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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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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之后，金门、厦门和福州先后沦陷，福建沿海（后来还有华东地区）的众多文化教育和科研机构相继迁入闽北山区。一时间，各领域大量的学者教授、文人墨客，如萨本栋、汪德耀、许钦文、施蛰存、黎烈文、何炳松等，漂泊在永安、南平、长汀和邵武一带。他们不失民族气节，不畏艰险困难，为中华民族保存文化火种、延续教育命脉而不懈地努力。本书挖掘出大量史料，超越以往关注抗战文化的视角，观照更广阔的时空和更广泛的文人群体，以丰富的细节再现了东南小后方弦歌不辍的精神状态，与西南大后方遥相呼应，给今人留下了无尽的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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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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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在军，九头鸟，岭南客。独立学人，自由作者。早年从事杂文随笔写作，近年醉心历史文化研究。出版著作十几种，多次入选各类图书排行榜。主要作品有《当乐山遇上珞珈山》《西北联大》《东北大学往事》《发现乐山》《发现永安》《聂绀弩先生年谱初编》等。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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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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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 弦歌不辍，薪火相传
郑贞文：笠剑之歌振八闽
萨本栋：厦门大学的“梅贻琦”
汪德耀：从院长到校长的细胞学家
郑作新：武夷山下的观鸟人
陈村牧：把一生献给集美
王秀南：倡导“三杆主义”教育
许钦文：教书卖文兼养猪
施蛰存：永远的北山楼
章靳以：从燕溪畔到沙溪畔
严家显：农教先驱，乐育英才
何炳松：把暨南大学迁到建阳
蔡继琨：音乐报国办音专
卢前：永安城外十分秋
下编 文化抗战，学术坚守
董秋芳：馆长·编辑·作家
楼适夷：在福州文救协会的日子
耿庸：反日反蒋的文化战士
章振乾：到闽西农村去调查
傅衣凌：发现一个装满“宝贝”的箱子
黎烈文：“推重车上峻坂”
王西彦：两进两出改进社
邵荃麟与葛琴：蛰居虾蛤村的六个月
朱剑芒：南社闽集燕尾楼
萨一佛与覃子豪：永安劫后诗画合展
赵家欣与谢怀丹：战斗中的比翼鸟
羊枣：“永安大狱”的主角
王亚南：研究所长·客座教授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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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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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且看大时代下的文化人
钟兆云
