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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挑战欧洲中心主义叙事
塞尔维亚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从膜拜西方到反思欧洲文化的过程中显影,打破了“巴尔干—欧洲”等于“野蛮—文明”的认知模式。
打破偏见和刻板印象
在塞尔维亚对欧洲的想象与欧洲对巴尔干的想象中,误解和偏见是一种常态。书中对种种误解和偏见的研究,为互相理解提供了新的愿景和可能性。
现代性批判的一个样本
欧洲文化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或被塞尔维亚文化吸纳,或被改造。对欧洲形象的反思和批判,正是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同样作为后起“他者”的中国应如何为现代性的弊病找到解药,塞尔维亚作家们的反思将会给我们带来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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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塞尔维亚文化中的欧洲形象是如何建构的,又如何反身影响本土文化?著名斯拉夫文学和巴尔干文化研究者佐兰?米卢蒂诺维奇梳理了十四位塞尔维亚作家笔下的欧洲形象,回顾塞尔维亚知识分子与欧洲的对话,勾勒出19世纪至20世纪塞尔维亚的思想地图,呈现了塞尔维亚文化如何在对欧洲文化的盲目崇拜、误解和反思中突破欧洲中心主义的局限,完成了自我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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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佐兰?米卢蒂诺维奇(Zoran Milutinovi?),1962年出生于塞尔维亚,博士毕业于贝尔格莱德大学南斯拉夫文学和比较文学专业,现任伦敦大学学院斯拉夫和东欧研究院教授,欧洲科学院成员,主要从事斯拉夫文学和现代文学理论研究。主要著作有《图书馆里的幽灵:伊沃?安德里奇关于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论述》《为过去而战:伊沃?安德里奇与波斯尼亚的民族主义》《什么是“西方”?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和20世纪早期塞尔维亚文化中的“西方”》等。佐兰还是学术期刊《斯拉夫和东欧评论》《新区域研究》《巴尔干》的编委。
彭裕超,欧洲语言文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教学、文学翻译、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学关系史研究等,出版译著5部,发表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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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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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 1
章 世界主义的民族主义 / 37
弱势民族是不幸的,也是崇高的 / 49
一位挪威人也报以同样的赞美 / 63
要么西方,要么死亡 / 66
第二章 斯拉夫使命的探寻:本真性和野蛮性 / 95
约万·茨维伊奇 / 98
寻找使命 / 104
丹尼列夫斯基还是柏格森? / 113
“怨愤” / 117
理性的维京人 / 123
克服它 / 127
还 乡 / 134
第三章 绅 士 / 143
“永远不要失掉分寸!” / 146
痴迷法国 / 164
“先生” / 168
第四章 关于欧洲衰落和复兴的预言 / 181
不再稳固的中心 / 183
欧洲的精神复兴 / 207
第五章 噢,做个欧洲人!拉斯特科·佩特罗维奇在非洲学到了
什么? / 223
只是看 / 226
他们与我们有什么不同? / 234
但是,我们是谁? / 241
“小镇传令兵” / 248
佩特罗维奇学得很快 / 251
第六章 维舍格勒的庞大机器 / 253
秩序与进步 / 256
“新人类” / 261
庞大的机器 / 267
桥 / 276
第七章 误解是常理,理解是奇迹 / 279
误 解 / 293
理 解 / 311
结语:野蛮人 / 325
人物小传 / 335
参考文献 / 343
致 谢 / 359
译后记 / 363
导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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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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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做个欧洲人!拉斯特科·佩特罗维奇在非洲学到了什么?
