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 美国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充斥着侵略性：一次次发起战争，或公开宣战，或不宣而战；或秘密或公开地为其盟国扩充军备，以扩大自身的全球军事力量。在地中海地区及墨西哥边境上，从经济战争和军事战争地区来的难民们被各式各样高高的围墙阻绝。人们所期望的繁荣、所应有的人权都已不存在，所信仰的宗教、所追捧的西方价值观都受到了极大挑战。
l 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年轻的阶段”这一断言，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贴合现实。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在全球范围内铺开的友好合作网络，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无意推动下，为全球化谱写了新的篇章。在当今世界范围内，这一巨大转变是去殖民化、民主化、和平友好的运动中显而易见的一环。
l 在上一次金融危机的酝酿阶段，贝莱德、美国资本集团、先锋、道富和普信都是标准普尔（S&P）和穆迪（Moody’s）这两大主要评级机构的大股东，拥有大多数股票；金融危机过后，情况仍是这样。评级机构被授意对银行产品进行评分并收取高额酬金，而这些银行又都与贝莱德，也就是它们自己的股东有所关联。这些评级机构还受美国和欧盟国家的委托，评估企业和国家的信誉度，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然而这些评级机构及其股东（如贝莱德）既没有受到惩罚，也没有被要求赔偿损失，更没有受到新规则的约束。
l 亚马逊同样将逃避所有国家对利润征税的可能性利用到了极致。在亚马逊上市前不久，贝佐斯将公司法人住所迁至特拉华州。2004 年，它的欧洲总部以金戴菊莺为名迁到了卢森堡：来自欧盟国家的大部分销售额和利润都会在这里申报，并且只缴纳少的税。2016 年，其在德国的销售额为 130 亿欧元，然而在卢森堡申报的营业额却只有 15 亿欧元并按此进行了缴税。在美国、英国和欧盟，税务机关展开了调查。亚马逊为了做一份有利于自己的反鉴定，委托了德勤和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这一审理过程延续数年，至今还没有终的裁决。
l 金融危机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变得更加脆弱。现在，他们还不得不面对一个圈外势力，一个很强大却又截然不同的运作方式，一个力量的中心。而这个力量中心所遵循的，是一个更可持续、更连贯的发展逻辑。美国政府一直宣称中国“偷走了”美国数百万工作岗位，并且要求中国从美国进口更多的产品，以结束对美国来说不公平的贸易失衡状态。这一论调由奥巴马首次提出，后由特朗普“发扬光大”。欧盟也要求中国保障欧洲企业有同样开放的机会，就像欧盟为中国企业所做的那样。然而事实上，失衡状态完全不是这样形成的。
l 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投资和贸易关系不以对方是敌是友为标准。中国与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是发展关系，同样也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是发展关系；与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也是如此。和平、包容的全球化是中国的愿景。当美国与联合国渐行渐远时，中国却在原则上一直以联合国国际法为指引，倡导无论大小强弱，各国平等（在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组织也是一样），都应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任务，维护多极世界体系，建立合作关系，不干涉别国内政。
l 一个世纪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利用政变、战争支持反民主主义的政权和运动，在短期内攫取了巨大利益。若不是由此获得了一线喘息之机，他们在国家制度的赛跑中早就一败涂地了。虽然在近 30 年的新自由主义竞争中老牌帝国主义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但这种发展逻辑如今仍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盛行。我们必须将自己从中解放出来，必须宣布这一发展逻辑的不合理性，否则我们将无法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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