更能给予攀峰登巅的强大精神助力了。
佛教更多的意义上是一种深刻的人生智慧，用来应对、思辨和解脱生之痛苦。人生必须面临诸多纠缠不清的复杂而沉重的问题，那些堆积如山的困厄与烦恼，有时候需要运用智慧进行深刻的梳理与排解。而在这种时候，灵魂需要升跃到很高的维度上辨析和思考，并且需要不断地切换视角。佛教具备这样的功能，这种智慧最依赖的还是人的升华力、感悟力。这种力量愈高愈大，人生便愈能得益，其思想艺术便表现出一种非凡的超越姿态。但就一般意义来讲，佛学仍然与艺术家极力入世、追求真理的执著大有不同。许多时候它是以消极和迁就的方式出现的，力避人生与社会的冲击，所以许多时候佛家思想还是大多为权力者所容忍，并加以利用。在这种深不见底的思辨与极其放纵的想象力面前，一般的个体是无力进入的。佛学就像经过封建统治者改造的“真儒”一样，日渐变成一种肤浅而概念的思想，被导入众生和现实之中。作为一个人、一个艺术家，混淆和屈服，混沌和漠然，都是非常可怕的。
就文学艺术来讲，艺术家常常只有“偏执”、有钻牛角尖之顽固、有某种悲剧性格，才具有深刻的生命之美。而一般意义的表面化肤浅化的佛教普及与人生引导，虽然不能说完全消解了诗性艺术，在多数情形下只能是无益的。当它作为一种风格、一种极致化的美学格调时，才会焕发出一些审美魅力。这种美在民族性、地域性的结合中，会表现得极其特殊和鲜明，比如日本岛国的艺术，像俳句，还有一些诗、散文、小说和其他艺术形式，生出一种清美，而这种清美大致也可以说是受益于佛学。
诗人王维深受母亲和大照禅师等人的佛学影响，但我们并不能认为其思想艺术是对佛教简单化、概念化的引用。他的家学传统和知识渊源无比丰厚，完全可以有深入而高阔的领悟，将佛学智慧与个人的生命经验加以融合，使精神发生飞跃。可是其深刻的贯彻性并非时刻如此，这又会与激烈的政争、混乱的社会局面，以及回避和退让的人生策略加以结合。这个时候妥协的不仅是儒家思想部分，还有佛学部分。在这种状态下，佛学之于诗人就不是一种助益作用，而是一种消解生命力和探究力的不良因素。它的负作用当然是有后果的，最终的情形，还需要进行极其细致的诗学、写作学以及思想方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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