1928 年,拉斯特科·佩特罗维奇在利比亚旅行时发现,非洲的土地一望无际,人烟稀少。在非洲穿越旅行了好几天,他甚至连一个人都看不见。然而,在没有人烟的非洲大地上,每时每刻都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人,这个人意志坚定地希望从干涸的土地上挤出一滴水来。
佩特罗维奇写道:
必须意识到,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与自然的斗争是多么激烈,多么难以置信,为的只是吃上一口饭,如果你来自一个更加理性的民族,在这里将是多么自豪甚至是自负的事情。我所想的一切都可以归结为 :不要做欧洲人,太自负了!不要做欧洲人,太自负了!但我同时也知道,只有欧洲人才能让这样的土地变得肥沃起来!人们会在这些山丘上种上橄榄树和棕榈树,金色的枣枝会向着天空摇曳。乡村里会传出人们唱歌跳舞的声音,棕榈酒将让快乐流淌起来,就像在绿洲上的那天一样。透过美酒,我可能会想,无论如何,我都想成为众多天体中的地球,想成为所有民族中的欧洲人。
拉斯特科·佩特罗维奇可以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欧洲人。他先后在法国尼斯和巴黎上学,又在罗马、芝加哥、华盛顿当过外交官,不仅周游欧洲列国,还漫行非洲、土耳其、墨西哥、古巴、加拿大等地。每一次旅行,他都写下游记,但是在他的西班牙和意大利游记里,我们无法得出他对欧洲的理解。比如,在罗马的游记中,他只提到了与马塞尔·普鲁斯特共赴晚餐。关于罗马,还有什么新鲜事是值得写的呢?那些能够读他在贝尔格莱德文学杂志上发表的罗马游记的人,基本上都亲身到过罗马。佩特罗维奇的读者是都市一代,见多识广,他们对托莱多(Toledo,西班牙古城)或者科尔多瓦(Cordoba,西班牙城市)有自己的体会和记忆,他们中有的人在欧洲的大学里接受教育,有的人在欧洲的首都当外交官,还有的人只是为了休闲娱乐而到欧洲去。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读过普鲁斯特,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他还不是很有名,就算在巴黎也不是人人都认识,所以这就是值得写进罗马游记的东西。像那一代文学家中的多数人那样,佩特罗维奇在欧洲,感到很自在。
而且,毫无疑问,他对此感到很自负。
只是看
在前往利比亚的同一年,佩特罗维奇还进行了一次宏大而艰难的旅行 :他穿越了几内亚、塞拉利昂、象牙海岸、利比里亚、上沃尔特、尼日利亚、苏丹和塞内加尔,行程四千公里。他的非洲游记所记录的正是这次旅行。像每一位游记作家一样,佩特罗维奇以传统的方式来进行书写 :“我所写下的,只是作为一名旅行者,通过观察而得到的结论。”旅行作家同时也是见证者、观察者、记录员和所见事物的档案员。他只记录下能够被看见的东西,不随意加减。那么,怎样才能吸引读者的关注呢?套用勒热内(Lejeune)的“自传约定”概念,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个“游记约定”:你去了我没有去过或者不可能去的地方,那么,请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不要虚构任何事物,也不要跳过任何东西,请记录下你见到的一切。或许只有这样,读者才能对旅行作家给予充分的信任。
