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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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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昕作为乾嘉学派大师，学问广博，精于考订，其《廿二史考异》是乾嘉考据史学的巅峰之作。《考异》全书自《史记》《汉书》，迄《金史》《元史》，即从二十四史中除去《旧五代史》《明史》，又将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志从《后汉书》分出，别立为《续汉书》二卷，所以总目实际列出二十三史。《考异》依正史原书卷次为纲，先列出子题，子题下再引所考原文作条目，钱氏对条目的考证一般以按语形式出现。他从文字、音韵、训诂入手，对史籍讹误之处以及历代典章制度、地理沿革等进行了精细的考订。本次整理，采用简体横排的形式，条目所列正史原文用黑体加以区分，并收录钱氏所著《三史拾遗》五卷、《诸史拾遗》五卷，以成其完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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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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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和，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整理有《嘉定王鸣盛全集》《扬州画舫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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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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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卷一 史记一
卷二 史记二
卷三 史记三
卷四 史记四
卷五 史记五
卷六 汉书一
卷七 汉书二
卷八 汉书三
卷九 汉书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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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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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廿二史考异》一百卷，清钱大昕撰。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征，号辛楣，又号竹汀，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历官少詹事、广东学政。乾隆四十年（1775）丁忧后不复出仕，专心著述。先后担任南京钟山书院、松江娄东书院、苏州紫阳书院院长。居苏州尤久，年七十七卒。《廿二史考异》（以下简称《考异》）全书自《史记》、《汉书》，迄《金史》、《元史》，即从二十四史中除去《旧五代史》、《明史》，又将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志，从《后汉书》分出，别立为《续汉书》二卷，所以总目实际列出二十三史。