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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一部融合中国工业发展历史与先进制造业崛起故事的恢弘之作。
2.聚焦湖南，走进中国制造的重点企业，深情讲述中国制造业从跟跑、并跑，到局部领跑的奋起过程。
3.埋头苦干、自主创新、自我革命、转型升级——中国制造业崛起的背后是企业家、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大国工匠们的理想与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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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大国制造》紧扣“创新驱动发展”“制造强国战略”时代主题，以湖南为聚焦点，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在历史与现实的交融中，带读者走进中国制造的重点企业和科研院所，感受企业家、科研工作者、劳动模范和大国工匠们的动人风采，感受企业家精神、科学家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创新精神等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以宏观的视野，展现中国制造业企业实现技术革新、转型升级，从而做大做强的崛起之路；展现中国制造业从跟跑、并跑，到局部领跑的艰辛过程和自立自强的气质品质；展现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磅礴力量。
本书内容丰盈、故事生动、精神感人，是向国内外读者讲述中国制造故事的精品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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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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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红建，湖南望城人。著有《乡村国是》《大战“疫”》《哑巴红军》《彩瓷帆影》《家住武陵源》等作品。获得过鲁迅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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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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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篇 向着明亮的方向 001
第一篇 从微光到闪亮 013
从泥坑里爬起来 015
“寒冬”考验 041
扬帆出海 057
机遇与挑战 073
打破垄断 093
十年磨一剑 101
填补行业空白 114
第二篇 永不止步的梦想 127
大飞机梦 129
让神话走进现实 136
钻向大洋深处 153
“零高度”飞行 162
中国精度 173
从“混血”到“纯中国产” 181
千里共同途 199
第三篇 自我革命的勇气 209
力挽狂澜 211
变革或死亡 221
要么“翻身”，要么“翻船” 236
第四篇 生生不息的力量 251
在飞溅的焊花里 253
“花木兰” 265
高处的风景 285
“全能大师” 292
后浪追前浪 305
产业链上的学科建设 313
第五篇 看得见的未来 325
18 号厂房 327
看得见的未来 342
从 0 到 1 的突破 353
尾 声 浩瀚而璀璨 377
后 记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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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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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泥坑里爬起来
已经晚上 10 点多了，在那栋历经沧桑但又气韵独特的白房子里， 四楼会议室依然灯火通明。会议室里断断续续传出不大的说话声，没有喧哗，气氛有点凝重。中联重科的高管们表情严肃地汇报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统计数据。情况不容乐观，“前线”溃败的消息一个接一个。与上年相比，业绩惨遭断崖式下跌。大家都不想听到这些消息和数据，
恨不得将头钻到地缝里去。虽然不少人有点垂头丧气，但时年 58 岁的董事长詹纯新始终保持着平和的面容。性格内敛，不喜张扬，喜欢思考的他不时地点着头，偶尔发表自己的意见。大家都能感受到他脸上那一丝坚强的微笑。他的语速很慢，但声音极具穿透力。
这是 2013 年 10 月底的一个星期日。
已是深秋，但长沙还是一片姹紫嫣红、郁郁葱葱。位于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南路的白房子是中联重科总部，周围的大树依然枝繁叶茂，苍翠欲滴。那些树是詹纯新刚来公司时与同事们种下的，已经默默相伴三十多个年头。自从工程机械市场走入低谷，中联重科遇到“寒潮” 后，公司立下规矩，每周日下午开会，由高管报告各大片区一周的情况，
部署下一周的工作。虽说是下午的会议，但往往要开到晚上，甚至深夜或第二天凌晨。
创立于 1992 年的中联重科，主要从事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高新技术装备的研发制造，是一家持续创新的全球化企业，是行业标准的制定者，生产制造基地遍布全球，覆盖百余个国家和地区，在“一带一路”沿线均有市场布局。
高管汇报完后，詹纯新又与大家分析起发展形势来。
“2008 年金融危机对世界影响深远啊。”一个高管感叹着说。
“你说得没错，但这只是外因。”詹纯新说，“事实上，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迅速出台了刺激经济增长的相关政策。2009 年，中国的房地产、基建就一片繁荣了。全球金融危机对我们中联的影响并不算大，这期间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加速发展。到去年年底，冲到了一个高峰，全年营收 480.71 亿，净利润 75.29 亿。这都得益于内因。”
内因是什么呢？
在自身！