但是,当佩特罗维奇天踏上这片土地,他所描写的内容就已宣告这个“约定”不够严谨,还需要修正。他“看到了位裸体的黑人妇女”这一表述表明了他期望看见赤裸的非洲女性,而符合期望的是,她们出现在这里。这只是位,她的确是赤裸的,这是漫长的旅途中等待着他发现的视觉愉悦的个信号。这同样也是一个确认信号,以确认难以忍受的口渴、面临的危险以及各种不舒服都将得到补偿。随后,第二位、第三位赤裸的妇女陆续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写道 :“这些女性让我更加兴奋,因为她们跟我小时候在古老的游记和小说里面看到的版画完全相似。”他就像是一位档案员一样,从箱子里把物件取出。他将睁大眼睛观察,而他的眼睛早已知道,非洲没有什么可看。这双眼睛已经在古老的游记和小说里面看到过关于非洲的一切,而非洲可以提供的一切,都已经被存进档案里了。他的兴奋之情之所以更加强烈,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对没有见到过的事物的猜想得到了确认。佩特罗维奇不是孤身一人来到非洲的,他带着他的想象力 :一部分想象是来自个体心理方面,一部分想象则是来自集体和文化的方面,相当于一个庞大的现有表征档案库里的某些特定内容,被某个人筛选出来,而这些表征的实际源头早已消失在过去。他的想象跟随他一起旅行,或者走在他的身前,甚至在佩特罗维奇到达以前,它就像一片巨大的阴影那样,翻过了非洲的山川河流和大小村庄。
非洲的确应验了他的诸多想象。这位旅行者穿越大草原和丛林,行李箱里却总是装着一套白色晚装,以备遇到白人殖民者并且受到邀请到家里参加晚餐的礼节所需。而在漫长而炎热的白天,他有机会欣赏眼前这些赤裸的身体 :“有着匀称而发达的肌肉”,“年轻运动员般的身体,一丝不挂……修长的背部,紧致的臀部,笔直而强壮的双腿”,“完全没有脂肪,没有过度发达的肌肉”,“肌肉呈条形”,女孩“胸部冰冷而结实,笔直,形状像梨,沉甸甸的”。佩特罗维奇没有办法对他所看到的这些完美的身体进行全面的描述,因为这样做无异于要占据整部非洲游记所有的篇幅,如果那样的话,所有的文字都将是关于高大强壮的非洲青年 :男孩们面孔稚嫩,身体纤细而健硕,赤裸着,女孩们轻松地解下缠在腰间的布条,没有半点羞耻的感觉,静静地站在那里,完美得就像是一整块肌肉,被黝黑绚丽的皮肤包裹着。他们的身体是佩特罗维奇在欧洲前所未见的:
从很小的时候起,欧洲人的脸就被那无休止的、往往是不健康的思考任务折磨得疲惫不堪。就像是经历过风暴一样,一张白色的脸,被欲望、担忧和抽象事物所摧残。我不是说白色的脸比黑色的脸粗劣,恰恰相反,很明显,白人将自己的优美,作为换取优越感所付出的代价。
漫不经心、不假思索的非洲,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裸体,年轻而结实,肌肉发达而纤细,平静而不带羞耻地把自己献给旅行者的眼睛。
不仅是给旅行者的眼睛,非洲还将自己的身体,自在而不带羞耻地提供给旅行者的手。一位在手提箱里装着白色晚装的欧洲绅士,对“非欧洲”的性行为饶有兴趣。男女之间的关系是“奇怪的”,因为性行为从不携带“拥有对方”的意识。任何男性可以跟任何女性在一起。一位丈夫可以把他的妻子献给别人,而“拒绝(这种招待)将是不礼貌的表现”。佩特罗维奇写道 :“众所周知,黑人男性不像我们那么容易嫉妒,相反,当白人把注意力投向他的妻子和女儿时,他却感到无比光荣。”在村庄里过夜时,当男人们已经躺进了地上的睡袋准备休息时,村里的妇女过来清理晚餐后留下的东西。
她们从我们身旁走过,越过睡觉的人的身体,靠得很近,我们甚至不用起身就能碰到她们。她们的身体光滑而结实,散发着热带水果的酸味。她们会停下脚步,站在我们上面,不发出任何声音……就算别人看到,也不会有任何危险,因为没有人会对此感到疑惑或者愤怒。
有一次,佩特罗维奇正在看一场拳击比赛,对阵一方是他的同行者,另一方是一名英俊得有如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的黑人男子。在对打的过程中,只见黑人男子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胸前灰黄色的斑点。佩特罗维奇出于好奇问其原因,黑人男子告诉他,自己就像许多非洲人一样,患有麻风病,如果这个地方受到伤害,就会变成一个永远无法愈合的开放性伤口,那样的话他的大限也就不远了。佩特罗维奇写道 :“我的手,在某种情况的逼迫下,不知道多少次碰到了这些斑点。”在非洲,究竟是什么情况逼迫他去触摸那些赤裸的身体?为什么这种情况在巴黎或者贝尔格莱德没有出现过?作者没有解释。
