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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章太炎不仅从佛学中汲取勇猛无畏的精神力量作为思想支撑,更将佛学与中国学术加以贯通,探寻中国革命根本性的哲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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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是“章太炎讲述系列”之一种,旨在研究、发掘、整理章太炎的学术思想,编纂出版章太炎研究的普及性成果。章太炎不仅是公认的学术大家,而且是为数不多的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佛学是章太炎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章太对佛学有精深研究,不仅深化了佛学在近代的发展,更将佛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结合,创造出中国传统哲学在近代发展的一个高峰。同时,章太炎又以佛学为武器,提出用佛学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进一步推动了革命思想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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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孟琢,喵星人,1983年12月生,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中国文字整理与规范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训诂学、经学、《说文》学、章黄学术等。著有《<齐物论释>疏证》等。
杨文渊,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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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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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导言...1
论佛法与宗教、哲学及现实之关系...1
在槟城极乐寺演讲佛法平等...14
在亚洲古学会第二次大会上之演说...16
说真如...18
在重庆罗汉寺演讲佛学...19
在世界佛教居士林会上之演说...23
说我...25
明见...30
辨性...41
菿汉微言...56
菿汉昌言...61
俱分进化论...64
无神论...73
建立宗教论...82
人无我论...100
大乘佛教缘起考...112
大乘起信论辩...130
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序...135
《初步梵文典》序...137
读佛典杂记...139
与栖庵道人谈佛教...141
支那内学院缘起...144
敬告十方佛弟子启...146
与吴承仕书(三通)...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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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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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清末以来,佛学传统为中国近代思想家改造社会弊端、回应时代挑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尽管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形态,与虔诚的信仰、超世的解脱、不可思议的神通密不可分,但自近代以来,它着实呈现出一种“公共性”的历史面目,通过不同方式的拣择、判摄与阐释,融入了中国历史上天翻地覆的大变局。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言,“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思想体系中,都有着深刻的佛学印记。他们吸收、激活了法相宗、华严宗、法华宗等不同宗派的传统,加以极具创造性的新阐释,构建起各具特点的思想体系。其中,太炎先生的佛学思考与现实回应尤当注意。无论是佛学思想的深刻性、经论阐释的独创性,还是贯通佛学与庄学的思想力度、将佛学与中国革命紧密结合的现实关切,都体现出超迈时人的哲学品质与历史意义。