“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万叶千声的秋天尚未品味完，姹紫嫣红的春天已从桃园李下悄然滑出。古人陆机们悲秋，想来是悲不讲理的光阴，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任人望穿秋水或执手相看，它却无动于衷只哗啦啦流过而已。今人之喜春，想来是喜生命的律动、万物的复苏，秋雨寒霜肃杀之后慷慨的赠予、换了人间般的更新，以及青春焕发中只觉芳华自在，点燃一年、一生乃至一切重新开始的希望。吾侪不古，但漂泊岁月里，对四时更迭交替早已麻木，虽偶尔也叹逝和思纷，更多的却是默然。然而，张在军先生虎年春天的索序，及其新著《漂泊东南山海间——抗战烽火中的文化人》穿越遥迢来到面前，到底还是丰富了这个周而复始的季节过渡，帮助我整理了这阵子被俄乌战火撩乱和疫情复燃搅扰的心神。这是一部抗战背景下的历史人文纪实作品，在军知我对此有所涉猎，自信我对他此番以文史来写春秋定有阅读的兴趣，遂有此命，且美其名曰“非君莫属”。
说到纪实，予人一种“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沧桑感，衍生出让人肃然起敬的魅力。纪实形在“纪”，贵在“实”，难在事事要求作者躬行，强调“在现场”，引发读者共情进而产生身临其境的“代入感”。即便“难于上青天”，世间总有人乐于寻找并践行，在军便是其中的有心人、出类拔萃者。
在军曾在微信里与我谈及其与抗战文化主题写作的渊源。2005年，抗战胜利一甲子之时，他被广州公司派驻四川乐山，不期而遇武汉大学“重走西迁路”的采访活动。本是湖北人的他刹那就点燃起了对这段尘封历史的兴趣，在确信武大西迁乐山这座“富矿”还鲜有人问津时，就想尽己所能当个“拓荒牛”，由此陷入历史研究的沼泽而不能自拔。面壁十年，积厚成器，他从2012年开始，在海内外先后出版《苦难与辉煌：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1937—1946）》《坚守与薪传：抗战时期的武大教授》《西迁与东还：抗战时期武汉大学编年史稿》《才情与风范：抗战时期的武大教授续编》《当乐山遇上珞珈山：老武大西迁往事》《发现乐山：被遗忘的抗战文化中心》等著作，可谓洋洋大观。他以此为发端，举一反三，继续“开疆拓土”：受派去辽宁工作之余，又顺势挖掘出东北大学迁徙旧事，遂有《东北大学往事：1931—1949》一书，再后来写就《西北联大：抗战烽火中的一段传奇》。从西南大后方写到东北，再到西北，大有星火燎原遍写全国之势，但无论地域跨度多大，时空上都定位于抗战时期，题材上也专注地围绕文化教育界。自古而今在专而后博抑或博而后专的各抒己见中，在军以自己的写作实践提供了实在的经验。
所有的遇见皆是缘分，显然，在军是个惜缘之人。因为《发现乐山：被遗忘的抗战文化中心》经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而与福建结下不解之缘后，他便开始涉足福建抗战文化领域的研究。数年后，即有《发现永安：被忽略的抗战文化中心》一书问世。我也因此知道了他，不意他在书中对拙著《落日——闽台抗战纪实》有关内容也有所引用，就这样成了文友。他表扬我早他十来年就出版了抗战题材之书，我倒佩服他抓题材稳准有序，近年连续为抗战文化中心和西迁大学创作已得心应手，声名鹊起。
三年前，我在写抗战期间的农教先驱严家显的传记时，前往广西、重庆、上海等地觅史寻踪，想到在军在这方面的研究，曾请教于他。如武汉大学西迁时，身为武大年轻教授的严家显是否去过乐山，还是接受广西大学的邀请直接去了柳州；金陵大学当时有部分学生借读在武大（含严家显后来之妻），他们是随武大西迁、回南京与金大同迁还是自行出发等。再有，我发现严家显在福建省立农学院院长任上受聘就任复旦大学农学院院长后写给复旦大学校长章益之信，个别地方看不明白，如他彼时人在重庆，何以说“在渝”“去渝”，难道战时陪都和渝有别？淞沪会战不久，复旦被迫内迁，上庐山、赴武汉、经九江、奔宜昌，冒着炮火辗转迁徙，终在重庆北碚嘉陵江北岸东阳镇夏坝建校。及我到此一游，这里仍属于城郊，与市中心尚有一定距离。我遂大胆推断，严信中去城里就说是“去渝”，“往渝”也就是进城。在军同意此说，进而推测严信是在北碚夏坝的学校所写，彼时章校长不一定在北碚坐班而可能就在市区，或身处青木关的jiaoyubu；另外，教授也可能在周边其他学校兼课，这种情况战时十分普遍。我们又合着探讨、考证，从夏坝坐船到对岸的北碚需耗时多少，是否过江到北碚后才能到市区。在军还找出当时的重庆地图，告知地处夏坝的复旦大学到陪都重庆市中心直线距离当有三十几公里，云云。考证像破案，颇有意趣，“疑义相与析”中，彼此间常有一得之见。为了破解传主的执教线路，我还问及抗战前期武汉到广西或柳州的交通情况、路程耗时，在军说难以回复，武大和其他大学西迁都没发现有人走过这条路，他没有涉足此领域，不敢妄言乱猜。一年后拙著出版，不意在军过誉之余，还写了读后感《中国需要多少个严家显》在《博览群书》刊发，以壮行色。
