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2004 年初夏，我与美国朋友比尔从波士顿开车去芝加哥大学拜访钱存训先生。拜访完钱先生后，我们顺路去了伊利诺伊大学香槟校区，在那里次见到了周启荣教授。周教授带我们参观了校园，互相交流了对中国出版史研究的看法，并说起了他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凭直觉我就觉得这是一本很棒的书。
西方对中国出版史的研究，早期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印刷术的研究上，尤其是侧重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西传等方面的研究。此后，研究扩展到关注印刷术发明之前的中国文字记录，并在一些专题，如出版管理、传教士在华出版等领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进入21 世纪以后，西方的中国出版史研究，一是借用其他学科的概念，如“文化权力”“公共领域”等，对中国出版史进行研究，强调中国出版史与社会经济文化之间的关联，及其对社会的促进作用；二是重视对个案研究，通过分析个案，使中国出版史的研究进一步得到深化。毫无疑问，周启荣教授的这本著作，属于其中的佼佼者。该书以晚明前后中国的出版为切入口，用文化权力、公共领域等概念，对当时中国的出版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回国后我就与商务印书馆商谈该书的中文版翻译。在商务印书馆的支持下，我与我的学生开始了该书的翻译工作。原以为这本书翻译起来会很容易，但着手后才发现困难重重。一是内容艰深。本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出版史研究图书，而是带有思想史意味的研究著作。要准确把握这本书背后的内容，需要研读有关明代思想史的一些资料。因此，边译边学成为翻译这本书的常态。二是引文的原书难觅。周教授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除在中国大陆查找了若干明版图书外，还在中国台北、日本、美国等图书馆查找了大量明版图书。要将书中引用的这些引文全部还原，成为一项艰巨的工作。为了查找一句话的出处，恳请各国朋友的帮助成为该书译稿后期完善时的常态。2012 年夏天，我邀请周启荣教授到南京大学讲授暑期课程，课余又就该书中的一些翻译问题与周教授进行了交流。但由于我这十年间诸事掺杂，精力分散，往往其他事情一分神，一两个月就溜走了，自然导致这部已经翻译好的稿子迟迟没有出版。
该书的英文原名是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日本学者常常用“近世”这个术语翻译Early Modern China，但中文中却没有合适的词汇。这一词汇对应的时段，虽是晚明这一时期，但又超越了晚明。结合该书的语境，经与周启荣教授多次协商，我们终将中译本的书名确定为《中国前近代的出版、文化与权力（16—17 世纪）》。
晚明是一个人性大解放的时代。这种对个性的追求，也给出版业带来了影响。而周教授也正是从研究李贽出发，逐步切入到出版史领域的。全书从书籍生产成本和书价探讨起，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书价比西欧的便宜，士人、城镇百姓普遍能买得起书。在此基础上，作者探讨了书籍出版在明代的地位、科举考试与出版的商业化等问题。
中西之间的差异，孕育出了各自不同的文明与实践。周教授写作本书的出发点是为了批评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历史方面的欧洲中心主义视角。但这不妨碍本书借鉴西方学者的一些理论资源来解释中国的出版实践活动。
本书中的核心理论与重要概念之一是“场域”与“习业”。
场域理论是布尔迪厄提出的，“场域”是指网络或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结构。在社会行为中，每个人在各种场域中占有位置，不同场域中的位置也各不相同。个人通过在场域中的竞争获得经济、文化、社会等不同类型的资本。不同资本之间可以进行转化。如拥有“经济资本”可帮助获得文化资本；具有“文化资本”也有助于获得经济资本。通过科举考试，意味着考生获得了文化资本，进而会被授予官衔，获得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并进而扩大他的社会资本。拥有这些资本的人，自然容易受到出版商的青睐，而他们进入出版市场后，出版商利用其社会知名度进行广告宣传，并担保自己的图书质量。明版图书中出现的各种作者头衔、美称，其背后原因就在于此。
