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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通俗讲述“中古第一家族”琅琊王氏崛起过程的历史作品。琅琊王氏鼎盛300多年，培养了50多个宰相，类似今天市长、省长级别的高官更是不可计数，还有王羲之为代表的100多位文化名人。堪称古代最牛公务员家族。
本书以电影般的叙事手法，全景讲述了琅琊王氏的崛起过程，以及他们与颍川庾氏、陈郡谢氏等豪门，以及与王室之间的百年博弈。
2，成大事者，慢半拍。本书总结提炼了琅琊王氏的家训、家风，发现他们在每次遇到危机的时候都有意慢人半拍。这种深藏九地之下，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的大智慧，让他们超越了同时代所有先下手为强的竞争者。
3，都是金句。通过琅琊王氏的崛起之路，讲透皇权、豪门权力的运作逻辑，很多观点都很有洞见。比如：
人是历史的人质，更是性格的人质
一个看不到自己本性的人，最终只能任人宰割
深藏于九地之下，方能动于九天之上
处柔守慈，守慈曰强
当你弱小的时候，重要的是你做了什么；当你大权在握的时候，重要的则是你不做什么
4，史料扎实。引用典籍百余处，参考书目五十多种。
5，小说般生动好读。本书为历史非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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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里的“王”指向一个藏在历史深处的家族：琅琊王氏。他们鼎盛300多年，在幕后操纵着一个王朝的兴衰。即使高坐御塌上的皇帝，也只是他们家族的代理人。他们被誉为“中古第一家族”。
本书钩沉史料，全景式记录这个家族的崛起之路，并揭示了他们基业长青的关键所在：成大事者，慢半拍。
深藏九地之下，才能蓄积冲天之势
这个家族的奠基人是卧冰求鲤的主角王祥，一千多年来，他被打上愚孝的烙印。但我们不知道的是，孝顺的名气传出去不久，他就被邀请做官。他无意于从低阶幕僚做起，隐居深山，几十年不出。直到名气传遍天下，他才接过曹魏的橄榄枝。甫一出山，就位居九卿。
在别人狂热的时候清醒，才能看清大局
公元307年，八王之乱引发西晋内斗。当其他豪门前仆后继地卷入混战，想要分一杯羹的时候，家族第三代的代表人物王导却冷眼旁观，悄悄把目光投向了一直被忽视的江东，开拓出全新的发展基地。
避其锋锐，寻机而动，才能后发制人
公元318年，靠着王导辅佐才建立东晋的司马睿，登基伊始，就打压琅琊王氏。王导不争不怒，步步退让，直到皇帝的政策伤害到几乎所有豪门的利益时，他才暗示堂兄王敦起兵讨伐，彻底控制王室，开创了门阀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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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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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深研魏晋史十年。从《三国志》《晋书》《世说新语》等只言片语的记载，以及出土文物资料中，拼出了琅琊王氏这个中古第一家族惊心动魄的崛起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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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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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章 “卧冰求鲤”的权力逻辑 / 001
第一章 八王之乱与灭门危机
王导：将相之器 / 014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 / 021
