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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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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对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社会公德建设的某些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与探讨，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努力构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社会公德建设的良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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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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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公德建设为研究对象，把社会公德建设放置在城镇化的宏观社会背景下进行研究，深入揭示了城镇化与社会公德建设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为提出城镇化进程中加强社会公德建设这一课题寻找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分析了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社会公德领域的突出问题及其主要原因，指出城镇化是我国推进社会公德建设的良好契机，要善于把握有利时机，积极应对挑战，努力提升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梳理了发达国家城镇化进程中社会公德建设的主要经验，挖掘其可供我国借鉴的有利资源；最后，明确社会公德建设的主要着力点，探索社会公德建设的基本路径，努力构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社会公德建设的良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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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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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梅兰，1981年11月生，福建泉州人。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法学博士，福建技术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学术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道德与思想政治教育。共发表论文16篇，其中CSSCI期刊1篇，北大核心期刊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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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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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绪论
第一章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加强社会公德建设的基本依据
第一节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加强社会公德建设的理论依据
第二节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加强社会公德建设的现实依据
第三节新时代加强社会公德建设的战略意义
第二章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社会公德失范问题及其原因
第一节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社会公德失范表现
第二节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社会公德建设的现实困境
第三节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社会公德失范的思想根源
第四节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社会公德失范的社会根源
第三章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社会公德建设的国外经验借鉴
第一节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公德建设经验
第二节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公德建设经验的启示
第四章筑牢城镇化进程中社会公德建设的价值基础
第一节引导公民树立科学的人生价值观
第二节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实践
第五章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社会公德建设的主要着力点
第一节优先治理社会公德领域突出问题
第二节抓好特殊群体的社会公德建设
第三节夯实社会公德建设的社会基础
第六章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社会公德建设的基本路径
第一节加强社会公德制度化建设
第二节建立常态化社会公德教育模式
第三节形成多样化的社会公德建设渠道
结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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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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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城镇化不仅推动整个社会物质面貌的变化，更促进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特别是道德观念的更新。就此而言，进行社会公德建设及其研究，如果忽视了城镇化这一社会背景，将无法科学把握社会公德建设的客观规律，无法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并取得建设的良好效果。同时，城镇化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物质技术层面的支撑，也需要文化、伦理、意识层面的支持，即城镇化应该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过程。