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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大江健三郎中国演讲集
日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中国情怀
大江健三郎与鲁迅的文学渊源
大江健三郎文学之路的自我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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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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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入了作者参加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时的致辞《我在暧昧的日本》，以及作者几次访问中国时的演讲，包括二〇〇〇年访问北京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演讲《北京演讲二〇〇〇》，在清华大学的演讲《致北京的年轻人》，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演讲《日本文学可否堪当世界文学》；二〇〇六年再次访问北京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演讲《北京演讲二〇〇六》，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演讲《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二〇〇八年参加世界笔会论坛的演讲《面向“作为意志行为的乐观主义”》等。此外，本书还收入了作者与中国多位著名作家、学者、导演的对谈，包括作家莫言，日本文学翻译家、研究者林林、叶渭渠、唐月梅，以及导演张艺谋等。通过上述文章，可以清晰地看出作者在其晚年对其文学生涯的回顾与总结，作者对于中国文学的热爱，与以莫言为首的中国当代作家的深厚友谊，以及阅读中国著名作家鲁迅先生的作品对作者走上文学之路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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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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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健三郎（1935-)，日本当代著名作家，出生于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今内子町）。1957年在《文学界》上发表小说《死者的奢华》，开始受到文坛瞩目。1958年小说《饲养》获第三十九届芥川文学奖。1964年小说《个人的体验》获第十一届新潮社文学奖。1967年小说《万延元年的Football》获第三届谷崎润一郎奖。199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是川端康成之后，时隔二十六年第二位获此殊荣的日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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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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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健三郎文集”编委会名单
代总序
目录
正文
大江健三郎: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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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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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总序（节选）
大江健三郎——从民本主义出发的人文主义作家
许金龙
在中国翻译并出版“大江健三郎文集”，是我多年以来的夙愿，也是大江先生与我之间的一个工作安排：“中文版大江文集的编目就委托许先生了，编目出来之后让我看看是否有需要调整的地方。至于中文版随笔·文论和书简全集，则因为过于庞杂，选材和收集工作都不容易，待中文版小说文集的翻译出版工作结束以后，由我亲自完成编目，再连同原作经由酒井先生一并交由许先生安排翻译和出版……”
秉承大江先生的这个嘱托，二〇一三年八月中旬，我带着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负责人陈旻先生共同商量好的编目草案来到东京，想要请大江先生拨冗审阅这个编目草案是否妥当。及至到达东京，并接到大江先生经由其版权代理人酒井建美先生转发来的接待日程传真后，我才得知由于在六月里频频参加反对重启核电站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大江先生因操劳过度引发多种症状而病倒，自六月以来直至整个七月间都在家里调养，夫人和长子光的身体也是多有不适。即便如此，大江先生还在为参加将从九月初开始的新一波反核电集会和示威游行做一些准备。
