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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馆剪报资料，被专家、学者誉为继《申报》后又一民国大型史料宝库。本书为《申报馆剪报资料·上海卷》的《地产住宅专辑》，专门收录了20世纪30、40年代关于上海房地产、房屋建设、住房租赁纠纷、住房管理和民生住房问题等方面的剪报资料，按照年月日的顺序编排，具有资料系统性、内容生动性等特点。为当代学人和读者了解近现代上海房地产发展各方面的情况保留了珍贵的报刊资料的见证，是研究上海近现代房地产、住房发展等方面重要的文献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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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申报馆剪报工作，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持续到1949年5月末，前后近20年。申报馆剪报资料依托当时较具影响力的报纸，主要剪取《申报》《新闻报》《大公报》《中央日报》《时事新报》等数十种民国重要报纸的专题资讯，加以剪贴归类，装订成册，总量达13000册之巨，内容涵盖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为迄今规模的剪报类民国史资料库藏。其中已初步完成篇名、来源、时间和专题整理的“上海卷”部分，约计15万份，对进一步丰富民国时期上海地方史、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文献史料。
本书为《申报馆剪报资料?上海卷：地产住宅专辑》，专门选收1934年至1949年间有关上海地产、房屋建设、住房租赁纠纷等情况的剪报资料，大致分为“住房租赁纠纷”“减租运动”“兴建平民新村”“租界强拆棚户与搁楼”“兴建平民住宅”“房屋义卖”“房租标准问题”等专题，这批珍贵的剪报文献，对上海近现代房地产发展史、民生住房、房产纠纷、房屋租赁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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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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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报业集团成立于2013年10月28日，由上海两家主流媒体集团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和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整合重组而成。集团旗下拥有包括历史悠久、影响力大的三张报纸——《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在内的20多家报刊杂志、出版社，以及新华发行集团等集团化子公司。主要业务范围包括报业、新媒体以及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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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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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目
册
“上海居，大不易”的历史图像
住房租赁纠纷·减租运动（1934-1935）
第二册
减租运动·兴建平民新村（1936）
住房问题·租界强拆棚户与搁楼（1937）
住房租赁纠纷（1938-1939）
第三册
住房租赁纠纷·租界与上海当局管理办法（1940-1944）
第四册
房荒严峻·兴建平民住宅（1946）
第五册
住房租赁纠纷（1947）
房屋义卖（1947—1948）
第六册
住房租赁纠纷·房租标准问题（1948-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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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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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馆剪报资料》简介