钱大昕从青年时代就好读乙部之书，通籍以后，尤其专注于史籍的研讨，偶有所得，写于别纸，岁有增益，卷帙滋多。从乾隆三十二年（1767）开始编次，至四十七年（1782）成书百卷。嘉庆二年（1797）全书刊定。“清代之经学与史学俱为考据之学”。钱氏的《考异》是史学考据学中的代表性著作之一。钱氏为什么要著这样一部书呢？他在自序中说：“廿二家之书，文字烦多，义例纷纠，舆地则今昔异名，侨置殊所；职官则沿革迭代，冗要逐时。”如果再加上“氏族则谱谍失诬，世次多舛”，钱氏尤其着力于这三者：“欲其条理贯串，了如指掌。”这样才能实现他著书的宗旨：“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匪为龁前人，实以开导后学。”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清代的考据学实在是为史学奠定坚实可靠基础的工作。是书是把《通鉴考异》的体例加以引深开掘，发扬光大，这应当认为是史学自身发展的必经阶段。近人陈寅恪称钱大昕“信为清代史学家第一人也”（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这也是从清代史学即为考据学出发的。由于钱大昕，“清朝的史学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史学”（［日］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清朝史通论》）。
钱大昕《考异》之作与其通儒之学是一脉相通的。江藩称“先生学究天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钱仪吉《碑传集·钱詹事大昕记》）。袁枚在钱大昕亲笔信札的一段跋语中说：“辛楣少詹精于考据，尤长于史学源流，金石碑版，又能兼诗古文词。此程鱼门所以推为当今第一，洵为不诬也。”钱大昕一生著述，经、史、子、集，四部兼具，不愧阮元“罔罗百氏，学为儒宗”（阮元《三统术衍序》）之誉。乾嘉及后世学者亦多尊其为“通儒”。“在中国学术史上，通儒的地位往往在专家之上。‘通儒’自然是一种理想的境界，不是人人都能企及的。但每一时代总有少数人被推尊为通儒”（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钱穆与新儒家》）。钱大昕的《考异》正是通儒之学由博返约的代表之作，在在显示其厚积薄发，游刃有余，触类旁通的大家气象，而居于时代的顶峰。
《考异》依正史原书卷次为纲，先列出子题，子题下再引所考原文作条目。钱大昕对条目的考证一般以按语形式出现。对所考条目类别，大致可分为：义例、史法、史实、职官、地理、氏族、金石、小学、校勘、避讳、年号、谥法、天文、历日、点烦、疏漏、互见、补叙、议论等。以下择要叙述。
清代考据家治学的重要方法之一是归纳义例，寻求事物内在的联系，上升为规律性的认识。“好学深思之士当寻其义例所在”（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说文连上篆字为句》）。例如钱大昕在古音学方面提出著名的“古无轻唇音”说、“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说，至今依然有指示性的意义。在《考异》中，他也触处有所发明。如本书卷二十五《南齐书·高逸传》“道士与道人战儒墨，道人与道士辩是非”条，钱按：“六朝呼僧为道人。”接着他举《宋书·后废帝纪》：“晚至新安寺，就昙度道人饮酒”，及以下《庐陵王义真传》等十余条为例，最后总结道：“是‘道人’即沙门别称，不通于羽士。此《传》云‘道士与道人战儒墨’，而《南史·陶贞白传》亦云‘道人、道士并在门中，道人左、道士右’。则‘道人’与‘道士’之别较然矣。”钱氏既明此例，并运用于校勘。如《考异》卷二二《晋书·吕纂载记》“道士句摩罗耆婆”条，钱氏指出：“六朝人称僧为‘道人’，此‘道士’当为‘道人’之讹。”又如《考异》卷一二《后汉书·方术传下》“而逢长房为府君”条、《考异》卷二〇《晋书·礼志上》“于是追祭征西将军、豫章府君、颍川府君、京兆府君”条，钱氏指出，汉人称郡守曰府君。魏晋县令、相国掾、处士皆冒府君之称。自后士大夫叙述先世，遂以府君为通称。这对后人正确阅读古籍，深入理解文义，有很大的帮助。