王羲之的父亲 / 026
乱世中，百姓看到灾祸，野心家看到机会 / 031
第二章 隐秘的盟友
司马睿：后下手为强 / 036
找到关键角色，事就成了一半 / 041
第三章 衣冠南渡，深入江东
深入江东 / 046
大家族的乱世生存法则 / 048
收服人心的艺术 / 051
第四章 江东四大家族
华亭鹤唳 / 058
成大事者，要咽得下狼狈 / 064
幕后高手 / 068
如何低调地秀实力 / 070
第五章 匈奴南下，帝国黄昏
得天下者，必先得山西 / 075
生命是一个播种的季节，收获是不在这里的 / 080
造反的理由 / 083
豪强与部曲 / 086
第六章 永嘉乱起，中原沦陷
致命的流寇主义 / 090
清谈误国 / 093
江东管仲：在别人疯狂的时候清醒 / 097
第七章 另起炉灶，经略江南
南北之争的三条路线 / 108
王敦：强人崛起 / 112
以弱胜强的逻辑 / 117
志大才疏，难将作矣 / 121
第八章 豪门当政，寒族出力
被侮辱的江东士族 / 127
乱世中的蝴蝶效应 / 133
“溪狗”陶侃 / 142
被打压的寒门武人 / 147
第九章 江东杀机
微妙的升迁 / 150
应变的智慧：以柔克刚，以静制动 / 155
第十章 战荆州
掌握资源分配权，才能收揽人心 / 166
战功越高，打压越狠 / 176
越是复杂的问题，越需要简单的解题思路 / 182
第十一章 代管天下
跟盗墓贼抢生意的皇帝 / 190
把最棘手的问题留给时间 / 194
传统就是规矩，规矩就是合法性 / 197
第十二章 东晋立国
嫡长子继承制的优越性 / 202
有时升迁很可能是试探 / 205
千古风流，吹笳退敌 / 209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 215
第十三章 琅琊王氏，功高震主
成大事者，慢半拍 / 219
以下治上，以贱治贵 / 224
颍川庾氏的崛起 / 232
第十四章 重振君权，打压豪门
“闻鸡起舞”的结局 / 238
司马懿的血脉 / 244
法家的底层逻辑 / 247
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 / 252
第十五章 政变的导火索
王敦借荆州 / 255
襄阳争夺战 / 259
曹操式枭雄 / 262
第十六章 挥师东下，剑指南京
蜂目而豺声，忍人也 / 269
隐秘的合谋 / 272
一个看不清自己的人，只能任人宰割 / 277
言宜慢，心宜善 / 283
第十七章 门阀时代，政出王氏
战争的胜负，早在开战前就已决定 / 289
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 294
处柔守慈，守慈曰强 / 296
后 记 门阀时代的风流与黑暗 / 303
附 录 参考书目 /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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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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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卧冰求鲤”其实是一场政治表演
东晋永昌元年（公元322年）正月，大将军王敦从今天的湖北鄂州举兵东下，打败了南京城的皇帝司马睿。在他与自己的堂弟王导共同执掌朝政后，他们的家族控制了整个王朝，史称“王与马，共天下”。“马”即皇室司马氏，“王”就是两人出身的琅琊王氏。
唐人刘禹锡有诗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其中的“王”指的就是他们这个家族。
根据毛汉光先生考证，仅仅是在两晋南北朝这二百多年中，琅琊王氏官居五品以上的族人就有一百六十一人，而这个时期五品以上的官员累计也就一千七百多人，琅琊王氏几乎占据了十分之一。
宋人《古今姓氏书辩证》也记载说，琅琊王氏有五十多人官至宰相，二十五人官至吏部尚书，做到刺史、太守等类似今日省长、市长级别的官员更是不可计数。