纵观章太炎的学术生涯,他与佛学的渊源经历了四个阶段:在他的青年时期,在夏曾佑、宋恕等人的建议下,阅读了《法华》《华严》《涅槃》《中论》《十二门论》等经典,但并未产生太大兴趣。在《訄书》的早期版本中,他对佛教消极遁世的一面不无微词。章太炎佛学观的转折发生在1903年,那一年他36岁,因“《苏报》案”而入狱三年。在艰难的牢狱生活中,他无书可读,遂“专修慈氏世亲之书”,研读《瑜伽师地论》《因明论》《唯识论》等唯识学典籍。困厄之中,他对佛学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不但从中汲取勇猛无畏的精神力量作为思想支撑,更将佛学与中国学术加以贯通,探寻中国革命根本性的哲学依据。1906年,章太炎出狱东渡日本,在著名的“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之演讲”中,他大声疾呼,发出了“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的革命呐喊。在日本时,他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笔,撰写了《建立宗教论》《人无我论》《无神论》《答铁铮》《四惑论》《五无论》《俱分进化论》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将佛学引入到中国革命的时代话题之中。与此同时,他也撰写了《大乘佛教缘起考》《大乘起信论辩》等佛学文章。在1908年到1911年之间,他创作完成了“一字千金”的《齐物论释》,将唯识学、华严学与庄子哲学融会贯通,构建起以“自在平等”为核心的齐物哲学,这是他佛学思想的高峰之处。辛亥革命之后,随着人生际遇的再度转折,章太炎的佛学思想不断深入。1913年至1916年,他被袁世凯幽禁于北京龙泉寺,随时面对死亡威胁。在极度的愤懑之中,章太炎再次通过研读佛经来寻求精神解脱。他反复研读《瑜伽师地论》等唯识学经典,由吴承仕笔录而成《菿汉微言》一书,提出了“尽忠恕者,是唯庄生能之”的观点,将佛学、庄学与《论语》熔为一炉。也正是在困厄之际,他对《齐物论释》进行大幅度的修改与补充,完成了《齐物论释》定本的写作,这是他佛学思想最严密的形态。到了晚年,章太炎对佛学的兴趣依然未改,但更多由思想建构转为学术研究,除《菿汉昌言》等已见著作之外,根据章念驰先生的回忆,还有大批佛学的未刊稿,惜多已流散。
章太炎的佛学功底深厚,对大小二乘乃至印度六派的经论广泛涉猎。以《齐物论释》为例,其中主要征引大乘唯识、华严二宗的佛典,并深受《大乘起信论》的影响,同时吸收了小乘上座部、说一切有部之论,兼及六派外道数论、胜论之说。共计:1.般若部类:《大般若经》;2.华严部类:《华严经》及相关注疏;3.宝积部类:《胜鬘经》;4.涅槃部类:《大般涅槃经》;5.大集部类:《十轮经》;6.经集部类:《圆觉经》《密严经》《楞伽经》《解深密经》;7.毗昙部类:《大毗婆沙论》《俱舍论》;8.中观部类:《十二门论》;9.瑜伽部类:《摄大乘论》《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及相关注疏;10.论集部类:《大乘起信论》《因明入正理论》《十地经论》等。在广征博引的同时,章太炎的佛学并非“原教旨主义”的固守教义,亦非“历史主义”的辨伪证史,而是以哲学体系的建构与革命事业的关切为双重旨趣,体现出赅括真俗的宏阔气象。可以说,章太炎佛学思想的特色是极为鲜明的,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文化的自主性。章太炎的佛学研究,旨在参与建构东方文化本位的哲学体系。在西方文化的强势影响下,如何对中国文化进行深刻反思与全面重建,让它能够回应“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挑战,避免民族文化的崩坏与虚无,这是章太炎学术思想的核心关切。在他看来,中国思想学术具有诸多弊端,学理汗漫、逻辑不足、缺乏征信、用文学感受代替逻辑证实,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因此,它需要进行“条理化”的积极改造。章太炎在《答铁铮》中指出:“盖近代学术,渐趋实事求是之涂,自汉学诸公分条析理,远非明儒所能企及。逮科学萌芽,而用心益复缜密矣。是故法相之学,于明代则不宜,于近代则甚适,由学术所趣然也。”在章太炎眼中,东方文化具有内在的互补性,正可解决汗漫诸弊。自印度而言,“印度人思想精严,通大乘的,没有不通小乘;解佛法的,没有不晓因明,所以论证多有根据,也没有离了俗谛空说真谛的病”。唯识学运用因明而建立起的严密博大的佛学体系,彰显了“分条析理”的学术特点,适宜于中国传统学术的自我改造。自中国本土而言,“有一端长处,也是印度人所不能想到的,就像《华严经》有‘性起品’。华严宗取到‘性起’两个字……一句话就把许多疑团破了”。在拣择了唯识与华严的长处后,章太炎总结道:“只要各取所长,互相补助,自然成一种圆满无缺的哲理。”由此可见,他并不据守于小始终顿圆等宗法判教,而是广泛吸取了东方思想文化的宝贵价值。以印度唯识之精严,契入中土华严之闳通,正是他遍摄真俗二谛的“通方之论”。通过章太炎对于唯识与华严的剖判可以看到,他一方面试图弥补纠正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不足与弊端,另一方面更对中国哲学的重新建构具有一种整体性的野心,期待建立能够统摄历史上不同阶段、不同学派的思想形态的理论体系。这种体系性的哲学重建并非易事,它需要引入极具统摄力的理论资源,对已往的思想传统进行再度判摄。对章太炎而言,佛学正是这样的思想资源:一方面,佛学的理论体系庞大缜密,足以实现对儒家、道家、理学、心学等思想传统的统摄;一方面,佛学属于“东方”,“中国化”的佛学与中国文化的思想资源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亲缘性关系,可以避免方凿圆枘、以西律中的强制之弊,并与强势的西方文化形成角力之势。章太炎对于印度文化始终抱有亲近与悲悯之意,与东方文化的本位态度亦密不可分。在《菿汉微言》中,他充满自信地说:
余自志学迄今,更事既多,观其会通,时有新意。凡古今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拘者执着而鲜通,短者执中而居间,卒之鲁莽灭裂,而调和之效终未可覩。譬彼侏儒,解遘于两大之间,无术甚矣。余则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
