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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入选2022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小说文体发展史”的主体成果
★ 谭帆教授及其团队，十年磨一书
★ 回归本土立场和语境，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发展历史及其规律
★ 全面梳理中国古代小说四类文体——笔记体、传奇体、话本体和章回体的起源、发展和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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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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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史》以小说文体为研究对象，涉及“文体观念”“文体形态”“叙述模式”和“语体特性”等方面。全书对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整体状况及各种文体类型的起源、发展和演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深化了对古代小说文体发展演变及其规律的认识。全书共分六编，“总论”以下五编按照时间先后排列。编“总论”从宏观角度论述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若干核心问题，如“小说”术语的演化、小说文体观念的古今差异、古代小说的叙事传统和“图文评”结合的文本形态等。第二编至第六编以小说文体的历史流变线索为经，以流变过程中重要的文体现象为纬，采用点面结合的方式，探索了从先秦两汉到晚清民初中国小说文体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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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谭帆，1959年10月出生，江苏常熟人。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教yu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小说史和中国戏曲史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中国小说评点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遗产》等杂志发表论文数十篇。现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小说评点史及相关文献整理与研究”。
参加编著的作者：刘晓军（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李军均（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任明华（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王庆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周瑾锋（苏州大学文学院）、毛杰（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岳永（山西财经大学文化旅游与新闻艺术学院）、张玄(扬州大学文学院)、孙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杨志平（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林莹（同济大学中文系）、王瑜锦（南通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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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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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小説文體史》
序
吴承學