扯上这些，为的是说明在军的治学之严谨，为人之热心，对前辈人物之关切，作文著述之负责。以他这本具有很强学术价值的新书为例，可见他忠于史实，旁征博引，对重要史事和来源皆有注释，且所引材料有很多是不易寻见的文本，而要让它们再现魅力亦非易事。这样加注是明智的，既尊重了原作者和研究者的成果，也在山重水复的白话调调中点缀了零星的历史资料，使读者的知识网衔接有了关联性与完整性。对书中人物，不管是细说逸事还是客观评判，在军都注意择量引述以求补充，也供读者参考。我很能体会在军的真情实意，至少说明他乐意在繁杂枯燥的史料堆里爬梳，不愿意把东西写坏，这也比一切巧妙加投机的虚构、揣测、戏说、胡说要强上数倍。所以说，忠于史实首先得有情怀，有情怀者，大率也是慈悲善良之人，对其笔下流淌出的文字，当给予鼓舞与肯定。
一直以来，人们总说“画鬼怪易，画人物难”，对于纪实作品更是如此。人物从一个角度来说是鲜活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又是“死”的，难以通过作者的意志而改变或翻案。这里，考验作者的便是纪实之功力。但凡越是知名或卓荦之人越是好下笔，因为史料丰富，古往今来的文章诗赋多，其人形象已呈立体，大可不必昏天黑地去琢磨。而历史河流里躺着的大多数人物，则是平面化的，即便没被“浪淘尽”，也可能随波逐流去了，愈见模糊，其中又不乏一些功绩可嘉或思想复杂之人。这就需要纪实者有一定的辨识力，在正本清源中予以“加持”还原。《漂泊东南山海间——抗战烽火中的文化人》是在军以其长年关注抗战文化的视角，熟能生巧地以挖掘出的丰富史料，生动地给民族存亡之秋在福建沿海特别是战时省会永安周边“漂泊”逗留的一批学者文人群体塑像树碑。他们中，如郑贞文、萨本栋、汪德耀、施蛰存、严家显、蔡继琨等13人，组成“弦歌不辍，薪火相传”的上编，这让我油然想到我笔下传主严家显离开他一手创建的福建省立农学院时的留言：“八闽子弟多隽秀，弦歌不辍慰古今。”他们中，如董秋芳、楼适夷、黎烈文、邵荃麟、羊枣、王亚南等16人，组成“文化抗战，学术坚守”的下编，教人思考他们何以能“推重车上峻坂”，并对他们在颠沛流离中不忘担起救亡责任、烽火岁月里依然保持有趣灵魂而肃然起敬。在军一口气蔚然大观地写出29个历史文化人物，足以度量其慷慨悲歌和雄心万丈。可贵的是，即便写到国民党人物，其叙述也较为客观公道，没有非黑即白，照样书写他们如何不失民族气节，如何不畏艰险地为中华民族保存文化火种、延续教育命脉不懈努力，给人留下无尽的遐思。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在军忠于历史的人文素养和落笔心思。
这些远去的大大小小人物，围在事关中华民族存亡兴废的历史棋盘中，被在军用笔勾一勾，便从尘封的故纸堆和历史的禁锢中释放了出来，栩栩立于读者的眼前和心里。在军有时多写一点枝枝节节，有意无意间便多了一份真实，让人明白，这批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在辗转漂泊中聚集于东南山海间的文化人，当年不全是避世绝俗的时代“隐者”，现在却全是提灯举火的“引者”，引领着读者探索与求知。当年名列全国四大抗战进步文化重镇的福建战时省会永安，在在军的拨云散雾下，也愈来愈现出真实的底色，连同彼时它周围的人物，都有属于他们不容错过的“黄金时代”。掩卷而思，竟也生出些恋恋不舍，希望在军能多写一些，再深入一些，让世人更好看清昨日的世界、见识风云际会的人物。遇见不懂的，一笑回头中，也好借张嵲的诗句道声“君不见东都之傍永安道，车辙平来生碧草”。
