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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e》还以“中国文化交流：通过侨易学棱镜看西方”为题，组织了5篇外文专业论文；旨在促进中德、中欧及世界各国科技、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北京洪堡论坛连续两年（2021、2022）设立侨易学分论坛，组织学者研讨叶隽的“侨易学”理论。法兰西科学院巴斯蒂院士认为侨易学“可以解释各种变化和交流——不仅在中国内部或是中国与世界之间，而且在世界各地和各种人群之间。在此意义上，中国学术重新获得了创造理论的能力以及主体地位”。“侨易学”代表了中国学术在开创真正属于自己、又与时代和世界相融并进的学术范式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是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原创理论。该理论提出后，《Monde Chinois Nouvelle Asie》《Literaturstrasse》等国外学术刊物曾有专题讨论。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艺术与人文学院顾明栋教授评价“侨易学”理论为近几年来在文化研究领域出现的重要成果之一，“既是一种理论和哲学，也可以说是一个领域，一种新兴的学科”。人文社科领域的原创理论输出，一直是我国学术界的短板，能与国际同行平等对话的学术话语、体系更是少之又少。本书的出版将是中国人文学科原创理论的又一次尝试，预期有较好的社会效益。基于此前累计的国际影响力，本书将积极对标中华学术外译等对外输出项目。同时，计划于2023年9月在新一届的洪堡论坛上召开新书发布会，进一步扩大该书的影响力。 關於作者： 叶隽：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人文学院文化史与文化哲学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中北欧研究室副主任，兼任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南京大学中德比较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青年人文社科中心理事、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等。 目錄： 小 引 为什么需要侨易学的案例？ / 1 一、方法与案例 ——侨易学理论的建构问题 / 1 二、个案如何聚焦？ / 9 三、侨易个体的意义：“个体载像”与“由象见道” / 16 第一章 作为侨易个体的萨义德及其理论形成 / 24 一、作为精神质变的萨义德理论建构：“东方主义”与“理论旅行” / 24 二、观侨取象与察变寻异 / 34 三、侨易条件的语境因素：侨易事件的重要性 / 41 四、“文明冲突”“权力话语”抑或“求真之惑”？——以萨义德 vs. 亨廷顿为例 / 51 五、二元三维与主体消解 / 66 第二章 侨易视域里的精英个体及其文明体“载像” ——以卡内蒂与卡夫卡所表现的“犹太之奥”与“犹太之华”为例 / 73 一、“犹太之奥”的流散意义 / 73 二、“犹太之华”的精神漫游特质 / 88 三、精英个体表现的文明体侨易 / 96 第三章 从“普通知识”到“高深知识”的范式转型及其制度依托——以严复、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的侨易背景 与代际评价为中心 / 110 一、严复、辜鸿铭的侨易背景简析：从“非学者说”谈起 / 110 二、王国维对辜鸿铭、严复一代的批评及其侨易背景简析 / 119 三、陈寅恪对王国维的肯定及其侨易背景简析 / 126 四、从“普通知识”到“高深知识”的范式转型：兼论知识类型、立体系统与制度依托 / 131 第四章 角色符号、观念侨易与制度变迁——以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及其教育国家理念为例 / 142 一、角色符号：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的事功 / 142 二、制度变迁的视角：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 146 三、观侨取象：“教育国家观”的形成及其作为精神质变现象的意义 / 164 四、察变寻异：留德时代的功用及二元文化系统之碰撞 / 168 五、观念、制度、事务及其资本语境驱动关联 / 182 第五章 全球语境、中德关系与侨易经验——以关良与李可染1957年的访德画旅为中心的 考察 / 187 一、1950 年代的“旅外访问”与“东德友谊” ——以全球语境与中德关系为背景 / 187 二、关良与李可染 1957 年的访德画旅 / 196 三、艺术家的精神质变：侨易有度 / 205 综 论 作为个案的侨易个体及其拓展空间 / 223 一、学者使命与宏大叙事 / 223 二、拓展空间之形成：如何通向侨易群体与侨易共同体？ / 229 三、侨易构序与混沌之眼 / 239 四、“学术灵魂”的呈现与证验 / 250 主要参考文献 / 273 人名及关键词索引 / 295 西文—中文名词对照表 / 311 后 记 / 317 內容試閱： 为什么需要侨易学的案例？ 从 《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 到 《构序与取象：侨易学的方法》，又过去了八年的时间，真是不短。希望第三部 《寻道与度势：侨易学的哲思》 的完成可以更行云流水。这是在理论层面的“侨易学三部曲”，还有实践层面的相关研究也随之展开，而且有所配套呼应，譬如这本作为首册的 《位移与思易：侨易个体的精神质变及其文化空间》。 我曾痛感于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乃会投入很大精力在具体的实证研究层面，希望能使之不但“敏于言”，也同样“慎于行”。如此一来，则关注个体自然是顺理成章的选择，因为相对于群体、共同体等层面，甚至器物、制度、文化等另类体系，人的个体自然是相对最易入手和把握的。 在第一部作品中，我曾列举了一些案例，但其实远谈不上“研究”，只能算是一些学术思路的展示，但不知为何出版时被定名成了“研究”，所以也引来了颇为严肃的批评，譬如顾明栋教授就说：“书中大量引用中西方思想家和学者的论述，然后予以分析讨论，其量之大，其涉及面之广，其分析程度之深，不仅常常使读者忘记本书、本章节的主题，而且使人觉得分析的内容好像是作者阅读已存学术思想的心得体会和评价，而不是支撑侨易学理论的案例和讨论。”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也反映出了侨易学最初发端时的那种“自由散漫”精神，当然这与我的思路有关，最初仅是想提出这样的观念而已，并未想到以此为方法来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更谈不上是侨易学的实证案例。顾氏接着的一段评述可能更接近其西学本体的思路：“叶隽已发表过一篇文章 《作为侨易个体的赛义德及其理论形成》，对赛义德的‘旅行理论’有深入精彩的分析和研究，甚至把赛义德的‘旅行理论’视为不是范式的‘模式化建构’，并将其归入‘侨易学’理论范畴，用侨易学的一些理论术语予以讨论。文章旁征博引，写得引人入胜，十分精彩，是一个比 《变创与渐常》 一书中许多案例分析要系统而又深刻得多的研究，其精彩之处就在于作者通过观侨取象，察变寻异的方法，认识到赛义德理论构建与其本人侨易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即便是就萨义德作为研究对象来说，我仍觉得这篇论文也只是略做发覆而已，其中留下的拓展空间甚大，我自己也一直在持续关注，但限于学力与精力，仍难以快速推进。 其实侨易学理论的生成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回头细思倒也算是水到渠成，因为这是由实践的需求而自然孕育的过程，与那种强求生造者有着质性区别。2013 年 10 月的“侨易学观念的意义与问题”小型研讨会之后，我深刻意识到进行具体的案例实证研究的重要性，并在此方面投入大量精力。而一系列的侨易学栏目的开设，不但推动了侨易学本身的发展，也倒逼我进入实证研究的层面。譬如文章 《作为侨易个体的萨义德及其理论形成》 就是刊于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 的“人文世界与侨易空间”栏目，成文起因是此，但学术思路则由于探 讨观念侨易问题而引发，让我不得不追踪到萨义德的生命历程与知识形成、理论生发的关系，不但求知人论世，更希望兼及文本内外，展开深入、细致且全面的学术史与思想史探索。这种研究过程，在我看来，可谓上佳进路，因其不是单纯地为了某个过于实用甚至功利的目的而去查材料和读书，可以某种程度上信马由缰地在知识的领地里自由翱翔。除此之外，我还留下了大量撰作过程的“断简残篇”，即相关材料和思路记录，甚至勾勒出一部以与萨义德为中心进行理论对话的作品框架，但终究是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也就随着兴趣而收缩战线，暂时放下了。