2004 年，在望城召开的一个会议上，詹纯新正式提出“核裂变”战略的概念。当时中联重科已经与湖南省浦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沅集团”）实现了重组并购，中联重科自身的产业也分成了多块，但整个公司只有一个口子，效率太慢了，离市场也较远，严重影响了公司发展。如果公司不根据市场进行改变和调整，就很难适应时代的发展。于是，公司决定将几个拳头产品分立成不同的事业部。
“核裂变”后的中联重科开始进入超高速发展时期。公司刚上市时的每年营收是 2 亿多元，在 2008 年达到 135 亿元，到 2012 年高峰时高达 480.71 亿元。这种出乎意料的发展速度，一方面得益于公司对产品的精准定位以及优良的品质管控：工程师要下到一线进行市场调研，设计出真正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逐渐替代进口；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巨大的历史机遇：中国在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经济起飞，房地产与基础设施建设都高歌猛进，工程机械市场空间巨大。
尽管如此，这却不是一次完全成功的改革。
“‘核裂变’是把‘双刃剑’啊！”詹纯新叹息了一声说，“‘核裂变’把中联裂变成一个一个的板块，适应了市场，也产生了效益。但裂变后各个板块的领头人，缺乏精细的管理经验，都是粗放式地管理，而总部的管理理念和方式，往各个事业部的渗透力不强。我们工程机械行业的惯例是信用销售模式，在高歌猛进的那几年里，当时行业普遍只需付 10%—15% 的首付款，就可把产品拿走，之后再分期付款。这导致有些法治观念淡薄、投机意识强的经销商，将产品出售给那些没有经营能力和后续偿付能力的人。这一普遍做法，也为全行业的发展埋下了隐患啊。我们一边高歌猛进，一边漏洞百出，到今年，
所有的问题全部暴露出来了。我感到无比愧疚与歉意的是，我们的这次‘核裂变’还只是一个不成熟的裂变。”
听到这里，高管们低头不语。
“要不裁员吧！”
“要不减薪吧！”
“就从我们在座的各位开始！”
…………
一阵沉默后，高管纷纷表态。
詹纯新先是摇了摇头，然后说：“你们说的都不是上策，面对困境，我们只有以退为进，提升内功。”
个别高管投来不解的目光。
“我们可以给自己减薪，裁自己的员，但不能裁减研发人员和一线工人，更不能减他们的薪。应该建立一套全新的激励体系，褒奖和留住人才。”詹纯新说，“我们应该从研发机制着手，重点推动科研人员激励体系，帮助科研人员安下心来做研究，使他们成为某一个方面的专家或‘大拿’。我们应该实施‘果树理论’，也就是说，研发人员的薪酬，按研发的产品在市场上获取的毛利分成，产品的毛利越多，科研人员分得越多。相当于果树种得越多，果子结得越多，科研人员收益也越多。当然，我们不光激励研发人员，还要把一线工人以及管理人员的激励也囊括进来，激发全员的积极性与创造力。” 詹纯新接着说：“同时，我们要把工作重心转向处理历史问题上来。在座的各位都要派驻到一线大区，在各自分管的片区处理好历史问题，逐一地清理应收账款等事项。”
詹纯新讲话的最终落脚点还是技术和产品。“我们要对产品结构进行大调整，没有优势的、不符合未来方向的产品板块坚决砍掉。从明年开始，重点推进中联重科产品 4.0 工程，要求所有产品要型谱化、模块化、智能化。”说到这些，詹纯新表情凝重，“技术是根，产品是本。做企业必须抓住这个根本，只有靠技术、靠产品，才可能重新做起来。”
高管们边听边点头。
“虽然我们的事业触底了，虽然我们的业绩滑到泥坑里，但我们要从泥坑里爬起来。”詹纯新眼神中透射出坚毅，“我们是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队伍，完全有能力和信心走出低谷，我们要拿出宁愿站着死、决不跪着生的决心和勇气来。” 詹纯新本想说“虽然我们被打到了地板上”，但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他知道，现在的中联重科除了需要切实可行的出路，也需要主心骨和信心。
与会者都有了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感，泪水湿润了他们的眼眶。
九年后盛夏的一个下午，我慕名来到中联重科总部。就在那栋白房子的四楼会议室，我见到了詹纯新。烈日下树影斑驳，蝉声婉转而嘹亮，纯洁明亮的白房子则显得异常沉稳和安静。此时的詹纯新，早已带着中联重科走出困境，从泥坑里爬起来了。经过五年的调整，他们全新启航。又经过五年奋斗，公司搭建起了整套全球研发、生产、营销与服务网络，不断完善企业国际化、本地化布局。他们打造的中联智慧产业城即将建成，产业城首开区的第一台挖掘机早已下线。这将是全球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工程机械综合产 业基地。此时的中联重科已不再只是工程机械海洋里的一艘战舰，而是一支联合舰队了。他们正千帆竞发，百舸争流。
“那年真有高管辞职吗？真的给高管减薪了吗？”虽然有点突兀， 但我仍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那还有假？”詹纯新微微一笑说，“董事长、高级总裁、监事会成员、副总裁在内的 22 名在任高管，全部主动降薪过半。不光降薪，我们还斥资逾亿元从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票 1937.92 万股。有高管辞职，但只是极个别情况。”
“浴火重生，脱胎换骨。凭什么？”我问得很直接。
“凭着中联人对中联企业文化和企业价值观的高度认可，凭着中联人的诚信、坚毅和创新，凭着中联人忘我的精神，凭着中联人公司利益高于一切、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情怀。”詹纯新一连列举了四点理由。
“这些品质如何养成？”
“第一是研究院所的基因传承！”詹纯新不假思索地回答。
“您说的是原建设部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以下简称‘长沙建机院’）吧！”我觉得詹纯新即将敞开他的心扉。其心灵深处，既有一名工业人的坚韧如磐，也有他的浓郁情感。
詹纯新点了点头，思绪又回到了当年。
1975 年的 10 月，正值金色的秋天，更是詹纯新人生的新起点。他被梦寐以求的西北工业大学录取，学的是航空发动机专业。由于表现优异，大学毕业的詹纯新留校任教。当了两年老师的他，总感觉找不到归宿感。他的理想一直是当一名工程师，在学校教书，无法做技术，更难实现自己当工程师的梦想。还有一点，他想回到老家湖南。最终，他离开教师队伍，选择回湖南。回湖南的选择余地很大，可以选择进党政机关，去高校当老师，还可以选择进国有企业。他最后选择了长沙建机院。他的选择，得到了父母的支持。
“我还是想去长沙建机院。”詹纯新说。
“孩子，你去哪里我都支持。”父亲说，“只要你踏踏实实地干，兢兢业业地干，再平凡的岗位，也能干出不平凡的成就。”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毕竟企业不如机关单位的条件好。”母亲多少有些担忧。
…………