史家当明史例、史法。若自乱其例法，自不免芜杂之讥。《考异》显示出钱大昕高深的史学修养。他对例法的揭橥，宜为后世修史者所深戒。《考异》卷五三《唐书·刘知幾传》“刘子玄，名知幾，以玄宗讳嫌，故以字行”条，钱按：“列传名字之下，例书某州县人；其无考者，亦于传首言之。”接举卫伯玉数人传首言“史失其何所人”，或“亡乡里世系”之例。但刘知幾、元结、韩全义以下十数人，传首未书某州县人。《元结传》有《自释》一篇，《刘知幾传》有《家史》一篇，叙述族望乡里都很详备，传首不书可以。若韩全义以下诸人“乡里既无可考，当依卫伯玉诸传之例，方合史法”。
又如《考异》卷三五《南史·宋本纪上》“永初三年（422），进江州刺史王弘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条，钱按：“本纪书除免者，唯三公、尚书令、仆射、仪同三司，其余皆不书。此王弘以仪同三司，故特书。”但永初元年（420）左光禄大夫孔季恭，元嘉十六年（439）特进左光禄大夫王敬宏，大明七年（463）骠骑大将军柳元景，皆加仪同三司，钱氏设问：“纪何以不书？此史例之可议者也。”史例、史法是修撰史书的规范，是前人经验的总结，遵守与否有高下、精粗之分。钱氏生当考据学极盛的乾嘉之世，对此尤其重视。
史家取材须谨严，不可以附会之说入史，这关系到史事真实性的问题。《考异》卷五六《唐书·方技传》：“张憬藏。裴光庭当国，憬藏以纸大署‘台’字投之。光庭曰：‘吾既台司矣，尚何事？’后三日，贬台州刺史。”钱按：“光庭以开元十七年（729）六月入相，二十一年（733）三月薨，初无贬斥之事。”并指出，这个故事出自《刘宾客嘉话录》，李绰《尚书故实》亦有类似记载。然两书所称实为张嘉贞，《新唐书》以裴光庭当之，是很大的错误。又考证，张嘉贞由中书令罢为幽州刺史，其后虽贬台州，去作相之日已很久。钱氏总结说：“小说家附会之说，不尽足信。”
史事的真实性还表现在叙事之间要有照应，不可自相矛盾。《考异》卷五五《唐书·刘知谦传》：“天佑初，始诏隐权节度留后，乃遣使者入朝，重赂朱全忠以自固。是岁，卢光稠死，子延昌自称刺史，为其下所杀，更推李图（《五代史》作李彦图）总州事。”以上述刘隐事。钱按：“《五代史·南汉世家》，徐彦若卒，军中推隐为留后，据《昭宗纪》在天复元年（901）。天佑二年（905），拜隐节度使。此传云天佑初，诏权节度留后者，误也。《昭宗纪》天佑元年（904），虔州刺史卢光稠卒，衙将李图自称知州事，与此传云天佑初者相合。然却非刘隐权留后之岁，亦为矛盾。”钱又考《五代史·卢光稠传》，其卒在梁开平五年（911）。谭全播立其子延昌事之，延昌见杀，其将黎求自立，求死而李彦图始立。则《唐史》纪、传所书，皆不足据。钱谓：“二史皆出于欧阳永叔，而自相剌谬如此！”欧阳修一代文宗，前后有失检照如此，此亦见修史良非易事。
《考异》“于天文、舆地、官制、氏族数大端，说之尤极精核”（阮元《三统术衍序》）。钱大昕有关舆地知识的考证，在《考异》全书中所占分量当属最多，涉及这一门类的许多方面，视其为一部历史地理名著亦不为过。《考异》卷十九《晋书·地理志上》“明帝以郗鉴为刺史，寄居广陵，置濮阳、济阴、高平、泰山等郡，后改为南兖州”条，钱按：“晋南渡后侨置徐、兖、青诸州，俱不加‘南’字。”直至刘宋永初受禅以后，始诏除“北”加“南”。沈约《宋书·州郡志》谓晋成帝立南兖州，寄治京口；时又立南青州及并州，这是据后来之名追称，不是当时有南兖、南青之名。《晋书·地理志》谓成帝后改南兖州，则自郗鉴以后领兖州刺史，纪、传一一可以查考，哪里有称南兖的？钱氏感慨道：“盖唐初史臣误认宋代追称为晋时本号，著之正史，沿讹者千有余年，至予始觉其谬，愿读史者共审之！”