推进城镇化建设及其研究，如果忽视了道德的视角，将难以真正揭示城镇化的本质，推动城镇化的全面、科学、健康发展。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本书对“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公德建设”进行研究。具体而言，本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书的研究意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等问题。首先指出本研究的意义在于揭示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公德建设的必然逻辑，扩展伦理社会学的研究空间及对我国社会公德常态化建设实践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其次梳理了国内外研究现状，以明确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再次厘清了城镇化、城市化、社会公德、社会公德建设等核心概念。最后明确了本研究的基本思路和主要方法，以及创新与不足之处。
第一章首先论述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加强社会公德建设的理论依据，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意识的反作用理论、马克思主义道德教育理论、人的现代化理论和社会整合理论等理论分析了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加强社会公德建设的必然性。其次阐述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加强社会公德建设的现实依据，指出城市陌生人社会的特征、我国城镇化的基本特征，彰显了社会公德建设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以及城镇综合水平的提高强化社会公德建设的合理性等。最后，指出新时代加强社会公德建设的战略意义，社会公德建设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抓手，是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重要维度，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内容，是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重要渠道，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要求。
第二章指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社会公德失范主要表现为公共交往信任度低、人际关系冷漠，公共规则遭漠视、违法违规现象频发，虚拟空间约束失禁、网络道德失范突出以及人与自然矛盾尖锐、生态危机严重等问题。社会公德的特殊性增加了公德突出问题的风险，公德教育效力不足凸显了社会公德治理的难度，公民道德素质的提升滞后于城镇化的道德要求，这些因素造成了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社会公德建设的现实困境。社会公德失范的思想根源在于公民义利观、财富观和幸福观等价值观方面的扭曲。社会公德失范的社会根源则是现有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市场化对社会公德建设产生的巨大冲击、传统伦理体系难以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等。
第三章主要介绍了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社会公德建设的基本经验。指出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公德建设经验对我国的启示在于：一是提高思想认识，开展社会公德专项建设；二是坚持政府主导，鼓励全民参与社会公德建设；三是引导约束并重，坚持自律与他律相结合；四是发展科教事业，提升公民综合素质。
第四章指出推进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公德建设，要以治本为目标，引导公民树立科学的价值观，为治本打下基础；同时，还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具体实践。坚持以互助、诚信和尊重态度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集体主义原则处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友善原则处理个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第五章指出推进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公德建设，应明确当前的主要任务和基本着力点，优先治理社会公德领域突出问题，抓住突出问题治理、抓好特殊群体的教育，从经济建设、法治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培育社会公共领域，夯实社会公德建设的社会基础。
第六章提出城镇化进程中社会公德建设的基本路径：加强社会公德制度化建设，建立常态化社会公德教育模式，形成多样化的社会公德建设渠道。
结论部分简要介绍了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即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公德建设实践的有效开展，我国的社会文明程度将逐步提高。城镇化与道德建设的相关研究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热切关注并日益深化，本研究只是对其中的某些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与探讨，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更深层次的研究只能留待今后去深化。
庄梅兰 2023年3月
绪论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一）研究缘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城镇化历程，城镇化程度大幅提高，至2011年，我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27%。2021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472%统计局：《2021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472%，比上年末提高083个百分点》，http://www. ce. cn/xwzx/gnsz/gdxw/202202/28/t20220228_37361921. shtml，访问日期：2022年8月27日。。我国正在步入一个以城市为主的发展阶段，也正在不断接近一百多年来几代中国人为之奋斗的现代化目标。
