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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从17世纪斯宾诺莎的哲学传统，到20世纪70年代德勒兹对斯宾诺莎的再阐释，再到90年代塞奇维克为代表所开启的“情动转向”
情动理论日益成为当代学术界和思想界的主流研究领域，立足于当代西方文论和中国现当代批评理论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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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情动理论引领国际前沿理论界的风潮，于今不衰。情动这一源自斯宾诺莎哲学的概念，经由德勒兹和塞奇维克的重新激活，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诸多论域产生辐射性的影响。
本书着眼于性别研究的视野，从理论源流的爬梳、后人类中具身性的生命伦理、流行文化中的亲密与归属问题等面向对情动理论展开探索。在当代文化政治语境中，女性主义情动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它甚至构成我们思考世界和自身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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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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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芊玥，苏州大学文学院讲师，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博士，江苏省“双创人才”，主持国家社科青年项目“当代情动理论研究”等多项科研项目，研究兴趣为西方文论与当代文化批评、性别研究、艺术人类学、戏剧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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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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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第一章 “情动”理论的源流
第一节 从理性到情动：情动理论的哲学传统
一、斯宾诺莎的先驱意义：情动的起源和性质
二、德勒兹的遗产：情动与观念的生成
第二节 什么是“情动转向”
一、情动理论的分水岭及其路径
二、“情动转向”的源头及其趋势
第三节 情动、情绪、感觉的区分
一、情动、情绪、感觉概念的界定
二、情动的影响
“情动”的自治与后人类中的情动马苏米与《情动的自治》
一、情动的自治：强度即本质、虚拟、物质化
二、当情动作为一种政治资源
第二节 从情动理论到情动批评
一、当艺术遭遇“情动”
二、话语星丛中的情动批评
第三节 后人类中的情动
一、何为“情动”？
二、后人类叙事中的“情动”主体
三、后人类情动何以可能
第三章 女性主义情动理论的兴起及其先驱
第一节 塞奇维克情动理论的心理学渊源
一、汤姆金斯的情动类型
二、从汤姆金斯到塞奇维克：情动理论进入文学批评
三、作为自传体的学术叙事
第二节 同性社会：“同性社会性欲望”和“密柜认识论”
一、“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同性社会性欲望
二、“出柜”与“恐同”：公开的秘密
三、青少年同性恋者：伪装与压迫的共谋
第三节 从“酷儿操演”到情动理论的转型
一、“酷儿操演”对“酷儿理论”的叛逆性推进
二、“羞耻”作为一种情感驱力的发生
第四节 从“怀疑论阅读”到“修复性阅读”
第四章 贝兰特与“国民情感三部曲”
第一节 谁是劳伦·贝兰特？
第二节 民族幻想的拆解与重构：《红字》中的身体和国家
一、“反记忆”：日常生活和民族幻想的生产
二、民族象征：公民身份的反思
第三节“亲密的公共领域”的双重变奏
一、经典公共领域的衰落
二、“亲密的公众”与女性文化的政治潜能
三、“亲密的公共领域”与新保守主义的修辞术
四、“残酷的乐观”：意识形态的情动范式
五、对文化研究的反思
第五章 情动理论与流行文化批评
第一节 论格罗斯伯格的流行文化批评