钱大昕在《考异》序中说：“职官则沿革迭代，冗要逐时。欲其条理贯串，了如指掌，良非易事。”他指出唐代史臣尚弄不清晋代官制，遑论其余。如《考异》卷二一《晋书·王览传》“以览为宗正卿”条，钱按：汉以太常、光禄勋、卫尉、宗正、廷尉、太仆、大鸿胪、大司农、少府为九卿，而官名无“卿”字。魏、晋、宋、齐并因汉制。梁武帝增置十二卿，始于官名下系以“卿”字。今考晋史诸传间有称某卿者，如《王览传》“以览为宗正卿”，《何遵传》“迁太仆卿”，《卫瓘传》“转廷尉卿”，《司马允之传》“追赠太常卿”，《山涛传》“除太常卿”，《何攀传》“廷尉卿诸葛冲”，《挚虞传》“父模，魏太仆卿。虞为卫尉卿、太常卿”，《周浚传》“父斐，少府卿”，《卞敦传》“父俊，历位廷尉卿”，《谢安传》“父裒，太常卿”，《孙绰传》“转廷尉卿”，皆唐初史臣不谙官制，随意增加，非当时本称。
历史人物的谱系、氏族，既是史学的大端，而又极其纷纭复杂。史书有地理志、职官志专篇，“唯氏族略而不讲”（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二十四史同姓名录序》）。尽管班固有《古今人表》、欧阳修有《宰相世系表》，或散而无纪，或偏而不全。钱氏有志撰写一部贯串全史的专门之作，但终因衰病而未能如愿。然钱氏《疑年录》之作实为开创性工作，后之踵继者不绝。《考异》中对人物世系、爵里、年齿有大量考证。《考异》卷一〇《后汉书·光武帝纪上》“高祖九世之孙也”条，钱按：“纪、传所述世数，多不一例。此纪光武为高祖九世孙，自高祖至光武九世，实八世孙也。”世系差别即始封计算在内，或不在内，应该统一。钱氏主张依《刘永传》例，始封不计算在内。
《考异》卷九一《元史·宗室世系表》“镇南王帖木儿不花、威顺平王宽彻普化、宣让王帖木儿不花”条，钱按：“此三人，《表》系于镇南王老章下，似皆老章之子。今据列传，则宽彻普化、帖木儿不花皆脱欢之子，与老章为昆弟。传又云，脱欢薨，子老章袭。老章薨，弟脱不花袭。（《表》所称镇南王帖木儿不花，即此。）脱不花薨，子孛罗不花幼，帖木儿不花乃嗣为镇南王。是此三人为老章之弟，承袭先后，次序井然。”陶宗仪《辍耕录》失载老章，但亦以帖木儿不花三人为脱欢之子。
清代学者能纯熟运用校勘的方法发现和改正史籍的讹误。阮元称钱大昕“于正史杂史无不讨寻，订千年未正之讹”（阮元《十驾斋养新录序》）。这说明他在史籍的校勘方面有过人之处。当时学者“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钱氏校勘学的鲜明特点，即利用多方面的知识进行校勘，这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境界。他出一校例，往往不是从一方面就下断语，而是能反复论证，使题无剩义。如《考异》卷十二《后汉书·郭太传》“初，太始至南州，过袁奉高，不宿而去；从叔度，累日不去。或以问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滥，虽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顷之陂，澄之不清，挠之不浊，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闻天下”条，钱校云：“予初读此传，至此数行，疑其词句不伦。蔚宗避其父名，篇中前后，皆称‘林宗’，即它传亦然。此独书其名，一疑也；且其事已载《黄宪传》，不当重出，二疑也；叔度书字而不书姓，三疑也；前云‘于是名震京师’，此又云‘以是名闻天下’，词意重沓，四疑也。后得闽中旧本，乃知此七十四字，本章怀注引《谢承书》之文，叔度不书姓者，蒙上‘入汝南则交黄叔度’而言也。今本皆儳入正文，惟闽本不失其旧。”他从避讳、重出、行文通例和词意重沓等四个方面提出疑问，都是很精当的。最后又得旧本对校，乃成定论。时人称其“凡所校考，令人涣然冰释”。
避讳为中国特有之文化现象，乾嘉学者中，钱大昕《考异》以避讳知识解释疑难者尤多。如《考异》卷八三《辽史·道宗纪》“寿隆元年”条，钱按：“洪遵《泉志》载寿昌元宝钱，引李季兴《东北诸蕃枢要》云：‘契丹主天祐，年号寿昌。’又引《北辽通书》云：‘天祚即位，寿昌七年（1101）改元乾统。’”钱氏家藏《易州兴国寺碑》、《安德州灵岩寺碑》、《兴中府玉石观音像唱和诗碑》，都是寿昌中刻。《东都事略》附录：“绍圣三年改元寿昌。”（今刊本作“昌寿”，误。）《文献通考》：“洪基在位四十七年，其纪元自咸雍改太康，又改大安，皆尽十年，然后为寿昌，至七年终。”以上二书均宋人所撰，也称寿昌，没有说寿隆的，可证寿隆乃寿昌之讹。辽人避讳是很严格的，如光禄改为崇禄，避太宗讳；女真改为女直，避兴宗讳。天祚名延禧，于是追改重熙年号为重和，对嫌名犹必回避如此，道宗为圣宗之孙，断无取圣宗讳纪元的道理。《辽史》的这一错误，不可不改正。