一
申报馆“剪报资料”始于1930年。此时，史量才掌管《申报》已有18个年头，在望平街汉口路的拐角处，早已耸立起了足以傲视同业的申报馆新大楼，报馆在册员工450余人，发行量已逾15万份，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
1930年前后，总经理史量才开始酝酿申报馆新一轮的机构改造。1931年1月正式成立申报馆总管理处，史量才兼主任，统辖一切馆务，下设编辑部、营业部、年鉴社、月刊社等核心业务部门。在编辑部中，又下设社评科、电讯科、采访科、图书参考科等14个科室。“剪报资料”的收集、整理、庋藏，属图书参考科工作范畴。
这一时期，著名新闻学家戈公振考察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新闻报业，回国后加盟申报馆，正逢史量才机构革新，戈公振出任总管理处设计部副主任。他吸纳欧美等国的现代报业理念，就《申报》的新闻内容、广告营销、创办画刊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意见，其中就有成立“图书资料室”的提议。1929年5月，戈公振筹办图书资料参考部，开始规划资料室。1930年戈公振兼任《申报图画周刊》主编，资料室除了剪贴报纸资料，还增加了各类照片、图画的搜集与整理。他还亲自动手剪贴各类新闻，并把剪报装订成册。
之前，戈公振已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专论《报馆剪报室之研究》（《东方杂志》第二十二卷第十六号），这或许是中国近代关于剪报资料研究的开山之作。文章开宗明义：“剪报云者，即将一人或一事之新闻之散见于各报者，剪取而汇聚之整理之是也”。又说“世事綦繁，千变万化，忽有一事之发生，一人之出处，足以引起社会之兴味者，欲藉记忆之力，则事多辄致遗忘，若欲翻检旧籍，则正如大海捞针，何从觅得，而新闻记者又安有如许功夫。有此剪报，早于平日预为储蓄，则纲举目张，一检即得”，指出了剪报之于新闻报道的显而易见的作用。
戈公振认为，利用剪报资料提升办报质量和效率，“其利之可言者，约有四端”：可以省时间；可以得要领；可为新闻保存之便利；可为事物本原之考查。
该文详细介绍了纽约世界报社的剪报室。“美国报馆之剪报室，以世界报（World）为。室与图书馆并列，延十余人司其事，门首张以铜网，非室员不许入内。借阅材料，则由铜网上之窗口传递，其手续与图书馆同。”并对《世界报》的剪报分类作了详细描述。所谓剪报，即“剪取之材料，大率出于各种报纸……每件必记其发行日期于其背面，且有兼记报纸名称者，然后装入一坚固之大封套内而保存焉”。这可以看作是戈公振为日后筹建资料室而进行的理论准备，绘就的规划蓝图。
有关申报馆资料室早期的情形，著名音乐家周巍峙晚年接受采访时，有过一段回忆。青少年时期的周巍峙，曾在申报馆作练习生约两年。他回忆说：“我是1930年初进申报馆，‘一·二八’战后离开的。初进申报馆我才十几岁，跟戈公振作练习生。戈公振是我二舅，在《申报》“改良、革新”图书参考资料，我做些剪报、编辑，把归类整理的资料做成书，发向全国。当时，资料部里有史量才外甥杨墨逸、我、罗平三人。薪水，在两个月试用期是5块，期满10块。我们资料部在3楼，隔壁是排字房。”（《史量才研究选粹》，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周巍峙参与剪报工作时，正是资料室的初创期。
二
民国卅六年（1947），申报馆出版了一本内刊《馆内通讯》（《申报馆内通讯》，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9版）。期有一篇介绍“资料编目”的文章。在申报馆，他们把剪报资料称为“新闻的准备库”。
资料室收集各种参考资料，以供言论、编辑两部之用。历年以来，收藏已相当丰富。资料不问巨细，自大部名著，以至小册子、宣传品，均在搜求之列，片纸只字，设法保存。
资料分为：（一）书籍、杂志，（二）图表，（三）照片铜版，（四）报纸，（五）其他零星稿件。……在庋藏以前，先分类目，取便检查。否则杂乱置放，日后将无法找寻。……资料分类方法很多，现在我们所采用的，是王云五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
《馆内通讯》第二期刊登了一组集体采写的报道《一张报纸的诞生》，其中有一篇“资料：新闻还是旧闻”，专门介绍资料室的工作情形。
“旧闻”准备库以收集资料为主要的工作。本埠报纸二十八种，外埠报纸一百七十余种。……报纸上的材料，从剪、贴，到分类、装订，工作量为繁重。本报、新闻报和大公报，都是当天剪贴完成，其余则在第二天剪贴。至于外埠报纸，现在尚未剪贴，只把他们整理一下，庋藏起来，以便日后参考检查。
“报纸上所看到的照片、图画，也是由资料室搜集的。这许多照片、图画，一部分由本馆自己拍摄，一部分由外面供给，分别藏在特制的纸袋中，纸袋按照编定次序排列。名人照相，另外编排，连同履历，放在一起，检查时全部可以得到。初报馆中的资料室，只收集一些名人相片和履历，以便死后发表，这实在是他的原始工作。”
