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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这是一本为广大初高中朋友们准备的名著入门阅读指导书籍。与北京大学林丰民教授一起去了解马哈福兹生平，品读马哈福兹的代表作品，帮助读者建立自身的名著阅读框架和方法。另外，我们选取了马哈福兹的经典名段名句，提供直接的作文原始材料，提升读者写作的深度和思想度，在有限的时间里帮助读者达成最大的学习效果。
这同样是一本想要了解阿拉伯世界文化传统的读者可以选择的阅读进阶引导书。书中最后部分使用了阿拉伯原文，供有兴趣双语对照阅读的进阶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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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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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吉布·马哈福兹是阿拉伯世界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家的作家。他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阿拉伯世界的绝佳视角，为我们思考人类的命运和永恒的人性提供了经典的文本。本书聚焦于如何正确而富有深度地认识马哈福兹及他的精湛作品，采用权威的译本，从介绍文本依托的历史文化背景、分析写作手法到细读文本，试图从全新的、专业的角度来向读者介绍马哈福兹及其背后的埃及历史与文化，拉近读者与马哈福兹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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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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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会长。代表著作有《文化转型中的阿拉伯现代文学》《东方文艺创作的他者化倾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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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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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我们为什么今天还读马哈福兹 ?… 001
马哈福兹的创作成就…003
马哈福兹对埃及和阿拉伯文学的影响…008
阿拉伯作家和评论家对马哈福兹的评价…015
马哈福兹对世界文学的影响…018
Part 1 马哈福兹生平… 023
Part 2 马哈福兹代表作导读… 033
从《新开罗》到《梅达格胡同》：埃及城市中产阶级的悲剧…035
开罗三部曲：传统与现代的冲突…056
《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公平正义与社会秩序的重构…083
《续天方夜谭》：善与恶的斗争…102
Part 3 马哈福兹在中国的翻译与研究… 117
马哈福兹在中国的翻译…119
马哈福兹研究趋势…123
从经典的建构到马哈福兹研究的全面展开…129
有关马哈福兹的学术活动…136
Part 4 马哈福兹经典名段摘录…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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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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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１
文明互鉴 求同存异
迫于泰西的坚船利炮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洋务运动开启了改良的滥觞。但囿于技不如人，且非一朝一夕可以赶超，一些仁人志士又被迫转向上层建筑和世道人心。及至“百日维新”，新国家必先新风气、新风气必先新文学被提上日程。这也是五四运动借文学发力，“别求新声于异邦”的主要由来。
是以，从古来无史、不登大雅的文学着手，着眼点却在改天换地：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檄文，陈独秀、瞿秋白、鲁迅、胡适等前赴后继，文学革命蔚然成风，并逐渐将涓涓细流汇聚成文化变革的浩荡大河。
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文学始终是狭义文化的中坚。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高度重视文学发展和文明互鉴，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不久，又提出了“不忘本来，