更为一般人所知的是，他们在书法、文学、音乐等文化领域的人才辈出，家族有一百多人名传后世，比如书圣王羲之，他是王敦、王导的侄子。这个家族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人称“华夏首望”，或者“中古第一望族”。
南朝史学家沈约曾慨叹：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者也。
在将家族推上权势巅峰的那一刻，王敦、王导兄弟或许会想起这个家族的奠基人——他们的伯祖王祥，想起他如何胼手胝足地为家族积累起原始资本的故事。
王祥出生于东汉末年的乱世，祖籍琅琊郡，也就是今天山东省东南部的临沂市。三国诸葛亮的家族也发源于此，史称“琅琊诸葛”，但若论到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琅琊王氏可能还要远超琅琊诸葛。
王祥的另一个身份可能更为人所知：因“卧冰求鲤”而被画入二十四孝图的著名孝子。
历史上真实的王祥却并不是这个模样。
他确实有孝顺的美名，但绝对不是迂腐之辈，会像鲁迅先生嘲讽的那样脱光了衣服躺在结冰的河面上。
《晋书》载：
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
王祥的后母想吃鲜鱼，但天寒地冻，河面结冰。王祥“解衣将剖冰求之”。
据此判断，他只是解开衣服，更好地发力剖冰。
大冬天干活，是否有必要解开衣服又值得怀疑。至于鲤鱼被王祥的孝心感动到破冰而出，更是过于夸张。
整个故事中唯一可信的，大概就是王祥确实做出了孝顺的举动，即使在大冬天，也会想办法给经常虐待他的继母弄来活鱼尝鲜。
他因为这种孝顺而被乡里称赞，继而被州郡长官邀请当官。在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一个人可能因为孝顺而被察举为“孝廉”，进入政府做官。
王祥拒绝了，这是非常清醒的举动，那时乱世方起，进入仕途危险重重。
他带着继母和弟弟离开山东老家，南下安徽庐江一带隐居避乱。直到六十岁左右，他才在弟弟的劝说下出任徐州别驾。
此时曹魏早已统一北方，曹丕代汉称帝。这时入世当官在理论上风险更小。王祥的这个选择，以及后来一系列的举措都将证明，他不仅不迂腐，反而有极强的务实精神，能够在乱世中保全自身，并在恰当的时机攫取权力。
“别驾”这个职位很重要，是州政府最高行政长官的首席属官。州是当时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单位，相当于今天的省区。最高行政长官称为刺史，别驾则辅佐刺史管理行政事务，出行时可以拥有自己独立的车驾，故有此称。
对时代背景稍作考察，我们就能知道王祥获得这个职位并不容易。
东汉以来，“世家大族”这种全新的权力组织逐渐孕育成型。它以家族为枢纽，族中世代有人做官，甚至都官居三公九卿。比如袁绍出身的汝南袁氏号称“四世三公”，家族的四代人中，都有人官至三公。
其他如东汉司徒王允为代表的太原王氏，曹魏杨修出身的弘农杨氏，荀彧背后的颍川荀氏，还有司马懿壮大的河内司马氏等等，都是名动天下的世家大族。他们掌握了上至中央的三公九卿，下到地方州郡的刺史太守等核心位置。与之相对的是，皇权不断衰落，不得不接受与世家大族共同治理天下的现实。
就连以用人不拘一格著称的曹操，在政治上也主要任用颍川荀氏、清河崔氏等大族名士。唐长孺先生在《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曹操仍然只能从大姓、名士中选用他所需要的人才，也仍然需要大姓、名士推荐他所需要的人才。
这些家族多是书香门第，通过对知识的垄断控制仕途晋升之道。
我们知道，在印刷术普及以前，知识被限定在竹简、布帛、手抄书等载体上，难以大面积传播。西汉建国后，设太学，讲授儒家典籍，功臣后代或出身低微的才华卓越者都有机会入学，考试通过后可入仕做官。东汉后期，太学废弛，知识传授逐渐转移到大家族内部。正像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说的那样：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
这些家族不仅藏有典籍，还有能力传道解惑。
而后者尤其重要。
秦朝焚书坑儒后，汉时的典籍大多来自民间私藏、后人传抄，版本混乱，错漏极多，需要进行勘校、考据、解读。往往几千字的原文，解读多至十万字。