这篇文章提供了大量有趣的细节，让我们得以还原当年资料室的工作情形：在1930年代初，及之后的将近二十年时间里，在申报馆大楼三层的一间办公室，初三、四人，逐渐增加到十余人，每天面对近两百份隔日或当天出版的报纸（其中有《大公报》、《新闻报》、《时报》、《大美晚报》、《时事新报》、《立报》、《经济日报》、《东南日报》、《益世报》、《新申报》、《世界晨报》、《和平日报》、《金融日报》等），开始了他们“剪刀 浆糊 装订”的全手工作业。每份被剪裁下来的剪报，均被及时盖上两枚长方形的蓝色印章，一为报名章，如“大公”“新闻”“大美”，表明它的来源；一为年月日章，注明它的刊出日期。今天，我们翻阅那些泛黄而略微发脆的一册册“剪报资料”，翻看它的任何一篇，都能在新闻标题行的附近，见到两枚蓝色印章，浅浅的，却清晰可辨。凭借这两枚印章，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知道每一份剪报的出处和日期，为使用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资料室）好像是一家药铺，草本树皮，牛溲马勃，都应齐备。同时还要事先准备，否则有如三年之病，而求七年之艾，不免临时要手足无所措了。”
剪报资料首先服务于新闻报道。主笔以报馆立场撰写社论或时评，务求准确，引文须有出处，事实必有依据，这依据便是剪报；记者采写综述性的新闻报道，为使报道翔实具体、富有可读性，在与同业的竞争中，占得鳌头，也须配以背景叙述或人物介绍，这类“叙述”和“介绍”，凭借的也是剪报。
在资料室，工作重心自然是收集剪贴报纸，然而他们的学识与文字功底，与编辑、记者相比毫不逊色，因为他们也时不时一转身就成为《申报》的编辑或作者——
资料室除搜集和整理工作外，还须撰写参考文字，与新闻相配合，使读者对于某一件事，能详细地知道他的演变经过与将来趋势。逢到纪念节令，如出特刊，资料室的工作，更显得紧张了，要写纪念文字，必须搜觅史料，找寻旧照，这种种都非事前准备不可的。
《馆内通讯》第九期刊登了一则申报馆“人事科民国卅六年六月统计”，其中编辑部在册职员：编辑23人，采访室16人，资料室11人，编译室2人，整理科（审读校对）13人，电讯科9人。从人员编制看，可见申报馆对资料工作的重视程度。今天，我们能够查得姓名的，除了周巍峙的回忆，截至民国卅七年，能够确认的资料室成员有：蔡正华（主任）、严晋（副主任，《馆内通讯》主编）、孙恩霖等至少14人。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埋首于报纸堆中，浏览、删选、剪贴、盖章、分类、装订、庋藏。在常人眼中，这是一件极枯燥乏味的工作，在他们却是“周旋久而感情深”的一份事业，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居然构筑成又一座百科全书式的民国史料宝库。
三
在上海报业集团图书资料库中，我们看到了被精心珍藏的“申报馆剪报资料”占居了大半个库房，堪称壮观。它们被有序地排列在带滑轮的铁制书架上，每一层或一层半，用醒目的主题分类词做标识，以示剪报内容的区分，比如“东北问题”、“香港问题”、“货币”、“交通”；人物剪报则采用姓氏汉语拼音首字母排列，比如“C”后面有“陈立夫”、“陈诚”，“D”后面有“戴笠”、“戴爱莲”等等，人物类剪报资料（该人物的新闻报道、接受采访、演讲等）也被装订成册。
这批“剪报资料”为横32开本，宽190mm，高135mm，手工装订，牛皮纸包封，封面左上角用小楷题写该册剪报的类目标题及年份，中间盖“申报馆资料室”蓝印；每册剪报数量不等，在30至50篇之间，总量达13000册之巨，其中以“上海”为专题的剪报，多达2000册。其体量之庞大、文献之珍贵，几可与《申报》比肩，堪称又一座民国史料宝库。
傅斯年曾说“史学即史料学”，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料之于史学的重要性。“剪报资料”几乎囊括了民国时期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且全部出自“当时”，没有任何“加工”，是能反映历史面貌的原始记录，而且，它汇辑了百余种报纸的新闻史料，对同一个新闻事件或新闻人物，各报有各不相同的线索来源，在现场描述、言论评说等方面，各报也尽显各自的特点，因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大半个世纪来，这批剪报资料由于一直被精心保存，只有少数几位学者曾经走近过它，得见它的真容；大多数学者，尤其从事近代史、民国史研究的学者，对它还相当陌生。今天，上海书店出版社获得了上海报业集团正式授权，堪与《申报》媲美的又一座民国史料宝库正被渐渐打开，它的名称叫《申报馆剪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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