一、格罗斯伯格流行文化研究的思想渊源
二、从文化研究到情动政治
三、格罗斯伯格情动研究的基本概念
四、“感受力”作为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
第二节 作为实验性文化文本的耽美小说与女性情动空间
一、何为耽美小说？
二、耽美文本在异性恋标准下的自我规训与情感逻辑
三、耽美小说的情动与阅读空间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 情感教学与文学理论教育的未来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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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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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曾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宣称，我们生活在一个情动式微的年代。不过，当前文化政治领域中的事实似乎并没有按照这个判断所预言的方向发展。而在西方学术界，有关“情动”的研究则显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气象，有越来越多的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投身于这个领域，挑战这一观点。“情动理论”（affect theory）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于西方学术界的批评理论。作为一个术语，“情动”（affect）概念始于斯宾诺莎，后经德勒兹的重新阐释，发展为重要的哲学概念。与早期研究诗人在感知、思维和感情上对经验的独特反映方式的“情感”不同，“情动”既是名词，也是动词，它并非像情感一样指涉某种情绪状态或情绪表达，它强调的是一种情感之力的连续变化的过程。在德勒兹看来，这种状态的变化和生成决定着什么是主体。德勒兹的“情动”概念，经过人文学界的广泛挪用，成为焕然一新的批评术语。在“9·11”事件之后，西方社会弥漫着一种普遍忧患意识，诸如“创伤”“忧郁”“无常”“残酷”等消极的情动术语频繁出现在人文知识分子的言说中。在这种现实背景下，这种经过德勒兹化的情动概念盛极一时，并为文化政治学敞开新的题域。可以说，情动理论更新了当时主导性的修辞学和符号学范式，并为文化研究范式注入活力。这种范式转型，甚至被称为“情动转向”。
一
关于“情动”（affect）的论述古已有之，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时期，《修辞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便列举了诸如渴望、愤怒、信心、嫉妒、快乐、爱等多种情动。Affect一词最早来自拉丁语affectus，其意义等同于希腊词pathos，而这个希腊词意指强烈的情绪，衍生为西语中的passion（一般译作“激情”）。在17世纪之前，希腊词pathos有各式各样的译法，affect、affection、passion皆位列其中，它们在中世纪是不作区分的——皆可翻译为带有被动涵义的情感。真正的区分源于斯宾诺莎。到了17世纪，笛卡儿在肉体状态和灵魂状态之间划出了一道泾渭分明、不容穿越的界线的观点，长期以来是心灵哲学的支柱。针对笛卡儿将理智与情感分割开来，并将情动放逐到了肉体领域的行为，斯宾诺莎写出了《伦理学》与其针锋相对，并正式提出“情动”这个概念。所谓“情动”，是指主动或被动的身体感触，即身体之间的互动过程，这种互动会增进或减退身体活动的力量，亦对情感的变化产生作用。斯宾诺莎将自然作为上帝的存在，并且坚持“身心平行”的学说，即如果身体发生变化，在灵魂中会呈现出某种相应的表达形式，这个表达便是“情动”。在他看来，情动虽然是人类软弱无能和变化无常的原因，但它不应该被归结为人性的缺陷，因为这些情绪和自然万物一样都出于自然的必然和力量，因此情动也有其确切的原因和性质，可以被理解且值得重视。19世纪60年代末，随着法国思想界斯宾诺莎主义的复兴，越来越多的学者诸如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德勒兹（Gilles Deleuze）、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等人投身于对于斯宾诺莎的再阐释工作，以反黑格尔主义，取消主体在本体论上的超越性。