这个专业门槛极高又耗时耗力的工作，往往只有出身大族的知识分子能够胜任。比如汝南袁氏擅长解读《易》，弘农杨氏则专攻《尚书》。
凭借着这种读书特权，大家族的子弟入仕为官，又为下一代积累更好的政治资源与经济实力，如此循环往复，往下传递两到三代，就有可能成为世代高官厚禄的世家大族。阎步克教授在《波峰与波谷》中做了精准的总结，他们“猎得官场权势，反过来又能强化了财富的占有，雄厚的家族财力，又足以保障子孙继续接受教育、成为士人”。
到了王祥入仕的曹魏时代，世家大族垄断官场的趋势已经无可挽回。为了获得他们的支持，曹魏开国皇帝曹丕颁布了九品官人法，以制度的形式巩固了大家族的当官特权。
根据这个制度，每个州、郡设立“中正”这样一个职位，根据门第、能力、德行三个指标，将该地士人划分为三六九等，按等级授予官职。而中正最看中的，也是最能进行量化评价的，就是门第，也就是士人祖辈的官爵、功勋。
与世家大族对应的，则是低等士族，又称寒门。家族中也有人当官，但多是刺史、太守府中的属官，或者县令等低阶官员，也缺乏世代积累。家族中的人想要进入仕途，往往先是去刺史、太守府中从低阶幕僚做起，获得长官赏识举荐，才有获得正式官职的可能。
王祥就出自这样的家族。
他的祖父王仁曾做到青州刺史的高位，父亲王融则终身未仕。到了他这一代，家族已经陷入困顿，以至于连活鱼都购买不起。
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入仕，一条性价比较高的路径就是修德。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样，在魏晋时期，一个人可能因为德行出众而为乡里所知，进而被州、郡长官征辟入府。而“孝”是当时最被看重的“德行”。
王祥隐居三十年不问世事，一出山就获得了别驾高位。说明在这三十年中，他的孝名始终远扬。而且越是隐而不出，名声越是响亮。东汉以来，社会上就兴起一种崇隐的风气。《汉书》说“是故清节之士，于时为贵”，清节之士指的就是不沾染官场俗气的隐士。他们越是隐居深山，越被人看作德行高尚，到了最后，也越容易被举荐为官。
王祥的发迹路径正好暗合了这套逻辑。
至于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还是王祥有意为之，今天已经很难判断。
唯一能确定的是，被鲁迅嘲讽的孝行给王祥带来了切实的政治回报，而且这种回馈还将在司马懿的后代掌权以后结出更丰硕的果实。
当然，王祥并不是沽名钓誉的无能之辈。他出任徐州别驾不久，就带兵平定了州内叛乱。史书说王祥“率励兵士，整肃州界，政化大行”，赢得了极好的舆论效果。百姓称赞“邦国不空，别驾之功”。这个细节也再次证明，王祥隐居期间，不仅时刻关注天下形势，也没有落下在行政、军事方面的学习。正像他的后人如王导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这个家族的杰出人才总是长于韬光养晦，在漫长的蛰伏期间做好扎实充分的准备。
在徐州的牛刀小试并不值得大书特书，因为对王祥和他的家族来说，一切才刚刚开始。
十年之后，公元254年，曹魏政权走向末路，倒数第二个皇帝曹髦即位。王祥因“参与定策”有功，被封为关内侯。
“参与定策”四字格外意味深长。
曹髦之前的皇帝是曹芳。正是在曹芳时代，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诛杀曹氏宗亲曹爽，掌握曹魏大权。司马懿死后，长子司马师接管权柄。
曹芳准备趁司马师立足不稳，将其除掉。手段凌厉的司马师先发制人，以“沉迷女色，不理朝政”为由将曹芳贬为齐王，拥立十三岁的曹髦为帝。
这个废黜的借口具有极强的黑色幽默精神，皇帝曹芳如果当真“沉迷女色，不理朝政”，司马师或许会放他一马。现在他要夺回天下，亲理朝政，司马师则不能同意。
年轻的曹髦即位不久，就被迫授权司马师统领全国兵马，甚至包括皇城内外的禁军。这是司马氏家族夺取曹魏权力路上至为关键的一步。
王祥参与了废黜曹芳的整个过程。此时的他已经从多年前的别驾升为掌管财政的大司农，为九卿之一，位高权重。司马师的废立大计自然要争取到他的拥护或者至少是默许。他或许走得更远，直接参与了废立的军事行动，并立下大功。因为他在事后被封为“关内侯”。
根据秦汉二十等爵制度，“关内侯”位列第十九等，也就是第二等级的赏赐，常常授予立下军功的将领。当年刘邦进入关中后，就封手下有功之将樊哙、周勃等为关内侯。
这说明在司马氏与曹魏的权力博弈中，王祥已经坚定地站到了司马氏阵营中。另一个佐证是，此事之后的第二年，王祥还随同司马昭参与平定淮南叛乱，又因功增加食邑四百户。