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此乃大同精神所自也、最大公约数所由也。如是，“建设文化强国”写进了我国的“十四五”规划，这不仅彰显了文化自信，而且擢升了文化强国的动能。
一
《周易》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所谓人文化成，文化在中华传统思想中几乎是大道的同义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传统文化不仅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命脉，而且也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更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变幻中站稳脚跟的坚实基础。同时， 海纳百川地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不仅是不同国家和人民之间交流的需要，也是提升个人修养的妙方。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早在汉唐时期，兼收并蓄、取长补短便是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不二法门。
习近平总书记又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明确提出，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多么令人感奋的誓言！这是对“天下为公” 和“为人民服务”思想的现实阐发，也让我想起了老庄思想中遵循“天时” “人心”的原则。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尊崇最大公约数：除基本的民族立场外，还包含了世界各民族自主选择的权利。这是两个层面的最大公约数，与之对立的恰恰是不得人心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
作为人文学者，我更关注民族的文化精神生活。诚所谓“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中华文化崇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乐善好施、谐和万邦；同时，中华文化又提倡天人合一、因地制宜。当然，中华文化并非一成不变，更非十全十美。因此，见贤思齐、有容乃大也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基本信条之一，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将导致悲剧和苦果。当前，我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方兴未艾，学术领域更是百花齐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这充分显示了我国的开放包容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自“百日维新”和五四运动以降，我国摒弃了文化自足思想，从而使“西学东渐”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具体说来，二百年“西学东渐”不仅使我们获得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而且大大刺激了我们麻木已久的神经。于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女权主义、生态思想等众多现代文明理念得以在中华大地发扬光大。
西方的崛起也曾得益于“东学西渐”。设若没有古代东方的贡献，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发展向度将不可想象，“两希文明”也难以建立。同样，在中古时期和近代，如果没有阿拉伯人通过“百年翻译运动”给西方带去东方文明成果（其中包括我国的“四大发明”），就没有文艺复兴运动和航海大发现。
总之，丰富的文化根脉、无数的经验教训和开放包容的心态不仅使中华民族在逆境中自强不息，而且自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以来，也益发奠定了国人求同存异的民族品格。
二
人说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后者就像身份证。而我更乐于用基因或染色体比喻文化。大到国家民族，小至个人家庭，文化是精神气质，是染色体，是基因。它决定了各民族在国际交往中既有发展变化，又不易被淹没的活的魂灵。
如今平心而论，我们依然是发展中国家。硬件上尚有不少“卡脖子”的问题，软件和细节方面就更不必说。我们需要向西方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还有很多。而文学艺术不仅是世道人心的载体， 也是文明互鉴中不可或缺的航标。
前辈钱锺书先生一直相信“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 道术未裂”。古人则有“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 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之谓。人需要借镜观形、换位思考、取长补短，民族、国家亦然。