德勒兹关于斯宾诺莎的阐释在法国思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他通过斯宾诺莎哲学思想中的表现主义，以思想和情动的强度重新构造认识论和主体论。在德勒兹看来，斯宾诺莎感兴趣的是由一种状态到另一状态的运动和转化，由强到弱或反之的动态，并根据所能受到的影响与所能改变的幅度来定义身体是什么，他将之称为“情动”，情动是强度的生成。在斯宾诺莎的用语中，情动既是心灵的也是身体的状态，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动词。它与感觉（feelings）和情绪（emotions）相关但不等同于后两者。情动不仅是一种情感表达，还强调一种力的增溢或减损状态，且关注身体、情感和潜在性之间的关系，其本身是流变的、动态的。同时需要说明的是，这场斯宾诺莎主义复兴运动虽然轰轰烈烈，却尚未将“情动”推向理论界的前沿舞台，此刻的“情动”依然仅仅作为一个有效的理论阐释工具而被使用，没有产生广泛且普遍的理论效应。
直到1995年，美国性别研究学者伊芙·塞奇维克（Eve Sedgwick）和加拿大政治学理论家布莱恩·马苏米（Brain Massumi）分别发表了两篇影响深远的论文——《控制论褶皱中的羞耻》和《情动的自治》。前者通过对心理学家汤姆金斯（Silvan Tomkins）的研究，探究了羞耻这样一种最典范的情动及其所具有的政治学意义；后者从运动与感觉的关联出发，经过对情动和身体的极富洞见的探索，将科学引入人文学科，对情动的物质性进行了充满实验性质的探索，对文学、文化研究、政治学、神经科学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这两篇文章不仅仅宣布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还阐明了情动研究的基本分歧。他们来自不同的理论流派，其关注点尽管有重叠，但基本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条是女性主义情动理论研究路径；另一条是受德勒兹启发的本体论研究路径。经此一役，情动成为人文社科思想界频繁讨论及使用的学术术语，甚至作为一种范式转型而引起西方学界的震荡，并带动了持续近三十年的“情动转向”。
二
目前有关“情动”理论的研究在欧美和澳大利亚已变成一个主流的研究领域，近些年在国内也开始成为当代西方文论和中国现当代批评领域的理论前沿。当下世界范围内，对于情动领域的研究在思想界主要呈现出三大态势：
一是对于情动理论的哲学基础的探讨。情动理论的哲学基础，深刻体现在了斯宾诺莎、德勒兹、巴里巴尔、马苏米等人的著作中。巴里巴尔将斯宾诺莎的哲学描述为一种相遇的哲学，这一定义可以扩展到更广泛的情动理论。如果说斯宾诺莎将情动定义为一种影响和被影响的能力，它不仅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也发生在人与物之间，那么它不仅仅是受到人的限制，而且本身便是描述世界的一种方式。德勒兹和瓜塔里借此来讨论艺术作品产生的感觉实际上具有物质情动，由此他们主张考虑艺术作品产生情动方式的重要性，即这些情动的存在的有效性在于自身，并且是超过任何存在的存在，而艺术作品是一种感觉的存在：它存在于自身。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艺术作品的理解。柏格森和德勒兹的著作中考察了情动政治的形成源头，这在之后的马苏米和普厄关于当代战争、帝国和社会控制等有关“情动政治”的研究中得到了深远的拓展。在有关情动的精神分析研究方面，特别是克莱茵和温尼科特的客体关系学派，将“情动理论”和“创伤理论”进行参照研究。马克思主义者对情动理论的主要贡献体现在维尔诺有关“幽默”的研究、哈特和奈格里有关“情动劳动”的研究，以及朗西埃的“可感性分配”的研究上。情动和不同文本的互渗被认为是理论界的新近贡献。
二是女性主义情动理论的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塞奇维克早期的贡献。她关注情动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方式，迫使我们重新认识性别研究的概念。这股思潮的形成力量首先来自酷儿理论，以塞奇维克、贝兰特（Lauren Berlant）、艾哈迈德（Sara Ahmed）为代表的酷儿理论家在酷儿和女性主义研究中发展了情动这个概念。这尤其体现在其对前瞻性的乌托邦式的欲望和感觉（如“羞耻”等）的变革潜力的重要探索上，颠覆了后结构主义者、解构主义者的诸多原有的研究设想。同时，塞奇维克将德勒兹的情动哲学和汤姆金斯的驱力理论结合起来，创建了一个模型，代替了原有的语言批评方法，即用“后”理论抵制理论，用“修复性阅读”（reparative reading）来取代原有的怀疑解释学。汤姆金斯的《羞耻和她的姐妹》（1997），塞奇维克的《触摸感觉》（2003），贝兰特的《女性的抱怨：美国文化中情动未竟之事业》（2009）、《残酷的乐观》（2011），布伦南的《情动的传播》（2004），艾哈迈德的《幸福的承诺》（2010），茨维特科维奇的《抑郁症：一种公共的感觉》（2012）等著作是女性主义情动理论，尤其是酷儿理论的主要研究方向。