1980 年国庆节后上班的第一天，詹纯新提着行李来到长沙建机院。
当时这一片地区叫茅坡，属于长沙市的西区，菜地、鱼塘、稻田、山丘全是未开发的“处女地”。附近除了一家采石场，还有一家船舶厂和裕湘纱厂，好在往南走，不远处就是长沙市的高校区，还有岳麓山。
他梦想当工程师，但他并没有想到自己此后的人生会在这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准确地说，长沙建机院是建在一处山包上，从银盆南路到院内，需要走一段上坡路。不觉间，他在这条路上一走就是 42 年。
来到长沙建机院的第一份工作是打扫实验室的卫生，跟他一起打扫实验室卫生的是两个老太太。实验室很大，跟厂房一样大，里面有搞不完的卫生。他就跟着两个老太太从早忙到晚，只有中午的时候，才会在实验室的一个角落坐下，眯一会儿。
一开始，他和一个厨师住在一间屋里。其他同事都不愿意和这个厨师住，说他自己开了个双人床，都快把巴掌大的房子挤满了。更让他们难受的是，这个厨师不爱卫生，把房间弄得黑乎乎的，全身还散发着浓烈的油烟味；还起得早，鸡刚打鸣就起床了，影响人家休息。
当领导问詹纯新是否同意跟厨师住一起时，他二话不说就点头同意了。有人背后说，这个大学生看上去仪表堂堂，没想到这么不讲究，真是没品位，倒胃口。詹纯新只顾忙他的活，把别人的话当成耳边风。厨师开的双人床，他就开个单人床，不求多宽，只要能容得下自己瘦弱的身子就行。厨师不爱卫生，他就勤动手，把屋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还常常打开窗户和门，多通风多透气。厨师起得早没关系，他正好跟着早起看书。他在放置行李的木箱子上放了一个台灯，就趴在木箱子上看书学习。
就是在这个木箱子上，詹纯新不仅学习了大量机械方面的知识，还搞清了长沙建机院的前世今生。回溯长沙建机院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隶属于国家建设部，是国家级的研究院。1956 年成立，初期办公地点在北京的方家胡同，1969 年响应三线建设号召迁到湖南常德，1973年迁建长沙，1978年整体迁至长沙。长沙建机院的奋斗者，算上他，应该有三代了。第一代有留苏的，是 20 世纪 20 年代出生的那一批人，第二代大约在 20 世纪 40 年代出生。
他还看到一份普通而珍贵的报纸，这是长沙建机院老工程师们1975 年 9 月 19 日刻印的《桩工战报》。这份战地报，记录了长沙建机院用自己自主设计的桩机打下青藏铁路第一根桩的场景，也成了一份长沙建机院的工程师们参加青藏铁路大会战的文字印证。同日，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青藏铁路汽车桩工试验组联合誓师大会在西宁高原
机电所隆重举行。随后的 4 个月时间，工程师们一起翻日月山、穿盐湖、露宿风火山，研究验证自行开发的钻孔机能否适应高原地区缺氧、低温、低气压以及狂风给施工带来的难题。最终，通过试验样机考核，专家们一致认为：长沙建机院开发的长螺旋钻孔机结构合理，能满足强度要求；钻头坚韧，能满足冻土的要求；输出功率大，能满足施工
的要求，可以选作青藏高原施工机械。只要一想到这张战地报，詹纯新就眼眶湿润。
他还了解到，历史上，长沙建机院的研发成果支撑了中国上百家企业的发展，是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技术发源地，更为湖南工程机械的崛起埋下了种子。
“小詹，你一个国家分配到这里的大学生，怎么让你来搞卫生呢？”一天，一个老太太终于忍不住问起詹纯新来。
让老太太惊讶的是，跟前这个年轻大学生不仅没有任何怨言，还彬彬有礼、面带微笑地说：“阿姨，领导让我到实验室搞卫生，是先让我熟悉实验室的情况，为以后的研究开发打基础。再说，打扫卫生也是建机院的一项重要工作呢。”
半年后，詹纯新没有再搞卫生了，而是被安排进了实验室，不仅有了属于自己的办公桌，还可以参加实验室的技术研发了。就在他雄心勃勃准备在实验室好好学习、大展身手时，院领导找到了他。
“你是共产党员，在大学当过老师，还当过指导员、支部书记，带过两百多个学生？”院领导问。
詹纯新点着头。
“让你当建机院的团委书记怎么样？”院领导试着问道，“以后可以到科研办搞管理。”
虽然詹纯新内心不情愿，不想离开实验室，但他并没有表露出来，而是听从了院领导的安排。在管理岗位工作两年后，他仍放不下科研，他觉得自己必须回到技术岗位了，不能再“浪费”自己的青春了。
“我还是想回到技术岗位，从事研发工作。”詹纯新向院领导坦言，“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一名工程师。”
院领导也没有再挽留，因为他们知道，长沙建机院是一个业务性很强的院所，这里是机械工程师的天堂。
于是，詹纯新高兴地回到了研究室。他从骨子里热爱技术。回来后，他勤奋钻研，每年都会研究出一两项新的科技成果，一路从助理工程师做到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教授级高工，获得过十多项专利，填补过行业技术空白，曾担任国家科委奖励办的专家评委，1993 年更被评为全国第二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然而，当历史的脚步来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此时的长沙建机院人心涣散，有门路的都自谋出路去了。经过几年的市场洗礼，长沙建机院一路走来，磕磕绊绊，却仍没能走出一条产业化的好路子。
“纯新，部里领导找我谈话，问提拔谁当分管科研的副院长最合适，我推荐了你。”1992 年春寒料峭的一个早上，詹纯新刚一到办公室，院长陈润余就找到他说。
陈润余是浙江人，1965 年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大学一毕业就来到了长沙建机院，先后担任项目负责人、专业组长、室主任、院长等职。他是一个技术型领导，一直从事工程机械的科研、设计及管理工作，特别是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他致力于我国混凝土搅拌机械的行业管理工作，为提升行业整体水平，促进混凝土机械的发展做出了突
出贡献。
“谢谢院长关心培养。”此时的詹纯新已经是长沙建机院第一研究室主任了，他有些难为情地说，“院长，您知道我的追求就是当好一名工程师呀，并且我感觉目前的状态很好。”
虽然陈润余大詹纯新近 20 岁，但都因为热爱工程机械，所以两 人一直惺惺相惜，是忘年交。有何困难和问题，詹纯新总会向陈润余请教，陈润余总是不厌其烦地跟詹纯新讲解。可以说，陈润余既是詹纯新的领导，也是他的伯乐、老师，还是他的朋友，亦师亦友。
“纯新啊，作为一名过来人，你的心思我又何曾不知道呢？”陈润余说，“可是建机院需要你这样有钻研精神和担当精神的领导啊。你在当专业组长时，与浙江那家民营企业搞出了一个减速机的专利；与外面企业搞工业联合体时，敢于跟长春汽车厂这样的大企业合作。你有志气、有才气、有虎气，你想想，还有谁比你更合适？”
詹纯新低头无语。
“部领导很快会找你谈话，做好准备。”最后，陈润余拍了拍詹纯新的肩膀说。
几天后，部领导来到长沙建机院，考察人事问题。