有鉴于此，我真诚地祝愿阅读世界文学巨匠系列丛书顺利出版，祈中华文化在吐故纳新、温故知新、不断鼎新中“苟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原所长，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第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陈众议
序２
匿名的共同体与“回家的召唤”
24 年前，费孝通先生首次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包含着两层意思：首先，要对自己的文化追根溯源、把握规律、预示未来；其次， 不断与异文化交流并尊重差异，携手共同发展。这一概念的提出时值全球一体化之初，借由他者体认自我的意识不可谓不高瞻远瞩。
今时今日，我们说不同文明之间要平等对话、交流互鉴、相互启迪，前提便是高度的文化自觉：知自我从何而来、到何处去， 知不同于我者为差异及补充。
但具体而言，自我体认如何与他者相关？可试从我熟悉的翻译说起。
几近一百年前，1923 年，自称“在土星的标志下来到这个世界”的本雅明将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巴黎风貌》译为德文，并撰写了译序，题为《译者的任务》。在这篇译序中，本雅明谈翻译， 实际上也在谈认知及语言。明面上，本雅明主要阐述了三个问题：
其一，文学作品是否可译；其二，如果原作者不为读者而存在， 我们又如何理解不为读者而存在的译作；其三，翻译的本质为何。为此，本雅明打了一个比方。他将文字比作树林，将作者看
作入林的行路者，而译者则是林外纵观全局、闻语言回声之人。文学作品如若绕圈打转，所及无非枯木，向上无以萌芽刺破天空， 向下无根系网织土壤、吸收营养、含蓄水分，又何来可译的空间？ 可译不可译的问题便化为有无翻译的空间及价值的判断。文林呼唤作者入内，作者受了文林的吸引而非读者的呼唤，而文林又非无动于衷的死物，始终在生长、变化，身于林外的译者眼见这一错综复杂的变迁，所领略的只能是变化的共同体——原作“生命的延续”，也非读者的期待。翻译，便是无可奈何地眼见原作的变化、语言间的差异，“在自身诞生的阵痛中照看原作语言的成熟过程”，真正的翻译，因为表现出语言的变化以及不同语言之间的互补关系，自然流露出交流的渴望。
若非差异，若非差异构建的空间广阔，若非差异空间的变化与生长之永恒，何来交流之必要，又何谈翻译？
四十多年后，法国作家布朗肖批判性地阅读了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写下了《翻译》一文。布朗肖说，翻译确实可贵， 文学作品之所以可译，也的确因为语言本身的不稳定性与差异，“所有的翻译栖息于语言的差异，翻译基于这一差异性，虽然从表面看似乎消除了差异”。但是，作为母语的他者，外语唤醒的不仅仅是我们对差异的感知，更重要的，还有陌生感。对于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母语，因为外语的比对，我们竟有如身临境外偶然听到母语一般，忽然之间竟有一种陌生的感觉，仿佛回到了语言创造之初，触及创造的土壤。
20 世纪 20 年代，德国作家本雅明阅读、译介法国作家波德莱尔，写下了世界范围内影响至深的《译者的任务》。20 世纪70 年代，法国作家布朗肖批判性阅读德国作家兼翻译家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写下《翻译》，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可见，翻译不仅从理论上，更是在有血有肉的实践中解释并促进着跨文化的交流与不同文明的互鉴。
文之根本，在于“物交杂”而变化、生长，文化之根本在于合乎人类所需又能形成精神符号，既可供族群身份认同，又可以遗产的方式薪火相传。简单说，文化更似一国之风格。“阅读世界文学巨匠”系列丛书，具有启迪性的力量，首辑选取了 10 国10 位作家，有荷马（希腊文）、塞万提斯（西班牙文）、但丁（意大利文）、卡蒙斯（葡萄牙文）、歌德（德文）、雨果（法文）、普希金（俄文）、泰戈尔（孟加拉文）、马哈福兹（阿拉伯文）、夏目漱石（日文）——一个个具有精神坐标价值的名字，撑得起“文学巨匠”的名头，不仅仅因为国民度，更因为跨时空的国际影响。我们的孩子从小便从人手一本的教科书或课外读物中熟悉他们的名字与代表性作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风格似乎代表了各国的风格。当哈罗德？布鲁姆谈文学经典所带来的焦虑时，同时表达着文化基因的不可抗拒性。进入经典殿堂的作品及作家， 表现、唤醒并呼唤的正是典型的文化基因。当我们比对普希金、歌德、夏目漱石、泰戈尔及其作品时，比对的更像是俄罗斯、德国、日本、印度及其精神、文化与风骨。伟大的作品往往没有自己的姓名，匿名于一国的文化基因，似乎将我们推向文化诞生之初， 让我们更接近孕育的丰富与创造的可能。在这一基础上，如上文所说，作为文化的他者，他国的文学巨匠将唤醒我们对于自身文化的陌生感，让我们离文化的诞生之地又进了一步。
至于文明，则是社会实践对文化作用的结果，作为一国制度及社会生活成熟与否的尺度及标准，不同文明有着各自更为具体的历史、人文因素与前行的目标。尊重文化间的差异，鼓励不同文化的平等对话与交流互鉴，既是文明的表现，更是文明进一步繁荣的条件。差异构建的多元文明相互间没有冲突，引发冲突的是向外扩张的殖民制度与阶级利益，极力宣扬自我姓名甚至让其成为法令的也是殖民制度与阶级利益，而非文明。24 年前，费孝通先生所畅想的美美与共的人类共同体，便是基于文明互鉴的匿名的共同体。