对于我来说，是否完成新的著作并不是很重要，关键在于就这种求知过程而不断拓宽的知识域以及形成的点滴启发，都可逐步汇聚成新的思路，这才是最大的收获。 案例的好处是能直接进入研究现场，避免蹈空务虚的不实之讥，但其弱点也同样不可忽视，就是很可能陷入深不见底的泥潭，因为个案无穷无尽，即便是分门别类，也难免叠床架屋。知识浩如烟海，无际无涯；个体生命有限，求知若渴。侨易现象的分类，貌似并不复杂，但真正深入进去，却深感头绪多端、曲径生花，这就有点像植物的分类工作一样，是一件貌似简单却又极具挑战，看似笨拙却又深不见底的事情，所谓“上帝造物，林奈分类”，彼时其预估不过约2万种植物，如今人类已发现 25 万种植物、1000 万种动物，自然系统之庞大远超想象。林奈的工作范式带给我们的启发却是相当清晰的，即至少应当以一种相对体系化的思路逐步推进侨易现象的分类工作，这样才会有可能使得“建构出来的理论森林充满地气而不致沦为荒芜的圈地”。 这正如司马涛 （Zimmer，Thomas）的要求，“虽然我们研究的主题各不相同，但是使用的材料却有共通之处。叶隽教授和我都认为，最具研究价值的是那些迁徙之人——云游者、僧侣、学生、冒险家、学者，各色人等——所记录或被他人记录下来的材料。……叶隽的做法在我印象中要更加‘宽泛’。在某些‘侨易现象’中他比较了分别来自中国和德国传统中的材料，而它们可能处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认为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叶隽研究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在证明前面所定义的侨易形式时所引用的‘侨易现象案例’只是一种模式化的套用，其内容本身也可再做商榷。尽管某些案例也强调了需要考虑特定的历史背景，但从整体上看这种随意的做法还是很难称得上科学的方法”。而他认为的科学方法显然是西方式的归纳法，即“详细研究大量个案，进而归纳出结论”。 这种说法看起来相当圆满，但为之颇有难度，而且很可能扼杀在研究过程中本来所应当葆有的那种活泼泼的生气、自由与随机的探索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我以为也是传统的德国学术潜在的弱项部分，即过于执守刺猬的庄严。在这方面，我其实更欣赏爱因斯坦 （Einstein，Albert，1879—1955）的表述：“我想知道上帝是如何创造这个世界的。对这个或那个现象、这个或那个元素的谱我并不感兴趣。我想知道的是他的思想，其他的都只是细节问题。” 当然必须承认的是，两者其实都各有偏颇之处，不宜绝对采纳，但不妨汲取精华，为我所用。就主体思想来说，我更倾向于爱因斯坦的举重若轻、直逼根本、追问原道的大格局；而就具体操作来说，会相对接受司马涛的建议，在实践中更注意各种分类案例的涉猎和探究，但并非简单机械地不分巨细、面面俱到甚至求全责备，而是应适度用其所长，注重归纳法、演绎法、辩证法的综合作用。因为如果按照他的这种逻辑，终我一生也未必能发明出侨易学来，因为光是案例的纷繁复杂就可以耗尽毕生光阴，甚至数代人的生命，都未必能见其光明；而且案例也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研究的不断深入、知域的不断拓宽而层出不穷的。 所以，说到底理论仍应是一个在宏观建构和微观尝试方面两端结合的过程，尤其是如何发现中观、勾连相通、侨易近道，这或许才是更为切近的方向和路径，也符合胡适（1891—1962） 所谓“大胆的假设”与“小心的求证”，正所谓“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而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假设是站在很充分的理由上面的，即使没有旁证，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假设。但他终究只是一个假设，不能成为真理。后来有了充分的旁证，这个假设便升上去变成一个真理了”。是否真理过于高标，但旁证与实证对于理论的成立与否确乎非常关键，则无疑义焉；胡适又引戴震 （1724—1777） 言，“但宜推求，勿为株守”，标榜其为清学的真精神，确是有眼光的，因为其所呈现的不仅是前贤的智慧与原则，而且也正是可“示来者以轨辙”的范式，我们所行进的方向其实有一以贯之的面相，与西方学术的求真精神也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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