“感谢组织的培养，但我只想当好一名工程师。”看到詹纯新依然如此固执，在一旁的陈润余气得直跺脚。
“你是共产党员吗？”部领导问。
“是的。”詹纯新说。
“是共产党员就要服从组织安排。”部领导重重地敲着桌子说。
詹纯新没有吭声。
“做好准备，准备走马上任。”部领导果断地说。
1992 年 4 月，詹纯新正式担任长沙建机院副院长。
詹纯新上任时，正是长沙建机院市场化之路走得不顺之时。长沙建机院老是眼睛向上，想办法跑北京，跑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到各个部门去要科研经费，要科研项目。陈润余带着詹纯新跑了几趟，却没有任何结果。
几次碰壁后，詹纯新不干了。他心想：“国家的科研资金注定僧 多粥少，靠这样‘讨饭吃’，研究院永远也摆脱不了窘境，只有搞产业，让自己具备‘造血功能’，‘身体’才会强壮！”
一次在北京出差时，他对陈润余说：“院长，要跑你去跑，我看我们还是要集中精力自己搞产业。”
陈润余不是没有顾虑：“纯新啊，不成功的先例摆在这，风险太大呀。”
但詹纯新不这么认为：“以前不成功，是因为力量分散。如果把全院的力量拧成一股绳，就一定能成功。更何况我们长沙建机院是全国工程机械行业的权威应用型研究院，我们这不是在抱着金饭碗讨饭吗？！既然我们能把名不见经传的小厂培育发展成为工程机械行业里的‘大块头’，为什么不能自己办一个企业？”
陈润余连连点头。
“好！就看你的了！”想起这几年的酸甜苦辣，陈润余慨然道。
回到长沙后，詹纯新再次向陈润余请战。
“但有一条，院里没有资金，要办公司，只能去借。”陈润余看詹纯新态度坚决，就决定放手让他来试一试，“钱我可以出面来借，但要你来还。”
詹纯新毅然立下“军令状”，他还跟创业伙伴们说：“我们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做不好，我也不可能再回去当副院长了！”
一听说院里要办公司，而且还是副院长牵头，长沙建机院就炸开了锅，反对声一片。有冷嘲热讽，说詹纯新不务正业的，有等着看热闹的，甚至还有人告状告到了建设部。但陈润余顶住了各种压力，竭尽所能为詹纯新创造条件。
詹纯新没向院里要一分钱，带领 7 名技术人员，借款 50 万元，于 1992 年 9 月 28 日，正式创立了中联建设机械产业公司。公司刚成立时，包括詹纯新在内只有 8 个人、一台旧台钻、一个车间角落、几把榔头和扳手。
为了生存发展，他们做起了贸易，并选定混凝土输送泵作为第一个研制开发的产品。
作为汽车起重机专家，詹纯新本是搞汽车起重机的，但他却选中了混凝土输送泵作为中联的第一个产品。当时，长沙建机院负责研究混凝土输送泵的第二研究室全体抵制，室主任甚至与院长拍桌子。院里开会研究，一直开到凌晨两点，才把他们说服。
事实证明，詹纯新选混凝土输送泵作为长沙建机院产业化的首个产品，是个明智的选择。彼时，中国大地正掀起建设高潮，而市场上的混凝土输送泵 95% 是国外产品。1993 年，当中联的混凝土输送泵生产出来后，很快便被抢购一空。
从此，中联沿着产业化的道路昂首向前。路，越走越宽。
“不论是在长沙建机院的那些年，为了谋求发展、找到出路，与一些领导和同事之间有过不同意见，甚至是分歧和矛盾，也不论现在的中联重科发展得多好，走得多远，我们的顽强、我们的创新，都有长沙建机院的基因，或者说我们国家研究院所的基因。”詹纯新感慨地说道。
“品质养成的第二个原因呢？”我穷追不舍地问道。
“是历练。”詹纯新说，“那种历练，让我知道什么叫苦，什么叫情。”
我有些不解地看着詹纯新。
“这与我个人的经历有关。”他喝了口茶说。
那是詹纯新人生中刻骨铭心的一段岁月。
1973 年 3 月，整个常德都是阴雨天。
一个阴雨绵绵的上午，18 岁的詹纯新戴上大红花，与其他知青一起，在常德市区坐上了开往国营西洞庭农场的客车。
西洞庭农场因为毗邻洞庭湖西畔，故而得名。在 1955 年之前，这里还是一片荒芜的原始地貌；1955 年 2 月，正式确立了在此地招工建设农场。经过近 20 年的建设，这里已经发展成远近闻名的农场了，有十多个分场和农科所。农场的总面积 100 多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有 8 万多亩，水面有 5 万多亩。在这里生活工作的职工干部加上家属，大约有 3 万人。
一到农场，詹纯新就意识到新的人生开始了。他必须面对眼前的一切，必须承受眼前的一切，更要融入农场这个小型的社会。
水稻、果树、蔬菜，詹纯新都种过。干得最多的就是担粪施肥，一年要担几个月的粪。把粪池里的粪担到水稻田里，担到果树林里，担到菜地里。担来担去，脸庞变得黝黑了，肩膀上也磨出一层老茧。
他盼望着下雨。每天傍晚，他总会看看西边，看是否有乌云把太阳接下山去，如果有，他就想，明天可能要下雨。如果下雨，就不用干活，就可以待在宿舍里看书。
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冬修水利，造水库、修渠沟、造防洪堤、挑大寨田。一到冬天，各个连队的人马，自带口粮、被褥和工具来到工地。
找一个工棚，大家在地上铺点稻草，一个挨着一个睡。有的工棚住几十人，有的甚至住上百人。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上工地，天黑才回到工棚。他们从离江堤一百多米外的地方担上泥土，先是往江堤走，再爬上二三十米高的江堤。对于年轻小伙子来说，挑几担土可能不算什么，但他们一挑就是一天，并要连续挑上两三个月。更要命的是，整个工地热情高涨，有时各个连队之间还进行“大比武”。江堤圩埂上，可谓红旗招展，万民振奋。大家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争先恐后地挥动着手中的工具，担着泥土你追我赶。每次收工回来回到住处，一身汗水一身泥水且饥肠辘辘。
也有幸福时光。每次担的泥土倒在江堤上时，詹纯新就如释重负，挑着空担子往回走时，他觉得那是最轻松幸福的时候；每次去简易茅厕如厕，他感觉那不仅是身体的放松，更是心灵的放松；每天晚上吃第四顿饭时，他有种苦尽甘来的感觉。
詹纯新不仅住过知青宿舍，还住过农户家里，与农场的百姓打成了一片。虽然他能吃苦耐劳，但毕竟是城里来的孩子，刚到农场时，许多农活并不会干。生产队的班组长和农户很有耐心，总是不厌其烦地教他。看到有些活他实在干不了，或是看到他挑的担子太重了，总会有人站出来说，人家是城里娃，下到农场当知青就已经了不起了，不要给他干太重的活。有的人干脆跑过去，接过他手中的活儿。若是谁家做了好吃的，或是杀了鸡，或是在河里捕了鱼，总会叫他去吃饭。而这些，在詹纯新后来的理解中，都是浓浓的情意。
可贵的是，詹纯新把他在知青岁月中认识和体验的“苦”和“情”渗透到了中联重科的发展之中。
“我的韧性，我的执着，我的情感，对员工的情感，对公司的情感，对国家的情感，可以说都源于这里。”詹纯新感慨地说，“因为吃过很多苦，所以我对浮华的追求非常淡漠，甚至视而不见。”
“那你追求什么呢？”我笑着问。
“我追求的不是享受和安逸，而是自己当工程师的梦想，追求把产品做到极致，做出中国特色。”詹纯新微笑着说，“我也想追求安逸，那是精神的安逸。”
“现在的苦与以前的苦有何不同呢？”我问。
“当知青时，我们干体力活不是蜻蜓点水，而是真正意义上成了一名农民，那种苦，是深入灵魂的苦。”詹纯新说，“我们当时吃的苦与现在年轻人吃的苦不一样，我也不会要求公司的年轻人机械地去吃当时的苦，但我总会告诉他们对苦的认识和理解。”