差异与陌生引领我们步入的并非妥协与殖民扩张之地，而是匿名于“世界”与“国际”的共同体。
我们试图从翻译说起，谈他者之于文化自觉与文明互鉴的重要性，也谈经典之必要，翻译之必要，因为正如本雅明所说，“一切伟大的文本都在字里行间包含着它的潜在的译文；这在神圣的作品中具有最高的真实性。《圣经》不同文字的逐行对照本是所有译作的原型和理想。”而今，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套丛书，集翻译、阐释、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为一体，因为更立体的差异与更强烈的陌生感，或许可以成为作品、文化与文明创造性的强大“生命的延续”。
最后，仍然以本雅明这一句致敬翻译、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努力：有时候远方唤起的渴望并非是引向陌生之地，而是一种回家的召唤。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
许钧
马哈福兹（1911—2006），全名纳吉布·马哈福兹·阿卜杜·阿齐兹·易卜拉欣·艾哈迈德帕夏，埃及著名作家、文学家、电影剧作家和思想家，阿拉伯世界唯一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11 年 12 月11 日出生于开罗的杰马利耶区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一生创作 50 余部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最重要的作品有开罗三部曲（《宫间街》《思宫街》《甘露街》）、《平民史诗》和《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他也是阿拉伯世界中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最多的文学家，在阿拉伯世界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其父亲阿卜杜·阿齐兹·易卜拉欣是一个公务员，除了《古兰经》， 只读过穆伟里希的《伊萨·本·希萨姆谈话录》，因为该作家是他的朋友。母亲法特梅？穆斯塔法？卡西舍是爱资哈尔宗教学者穆斯塔法·卡西舍长老的女儿。马哈福兹是家里最小的儿子，比年龄最小的姐姐还小 10 岁，所以在家中备受宠爱。两个姐姐早早就出嫁，两位兄长也在大学毕业后自立门户。因此，马哈福兹的成长环境跟其他埃及家庭的小孩儿不太一样。他的周围尽是一些成年人。这让他缺少同龄的小伙伴，渴望同龄人之间的友情，性格上显得有些内向。
马哈福兹从小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成长起来。他从小就听到各种优美的神话、传说和故事，既有古埃及亡灵说《亡灵书》的传说，也有《古兰经》中的故事和其他伊斯兰教故事，还有民间广泛流传的寓言故事《卡里来与笛木乃》和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 当然还有那些朗朗上口的古代诗歌。这些优美的故事，有的是他在家里听到的，更多得益于开罗老城区底蕴深厚的民间口头文学，换句话说，来自于街头的说书艺术。马哈福兹经常站在咖啡馆门口听说书艺人边弹乌德琴，边绘声绘色地讲述各种民间故事。“后来他几乎每天都要去咖啡馆休息、会友，常年处在这样浓厚的民间口头文学熏陶中。因而我们能发现即使在他小说创作自觉取法西方艺术的时候，同时也带有民间说书的痕迹。民间说书在马哈福兹作品中的价值并不在于它表现了某种深刻的理念或道德，而在于它的自由性、开放性，以及与开罗民间传统浓郁的生活气息直接相连。” 这对他早期的审美情趣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优秀的文学遗产，早早就在马哈福兹幼小的心灵上打下深刻的烙印，为他的语言素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加上他母亲喜爱法老文化，常常带他去参观金字塔和埃及博物馆，这让他对古埃及文化产生了极大的亲近感，也为后来他刚刚登上文坛之初便创作以古埃及文化为背景的历史小说埋下了伏笔。中学时代，他对文学的兴趣渐浓，从看侦探小说开始，迷上了读书，尤其是文学书籍。他崇敬当时埃及的著名文学家塔哈·侯赛因、文化巨匠阿卡德和思想家萨拉麦·穆萨，在文学前辈的影响下，他立志要成为一个社会改革家，通过文化唤醒民众的意识。
马哈福兹 7 岁那年，即 1919 年，埃及爆发了革命，爱国主义的情绪在整个埃及蔓延，马哈福兹的父亲也会经常在家里谈论革命的事情，这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他的代表作开罗三部曲的第一部《宫间街》和其他的小说作品中均有所体现。
宗教文化也是马哈福兹自幼汲取知识的源泉之一。他的外祖父就是一位爱资哈尔的长老，具有丰富的伊斯兰宗教知识，他的母亲从娘家带来的宗教知识无形之中也影响了他。马哈福兹的父亲也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在这样的父母组成的家庭中，弥漫着浓浓的伊斯兰宗教的气息，使马哈福兹在青少年时期便容纳了古埃及法老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两种不同的文明系统。我们在他后来的创作中可以看到这两种文化影响的明显痕迹。