现代化是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当今世界各国无不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了战略部署。而城镇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现代化的基本途径，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绕不开城镇化。没有城镇化就没有现代化，城镇化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城镇化不仅仅是城市物理面貌的变化，其实质是人的现代化，是人的素质，包括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的现代化。城镇化必然引起人们道德观念的变化，反过来，人们道德观念的变化又会影响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城镇化的健康发展需要正确道德观念的指引和良好道德行为的支撑。在现代社会道德体系中，社会公德处于特别重要的位置。有无社会公德意识、社会公德素质高低是衡量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
城镇化与社会公德之间是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城镇化内在地强化了对社会公德建设的要求；另一方面，社会公德建设对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本书正是源于对城镇化与社会公德建设之间内在关系的深入思考。
第一，城镇化强化了对社会公德建设的要求。
城镇化引起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的改变，也引起了人们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和行为习惯的变化。城镇化带来的不纯粹是一场经济领域的变革，更是一场思想意识、价值理念和行为模式的巨变，城镇化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现代伦理体系，需要培育现代社会公德观念，培养具有社会公德素质的现代公民。但是，城镇化的过程并不能自发建立起现代公共伦理体系，城镇化对社会公德建设的影响是双重的。
一方面，城镇化有利于公民社会公德素质的提高。在城市社会里，随着人们生活空间和交往范围的扩展，公民行为的社会性、公共性也随之增加：生活空间的公共化、公共交往的普遍化、公共事务的多样化。为促进公共生活的健康发展、公共交往的和谐有序、公共事务的有效处理，人们需要遵循基本的公共生活规则和社会公德规范：维护公共卫生、爱护公共环境、遵守公共秩序、关注公共事务、维护公共利益等。传统社会那种人们“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思想观念和处世方式随之改变，城市公共生活使人们养成了遵守规则、排队有序、尊重他人、维护公益等公共意识和行为习惯。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城镇化过程中，现代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这一事实。现代社会组织是公民参与社会事务、提升个人素质、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在参与组织生活的过程中，公民行为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组织内部各类规章制度的规范与约束，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定的规则意识、公共意识，这为社会公德素质的培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在城镇化进程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社会组织是公民社会公德素质形成的重要催化剂。
另一方面，城镇化对公民社会公德素质的提高也有不利影响，突出表现为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人际关系冷漠、功利主义滋生、道德主体自律意识下降等问题。在城市生活中，毗邻而居的人们由于职业、身份、生活习惯等的差异，可能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交集。人际交往的情感性弱化、功利性上升，传统熟人社会中那种建立在血缘、地缘基础上的守望相助、温情脉脉的亲密关系遭到了无情的破坏。在城市社会里，人们对陌生人保持一种十分警惕的心理，对陷入困境的陌生人的求助或者竭力逃避或者冷漠以对。公共交往中对陌生人缺乏宽容，一点点小小的摩擦都可能发展成恶语相向甚至大打出手的剧烈冲突。在城市公共生活领域，彼此陌生的人们不再需要为了面子、人情而约束自己的不道德言行，传统社会那种调节熟人之间伦理关系的道德规范难以再有效发挥作用，其对行为主体的道德约束力大大削弱了。在缺乏有效他律的情况下，自律意识较低的社会成员就成了社会公德规范的破坏者，致使公共生活领域的道德失范现象层出不穷。
总之，城镇化对社会公德建设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何发挥其积极作用、克服其消极影响，推动城镇化进程中社会公德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文明进步，既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第二，社会公德建设对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道德是人类重要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其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的建设和发展相适应的道德，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的建设和发展起促进作用，反之，就会起阻碍作用。城镇化是一个传统乡村文明向现代城市文明转变的过程，从道德的角度看，体现这一转变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社会公德在整个社会道德体系中作用的凸显。
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社会公德建设具有提高城市社会治理效果、保障城市社会有序运行、涵育城市良好社会风尚的重要意义。城市社会治理既需要法律手段，也需要道德手段。法律治理的对象是违法犯罪行为，对于城市公共生活中广泛存在的种种尚不构成犯罪的不文明行为，法律往往显得束手无策，而这正是道德治理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通过社会公德建设，发挥道德的约束与引导作用，可以弥补法律治理的不足，降低社会治理的成本，提高社会治理的综合效果。社会公德建设也是促进城市社会有序运行的重要条件。在一个缺乏基本公共生活规则，人人各行其是、为所欲为的社会，社会无序、人际冲突将不可避免。社会公德建设为市民参与公共生活提供了基本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使人们行有所依，使社会运行有序。此外，通过社会公德建设提高市民社会公德素质和公共文明水平，也有助于涵育良好的社会风尚，形成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
然而，在我国加快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城市公共生活领域存在着不少道德失范现象：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观念淡薄，功利主义、利己主义盛行，扰乱公共秩序，破坏公共环境，违反公共生活规范等。城市公共领域的道德失范，反映了一部分社会成员人文精神的缺乏和道德素质的低下，与城市美好的物质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与城市发达的物质文明显得格格不入。