三是有关情动的文化政治学的研究。贝兰特、穆尼奥斯（José Mu?z）、艾哈迈德等学者开始探讨公民身份的问题，并根据情动和感受来划分公民身份的界限。贝兰特在题为“国民情感三部曲”的系列著作中探究负面的情动，诸如美国晚期资本主义所产生的虐待、创伤以及那些令人厌恶的情动等。穆尼奥斯也致力于消极情动的研究，甚至认为消极情动具有反种族主义的政治潜能。在她看来，心理学意义上的“抑郁态”（depressive position）标志着少数族裔立场的政治和审美参与。于是，情动构成了某种种族主义斗争的策略，即反种族主义斗争并不是诉诸个体的直接的政治参与，而是诉诸群体产生的情动。此外，巴特勒的《令人激动的演讲：一种表述行为的政治》（1997），卡娜的《黑暗大陆：精神分析与殖民主义》（2003），艾哈迈德的《情动的文化政治》（2004），赫明斯的《为什么故事重要：女性主义理论的政治语法》（2011）等有影响力的著作不断出现。这些著作重点讨论了“情动”可以做什么，除了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它更重要的力量体现在政治影响和媒介的传播上，权力是如何运作、又怎样被身体所承载，从而被转化为一种情动，成为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和一种情动政治。
情动理论并不像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性别研究那样，有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知识论和方法论框架可供学院中的学生们来学习，它是随着诸如马苏米、塞奇维克、贝兰特等学者开设相关的课程才逐渐聚集并形成明朗化的理论动向，所以它仍是一个正在成长的研究领域，尽管呈现出某种爆炸式的发展态势。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对于和情动的接触及深入有不同的路径，诸如哲学领域的学者们通过17世纪笛卡儿和斯宾诺莎有关理性和情动之争开始聚焦情动，在当代德勒兹对于斯宾诺莎的重新阐释将这个词语再次推向学术前沿的舞台；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初涉“情动”研究，是源于格罗斯伯格对亚文化和流行音乐的研究，很多学者如梅丽莎·格蕾格（Melissa Gregg）和格雷戈里·西沃斯（Gregory J. Seigworth），都深情回顾过格罗斯伯格对于年轻时代的他们的影响；政治学领域对于“情动”的初步印象来自马苏米，他将《千高原》翻译进英语世界，这使得他声名鹊起并初步建立起他的学术声望。
相较国外，国内学界情动理论研究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自21世纪以来，通过德勒兹的译介工作，情动理论开始进入国内学界的视野。
（1）译名的译法成为最首要的研究对象。有关affect的翻译，国内学界一直存有争议。affect为斯宾诺莎使用的哲学概念。在斯宾诺莎的用语中，affectus既是心灵的也是身体的状态，是名词也是动词。它与感觉（feeling）和情绪（emotion）相关但不等同于后两者，“感觉”侧重于来自个体的真实存在的感受，而“情绪”的特点在于它可以被表演和呈现。贺麟将affect译为“情感”和“情绪”；管震湖译为“感受”；姜宇辉译为“情状”，后改译为“情—调”，均不甚理想。后来汪民安和姜宇辉将其称为“情动”，强调该词不仅指涉一种情感表达，还强调一种力的增溢或减损状态，且关注身体、情动和潜在性之间的流变关系。在此意义上，本书采用姜宇辉的译法，即“情动”，以更贴近affect的原意。
（2）相关译著的出版。汪民安以《生产》为阵地持续推介情动理论的译介工作。台湾学者刘人鹏、郑圣勋主编翻译的论文集《忧郁的文化政治》，将情动研究中忧郁的议题提上日程。严蓓雯翻译了马苏米的《虚拟的寓言》，对文化理论的研究产生长远的影响。
（3）文化政治学方面的研究。台湾学者宁应斌、何春蕤通过著作《民困愁城》探讨“忧郁症”和情绪管理，论证了透过公共集体努力来改造偶然私密的政治路线的不可行。香港学者黄沐恩在著作《情动于中》以欧美情绪哲学研究为骨干，辅以文学、音乐、电影等为旁证来剖析人类的各种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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