在位于成城的大江宅邸里见了面后，大江先生告诉我：考虑到上了年岁和健康以及需要照顾老伴和长子光等问题，早在此前一年，已经终止了在《朝日新闻》上写了整整六年的随笔专栏《定义集》，在二〇一三年这一年里，除了已经出版由这六年间的七十二篇随笔辑成的《定义集》之外，还要在两个月后的十月里出版耗费两年时间创作的长篇小说《晚年样式集》（In Late Style），目前正紧张地进行最后的修改和润色，而这部小说“估计会是自己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对于我们提出的小说全集编目，大江先生表示自己对《伪证之时》等早期作品并不是很满意，建议从编目中删去。
在准备第一批十三卷本小说（另加一部随笔集）的出版时，本应由大江先生亲自为小说全集撰写的总序却一直没有着落，最终从其版权代理人酒井先生和坂井春美女士处转来大江先生的一句话：就请许先生代为撰写即可。我当然不敢如此僭越，久拖之下却又别无他法，在陈旻先生的屡屡催促之下，只得硬着头皮，斗胆为中国读者来写这篇挂一漏万、破绽百出的文章，是为代总序。
在这套大型翻译丛书即将出版之际，我想要表达发自内心的深深谢意，也希望亲爱的读者朋友们与我一同记住并感谢为了这套丛书的问世而辛勤劳作和热忱关爱的所有人，譬如大家所敬重和热爱的大江健三郎先生，对我们翻译团队给予了极大的信任和支持；譬如大江先生的版权代理商酒井著作权事务所，为落实这套丛书的中文翻译版权而体现出良好的专业素养和极大的耐心；譬如大江先生的好友铁凝女士（大江先生总是称其为“铁凝先生”），为解决丛书在翻译和出版过程中不时出现的问题而不时“抛头露面”，始终在为丛书的翻译和出版保驾护航；譬如同为大江先生好友的莫言先生，甚至为挑选这套丛书的出版社而再三斟酌，最终指出“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才是最合适的选择”；譬如亦为大江先生好友的陈众议教授，亲自为组建丛书编委会提出最佳人选，并组织各语种编委解决因原作中的大量互文引出的困难；譬如翻译团队的所有成员，无一不在兢兢业业地辛勤劳作；譬如这套丛书的责编陈旻先生，以其值得尊重的专业素养，极为耐心和负责且高质量地编辑着所有译文；又譬如我目前所在的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为使我安心主编这套丛书而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环境并协助成立“大江健三郎文学研究中心”……当然，由于篇幅所限，我不能把这个“譬如”一直延展下去，惟有在心底默默感谢为了这套丛书曾付出和正在付出以及将要付出辛勤劳作的所有朋友、同僚。感谢你们！
另外，为使以下代序正文在阅读时较为流畅，故略去相关人物的敬称，祈请所涉各位大家见谅。
我在暧昧的日本（节选）
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即便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更是处于孤立的境地。
就日本现代文学而言，那些最为自觉和诚实的“战后文学者”，即在那场刚刚结束的大战的废墟中背负创伤却仍对新生抱持希望的作家们，力图填平与西欧先进国家以及非洲和拉美诸国间深深的沟壑。而在亚洲，他们则为日本军队的非人道行为感到痛苦并为之赎罪，进而在此基础上谦卑地祈求和解。他们表现出的这种姿势应长存于人们的记忆，我志愿站在末尾并行至今日。
后现代的日本，无论国家或是个人的现状，都孕育着二义性。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太平洋战争便是现代化本身带来的扭曲后果。正如“战后文学者”作为当事人所表现的那样，日本和日本人以大约五十年前的战败为契机，已从极其悲惨和痛苦的境况中重新出发。支撑着日本人走向新生的，是民主主义和放弃战争的誓言，这是新日本人最基本的道德观。然而，蕴含着这种道德观的日本人和日本社会却并非清白无辜，作为曾践踏亚洲的侵略者，他们染上了侵略历史的污垢。而且，广岛和长崎那些遭受了人类第一次核武攻击的死者们、那些罹患放射病的幸存者及其第二代（不仅日本人，还包括众多以朝鲜语为母语的许多人），也在不断地审视着我们的道德观。
目前国际间有一种批评，认为日本这个国家对于参与联合国的军事任务、协助恢复和维持世界和平并不积极。听到这些批评，我们十分心痛。然而，日本为了重新出发而制定的宪法的核心，就是发誓放弃战争，这是必要的。作为走向新生的道德观之基础，日本人痛定思痛，选择了放弃战争的原则。
对于西欧而言，这不正是一种最容易理解的思想吗？因为西欧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对于遵循良心而拒绝服兵役者，人们抱持着宽容的态度。如果把这种放弃战争的誓言从日本国的宪法中删去（为达到这一目的的策动，在国内一直存在，试图利用国际上所谓外来压力尝试发起的策动，也包括在这些策动之中），无疑将是对亚洲广岛、长崎的牺牲者们最彻底的背叛。在这之后，还会接二连三地发生何种残忍的新的背叛呢？身为小说家，我无法不如此想象。
曾支撑了旧宪法的市民情感将绝对价值置于远超于民主主义原理的更高处，在长达将近半个世纪的民主主义宪法下，这种情感不只是一种怀旧，更在现实中活生生地存续着。假如与这种情感相连接，日本人再度将另一种有别于战后重新出发之道德观的原理予以制度化，那么，我们在业已崩溃的现代化废墟上，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所进行的祈祷，也就只能变得徒劳无功了。生而为人，我不得不如此想象。
另一方面，日本经济的极为繁荣-尽管从世界经济的构想和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这种繁荣正孕育着种种危险的胚芽——使得日本人在现代化进程中，像慢性病般孕育出的暖昧（ambiguity）急剧发展，呈现出更加新异的形态。关于这一点，国际间的批评之眼所看到的，远比我们在国内感觉到的更为清晰。尽管这种说法有些奇怪：如同战后忍受着赤贫，却并未丧失复兴的希望那样，日本人现在正从异常的繁荣下竭力挺起身子，隐忍着对前途的强烈不安。我们还可以看到，日本的繁荣，被统合于亚洲经济领域内的生产和消费这两股逐渐增强的潜在势力之中，目前正不断呈现出新的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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