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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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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方法、机制和应用方面有所创新与突破，主要体现在涉水规划—蓝绿空间格局与过程—水生态效应耦合研究技术方法体系的构建。其中涉水规划及其实施特征的时空演变采用编码式内容分析法予以阐释和表达，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研究中难以判别由涉水规划所作用的蓝绿空间格局与生态过程变化方面以及由其作用的水生态成效的困境。这一途径改善了城市涉水规划编制中“前瞻多、顾后少、预测多、评价少”的问题，补充了对生态规划的作用机理、对人地关系的协调效应的研究，为现阶段缺少制度化、程序化的规划实践反思提供了方法体系支撑，优化和促进了规划实施从理论到实践的有机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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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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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通过梳理北京市涉水规划和实施情况的时空变迁和时空动态特征，有机耦合涉水规划、景观格局及水生态效应三者的时空动态，开展科学框架下涉水生态规划对水问题的作用机制研究，并建立一致性与关联性，对涉水规划实施影响作出评价，从而提出大都市区涉水规划的优化对策，为未来城市空间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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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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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博士，中国科学院生态与环境研究中心博士后。现任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师、硕士生导师，并兼任《中国城市林业》青年编委、中国风景园林学会文化与景观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国内外杂志审稿人。主要研究方向为景观生态规划、景观生态安全格局与生态效应。 近五年来，作为“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青年骨干”，主持并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科研项目2项和多项横向项目。发表学术论文19篇，出版专著1本、译著1本。获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40年40篇论文之“荣膺影响中国城乡规划进程优秀论文”。2020年获科技部F5000（领跑者5000）中国精品科技期刊*学术论文。2021年获北京高校“双百行动计划”优秀示范项目。2022年3篇论文入选学术精要高影响力论文。作为指导教师，指导学生获*竞赛一等奖等8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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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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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都市区涉水规划与实施的时空一致性
5.1 涉水规划内容与实施的一致性
5.2 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的时空变异
5.3 涉水规划内容与景观格局和过程在时空调控上的一致性
6 大都市区涉水规划目标与生态服务效应
6.1 基于模型的生态服务效应
6.2 基于土地利用的生态系统服务制图
6.3 涉水规划对水生态服务效应的作用成效与问题
7 大都市区涉水规划实施影响评价
7.1 联动关系评价
7.2 规划实施行为反思
8 大都市区涉水规划优化对策
8.1 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大都市区蓝绿空间优化
8.2 基于生态支柱保护优先的？都市区蓝绿基础设施优化
8.3 基于全球气候变化和城市化潜在影响的适应性治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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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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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自然资源，也是生态系统生存的资源（Oki 等，2006；V？r？smarty 等，2010）。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水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水资源已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水资源管理面临的挑战日益全球化，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淡水状况恶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许多地区涉水规划治理做法的不可持续性。国际社会针对这些挑战提出了意义重大而深远的政策与倡议，如应对荒漠化，控制水污染，针对当前和潜在的水资源冲突制定预防冲突措施，监测和预防与水有关的威胁和危害。