王祥生于汉末，本为汉人，但不应州郡征召，直到曹魏代汉平定北方，才入魏为官，并且很快政绩斐然，一路高升直至九卿。等到曹魏衰微，司马氏崛起，王祥又顺利跨入司马氏阵营，实现封侯。
自古忠孝并举，王祥所为似乎有污过去“卧冰求鲤”的美名，后世也多以此讥讽王祥不忠。
这种评价其实相当偏颇，最大的问题在于默认了“忠君”是贯穿中国两千年帝制社会的绝对政治正确。
而事实并非如此。
即使秦始皇早在公元前就统一了天下，之后汉武帝又通过“君权神授”的逻辑确认了君权的至高无上。但在帝国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君权不断受到藩王、外戚、后党、权臣等各种势力的挑战，忠君观念并不像集权巅峰期的明清时代那么理所当然。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在科举制出现之前，高踞九五之尊的帝王并没有完全掌握人事权。我们知道，对于包括封建帝国在内的任何一个组织而言，挑选人才、搭建管理系统才是权力的基本盘。
这种情况因为世家大族的崛起而变得更加突出，上到中央，下到地方州郡，人事权大多控制于大族手中。
士人入仕凭借的是家族荫庇而非天子洪恩，他们“只知其家，不知其国”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三国志·邴原传》裴松之注引《邴原别传》中记载的一件事情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当时尚为曹魏世子的曹丕宴请宾客，酒酣耳热之际，突然问了这么一句话：
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
君王和父亲都身患重病，现在只有一粒药能起死回生，是救君王，还是救父亲呢？
这是一个危险而又敏感的问题，曹丕或许想以此测试臣子们的忠心。若放在明清时代，臣子们只能选择救君王。但现在是魏晋。
曹丕的话刚问出来，属下邴原就给出了确定无疑的回答：
救父！
曹丕讪笑不能言。
邴原出身寒门，尚能有此认知，更不用说需要依靠家族出头的大族子弟。
当时战争连绵、政权更迭频繁的事实让世家子弟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只要家族势力不衰，不论谁当皇帝，他们都能得到重任。所谓“流水的皇帝，铁打的世家”。家族利益的考量是要放在对皇帝的忠诚之前的。
因此魏晋之际，类似王祥这样一人转仕多朝的情况屡见不鲜。
王祥在六十岁之前始终隐居，但对天下大势的分合拥有极为灵敏的嗅觉和判断。他总能通过在前一个政权中积累的权势，在下一个新政权中掌握高屋建瓴的巨大势能，攫取更大的权力。这个技巧如同在巨浪中滑翔，凭借着一个浪头冲上另一个更高的浪头。
这是乱世中最危险的政治游戏，王祥分寸掌握得如此精准，以至于既能顺利过渡又不致过于狼狈。
公元260年，已经登基六年的曹髦不甘于成为司马氏傀儡。在喊出千古名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后，他带兵冲出皇宫，试图亲手诛杀权臣司马昭。但刚到宫门口，就被司马昭部下成济用长戈刺死。
有意思的是，这个成济本身无足轻重，他的直属领导也不是司马昭，而是司马昭的心腹贾充。直接下达杀死皇帝命令的也是此人。
贾充有个女儿叫贾南风，在他帮助司马昭杀死曹魏皇帝的时候才三岁。很多年后，她将嫁给司马昭的孙子司马衷，成为司马氏天下的掘墓人。
这都是后话，我们仍然回到皇帝被杀的现场。
真正追究起来，这起弑君大罪的最终责任自然应该落到司马昭的头上。但他并没有感受到太多的道德压力，他轻飘飘地将所有的罪责都推到成济头上，将其杀死，夷灭三族。事情就此结束。
对曹魏王室来说，这是比皇帝被杀更大的羞辱。
这个时候王祥出现了，他因为德高望重已经升为皇帝曹髦的老师，教以“君臣之道”。面对学生的尸体，他没有安慰曹魏宗室，也没有责备司马昭，只是大哭。哭完之后，说了这样一句话：
都是老臣之过啊。
听到这句话后，司马昭笑了。
王祥觉得自己有什么罪过呢？
难道是没有保护好皇帝？
不是。
他是皇帝的老师，最大的罪过是教导无方。
因为教导无方，学生曹髦才会做出征讨司马昭的莽撞举动。
归根结底，都是皇帝自己的错。
随后曹魏官方对曹髦的定性也是“悖逆不道，自陷大祸”。