尽管在章太炎的思想中,真俗、古今、东西、政俗、文野等多维度的思想资源交织碰撞,呈现出多元、丰富甚至矛盾的面貌,但在他自己看来,一切矛盾都能在齐物哲学中调和无碍,这种不同思想传统之间的整合与统摄,与对佛学的吸收借鉴密不可分。“余向以三性、三无性,抉择东西玄学”,在思想统摄的同时,章太炎的佛学也意味着对西方哲学的批判性回应——无论是用“俱分进化论”回应进化论的思潮,还是用唯识学中的“心不相应行法”与康德哲学中的“十二范畴”相颉颃,抑或是齐物哲学对黑格尔哲学的深入批评,都体现出章太炎立足东方文化传统,强调中国文化的自信与自主,回应西方文化强势影响的基本立场。
其二,思想的革命性。会通真俗是章太炎思想的基本特点,他的佛学思想不仅指向中国文化的自信自主,更与对中国革命的关切与实践息息相关,体现为革命道德与平等理念两个基本层面。章太炎认为,革命道德的高扬是革命成功的根本原因,这就要吸取佛学中勇猛无畏、无私奉献的精神,以“无我”的宗教热情,投身到舍生忘死的革命事业之中。“要有这种信仰,才得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可干得事来”,“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上无政党猥贱之操,下作愞夫奋矜之气,以此楬橥,庶于中国前途有益。”章太炎在《民报》中发表大量佛学文章,也曾有人提出质疑,认为《民报》当作“民声”,不当作“佛声”。他在《答梦庵》中回应道:
《民报》所谓六条主义者,能使其主义自行耶?抑待人而行之耶?待人而行,则怯懦者不足践此主义,浮华者不足践此主义,猥贱者不足践此主义,诈伪者不足践此主义。以勇猛无畏治怯懦心,以头陀净行治浮华心,以惟我独尊治猥贱心,以力戒诳语治诈伪心。此数者,其他宗教伦理之言,亦能得其一二,而与震旦习俗相宜者,厥惟佛教。
在他看来,“民声”与“佛声”别无二致,只有用“佛声”涤荡精神、树立道德,才能勇猛革命、打破专制,让“民声”得到充分表达。在章太炎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践行“苦行头陀”的道德标准,“寓庐至数月不举火,日以百钱市麦饼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在艰难困苦中不改其志、不易其操,无愧为鲁迅所称的“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此外,自由平等更是齐物哲学所要建立的现代价值,这也是章太炎投身革命的愿心所在。在中国近代的历史转折中,如何建立根本性的价值基础?这是齐物哲学努力要解答的问题。章太炎的回答是铿锵有力的——自由平等!在《齐物论释序》中,他开宗明义地将“自在平等”立为全书主旨,其后更多次强调庄子的根本主张是“自由平等”,把“令一切得自由平等”作为终极的政治理想。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对“自由平等”的建立以一种哲学的方式得以展开,他将佛学与庄学融通为一,根据唯识学、华严学中“无情有性”的理论,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为自由平等建立义理根基。正因如此,其宗教思想也以破除迷信、排遣神灵、否定主宰为第一要义。他在《无神论》中反复论证,认为上帝、耶和华不是“无始无终,全知全能,绝对无二,无所不备”的“众生之父”,在行文之际嬉笑怒骂,令人神旺。这种打破主宰、建立平等的宗教观,与中国革命的价值追求也是充分相契的。
其三,义理的创造性。章太炎的佛学不是“原教旨主义”的信仰之学,也不是以“还原”为唯一目的的书斋之学,而是在哲学建构与革命关切的推动下,体现出鲜明的创造性。以“无情有性”为例,这本是天台、华严、禅宗的共同主张,章太炎则首次用唯识的逻辑证成了这一道理。在《大乘起信论》中,精神活动分为三细、六粗两类,“三细”为阿赖耶识初起之相,即业识、转识、现识;“六粗”为意识心的活动生灭之相,即智相、相续相、执取相、计名字相、起业相、业系苦相。“三细”是无明初起到能所分别的微细精神过程,它处在能所对待之先,亦即依境界相而有意识思维之先。能所无别则心物无分,故“三细”是一种作为前意识的、兼存于有情、无情众生的精神共相。在章太炎看来,《大乘起信论》认为三细“与心不相应”,正在于它能够“兼无情之物”。此外,黄金的物理特点亦可反推“三细”的精神本质。“金有重性能引,此即业识;能触他物,此即转识;或和或距,此即现识。是故金亦有识,诸无生者皆尔,但以智识分别不现,随俗说为无生。”黄金因重量吸引他物,能引则有动,故为业识;可与他物相触,因触而有物境,故为转识、现识。由此可知,以黄金为代表的无情之物具足“三细”初相,根据《起信论》“觉迷相依”之理,也便具足了阿赖耶识之体。这一观点虽与经典唯识学不同,但通过章太炎的论证,真如心体具有了彻底的普遍性,也就建立起囊括一切心物存在的真谛平等。除此之外,在他对唯识三性的界定、对“心不相应行法”的阐发中,都体现出意旨丰富的创造性。一些学者根据佛教义理,简单地批评章太炎错解经典、不通佛法,这实在是小觑这位深思明辨、勇猛无前的大思想家了。
章太炎的佛学思想意旨深刻、独具特色,但也具有相当的解读难度。本书选取了他在不同时期的佛学演讲,由于面对大众,其内容相对浅显易懂,可以先行阅读。其后可以阅读《俱分进化论》《无神论》《建立宗教论》《人无我论》等创作于《民报》时期的重要论文,体会他将佛学与革命相结合的思想特色。至于《国故论衡》《菿汉微言》等专业的佛学论著,可以最后阅读,从而进一步了解他的佛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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