了解詹纯新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
詹纯新告诉我说，他能够深刻体会员工生活上的困难。到各分公司和各个部门检查工作，食堂和宿舍是他必看的地方。有一次，他看到一家分公司员工宿舍已经破旧，当场拍板进行改造。分公司领导说，由于是老楼，改造的花费会比较高。詹纯新说，代价再大也要改造，不仅要改造，还必须达到现代化的一流水平。詹纯新说，中联重科一
直有一个传统，若是有员工因故去世，公司会按照社会平均工资予以保障，将其子女养到 18 岁。早在 2004 年，公司就成立了内部救助基金管理委员会，并建立和完善了一套内部救助制度，对遭遇天灾人祸及突发困难的员工及家庭进行救助。同时，每年组织开展春节困难职工慰问。目前，累计慈善支出过亿了。这既与他知青岁月中感受到的
“情”密切相关，也源于国有企业一直以来的“以人为本”的福利体系和优良传统。
“如果再延展一下，就是什么叫‘好’。”詹纯新说，“‘苦’可以对应出很多东西，当然主要的还是‘好’。经历过苦难的人，才知道现在平安幸福的生活是何其之‘好’。还是那句话，我不希望我们的员工刻意地经历苦难，但我们一定要让他们真正理解苦难的内涵和意义。2013 年那次低谷，算是大家共同经历的一次苦难吧，那是我们的遭遇，也是幸运。我们从泥坑里爬起来了，站起来了，更加理解和珍惜今天的‘好’。”
此刻，我感受到詹纯新内心的温暖和中联重科的无穷力量。
2017 年，经过休养生息后的中联重科，又在詹纯新的带领下进行 “核裂变”。他们又新裂变出一个个板块、一个个分公司，走向市场，贴近市场。这次裂变跟上次裂变完全不同了，这次进入了数字化时代，尽管裂变了，但所有的市场数据、生产数据、财务数据都在总部的大平台上，一切都在掌握之中。这次裂变是一次成熟的裂变。
詹纯新不仅提出了“地球村”思维，并且行走在了“地球村”这条路上。
“产品没有国界，在管理理念上，在经营战略上，不要把国界作为一个壁垒。”他说。
正是这种思维，让中联重科成为中国装备制造业具有国际化思维、最早“走出去”的企业之一。
中联重科知道，国际化是有风险的，但是只有通过国际化，才能让企业走得更稳、更均衡。这也是他们为什么选择在金融危机之时全资并购意大利赛法公司（CIFA）的原因。赛法公司成立于 1928 年，总部设于意大利米兰附近的塞纳哥，是享誉全球的混凝土机械制造商。其产品在行业内具有良好的声誉，主要产品有混凝土搅拌站、混凝土
输送泵、混凝土搅拌运输车、混凝土布料机、稳定土拌合设备、混凝土喷射台车和混凝土施工模板等。刚刚并购赛法公司时，有人质疑，甚至有人嘲讽。有人认为他们出了高价、吃了亏、不划算，如果能赶在金融危机之后并购可以省一大笔钱。尽管像所有早期的跨国合作一样，双方在文化上、经营、管理的思路上有很大不同，确实也花了一定时间来磨合，但这次收购确实让中联重科收获满满。这是公司的战略部署，所以不能光看一时得失。
事实证明，赛法公司的品牌、全球化销售网络、技术、工艺和服务体系等为中联重科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赢得了新的优势，对中联重科的研发、生产、采购和销售都带来了积极影响。从技术方面看，赛法公司在材料研发、结构设计等方面具备明显优势，特别是赛法公司的碳纤维复合材料技术，通过双方融合创新，被大量运用到中联重
科泵车产品上。中联重科制造出了碳纤维复合材料臂架，并成功解决了碳纤维复合材料“抗拉（伸）不抗压（力）”的难题，建立了臂架异常损伤成套修复方法。他们制造出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臂架，相对于钢材料臂架轻量化程度达 35%。在中联重科成立 20 周年时，研发下线了臂架长度为 101 米的泵车，创下全球最长臂架泵车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至今仍未被打破。仅这一技术就大大提高了公司的产品竞争力，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从 20 世纪末产品首度走出国门，到自 2001 年开始，先后并购英国 Powermole 公司、意大利 CIFA 公司、德国 M-TEC 公司、德国WILBERT 公司等企业，中联重科以高质量、强性能、高性价比的产品为起点，坚定“走出去”的目标方向，打开国际合作新空间。
中联重科并购了 6 家海外企业。2021 年，主要海外企业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30%，为当地解决就业、增加税收，得到了当地政府和工商界的认同，体现了共商、共建、共享，这无不彰显出中联重科的“全球责任”气度。
以“走出去”为进阶，中联重科用“地球村”思维加速海外业务的模式变革和本地化协同，以端对端模式展开业务，以本地化深耕市场，境外收入持续增长。
全球范围配置资源，深度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互学互鉴，一道推动全球工程机械发展，中联重科以“创新、开放”双轮驱动发展，彰显全球化企业的责任担当。
中联重科已经在世界各地注册公司，在注册地招人进行培训，外地公司 80% 以上是当地人。这些公司他们称之为“空港”。总部的平台可以看到所有“空港”的动态。北半球的“空港”、南半球的“空港”正常工作，这样不论白天黑夜，24 小时总会有人上班。在中联，没有国界之分，没有白天与黑夜的概念。
中联重科的发展历史，见证了我国工程机械制造的崛起。而中国制造的崛起之路何其坎坷。
此刻，我被一束来自历史深处的光芒吸引。
它虽然微弱，但它终究是一个原点，照亮了通往未来的坦途。
我逆光而行。
抵达魏源故居，是一个雨后的傍晚。
故居坐落于邵阳市隆回县司门前镇学堂湾村之沙洲上。坐西向东，两正两横，是一座木结构四合院。院前有木结构槽门，四周用干打垒土墙围绕，形成一个独立的院落。前面是大片平坦的田畴，围绕稻田的是被当地人称为“狮象把水口，金板铲龙门”的山峦；故居后有一湾碧水流过，不远处是几重逶迤青山，形成一道层层倚靠的屏障，远看层次分明。
1794 年 4 月 23 日出生的魏源，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年时期。他小时候发奋读书的故事，依然在这里流传。魏源小时候不但沉默寡言，而且喜欢独自静坐，经常一个人关在书楼上读书。由于他平时很少下楼玩耍，连自家的狗都不认识他，每次他下楼时，都会引起狗的狂吠声。书籍与学习是这座故居的灵魂。从这里走出的魏源，在鸦片战争失败后，产生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撰就了《圣武记》《海国图志》等鸿篇巨制，对中国乃至日本等东亚国家的近代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暮色降临，伫立在故居前的我，仿佛穿越时空，见证了一次非同寻常的会面。
1841 年年中的一天夜晚，江苏镇江。