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説：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這句話不僅適合文章創作，也適合理論研究，不僅適合古代，也適合當下。由於中國小説研究之悠久與研究人口之衆多，“新變”的難度也不斷被推高。這是中國小説研究者必須回應的學術挑戰。
譚帆教授成名於古代戲曲理論研究，20世紀90年代以後轉向古代小説理論與小説文體研究，他在2001年出版的《中國小説評點研究》，是學界較早系統研究古代小説評點的專著。2006年出版的《中國雅俗文學思想論集》，也涉及小説理論研究。2013年出版的《中國古代小説文體文法術語考釋》，考釋了“小説”“寓言”“志怪”“稗官”“筆記”“傳奇”“話本”“詞話”“平話”“演義”“按鑑”“奇書”“章回”“説部”“稗史”等小説文類、文體術語。同一年出版的《中國分體文學學史（小説學卷）》，研究中國古代小説學。2020年出版的《中國小説史研究之檢討》一書，勾勒了作者二十多年小説史研究之軌迹，也是對小説的研究觀念、方法、視角的全面梳理和思考。這部多卷本《中國古代小説文體史》（下簡稱《小説文體史》）更是譚帆教授及其團隊長期研究的成果，無論是對他自己的研究，還是對當前的小説文體史研究領域，某種程度上都有“集成”與“新變”的意義。
《小説文體史》以近百萬字的篇幅梳理中國古代小説文體的發展歷程，以“還原歷史”的方法對中國古代小説文體的整體形態及各種文體類型的起源、演變進行全面系統的梳理；探討其發展演進的内在規律，並就其中較爲重要的現象和命題進行深入的專題研究；這不僅深化了對中國小説文體演變及其規律的認識，也彌補了學術界的一些不足和空白。譚帆教授的《小説文體史》和他此前幾部著作構成了有機的整體。可以説，以這樣系統的理論格局和宏大的篇幅來梳理中國古代小説文體史，在海内外學界尚不多見。
從中國古代文體學的角度看，古代小説是既簡單又複雜的文體。自西學東漸以來，小説文體剛好符合西方的文學觀念與文體分類，所以小説毫無疑問地具有合理性和獨立性。但如果按新文化以來形成的四大文體即詩歌、散文、小説、戲劇分類法的話，中國古代的詩歌、戲劇的形態是爲明顯的，不難辨體。散文略爲複雜，但若用“文章”概念來代替，辨體也是清晰的。問題就在於，西方小説文體内涵與中國小説文體實際相差很遠，所以“小説”文體研究反而變得複雜。20世紀以來，用以“西”釋“中”的研究方法和以“西”律“中”的價值標準來研究中國古代小説，是一個相當突出和普遍的現象，並造成一些困擾。
我和譚帆教授研究中國文體學的重點雖然不同，但研究理念頗爲契合。我多次提出，要回到中國文體的語境，發現中國文學自身的歷史。譚帆教授也主張“回到中國本土立場去研究中國古代小説文體”，當務之急是還原被“遮蔽”的中國古代小説，回歸中國傳統的小説語境。我非常贊同這種研究觀念。
那麽，如何回到“本土”立場去研究中國古代小説文體呢？所謂“本土化”，一方面是指研究對象的“本土化”，即儘量還原古代小説之“實際存在”；同時也指研究方法、價值標準之“本土化”，即在借鑒外來觀念和方法的同時，努力尋求藴含本土文化之内涵和符合本土“小説”之特性的研究視角、方法和評價標準，從而實現理論工具與研究對象的本土化。《小説文體史》力求用中國古代的小説觀念和價值標準去理解和把握古代的小説文體。主張要以貼近“古人”、貼近“歷史”、貼近“文體”自身爲原則，努力尋求“本土化”的理論方法和“西學”的本土化路徑，力圖回歸本原，探究梳理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古代小説文體史。
《小説文體史》對中國古代小説觀念進行了深入細緻的探討，並以此作爲小説文體研究的基礎觀念。著者提出，從先秦兩漢到明清時期，“小説”概念的内涵經歷了明顯的演化過程，其指稱對象錯綜複雜，包括“小道”“野史傳説”“表演伎藝”和“虚構的叙事散文”等多方面内涵，大體呈現出“歷時態”的流變綫索，體現了小説文體自身的演化進程；同時，“小説”又是一個“共時性”的概念，“小説”觀念的演化主要是指“小説”指稱對象的變化，然這種變化並不意味著對象之間的不斷“更替”，而常常表現爲“共存”。如班固《漢書·藝文志》的小説觀一直影響到清代，《四庫全書總目》對“小説”的看法即與《漢志》一脈相承。所以，《小説文體史》認爲，《總目》所框範的“叙述雜事”“記録異聞”“綴輯瑣語”的著述和明清以來的通俗小説被同置於“小説”的名下，此一特性或即爲小説在中國古代歷史語境中的“本然狀態”。而這也是《小説文體史》所强調和遵循的歷史傳統。
受西方叙事理論的影響，現代小説理論往往將小説理解爲虚構的叙事文學文體，小説大致有虚構與叙事兩個基本維度。如果再細緻的話，還有人物塑造、故事情節、環境描寫等要素。如果僅用“虚構的叙事散文”這一小説概念衡量中國古代小説，至少是不普遍適合的。如用此概念來審視中國古代小説，那麽很多作品都不屬於小説。如程毅中先生在談到《酉陽雜俎》時，指出此書“内容很雜，其中只有一部分可算作小説”（《唐代小説史》）。可是在古人的觀念中，《酉陽雜俎》非但是小説，更稱其“自唐以來，推爲小説之翹楚，莫或廢也”（《四庫全書總目》）。對於小説文體理解的古今差異，的確值得關注。