综合各方面史料来看，曹髦并非昏庸之主。他聪明好学，有复兴曹魏的大志，但在君弱臣强的背景下，像他这样励精图治、准备重振乾坤的年轻君主注定走向悲剧性的结局。
冲冠一怒，旋即身死，年仅二十岁。
曹髦死后不久，王祥升为司空，为三公之一。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时候就自领司空。这是司马氏对他那场大哭的报酬。
又过了五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逼迫曹魏末代皇帝曹奂退位，建立西晋。而王祥再度高升，位至太保，更在三公之上，达到了一生荣耀的巅峰。
王祥六十岁始入仕，费二十五年之功从一介布衣升为古代文臣品秩之巅的太保，不可不谓青云直上。
除了在每一个关键节点都精准站位外，另一个核心原因是他很好地担任了司马氏的形象大使。
司马氏以臣子身份篡夺曹魏大权，不敢以“忠”统御群臣百姓，于是高举“孝”旗，自称“以孝治天下”。
而王祥自小以孝闻名，正好能被司马氏塑为楷模，装点门面。关于王祥的纯孝，除了卧冰求鲤外，还有“黄雀入幕”的传说。说的是王祥继母吃完鲤鱼后又想吃黄雀，于是黄雀争相飞到王祥屋中自投罗网。
这些故事除了证明王祥继母是个吃货以外皆不可信。我们不得不怀疑，正是司马氏有意助长了这些神话的创造与传播，他们需要王祥充当“孝感天地”这场主旋律叙事的主角。而王祥自己也深知这一点，也愿意被司马氏利用。这是一场打着道德旗帜却无关道德的利益交换。
很多年后，司马家的后人、东晋的第二个皇帝跟王导谈起先祖司马昭杀曹髦一事。他将脸埋在床上，羞愧地说道：晋朝权力的源头如此肮脏，又怎么能够期待国祚永久？
这大概算是一次迟到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忏悔和歉意。
史书没有记载王导的反应，不知道他是否想起了伯祖当年在朝堂上的那一次大哭。
或许那一次大哭也有王祥的一丝无奈和悔恨掺杂其中？
我们不得而知。
唯一能确定的是，在乱世中崛起的世家大族，尤其是第一代的原始资本积累，必然充斥着处心积虑的算计，甚至是残酷血腥的阴谋。
王祥这个在后世被奉为道德楷模的人，也难以置身事外。
当历史走到王敦、王导这一代时，琅琊王氏已经积累三代，发展成为真正的世家大族。同样得到发扬光大的还有王祥在乱世中攫取权力的政治基因，我们可以将其粗略理解为“成大事者，慢半拍”。
王祥原本可以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入仕为官。但当时天下大乱，为官风险极高。他后退一步，选择了全身避祸。
更重要的是，他清楚自己孝顺的美名远没有传播开来，即使入仕，也需要从幕僚这样的低阶属员做起，长路漫漫。他选择了隐居。当是时，越是隐而不出，名声越是响亮。这是一个不断蓄势的过程。等到六十岁左右，名声传遍天下时，他刚刚出山，就能得到别驾这样的重要职位。当然，等待过程的自我抑制、延迟满足是煎熬的，痛苦的。但也唯有深藏于九地之下的人，方能动于九天之上。
成小事，逐小利，或许要先下手为强。但成大事，创百年基业，不妨慢人半拍。
《世说新语》记载了当时琅琊王氏的辉煌：
有人诣王太尉，遇安丰、大将军、丞相在坐；往别屋，见季胤、平子。还，语人曰：“今日之行，触目见琳琅珠玉。”
有人去见太尉王衍，看到王戎、王敦、王导、王诩、王澄等琅琊王氏兄弟都在，回家后忍不住说道：今天走这一趟，满眼看到的都是珠宝美玉。
以上琅琊王氏兄弟，都身居高位，且都是当世名士。其中王戎年纪最大，为竹林七贤之一，官至三公。他的弟弟王衍是当时名士之首，同样官至三公之一的太尉。王敦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在首都洛阳为官。王澄则官居刺史，为封疆大员。王导年纪最小，但已经被视为有宰辅之才。
不过他们此时的权势，距离我们本书的主题“门阀”仍然还有一定距离。
“门”者，院门，只有巨室大族才有广阔的庭院与高大的院门。
“阀”者，柱子，用来记录家族历代的功勋。
合二为一，指的就是历代都有高官，并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豪门大族，是世家大族的终极版本。按照田余庆先生的说法，只有东晋的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等才可称为门阀。他们是王朝的幕后操纵者，是隐形皇帝，权力一度凌驾于皇室之上，左右一国兴衰。
这是两千年帝制史上全新的权力模型，权力的运作逻辑，国家的治理方式都截然不同。