父母对他的熏陶还体现在音乐方面。他自幼传承了父母对音乐的喜好。他曾经在接受访谈的时候承认自己对于音乐的痴爱。他说：“在我的内心和生活中，除了文学，再没有其他艺术能像音乐一样渗透到我的灵魂和生命。”他小时候不仅爱听歌，满脑子里装满了埃及的歌曲，无论是传统的东方曲目，还是诗歌所谱成的曲子，甚至歌女们的小曲小调，他都非常熟悉，并且经常模仿着哼唱。据他的朋友们说，马哈福兹唱得很好听。他对音乐的喜好不仅停留在听、唱的层面，还读过不少音乐方面的书籍。大学期间甚至花了一年的时间在阿拉伯音乐学院系统学习了弹奏竖琴以及谱曲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他对音乐的酷爱体现在他婚后的生活中，当女儿出生之后， 他毫不犹豫地以埃及著名的女歌唱家、阿拉伯世界的歌后乌姆·库勒苏姆的名字为自己的女儿命名。
1930 年，马哈福兹进入开罗大学学习哲学，获得了哲学学士的学位，毕业后继续深造，攻读硕士研究生，对哲学研究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在当时的著名学者阿卜杜·拉兹格的指导下，他选择了与文学比较接近的美学作为论文的选题，集中研究伊斯兰哲学中的美学主题，完成了毕业论文《伊斯兰美学》。
马哈福兹的职业生涯应该说是很丰富的。大学毕业之后，他在开罗大学的校务处当书记员。1938 年，马哈福兹进入埃及宗教基金部工作，长期担任政府公务员，后担任过办公室主任，这段时间里，因为工作的关系，他浸淫在伊斯兰文化的氛围中，并深受影响。
因忙于照顾自己的母亲、寡居的姐姐及其儿女，也因为马哈福兹不是专职作家，他的文学创作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常常非常忙碌，为了充分利用时间进行小说创作，马哈福兹很晚才结婚，直到 1954 年， 他才同朋友的妻妹阿忒娅拉·易卜拉欣女士结婚，建立了家庭，那时他已经43岁了。按当下流行的说法，妻子是他的忠实读者，对他很崇拜，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为他创造了一个舒适安静的环境，使他能够心无旁骛地进行文艺创作。婚后马哈福兹从来不请朋友来家里做客，不让夫人公开露面，不想让自己的家庭生活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因此外界很长时间都不知道他结婚的消息，颇受朋友们的微词。直到他结婚 10 年之后，因为女儿乌姆·库勒苏姆和一个女同学在学校里吵架，诗人萨拉哈·杰欣从女同学的父亲那里知道了马哈福兹的婚姻状况，这才在圈子里传播开来。
马哈福兹 1955 年调入埃及文化部工作，先后在艺术局和电影公司任职，后担任文化部顾问。在文化部工作期间，由于多数时间主管电影工作，他认识了很多电影界的人士，这为他的文艺创作打开了另 外一扇大门。有一位导演读过马哈福兹的作品后，看到了马哈福兹的潜力，找到马哈福兹，想请他写作电影剧本。起初马哈福兹婉拒了导演的请求，表示没有兴趣，而且也不知道怎么写电影剧本。后来导演说：“写剧本能改善你的经济状况。”导演的这句话打动了马哈福兹。长期担任公务员的马哈福兹，家里几口人的生活基本上就依靠他微薄的薪水，因此过得还是很拮据的。经过慎重考虑之后，马哈福兹答应了导演的请求，并且在那位导演的指导下渐渐找到了写作剧本的窍门，从此一发不可收。据统计，他本人创作的电影脚本或剧本共有 24 部。但他坚持不改编自己的小说，而由别人去改编，没承想改编自他的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影视作品数目更多，达到了35部。在笔者的知识范围内，在阿拉伯世界里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最多的非马 哈福兹莫属。
1971 年退休后，马哈福兹被《金字塔报》聘为专职作家，他在金字塔集团大楼里的办公室与当时著名的作家伊赫桑·阿卜杜·库杜斯、陶菲格·哈基姆的办公室毗邻，相比之下，阿卜杜·库杜斯的办公室很大，还有两个女秘书协助处理文稿，但马哈福兹的办公室很小， 而且一个秘书都没有。但他丝毫没有计较，而是默默耕耘、笔耕不辍， 写出一本又一本的小说来。
辛勤的笔耕和傲人的文学成就终于受到了瑞典科学院的关注。
1988 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决定将当年度的奖项授予纳吉布·马哈福兹。消息传到开罗后，埃及举国欢腾，人们走上街头游行， 欢庆这一文化盛事。
非常遗憾的是，“乐极生悲”，马哈福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喜事之后没几年，他就遭遇了人生中最不幸的一件事情，即1994年的一天，马哈福兹从外面回到家时，遭遇到一次意外的刺杀，差点命丧尼罗河畔，当时他83岁。起因就在于他的作品《我们街区的孩子们》。有人认为他在这一部作品中亵渎了伊斯兰教和诸位先知，视之为“叛教”和“伪信”，“罪当诛”。在当时宗教极端思想盛行的环境下，马哈福兹遭遇了这样一场无妄之灾，令人唏嘘不已。其实在马哈福兹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就有一些作家和文化界人士提出给这部作品解禁，在埃及正式出版，但因为种种原因，久久未能实现。在他遇刺之后，这一话题又重新浮出水面，但是马哈福兹本人却坚持必须得到爱资哈尔长老的许可，自己才会答应出版。一直拖到 2006年——马哈福兹去世的那一年，有一个爱资哈尔的长老写了一篇批判性的前言，附在小说文本之前，《我们街区的孩子们》才正式在马哈福兹的祖国埃及得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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