在中國傳統小説語境中，既有符合虚構與叙事的，也有非虚構、非叙事的小説。因此，不能以虚構與叙事作爲衡量小説的標準。如果按西方的小説定義，在筆記體、傳奇體、話本體與章回體四種文體中，多數的筆記體是不能列在“小説”之内的，因爲它往往既非虚構，又不叙事。但筆記體小説是中國古代數量、歷史悠久的文體，也是俗文體中爲高雅的文體。
中國古代小説不能完全用“虚構”來概括，這是比較好理解的。因爲古代大量的筆記小説，本來就標榜著“實録”。“叙事”語義的古今差異非常之大，而釐清“叙事”的古今差異是爲了更好地把握中國古代小説文體的自身特性。對“叙事”的狹隘理解是20世紀以來形成的，與中國古代的“叙事”傳統，與“叙事”背後藴含的文本和思想更是相差甚遠。《小説文體史》的研究表明，“叙事”内涵在中國古代非常豐富，不是“講故事”所能限定的。這種豐富性既得自“事”的多義性，也來自“叙”的多樣化。就“事”而言，有“事物”“事件”“事情”“事由”“事類”“故事”等多種内涵；而“叙”也包含“記録”“叙述”“解釋”“羅列”“説明”等多重理解。《小説文體史》回到中國小説語境討論叙事，在研究觀念上深入梳理“叙事”在中國古代的實際内涵，打破傳統視叙事即爲講故事的現代認知，强調叙事在中國古代的多元屬性，尤其强調筆記體小説有别於其他小説文體的一種叙事特性。這種研究以多元化與特殊性的眼光，以變通與圓融的方式，大大拓展了“叙事”的内涵與表達形態，尤其爲中國古代大量的筆記小説争得了文體分類的正當性與合理性。這在小説文體學上，是一個理論拓展與貢獻。
《小説文體史》給我的啓發甚多。我對中國小説文體也曾有過粗淺思考，一直有點疑惑：中國小説存在很多表現博聞或情致的率意記録，未必與叙事有什麽關係。在中國小説的語境中，可不可能存在不“叙事”的中國小説呢？我們仍以筆記小説爲例。從《世説新語》書名來看，它所關注與表現的重點是“説”與“語”，其中有些篇目，如“言語”篇就明確標示其重點在記録人物言語。“何平叔（晏）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這兩則文字都非常簡短，只記人物的言語。這種情况在《世説新語》其他篇目中也是大量的存在。如“賞譽”篇：“世目李元禮‘謖謖如勁松下風’。”“諺曰：後來領袖有裴秀。”這兩則簡短的小説文本也僅記言，一定要用“叙事”去解釋，會顯得有些牽强。除非我們把所有文字記録都解釋爲“事”的一部分，凡所記録，無非叙事。那反而證明西方的小説概念仍然是適用於中國古代小説文體。這個問題的本質是，除了研究中國古代小説叙事形態的多元性與特殊性之外，也許更要研究中國古代小説文體自身的特殊性。
學術創新，往往不是填補空白，而是對已有學術研究的開拓。高明者在人們所熟知處，下一轉語，即讓人看到柳暗花明之境，這也是一種學術功力與智慧。比如，學術界對古代小説的插圖與評點已有足夠的討論，《小説文體史》却將它們納入小説文體研究範疇之中，認爲對小説“文體”的理解，應該突破傳統的研究範式，從文本的叙述實踐、叙述的有效性等角度來觀照小説之“整體”，將小説的文體研究範圍拓展到全部的小説文本（包含正文、插圖、評點等）之中。中國古代小説的評點與插圖，雖分别具有文本批評與美術特性，但本質上仍是與小説正文融於一體的、供讀者閲讀的小説文本，而非游離於小説之外的附庸。中國古代小説之叙事實踐在整體上呈現出“正文、評點、插圖”三位一體的表現形態，而考察小説文體理應同時兼顧評點與插圖對小説文體的建構情况，用以考察“圖文評”三者的合力效果，從而盡可能還原評點、插圖參與小説文體建構的具體事實。
讀完這部書，我不禁掩卷遐想。
談到學術研究的“本土化”，讓人聯想到學術人才培育也有中國“本土化”的傳統，這就是一種注重師徒傳授、衣鉢相傳的培養方式。一個學者的學術成就，往往與其所處的學術環境與傳統有密切關聯。一個重要成果的産生，往往需要前輩的積澱和基礎。譚帆教授在小説學上取得的突出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華東師範大學的學術傳統。華東師大研究中國古代小説的傳統源遠流長，早在其前身之一光華大學期間，著名史學家吕思勉先生就撰述了小説史（《宋代文學 · 宋之小説》）、小説理論（《小説叢話》）等作品。華東師大成立以後，中國古代小説研究代有人才，迄今爲止，大致可以分爲四代：徐震堮、施蟄存先生等前輩學者爲一代；陳謙豫、郭豫適教授等知名學者爲一代；陳大康、譚帆、竺洪波、程華平教授等學者爲一代；劉曉軍、王慶華教授等學者爲一代。可以説，這部《小説文體史》既凝聚了譚帆教授師徒兩代學者的心血，也積澱了前輩的優秀傳統。
一個傳承有序的學者群體和光有一兩位傑出學者還是不一樣的，就像一條延綿山脈和一座獨秀孤峰是不一樣的，一片森林和一棵大樹也是不一樣的。當我讀這部《中國古代小説文體史》時，不禁想到在小説研究領域，華東師大有這樣一個歷史悠久、傳承有序、實力雄厚的學者群體，那似乎是學術的森林、學術的山脈。
2022年10月
寫於中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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