彼时，年过半百的林则徐，刚从禁烟功臣变为流放边疆的罪臣。但他没有自怨自艾，依然心系国家的安危。痛定思痛，反思大清帝国与英帝国战争一触即溃的原因，深刻认识到外强中干的清王朝无法抵挡英帝国坚船利炮的攻击。他迫切想见一个人，并期望他写一部大书，让国人认清世界形势，主动向西方学习，保家卫国。这个人就是比他小 9 岁，时年 47 岁的湖南人魏源。他们是一对生死不渝的知己，都是天纵之才，惺惺相惜；他们思想相通，主张经世致用；他们性情相似，刚直不阿。林则徐在江苏做官时，魏源的父亲魏邦鲁是他的部属，曾在苏州官钱局当差，从事文秘工作。魏源勇于“破除积习，不受陋规”，颇得林则徐肯定，林则徐冲破地位、身份的阻隔，和魏源缔结了深厚友谊。
听说好友即将远行，魏源没有丝毫顾忌和犹豫，急忙从扬州家里赶到镇江送别。在那个古称“京口”的江南小镇，林则徐和魏源披肝沥胆，对榻竟夜倾谈，抚今追昔，深觉国事茫茫、前途难卜，百感交集。
次日离别，林则徐向魏源再次倾吐“患无已时，且他国效尤”的担忧，并从随身的行李中拿出一个包裹递给魏源，郑重嘱咐说：“这些是我在广东时派人从海外书报中辑译的《四洲志》等资料，现交付与你，并拜托将它们编辑成书，以期启迪国民思想，悟得御敌之道！” 说完他把资料交给了魏源。
面对林则徐的信任和嘱托，魏源热泪长流，颔首应允。由此，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一对生死不渝的知己，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闸门。
1842 年，魏源不辱使命，编成《海国图志》50 卷本，总计 57 万字，此书成为中国最早一部系统地研究世界历史、地理、文化、科技的专著。为表明编书目的，魏源在序言中讲得非常清楚：“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并在书中特地记载“时林公嘱撰《海国图志》”，以纪念林则徐。
1847 年，魏源将其扩充为 60 卷。1848 年，另一位著名思想家徐继畬的《瀛寰志略》问世，魏源又吸取该书部分精华，于 1852 年增补扩充为 100 卷。
在 100 卷本的《海国图志》中，魏源不仅重视工商业，并由经济扩展到政治，由原来对西方“坚船利炮”等奇技的详细解说，发展到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介绍。他认为“师夷”是一个重要而又紧迫的工作，因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
令人惊叹的是，魏源还提出了宏大的“师夷方案”：第一是设厂制造，“请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第二是延请西方技术人员来华指导，“行取佛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第三是军工厂不仅生产船械武器，“此外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第四是学习西方的养兵练兵之法，整顿海陆军。
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冲破了传统封建思想的束缚，打破了“祖宗制度不可变”的封建理论，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这个向西方学习的思想，被后来的洋务派所吸收和借鉴，最终形成了近代洋务思想。
追寻历史的光芒，我来到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富托村富厚堂。
由青砖灰瓦所建成的古宅大院，历经一百多年岁月沧桑，与荷叶镇的青山绿水交相辉映，组成一幅江南水墨画。
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一个中年男子正在挑灯夜读。此人正是饱读儒学经书的清末名臣曾国藩，虽然他没有明确提出“中体西用”，但却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理论的第一个实践者。
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曾国藩认识到西方武器的先进。另外，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认识到了西洋坚船利炮的威力，并意识到自身的国防建设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没有正规的海军和战舰，沿海炮台年久失修，火炮技术甚至还停留在明朝水平。在此情况下，朝野上下纷纷请求造炮制船，“师夷长技”。这不仅成了一种思潮，更促使
着成为一种具体实践。
“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1860 年 12 月，曾国藩上奏清廷。这里所说的“永远之利”，就是一年后他所说“剿发逆”“勤远略”，以期渐至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思想。他主张用仿造的办法来求外国的先进技术。曾国藩上奏清廷后，1861 年初，清政府批准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拉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而在洋务运动的整个进程中，总理衙门起到了中枢的作用。
1861 年，曾国藩从太平军手中攻下安庆后，就着手筹建兵工厂—安庆内军械所。曾国藩知道人才的重要性，于是先派人找到无锡的徐寿、华蘅芳，将他们召集到麾下。徐、华二人到达安庆后，立即奉命协助筹建军械所。
安庆内军械所是一个综合性军火工厂，主要生产子弹、火药、炸炮、劈山炮和火轮船，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成就是造成了自己的小火轮。主持小火轮制造的是蔡国祥，科技人员则为徐寿和华蘅芳。虽然徐寿大华蘅芳 15 岁，但共同的爱好和理想让他们紧密相连。来安庆前，他们就已经相识，并不时在一起研讨做实验。为了探索光学奥秘，他们
将水晶印章磨成三角形来代替难以找到的三棱玻璃，“验得光分七色”； 为了验证枪弹运行的轨迹是否呈抛物线，他们设远近多靶，通过实弹射击测试，终于粗知抛物线的梗概。1860 年，他们合著的《抛物线说》一书问世。此书具有开创性意义，它比当时国外专门论述这一问题的《圆锥曲线论》中译本早 6 年。正因为有了这些科技造诣，他们一到 安庆内军械所，就进入到实际科学研究制造阶段。
首先是蒸汽机的制造。造蒸汽机必须依赖数学和物理学，还必须有制机械的实际工艺经验。徐寿和华蘅芳已经具备必要的理论知识条件，却缺乏工艺经验，加上军械所设备简陋，全靠手工操作，困难很大。但他们克服一切困难，经过多次实验，最终于 1862 年 7 月制成了中国第一台实用蒸汽机。这台蒸汽机的结构，与当时居世界先进水平的
“往复式蒸汽机”相类似。它“以火蒸水气”运转自如，“火愈大则气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曾国藩非常高兴，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蒸汽机的制成，为造火轮开辟了道路。从某种程度上说，也为后来江南制造局制造各种机器奠定了前提与基础。