乱世动荡，沧海桑田，能让人懂得生命的可贵、当下的美好。自首篇“笠剑之歌振八闽”之下，书中人物及书里书外便都洋溢着“笠剑”气息。化学家、教育家郑贞文在福建省教育厅厅长任上推行的“笠剑学风”，其意以笠为质朴、勤劳的象征，剑为庄严、公正、忠勇的象征，综合起来乃是磨砺意志、为着抗战大业风雨无阻、成功成仁之意。郑贞文命舍名为“笠剑轩”，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校长卢前为学校题写“练存轩”，王秀南在福建省立师范学校提倡“三杆主义”（枪杆、笔杆和锄杆）教育，萨一佛“画下日寇的罪行”等等，皆系这种战时教育思想与抗战爱国的具象化产物。之后这群文化人及受其深刻影响的众士，辗转他方时，再将这份精气神换个地点扎根。值得提及的是，在军在描述抗战人物及活动时，有意识地从抗战历史中深挖文化元素，把人物结合进那些遗址遗物，探寻蕴藏其中的文化精神。如称《福建青年》《保卫福建》《收复金厦》《战地歌咏团团歌》等歌，都是“当时普及全省城市农村，为广大群众，尤其是爱国青年欢迎的抗战歌曲。数十年后，福建一些老人都还能熟记这些歌词”。窥斑知豹，这实在是一部忠于历史，有爱国热血、有文化脊梁的读物。
明月清风千百代，风起云涌大时代。本书的特点，笼统来说，就是记述抗战时期不同政治派别的文化人“位卑未敢忘忧国”、抗战到底的作为和政治操守，他们的教育、文化自觉与抗战活动相融合，在军通过点面结合的纪实，展现了特定时期的脉络和表里。作为对抗战大时代的叙事，与教育、文化结盟，仿佛长了深根，增加了它的深度；与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牵手，犹如张开长臂，拓展了它的广度。这是了不起的构思，让今人看了也受教匪浅。
书中多数人物，我在长年文史阅读中早知其名，间或还写过其中一些人的全传或片段，因此读来几无违和感，有的只是温故而知新带来的新鲜，甚至为我不曾了解之事竟被在军如考古般发掘出而拍案叫好，个别章节还甚觉解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收获》主编的章靳以，我为严家显立传时，就从其家人那里知道，他们在永安一见如故，抗战胜利复旦返沪后两家还在庐山村为邻，走得甚近甚亲。当初我曾想采访靳以后人，却因故未遂，引为憾事，如今从在军书中知道靳以事略，也算是弥补了遗憾。如名噪一时的施蛰存，我对他当年抗战时在福建的活动只有极模糊的印象，在军能把他作为书中一节从容写就，自是引人入胜。
长期以来，西南云贵川作为抗战大后方尽人皆知，而闽浙赣东南数省因交通横遭日军切断而“孤悬半壁”，其交汇处形成的东南小后方鲜为人知，或者说被人们忽略无睹。其实，正由于相对平静，“东南半壁”才得以较为自由地开展教育文化活动，终规模和声势影响全国，成为与西南大后方遥相呼应的一个重要文化区域，且贯穿了全民抗战的过程，绵延在历史长河中。对此误区及被忽略的种种，在军和我一样，都希望公正评述，他为此一呼一书，情怀可鉴。当然，那个时期在东南山海间有趣且有名望的文化人，还不止在军书中这些，一些支持且同情中国抗战的外国人士也未提及，诚希望在军今后能继续拾遗补漏。但我们也无须求全责备，或许在军已另作盘算了呢。这本书的诞生，恰因为他在既有筹划中看到萨本栋等人的传记作品近年持续出版，觉得“不能再耽搁下去了，于是撸起袖子加油写”。如此不甘人后、想着抢先一手，不少写作者大抵都有类似心境，于我亦然。所以我认为在军不会就此罢手，假以时日必见“下回分解”。
而眼下这部书稿，已让我欣慰并惊讶于在军的用情之深、行文之妙、爬梳史乘之勤、史才史德之不容低估了。他以笔为旗，重现一个个真实的人物形象和历史细节，也通过他们和这部书，传达出中华民族坚贞不屈的文化精神，留给人们一个永恒的思考：今后在民族有难国有殇或当下世界大局波诡云谲时，文化人该何去何从？在文字的背后，我读出了一个沉毅、勤奋，在自由行走中能独立思考、有高远追求的张在军。虽然我在写下这些拙陋文字以副雅嘱之时，与他还缘悭一面，但见书如面，想来“一识韩荆州”之后，当的是“春风十里不如遇见你”。
2022年4月1日于闽江畔苦乐斋
（作者系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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