钱大昕于古九章算术，迄当代中西历法，无不了如指掌，其是非疑似，人不能明断当否者，皆确有定见，所以他能以历法知识正误。如《考异》卷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庚申，共和元年”条说：“史公以汉武太初元年（前104），岁在焉逢摄提格。据此上推，共和之元，不值庚申。且汉人言太岁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不皆依六十之序，故史公作表，有年岁而无干支。此《表》‘庚申’、‘甲子’、‘甲戌’之类，盖徐广注，非《史记》本文。”
钱大昕称戴震“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亦不过骋其辩以排击前贤”（钱大昕《潜研堂文集·戴先生震传》）。其实这也是夫子自道。钱氏小学亦称大家，运用文字、音韵、训诂知识纠讹正谬，随处可见。《考异》卷八一《宋史·儒林传》“崔偓佺。臣闻刀用为角，（音榷。）两点为，（音鹿。）一撇一点，俱不成字”。钱氏指出，“角”古音禄，《诗》，麟之“角”，与“族”叶；谁谓雀无“角”，与“屋”、“狱”叶。《广韵》：“龣，东方音。”即角徵之“角”也。后世转读如觉，唯《汉书》“角里”字，犹存古音，而俗人妄造加撇加点，或加两点，皆可笑之甚。由此可见，崔偓佺不过是一俗生，一时妄对。但史家不加辩证，而载入本传，益显鄙陋。钱氏斥之谓“自古未有不识字而通经者，即此一事，不当滥入《儒林》”。
钱大昕在金石学领域也堪称“古今金石学之冠”（王鸣盛《潜研堂金石跋尾序》）。他说：“金石之学与经史相表里。欧（阳修）、赵（明诚）、洪（适）诸家涉猎正史，是正尤多。”（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关中金石记序》）钱大昕把金石与考史相结合，较前辈诸家创获更多。《考异》卷八〇《宋史·曾三复传》“乾道六年（1170）进士”条，钱按：“三复之子宏父刻《凤墅法帖》，其跋云：‘梁文靖（克家）绍兴庚辰（1160）冠多士，乾道壬辰（1172）入相。南渡百年，以大魁秉钧，方见文靖。先君少师乃是年擢第，与留忠宣（正）俱为同年。’”详其文义，谓三复也是绍兴庚辰（1160）进士，与梁、留为同年。林大中也是绍兴三十年，即庚辰进士，所以与三复帖自称“年末”。《宋史·留正传》说“绍兴十三年进士”，实“三十”字颠倒。此传作乾道六年（1170），尤其错误。推其原本，可能是误读《凤墅帖》，谓三复以乾道壬辰（1172）擢第，壬辰本乾道八年，又讹“八”为“六”。宋时进士，三年一举，常以辰、戌、丑、未年，乾道六年庚寅（1170），不是科举之年。钱氏以法帖纠正了《宋史》曾三复本传的错误。
钱大昕以考据史家著称，然每有求全之责，说其不言义理。细绎《考异》全书，首先是体例要求，不为枝蔓之说；但亦时有精彩之论。《考异》卷十八《穆帝纪》“（永和）七年（351）八月，冉闵豫州牧张遇以许昌来降”条，钱氏指出：此时洛阳也入于晋。洛阳是晋的故都，以史法衡量，其得与失都应当大书于本纪。但《晋史》于永和七年（351）、太元九年（384）收复洛阳都略而不书，是轻重俱不得法。钱氏又详考洛阳旋失旋复，至刘宋受禅，犹在晋域。在事关国祚与正统的大节上，钱大昕发为高论：“东晋君臣虽偏安江左，犹能卓然自立，不与刘、石通使。旧京虽失，旋亦收复，视南宋之称臣称侄，恬不为耻者，相去霄壤矣，讵可以清谈轻之哉！”
《考异》是一部宏伟的著作，以上絮絮叨叨都是抛砖引玉之词，相信读者自能品评其博大精深的内涵，领会乾嘉史学的真蕴。
陈文和
于扬州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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