安庆内军械所第二个成就当属造成了中国第一艘木壳轮船。中国造船业一直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到清朝时，造船工场的规模和技术都很发达了，这为试制轮船提供了技术条件和技术工人。华蘅芳负责测算，徐寿主要负责制机，1862 年底，他们试造成一艘长约 10 米的小火轮，并正式在安庆江面试航。轮船委员蔡国祥亲自驾驶，曾国藩坐
在船头督看，行驶了八九里。试乘后，曾国藩十分高兴地说：“约计一个时辰，可行二十五六里。试造此船，将以次放大，续造多矣。”
1864 年，徐寿等人进行放大试制火轮船的工作，接着将试验场搬迁至南京。1865 年，火轮船放大试制成功，曾国藩将其命名为“黄鹄”。
第二年，这艘重 25 吨，18 米多长的“黄鹄”号火轮，在南京下关江面试航，顺流时速 26 公里，逆流时速 16 公里。
安庆内军械所的规模虽小，但它却标志着中国进入制造机器的历史时期。长期致力于晚清研究的历史学者夏东元认为，安庆内军械所既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也是洋务工业起始的标志。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不成熟的实践，曾国藩和参与制造的人员，既看到自己的优点，也意识到自己的不足，特别是看到手工造器的缺陷，于是有“觅制器之器”的决心和行动。
与此同时，时任闽浙总督的另一位湖南人左宗棠创办了马尾船政局，也开始实践“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从 1865 年到 1895 年间，洋务官僚们在各地兴办了二十几个制造枪炮、弹药和舰船的军工企业，较为重要的有江南制造总局、马尾船政局、金陵机器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和湖北枪炮厂。
1862 年，左宗棠受命图浙。一到这里，他就开始实施他的制造火轮船的夙愿。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左宗棠看到英国人以火轮兵船“数十艘之众，牵制吾七省之兵”的“可虑”之事势，提出“设造船之厂”制造火轮兵船的设想。左宗棠认为，敌之所长在火炮轮船，能制其长，即可操胜券。这与林则徐、魏源所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针不谋而合。
其督浙、闽，不能无利船，故于船政尤为关注。
当时，左宗棠的设想在一批顽固守旧以妥协求苟安的官僚反对下，只能化成泡影，所以左宗棠后来有“廿余载，事局如故”之叹。
在 1864 年，左宗棠终于如愿以偿，他主张仿造的一条小火轮在西湖上试行，虽然速度不快，但他还是异常高兴。
左宗棠问同船的两个法国人：“与西洋相比，这艘船差不差？” 这两个法国人，一个是洋枪队统领德克碑，另一个是税务司的日意格。他们在马尾船政创办及发展过程中，参与其事，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说，大致不差，“惟轮机须从西洋购觅，乃臻捷便。因出法国制船图册相示，并请代为监造，以西法传之中土”。
左宗棠点头同意。他知道，中国在造船技术方面远不如西洋。
这年 9 月，德克碑交卸了常捷军统领一职，并于第二年初奉左宗棠之命，回法国购买机器和雇觅洋匠。这表明左宗棠“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进一步明确并付于实施。
左宗棠于 1866 年 6 月 25 日上奏清廷，提出购买机器，雇募洋匠，自造轮船的主张：
左宗棠说：“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
“如虑机器购雇之难，则先购机器一具，巨细毕备，觅雇西洋师匠与之俱来。以机器制造机器，积微成巨，化一为百。机器既备，成一船之轮机即成一船，成一船即练一船之兵。比及五年，成船稍多，可以布置沿海各省，遥卫津沽。由此更添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
细细斟酌，这段话无不体现着视野的前瞻性。“师夷长技”造船，不仅要购买其机器设备，而且必须暂时雇用其技术人员；造轮船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御外寇，尤其要布置沿海各省“遥卫京沽”；设厂除造轮船外，也要造枪支弹药和民生日用品。这一思想，与魏源早就在《海国图志》中《筹海篇三》讲过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佛兰西、
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等话，如出一辙。
徜徉在晚清岁月，我深刻感受到：作为一项首创的事业，自己设厂制造轮船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克服重重阻力中办成功的。首先是来自洋人的阻力。左宗棠曾在《复陈福建轮船局务不可停止折》中说，英国人威妥玛、赫德等人，“扬言制造耗费，购雇省事，冀以阻挠成议”。而当时英国驻福州领事在船政局正要诞生时，“明知无可阻挠，多谓事之成否尚未可知，目前浪费可惜”，妄图把船政局扼杀于襁褓之中。看到这些情况，左宗棠清醒地指出：“外国多方阻挠，乃意中必有之事，见在英国领事等屡以造船费大难成，不如买见（现）成船为便宜，此即暗中使坏之一端。不然，伊何爱于我，而
肯代为打算乎！”左宗棠看出洋人提倡中国“借新法自强”的实质， 是要中国购买其成品，不让中国人掌握先进技术，以便他们达到对技术垄断的目的。但左宗棠针锋相对地将“借新法自强”口号，做了与侵略者相反的解释，那就是积极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做到中国人自己掌握造船技艺。而这正是洋人绝对不愿意看到的。
为此，左宗棠对自造轮船的计划实行了保密。为什么？他给出了理由：“事前不得不密者，缘彼族险竟嗜利，有益于我之事，彼必挠之；别国有结好于我之意，彼必忌之；或以利器不可示人之说，行其间于外国；或以工繁费巨事难必成之说，行其间于中国，使我疑信相参，颠倒于彼术之中，而彼得久据其利。”为了打破外国人“久据其利”，中国人必须自己掌握造船技术。这一点，左宗棠不仅认识明晰，意志也是坚定不移的。
国内遇到的阻力不小于国外。顽固守旧、目光短浅者不同意自己设局制造，认为“雇买代造”即可。他们“难”字当头，前怕狼后怕虎，提出一系列的困难。船厂择地之难；雇佣外国师匠之难；筹集巨款之难；中国人不会驾驶轮船，船成仍须用洋人之难；轮船既成，煤炭薪工，需费不资，月需支给，又时须修造之难……还有一些好心人认为，“非
常之举，谤议易兴，创议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观者一人，事败垂成，公私均害之难”，所以还是不造船为好。
为了扫除思想阻碍，左宗棠多次上奏朝廷，直陈“易购雇为制造”的意见，驳斥了顽固派的种种非难，提出解决的办法。他甚至呼吁，中国必须加速引进和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尤其是比较能综合体现科学技术的造船工业，更应重视，应马上提到实践日程。