因此，在大力提升城市生产力水平，努力建设城市物质文明的同时，我们要着力加强社会公德建设，治理好社会公共领域的道德失范现象，在此基础上，引导人们追求向上向善向美的道德理想。要发挥社会公德建设对城镇化的积极促进作用，实现物的城镇化与人的城镇化的有机统一，使广大人民群众在享受高度物质文明成果的同时，能够享受到高水平的精神文明成果，使人们不仅仅实现物质富足，而且实现精神富有，这是新型城镇化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也是本书选题的重要背景。
（二）研究意义
城镇化是中国社会实现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基本途径。城镇化引发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深刻变革，在这些变革中最为深刻的莫过于人们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的变化。无疑，在城镇化这一当代中国社会道德观念嬗变的宏大背景中，研究社会公德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一，它揭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公德建设的必然逻辑。早在20世纪初，我国的学者就已经开始关注和研究社会公德问题。公德概念是梁启超在其1902年出版的《新民说》中最先提出的。在梁启超之后，严复、孙中山、鲁迅等人都曾论述过公德问题。当时，中国社会曾出现过讨论公德的热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也曾大力提倡和培育革命公德精神。总的来说，那时的社会公德研究和实践或者是从中西文化对比、传统文化批判、国民性改造等角度展开，或者从民族自救、革命建设的政治需要出发。在一些研究者看来，社会公德似乎是外在于中华民族道德品格的东西，是用来改造中国国民性的道德处方。诚然，知识精英和革命领袖对社会公德的倡导在当时发挥了思想启蒙与唤醒民众的重要作用。但是在现代化水平还很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界尚很模糊、公共生活还十分不发达的传统社会，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生活规则和社会公德规范还难以成为民众生活的必需品。随着中国现代化、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公共领域不断开辟，公共生活日益丰富，公共参与的机会逐渐增多，保障公民健康、有序地参与公共生活，形成并遵循一定的公共生活规则和社会公德规范，就成了现代社会必然的道德产物和伦理要求。可见，把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放置于现代化、城镇化的背景下，社会公德建设才能找到更加坚实的社会基础、切实的立足点和准确的着力点。
第二，它扩展了伦理社会学的研究空间。在我国，城镇化与城市化两个概念并不完全相同，前者侧重于城市的规模，后者侧重于城市的本质。根据中国现阶段城市化程度不高的状况，国内不少学者主张用城镇化来描述中国式的城市化。“城市化，主要是指人口、非农产业向城市集聚，以及城市文明、城市地域向乡村推进的过程。”宁越敏：《中国城市化特点、问题及治理》，《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 新型城镇化的理论内涵至少包括四方面内容：人本性、协同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实现从结构主义到人本主义转变下从“人口城镇化”到“人的城镇化”转变。陈明星、叶超、陆大道等：《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理论内涵的认知与建构》，《地理学报》2019年第4期。城镇化不单纯是农村人口的转移和农村物质面貌的改变，城镇化必然引起人们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的变迁。因此，对城镇化的研究不能局限于社会学、经济学的角度，还应从文化学、伦理学等学科角度对其展开深入的研究。从文化学和伦理学的视角看，物质面貌的变化只是城镇化的表面现象，其更深层次的变化在于社会伦理关系的变化和伦理秩序的重构。城镇化促进社会由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反映在伦理关系上表现为熟人伦理向陌生人伦理的转变，城镇化所引起的这种伦理关系和伦理秩序的变迁是伦理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社会公德是处理陌生人伦理关系的主要道德规范，社会公德建设既是城镇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城镇化的内在要求。加强社会公德建设研究，扩展了伦理社会学研究的空间，有助于加深对城镇化的认识和理解，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提高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
第三，它对我国社会公德常态化建设实践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本研究立足我国社会公德的现实状况和突出问题，较为系统地提出了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社会公德建设的重点领域、主要人群、基本途径等思路和措施，这对道德建设与管理部门更好开展社会公德建设将会有所裨益，从而有助于市民社会公德素养和公共文明水平的提高，为城镇化的健康发展、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道德支撑和精神力量。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社会公德建设是现代化的重要命题，城镇化的本质是现代化，因此，进行城镇化进程中社会公德建设的研究，其实质是对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价值观转型的研究。在西方发达国家，关于文化、价值观现代化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在我国，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迅速发展，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特别是城市公共生活领域的社会公德问题日益突出，加强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公德建设成为迫切的现实问题，也逐渐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理论研究问题。
（一）国外研究现状