而这种模式的开创者就是王导、王敦兄弟。
本书就是关于他们的故事。
人是历史的人质
永嘉元年（307年）九月一日抵达南京，太兴元年（318年）三月十日建立东晋，期间整整十年零六个月。在经历了长达三千七百多天的漫长等待后，司马睿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时代。
这不是一趟容易的旅程。沿途有猛兽逡巡，荆棘遍地。司马睿一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时刻压抑自己的野心与欲望。将他与司马越的命运做一个对比，或许有助于我们看清历史的残酷与其令人眩晕的复杂性。
当司马越通过军事实力掌握西晋朝政的时候，所有人，当然包括他自己，都以为重整乾坤的时机已然来临，他接下去的行为却很快将自己以及整个帝国都拖入泥潭。
其一，没能处理好与皇帝的关系，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合法性。
当时的局面还没有恶化到让大多数人意识到西晋天命已衰。不论是傻皇帝司马衷，还是继位的司马炽，都依然享有血统的庇护，拥有一定的政治向心力。不管是中央的三公九卿，还是地方的都督、刺史，大多相信能够通过皇帝聚拢人心、重振朝纲。这些对司马越的集权或者重起炉灶设置了极大的障碍。
司马越要么选择谦退守礼、辅佐皇帝，或许能够建立类比周公的功勋。要么耐心等待，在大家普遍对皇帝失望甚至绝望的情况下，再顺势而起。遗憾的是，司马越既不甘居人下，又缺乏足够的耐心，他过早地卷入了跟皇帝的权力争夺中，遭到了中央和地方军镇的讨伐。
清醒的司马睿则选择了等待，在熬死更有号召力的藩王、拥有天然政治合法性的皇帝之后，他顺势而为，接过了天下的权柄。
成大事者，慢半拍。
司马睿被历史严重地低估了。
历来的豪杰枭雄，都目标远大、野心勃勃，能够按捺雄心、延迟满足的太少。多数人都过早地卷入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中，在低水平的前期混战中消磨殆尽。
其二，司马越从始至终没能建立起自己的一方根据地。他在与皇帝失和后，出走洛阳，在许昌、项县、甄城等地游走，形同流寇。内有政敌、外有匈奴，败亡之期，也就近在咫尺。
司马睿则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稳扎稳打地经营江南。一方面平息南北豪门冲突，凝聚人心，一方面通过王敦在长江一线拓展更大的生存空间。
其三，刚愎自用，没能真正发挥世家大族的价值。司马越掌权后，也拉拢琅琊王氏的王衍来扩大政治影响力，但他真正信任、重用的只有自己的几个亲兄弟。
后来帮助司马睿扎根江东的王敦、王导、顾荣等人都曾进入司马越的军府，并无太多发挥空间。他对王敦的任命步步设防、多次调任，尤其暴露了他的多疑、寡断。
不能充分用人的君王多有两个明显缺点，一是好自逞其能，二是没有识人之力。归根结底，都是一种不自信、无能。
但司马睿有。
他既明白自己血统疏远、影响力有限，也能看见王导、王敦的实力和野心。他甘愿隐居幕后，将权柄和机会都交给琅琊王氏，任由他们去开疆拓土。这有让琅琊王氏坐大的致命风险，他依然选择去赌。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理智上的清醒，他知道唯有如此，才能拓展出一线生机。
人终究是历史的人质，受限于所处时代的资源、契机。
人更是自己性格的人质。
当然，司马睿的登基，迎来收获的不只是他自己，甚至最大的受益者也不是他，而是琅琊王氏，以及随后崛起的颍川庾氏、龙亢桓氏以及陈郡谢氏四大门阀。
东晋前接强汉，后启盛唐，与这两个帝国的皇权至高无上大相径庭的是，东晋皇权旁落，门阀崛起。四大家族在内掌握中枢，在外沿长江一线占据军事重镇。上到皇位继承，下到地方州郡治理，都由他们在幕后操控。
这是两千年帝制史上的全新政治模型，田余庆先生将其称之为封建帝国的变态。
这一切的开创者是王导、王敦两兄弟。
《晋纪》说“晋中兴之功，导实居其首”。不为妄言。
南渡江东，拉拢顾荣为首的名士，平定周玘、周勰家族政变，王导都是最核心的决策者。
当他在内协助司马睿站稳脚跟的同时，王敦则沿着长江一线逆流西上，先后平定江州、湘州、荆州，真正建立起长江防线。
司马睿对此也非常清楚，于是在登基的那一天，中国历史上最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帝命王导升御床共坐。