马尾船政局基本是按照左宗棠的规划筹建的，在 5 年后基本上实现了目标。就在左宗棠积极进行船政局筹建之始，清王朝的一纸调令，让他去西北担任陕甘总督，也就有了后来左宗棠抬棺征西收复新疆的历史。他在赴任之前，向清廷力荐“熟悉洋务”并能“久于其事”的沈葆桢为船政大臣，让马尾船政局得到持续发展。
后来，张之洞创办的中国当时规模最大、影响最为久远的汉阳兵工厂，也得到了许多湖南人的鼎力支持。
洋务运动在举步维艰中前行，终究还是因 1894 年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宣告破产。洋务运动虽未成功，但在中国国内催生出了一股要求维新变法的思潮。谭嗣同、熊希龄等维新派人士，接棒实业救国的使命， 推动了湖南工业发展的起步。从而，在连年战火的乱世中，机械、火柴、矿产、纺织、瓷业等各类工厂，仍然如雨后春笋在湖湘大地破土而出。
1895 年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这场危机让陈宝箴开始思考救亡图存，“非扫弊政，兴起人材，兴天下更始，无以图存”，他成为湖南维新运动的领头人物。陈宝箴是曾国藩的门生，也做过左宗棠的幕僚。主政湖南时，他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均有建树，最为突出的还是在经济方面作出的贡献。
就任湖南巡抚后，陈宝箴在发展工矿业中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奏准开设官矿领导机构—湖南矿务总局。他认为，“开矿之举，行之歉岁，尤为急务”，此举既有利于国计民生，亦是自强之路。从湖南地理、经济等特殊情况出发，认为应优先发展矿业。他给清廷的上奏中称：“湖南山多田少，物产不丰，而山势层迭奥衍，多矿石之质类，不宜于树艺；
唯五金之矿，多出其中，煤铁所在多有，小民之无田可耕者，每赖以此谋生。”
陈宝箴的奏请很快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1896 年 4 月，湖南矿务总局在省城长沙正式成立。与此同时，陈宝箴又拟奏了《湖南矿务简明章程》，对办矿的方法、经费、股份、矿质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随后开始了大张旗鼓地招股建矿工作。1896—1897 两年之内即建起了常宁水口山铅锌矿、新化锡矿山锑矿、益阳板溪锑矿、平江黄金洞金
矿等大型官办企业，其中以水口山铅锌矿为第一，铅锌产量呈逐年上升趋势。
陈宝箴还与长沙士绅王先谦、张祖同、杨巩、黄自元等商议，创办了和丰火柴公司和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陈宝箴倡议创办的这几个企业，实际上是长沙也是湖南最早的近代企业。特别是 1896 年在长沙创办的湖南第一家机械工厂—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为后来湖南长沙成为“工程机械之都”高擎了最早的火把。
列强铁蹄踏晚清，王朝暮色有余辉。
那群试图让日落江河的晚清王朝在暮色中熠熠发光的湘籍洋务派人士，堪称中国近代工业的拓荒者。他们实干兴邦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湖湘儿女更是以他们为荣。虽然他们组织与参与的这场运动没有成功，但在 30 多年的时间里仍然取得了一些成果，把“近代工业导入中国，开始了中国的机器时代”。
历史犹如一条长长的时空隧道，从过去走来、映照着当下、向未来奔去……
“寒冬”考验
2012 年 11 月 21 日清晨，初冬的长沙下起了小雨。冷风飕飕，寒冷异常。位于长沙星沙的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一工业城内三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一集团”）总部，雷打不动的早餐会正在进行。虽然会场温度适中，非常舒适，但气氛紧张，参会人员表情凝重。
三一集团自 1989 年成立以来，一直秉持“创建一流企业，造就一流人才，做出一流贡献”的企业愿景，打造业内知名的“三一”品牌，即以极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改变中国产品的世界形象。这种追求，让他们收获颇丰。到 2022 年时，拥有三一重工、三一国际两家上市公司，授权专利 7000 多项，总资产超千亿元，建有北京、长沙、长三角三
大产业集群，并大步行走在数智化、电动化、国际化道路上。
主会场有两三百人，前后大屏幕上显示着国外基地、国内长沙以外分会场的视频画面。各事业部和公司的高管、国外基地的高管如数参加—其实这是三一集团的全球视频会议。早餐会是三一集团的传统。创业初期，梁稳根及其创始人吃住都在公司，每天早晨一边吃饭一边商量工作，渐成习惯和制度，于是延续下来。
“我宣布，三一集团职能总部和各核心事业部将全部迁往北京市昌平区，长沙基地将仅保留泵送事业部！”外表儒雅、内心坚韧的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宣布说。
这是三一集团继 1994 年在“双进战略”的支撑下落户长沙星沙18 年后，面对行业发展放缓、竞争日趋激烈的态势，再次提出的“双进战略”：进入更大的城市—北京，进入更大的市场—国际市场。
虽然梁稳根面带微笑，表面波澜不惊，但内心五味杂陈。将总部搬到北京是好事，是国际化战略布局的需要，也堪称三一集团的第三次创业，但问题是，现在的三一集团已经困难重重。各事业部、公司和国外基地通报的销售业绩出现断崖式下跌，特别是混凝土机械销售，更是掉了近 80%，现在一年的销售量还不如以前一个月的销售量。还有，工程机械市场萎缩，不少相关企业倒闭，客户违约的案子明显增多， 员工离职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2012 年三一集团销售额必须突破 1000 亿。”梁稳根想到了一年前立下的新目标。当时他还承诺，实现这个目标时，将重奖各级有功员工。然而，在工程机械行业久经沙场，并带着他的队伍一路高歌猛进的梁稳根怎么也没想到，竟然会遭遇凛冽“寒冬”。2007 年，三一集团实现销售收入 135 亿元，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南首个营收过百亿元的民营企业。2011 年，三一集团旗下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三一重工”）实现营业收入 507.76 亿元，同比增长49.54%。但谁会想到，这是黑暗来临前的“高光时刻”呢？而事实上，梁稳根在 2011 年底立下的这个新目标，直到 9 年后的 2020 年才成为现实。
是的，正当梁稳根和三一集团的高管们忙于“搬家”时，“寒冬”已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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