非洲人的热情好客令人吃惊,佩特罗维奇举了一个例子。他和他的同行者在夜深人静时分来到一个村庄,他们本来是不速之客,不请自来。然而,村民却无比殷勤地把一大家子的人都叫醒,将他们赶出小屋,把地方腾出来,好让客人能够舒适地休息。一位名字叫作梅(May)的年轻而成功的非洲商人,注意到佩特罗维奇没有枕头,即使他自己也需要枕头,但他还是大方地把自己的枕头让给了佩特罗维奇。佩特罗维奇走访的部落的语言甚至没有表示物主所属的语法结构,即使他们后来学会了法语,但当需要表达所属关系时,他们只会使用描述性的方式,他们不说“我的杯子”(my glass),而说“给我的杯子”(glass for me)。如果他们碰巧赚到钱,要么用来买酒喝,要么就在他们经过的个村庄里把钱全部花光。非洲人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拿出来招待欧洲的客人,待白人如上宾 :房子、物品、床铺、仅有的枕头、女人,甚至是自己的身体,他们从来不索取任何回报,甚至从来不过问不速之客姓甚名谁。这就是德里达在《待客之道》(Of Hospitality)一书中写到的那种的、无条件的殷勤 :
的殷勤好客,要求我不仅要向外人(有名有姓的、有社会身份的外人)打开我的家门,而对未知的、匿名的来者,我同样要这样做。我把位置让给他们,让他们来,让他们占用我所提供的位置,我不能要求他们给我回报(或达成某种接待约定),也不能问他们的名字。
不要做欧洲人,太自负了!如果他们会读书,如果他们读我们的《圣经》,他们就会意识到他们正活在我们的圣书所描述的天堂里 :在那里,就算你是一个外来者,也能过得像在自己家里那般自在,所有人都愿意付出的、无条件的殷勤,把“给自己的一切”贡献出来,给别人提供好的招待。佩特罗维奇称把自己的枕头让给他的非洲朋友梅有着“高于种族的崇高”。他高于自己的种族,虽然他的族人很英俊,但总是赤身裸体,缺乏占有意识,没有白色的晚装,可以自由地与他们想要的任何人发生关系,不会有困惑和愤怒的情绪,享受着堕落前的自由和快乐。梅也比落入奴役、金钱的深渊的种族高尚,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特别是从外国人那里赚到的钱,而不得不储蓄,他们谨慎而有条件地交换东西,为的是能够得到邀请,到欧洲人的房子去做客,而不是接待客人,他们只愿意对那些达成了“接待约定”的对象表现出热情,他们要身着晚装,尤其是特别容易弄脏的白色晚装,他们使用物主代词,嘴里念叨着“我的妻子”“我的枕头”。梅还高于这样的种族 :束缚于我们所谓的文明,不能随便与人发生关系。这一种族有明确的“性协议”,协议首先规定禁止乱伦,其次规定了什么人、以何种方式,以及在何时可以触摸和被触摸。尽管这可能是“有史以来对人类性生活残酷的伤害”,但这仍然是支撑着文明的两大支柱之一。人类受到文明束缚的历史已经有好几百年了,在佩特罗维奇展开非洲“前文明天堂”之旅的几年以前,弗洛伊德指出,这种叫作“文化的性道德”已经堕落到谷底,成为当代欧洲人神经质痛苦的原因。作为记录下眼之所见的“档案员”,佩特罗维奇实际上并没有亲眼见到非洲人的这种“前文化的”、解放的性道德。在叙述非洲人为自己的女人与欧洲人睡觉而感到荣幸时,佩特罗维奇使用的是“众所周知”这种非个人化的表述。他没有指出这些事情发生在他非洲旅行期间,旅行中没有人要求他以这样的方式给别人荣光,这样的情况也没有发生在他的同行者身上。“任何男人都可以跟任何女人在一起”,是佩特罗维奇观察一个乡村婚礼时得出的结论。他推测道 :“灯光很快就会熄灭,当一切陷入黑暗时,任何人都会跟其他人搞到一起。”但是他没有等到灯光真的熄灭,也没有真的去侦察村子里后来发生了什么。即便不这么做,他也知道,一个人在非洲能够得到的比在欧洲得到的多。他也没有亲眼目睹别人享受这种很有吸引力的“前文明”性自由。他亲眼所见的只是他在摩洛哥妓院里看到的情景,他与身上散发着干果香气的女孩待在小木屋里,他不得不好好洗手,因为他不喜欢那种味道,他的手无数次地触摸着这些曼妙的身体——尽管是“受情况所迫”。