司马睿在接受百官朝拜时，邀请王导共坐御床。
既然天下是咱们一起打下来的，那就一起管理天下吧。
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幕，也是决定司马睿、王导命运的关键一刻。
王导面临一种近乎致命的考验。
作为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他清楚地知道没有一个帝王愿意分享自己的权力。
司马睿此举，自然是充分肯定琅琊王氏对东晋立国的贡献。十年创业艰辛，司马睿对王导有真诚的依赖和感激。
但司马睿、王导这样的政治强人都习惯了将情感深藏，一言一行，更多的依然是考虑权力的运作与分配。
这就引出了司马睿的第二层动机：
试探王导的忠诚。
建国之前，司马睿集团的主要任务是对内收服江东豪族，对外平定长江一线。建国之后，首要矛盾已然悄无声息地转变，那就是司马睿的王室与以琅琊王氏为代表的世家大族之间的权力博弈。
从司马越、王衍时代开始，晋王朝已经出现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南渡之后，王导、王敦对晋室的贡献远超王衍，司马睿必然担心琅琊王氏要进一步分享权力，甚至取而代之。
所以这是司马睿对他的一次深入试探。
去年任命王导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同样也有这个目的。
王导对此心知肚明。于是《资治通鉴》记载：
王导固辞曰：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
如果太阳自降身份，与万物等同，苍生又能去仰望谁呢？
这是王导对司马睿的主动臣服。如今的司马睿已经贵为皇帝，需要确定君臣之间的等级秩序，王导知道其中分寸。
听了王导这句话后，“帝乃止”，司马睿放弃了邀请王导共坐御床的打算。君臣相互尊重，懂得妥协，一切都很美好。
然而历史的真相并没有这么简单。以上故事版本来自《资治通鉴》，《晋书·王导传》的记载更为复杂。
（司马睿）命导升御床共坐。导固辞，至于三四，曰：“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帝乃止。
《晋书·王导传》中的记载多了“至于三四”这个细节。这四个字至关重要，它明确透露出司马睿与王导之间的多轮拉扯。
《资治通鉴》之所以要删除这个细节，恐怕是修史的司马光等人觉得有损司马睿的帝王尊严。司马光强调君臣之间的等级尊卑，将其视为治理国家的关键。他在主持编修《资治通鉴》时，以三家分晋开篇，并提纲挈领地分析道：正是因为韩、赵、魏三家以士大夫的身份，篡夺了诸侯的位置，扰乱了周朝自古以来的君臣纲纪，才诱发了后来的天下大乱。
邀请臣子共坐御床，还至于三四，对帝王来说实在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司马光体贴地删除了那四个字，将多番拉扯简化为一来一往，留下了一个帝王谦退、臣子守礼的美好结局，为司马睿和王导都保留了一丝体面。
我们做一个有意思的假设：如果王导当真做出什么越礼举动，司马睿又该如何自处呢？当真就允许王导一同登上御座，接受百官朝拜吗？
合作多年，司马睿深谙王导的隐忍和谦抑，当然知道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如果王敦在朝，他大概率不会做出如此谦让的表演。
所以，司马睿的这次政治表演，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动机：逼王导表态。让他当着百官的面，表达对自己的臣服。
在立足江东并最终建国这件事上，司马睿也不得不承认，王导和琅琊王氏的功劳远大过他本人。他清楚这种舆论的后果，魏晋时代，功高震主的权臣往往以禅让为由，取代天子。曹魏、西晋都是借此夺取天下。
他必须要让琅琊王氏当众承认他的君权：
大家看看，既然王导都一而再再而三地认可了我的权力，其他人大抵可以闭嘴了吧！
看似深情动人的你来我往，其实是两个聪明人的顶级较量。
幸运的是，王导明白司马睿的所有算计，并能理解甚至包容他的苦心与辛酸无奈，体面地做出了最符合当下环境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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