在西方发达国家，伦理精神与道德转型问题历来是理论研究十分关切的问题。伦理精神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最为著名的要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深刻揭示了新教伦理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兴盛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从文化力的独特视角对伦理精神与社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新的理论透视。马克斯·韦伯的研究表明，基督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塞缪尔·亨廷顿与劳伦斯·哈里森在他们主编的《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一书中，通过跨文化研究得出了与马克斯·韦伯相似的结论：包含伦理精神在内的文化力建设是一个影响人类进步的普遍问题。他们比较了韩国与加纳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存在的巨大差距，并将这种差距归结为韩国人珍视节俭、投资、勤奋、教育、组织和纪律的文化价值观，认为文化价值观为韩国的现代化提供了精神动力，而加纳的落后恰恰在于缺乏文化价值观提供的这种力量。童世骏:《文化如何才有重要作用？——读〈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哲学分析》2010年第1期。美国著名城市规划师和城市研究者——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文化》一书阐述了城市的发展史，特别是城市的文化史和人类的文明史。芒福德对城市的研究远远超出了城市规划领域，深入到哲学、历史、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正如该书中文版序言的标题所言“文化是城市的生命”，对城市文化、城市价值问题的关注是芒福德研究的重点，而对城市文化的研究自然绕不开城市伦理精神与市民道德面貌问题。刘易思·芒福德：《城市文化》，宋俊岭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此外，还有美国城市问题研究专家——乔尔·科特金在其著作《全球城市史》一书中，在全球视野下探究了数千年来城市和都市生活的进化过程，以极其敏锐的判断力解读了21世纪人类城市所面临的问题和危机。任鹏举：《〈全球城市史〉解读》，《城市交通》2021年第5期。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考察了都市结构的基本元素以及它们在城市生活中发挥功能的方式，更加关注城市规划中人的基本需要的满足，是对传统城市规划理论的极大挑战。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2005。
（二）国内研究现状
在我国，关于社会公德的学术探讨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但梳理近些年的理论成果，直接以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公德建设为题的研究成果还很少见。然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是城镇化迅猛发展的时期，因此，有关社会公德建设的研究无不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城镇化为研究的背景，这些研究成果对本书的研究同样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具体来说，当前有关社会公德建设的理论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当前社会公德失范的现状及原因研究
对当前社会公共领域道德失范现象的研究，主要以实证研究报告的形式出现。这其中既有全国性大型研究报告，也有地域性的小型研究成果。前者如吴潜涛教授等主持的《当代中国公民道德状况调查》吴潜涛等：《当代中国公民道德状况调查》，人民出版社，2010。、《当代中国公民道德状况跟踪调查研究》吴潜涛等：《当代中国公民道德状况跟踪调查研究》，人民出版社，2022。、樊浩教授主持的《中国伦理道德报告》《中国大众意识形态报告》樊浩：《中国伦理道德报告》《中国大众意识形态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王维国教授的《公德之道: 当代中国社会公德建设与治理研究》王维国：《公德之道: 当代中国社会公德建设与治理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等。后者如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的“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报告。西南大学“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研究”课题组：《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报告》，《西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这些研究报告在问卷调查、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形成翔实的资料和数据，并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提出了具有较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实用价值。此外，我国也有一些关于社会公德突出问题的定性研究，如曹洪军、丁佳楠认为，新时代社会公德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在人与人关系层面，违反公共礼仪、道德冷漠现象依然严重；在人与社会层面，违反公共规则、损公肥私现象痼疾难除；在人与自然层面，违反生态法规、破坏环境现象屡禁不止。曹洪军、丁佳楠：《意识转变·物质奠基·法制保障：新时代社会公德建设的三维路径》，《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对于当前社会公德失范的原因，学者们见仁见智，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肖群忠认为传统道德与现代公共生活不相适应造成人们现代社会公德意识的匮乏。他认为儒家传统伦理与现代公共伦理首先是一种传统与现代的历时性关系。二者的区别是：第一，传统伦理重私德，现代伦理重公德。第二，传统伦理的调节范围是熟人社会，而现代伦理则着力调整陌生人社会关系。第三，传统伦理是一种基于人性自我完善的高标准的圣贤道德，而现代伦理则是一种旨在调整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普遍性的基本伦理规范。第四，传统伦理坚持群体本位基础上的义以为上，现代伦理则坚持个体本位基础上的权利为先。第五，传统伦理以仁之爱人情感为基础，现代伦理以义之合宜尊重的理性为根本。肖群忠：《儒家传统伦理与现代公共伦理的殊异与融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张建英、罗承选认为导致社会公德缺失的原因，有传统和现实两个方面的因素。传统因素主要是，传统社会家本位宗法制下重私德轻公德所造成的社会公德资源匮乏，以及计划经济时代社会公德建设过分追求先进性、崇高性，忽视广泛性、层次性的要求；现实因素主要是，社会转型期社会公德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以及学校思想品德教育的偏差等。张建英、罗承选：《当前中国社会公德：问题与重建》，《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王维国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公德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公共领域的不发达、未形成公德体系与制度体系的治理合力、优秀传统社会公德资源不足、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产生的社会公德“真空”、社会公德自身难题及其他领域道德问题的“风险倒灌”等。王维国：《当代中国社会公德困境治理探析》，《道德与文明》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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