如果支撑着我们的文明的一大支柱已然摇摇欲坠,那另一支柱的情况想必更加糟糕。如果有人从未听说过乱伦的禁忌,允许无节制的性行为,那么他估计也没有听说过不能食人的禁忌,直到佩特罗维奇把食人者搬上舞台,这种假设成为事实。那是一个“胸部患上了不可治愈的疾病”的非洲人,他“头部疲惫不堪,轰然倒地”。这是可以被看见的场景,旅行作家的笔应该就此打住。但是,佩特罗维奇却知道,这个患病的人是个“内向型食人者”,只有吃掉他的“第二位嫂子,或者小舅子,或者任何一位家庭成员”,他才能治愈自己。威廉·阿伦斯(William Arens)指出,人类学家关于吃人现象的说法无处不在,但都是基于“某种不太合理的论证”。而佩特罗维奇得出这个推断的理由,符合阿伦斯的判断。作为“档案员”的旅行作家,是如何确定这个患病的人就是第二文明禁律的违反者?翻译告诉他 :“这个患病的人,不是的,还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人们骂他们是豹子,1的治疗方法就是吃人肉,这种‘豹人’如果离开了人肉,就无法活了。”胸部患病的人以前会被称为豹子,对于病了的豹子来说,的解药就是人肉,因为“家人的血和肉能带给他的力量”。这是翻译说的话,这些话让佩特罗维奇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他看到了一位“食人者”,他宁可相信无厘头的解释,也不愿意相信文明的法国法律所规定的传统医疗方法。他是通过以下几个谨慎而理性的步骤而得出结论的。首先,做一个理性的欧洲人太自负了!(所以不用这样做。)其次,要与非洲人区别开来,因为“他们没有进行分析和推理的能力”。再次,通过分析和推理,可以跨越和弥补证据的缺失(而得出你想要的结论)!
佩特罗维奇关于非洲食人事件的另一番记述给人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他复述了一个村子人口失踪的故事,村民在地上发现了“豹子的爪印和毛发”。人们怀疑豹子跟这件事有关,并且上报了法国的殖民长官。长官来到村子里,把萨满叫了过来,威胁说如果他不供出犯人,就判他死刑。萨满“拿出一个笼子,笼子里有一只小老虎,他围着小老虎唱歌、跳舞,用从特殊的井里打来的水洗了把脸,然后围着村民绕圈,长时间观察他们,随后从中指认了三人”。这三个人立马被捕,其中两人当晚就被毒死,第三人被折磨到第二天,才终承认了罪行,“几经拷问和折磨,他都不愿意透露自己是如何杀害并吃掉了受害者”。所以,崇尚理智的法国长官,依靠围着笼子唱歌和井里的水,以及严刑逼供,后得到了供词,却因为犯人无法解释食人的过程而大失所望。不过,对于佩特罗维奇来说,这些已经足够了。作为《非洲》(Africa)一书的作者,佩特罗维奇总结道,就算没有足够的证据,“当你看到黑人在白人面前惊恐得抽搐,脸上那几近疯狂的神情”,就足以确定他肯定每天都盼着吃掉“二嫂和小舅子”。惊恐得抽搐,可能是他认识到欧洲的理性和推理有多么厉害之后的结果,这是佩特罗维奇从未想过的。这就是佩特罗维奇的非洲 :人人都是“小孩”,“人人都是美妙的山地动物”,有着曼妙的赤裸肉体,修长而优雅的肌肉,完全没有脂肪,胸部高耸而坚挺,但他们没有分析和推理的智力,没有占有欲,会无条件地献殷勤,跟任何人自由地做爱,多亏法国长官禁止,否则他们还会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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