人们近几十年来做出了诸多努力，以降低生态不可持续性，缓解水危机。 在很大程度上，造成水危机的主要原因既不是技术层面的，也不是气候等自然层面的，而是广义的社会和政治层面的。换言之，水危机主要是水治理危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6）。但是“治理”意味着什么？尽管在专门研究水的文献中，这一概念的普遍使用似乎表明人们对治理的意义有着共同的理解，但事实上，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简单。对一些人来说，治理是实现特定目的的手段，是一种行政和技术工具，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中使用，以实现特定的目标，例如执行特定的水资源政策。对另一些人来说，治理是一个过程，所涉及的不是专家和权力拥有者做出的决定的实施，而是关于替代的、往往是相互竞争的社会发展项目的辩论，以及通过实质性民主参与的过程来定义社会必须追求的目的和手段。多数实践研究表明，法规政策对于环境保护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作用上的失效水治理危机的关注增加，由政府无效管理、不充分管理、不重视管理所带来的水紧缺问题被描述为“水治理”危机（World Water Council，2000；United Nations，2002）。例如Draper（2008）提出尽管导致缺水的原因有多种，但许多观点将矛头指向公共部门在水分配方面的无效性和失败。其他原因还包括政府在水政策上的错误引导、无效的公共管理，抑或是不均衡的分配。这一提法得到主流媒体及专家学者，乃至工程师与经济学家的普遍认可并受到广泛关注。 对水危机达成共同理解，对于与水有关的学术和技术努力也具有重要意义，这强调了对水进行研究有意义而不仅仅是口头上的跨学科的呼吁。在这方面，虽然在与水有关的技术科学领域，如水文地质学、水利工程或应用于涉水管理的生物技术，已达到高度复杂的程度，但我们仍远未清楚地了解水危机的历史的、社会经济的、文化和政治的进程。技术科学和社会政治知识领域之间的这种差距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近几十年来在水方面取得的巨大技术进步没有反映在更可持续、更有效的涉水管理实践上。因此，有必要在涉水管理活动的技术科学、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建立一种平衡，并取代在学科和政策斗争中人为地将水研究和实践分开的做法。相应地，发展真正跨学科的方式，有助于发展基于可持续性和社会正义原则的水治理和管理实践，是21世纪水治理面临的紧迫挑战之一。 涉水管理中缺乏制度效率，如不充分的水文评价、缺乏协调规划、技术不符合当地条件、所谓的自发无意识的和草率的修正。工程建设滞后于形势需求，水利仍是国家基础设施的短板。用水管理、水资源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绿地系统构建等管理机制问题均会带来严峻的水危机，水资源开发、利用、治理、节约和保护五个环节的任何一环都是与水相关问题的驱动因子。全球范围内，大多数国家都经历了竭力开采水资源的过程，过去的涉水管理规划主要包含资金、高科技和工程项目，例如建造水坝、跨流域调水、防洪、发展农业所需灌溉与排水、污水处理等。这种管理在近半个世纪以来被看作有悖于水资源客观情况，致使水资源遭到无法估量的大规模破坏。毫无章法的工程建设是水系健康走下坡路的步，而寻求合理有章法的目标结构正是涉水管理规划所需要的。
自1980年以来，从数量上可发现全球范围内均存在规划实施评价研究理论文献与实践的脱节。治水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规章结构，这些规章结构规范着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并在几十年的时间尺度上缓慢变化，为治水和规划过程提供稳定性，但也有明显的惰性。首先很难保证有一个统一的范式来评价实施情况（Rossi 等，1999），其次是规划成功实施与否并未说明其好坏，甚至有学者提出：有高度一致性评价结果的规划却有很糟的绩效评价结果。Berke等（2006）通过对比一致性评价和绩效评价的差异，反映如果实施评价仅采用一致性评价，规划及规划者在其中的决定权太大，影响程度亦较大，而采用绩效评价，规划和规划者的作用则微弱很多。以外，基于土地利用分析的城市规划实施评价较多，因其具有明确的土地斑块，方便对其统计和空间计算，且我国规划实施评价多以评价城市建设用地空间发展为特征。对涉水规划的内容机制和时空变迁分析则较少，国内外对于此方面的研究方法也较为缺乏，多以经验分析主观给予结论，如Dyckman（2011）和Freeman（2005）均指出，过多的权力机构直接共同管理某片水域，甚至还有更多潜在机构间接地管理水系统。破碎、分散的政策执法和实施机构环境带来涉水管理问题，而问题一直无法妥善解决，研究均表明这种情况会加剧水问题的矛盾。Dyckman因此更倾向于基于流域系统的规划和管理，且提倡连接土地和涉水规划。Babbitt（2007）描述美国当时涉水管理状况就是遭遇“求发展的传统势力（如美国垦务局、美国陆军工程兵团等）和保持续的新势力（如美国环境保护署）的持续夹击”。考虑到政策有效性的瓶颈往往是实施而不是政策制定，规划者关注既定目标的实现与否，尽管政策执行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对涉水规划实施有效性的系统性比较分析，特别是在实践操作层面（Pahl-Wostl等，2012）。同时，时间受限迫使规划实践者忽略了已有的研究结论和对已实施类似项目的实施评价。进一步从已发表的相关论文中发现，基于一致性的实施评价较多（Carter 等，2014；Tian，2011；Zhong 等，2012；Feitelson 等，2017），基于绩效性的实施评价较少（Xu 等，2016；Khakee，2003），而且存在从理论到实践的缺口。在少量研究中，规划实施评价探索了对一致性和绩效性的综合利用的可能性（Alexander 等，1989），以及它们同时用于比较规划实施结果的应用（Altes，2006；Berke 等，2006）。Altes（2006）比较了一致性和绩效性方式，并以荷兰国家密集城市政策为例，结果表明，高的一致性可能会对应差的绩效。Berke等（2006）也发现并证实新西兰规划实施在一致性和绩效性的共同评价层面是薄弱环节，如果仅从一致性评价实施，则规划职责部门和规划师对实施的成功有很重要的影响；若从绩效的角度评价，则规划和规划师的主宰力较小。因此，亟待在规划实施评价研究中综合一致性和绩效性评价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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