“习业”的英文是practice。在汉语中，practice 通常被译为“实践”。周教授认为，“实践”的习惯用法是根据一个目标、原则、蓝图有计划、有意识地去实现，把计划、原则、蓝图变成事实。“习业”一方面可以包括这个意思，但“习”也强调不必是有意识、预先构想的计划、蓝图，以至原则，只是由种种不同因素造成的惯性活动。这些活动不是偶然性、突发性、一次性的活动，而是经常重复、有一定规则、带有累积性和长时段的活动，也就是“业”。同时，这种活动是社会中有一定数量的人共同接受、重复而不自知的。明代商业出版中的这一实践，便是这样一种“习业”。因此，在经过多次协商后，遵照周教授的意思，我们将practice 译为“习业”。把habitus 译为“习心”也是如此。
本书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超附文本”（paratext）。
超附文本是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提出来的，目前这一概念已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出现了很多利用这一理论来研究中国书籍的论著。超附文本指的是书名页、序言、后记、字体、版心、评论和评注内提到的文本等，这些内容是图书的组成部分之一。以前，这些文本常常会被研究者所忽略，认为是一些无足轻重的边缘性内容。超附文本又可分为“附书文本”（peritext，指书籍之中的文本）和“超书文本”（epitext，指书籍之外的文本）。出版作为一种商业活动，在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结构中，并不是一件非常值得炫耀的行为。因此，明清士人的文集作品中，常常将从事这些活动的诗文删除。但通过超附文本，诸如序、跋、评注、参与者头衔和其他文体作品等，可以证明很多士人曾经参与过商业出版这一事实。晚明时期，随着商业出版的扩大，许多士人成为作者、编辑、编纂者、评注者、批评者、出版者或校对者，形成了一个“士”与“商”两种职业相结合的“士商”群体。同时，随着这一群体的扩大，他们也开始注意扩大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因此，他们通过出版活动宣扬自己的艺文理念，挑战科举考官的权威等。而这正是出版活动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是出版所发挥出的重要社会功能之一，也是出版活动被无数士人看重的原因之一。
周教授的这本书，一改传统出版史研究的写法，采用新文化史研究的思路，注意挖掘出版背后的影响因素，展现了晚明出版与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互动关系，探讨了出版活动背后的个人与社会的作用。同时，这本书将中国前近代的出版活动放在世界史的视域中进行分析，跳出了以往研究只局限在中国自身的不足。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在他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中总结他一生的治学之路时曾说：“我于国史选定研究对象之后往往先默默地作两种比较：与西方类似课题作一概略的比较，亦即所谓不同文化间（intercultural）的比较；在同一国史课题之内试略作不同时代的，亦即所谓‘历时’（diachronic）的比较。特别是在专攻先秦思想的现阶段，这两种成了习惯的默默比较不时能扩展我的历史视野，导致新的思路，得出与众不同的论断。”同样，周启荣教授的这本书，将中国的雕版印刷技术与古滕堡的金属活字印刷技术相比较，将同时期中国的文人、书籍出版商与欧洲文人、出版商相比较，得出的一些结论自然就有意义。如第二章中指出：“中国的书商和出版商这两种职业并不是截然区分的，这与17 世纪欧洲的书商与出版商相似，通常‘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身兼二职’。但是在欧洲，木刻工匠同时也印书、售书的情况就非常少见了。由于雕版印刷的简易性，这种‘身兼二职’的现象在晚明时期很常见。”第三章在探讨晚明士人的写作、科举和出版的商业化中的种种不同表现时，指出“16 世纪和 17 世纪的中国文人与同时期的法国文人差不多，都竭力寻找谋生的方法”。“商业出版对于中国文人经济状况的影响和法国与英国的状况十分相似。欧洲的学者们也是依靠资助和出售文稿（包括序言、信件和纪念文章）获得报酬”。该书后的结论部分，更是从中西方不同的社会、技术角度，探讨了印刷出版对16—17 世纪中国的影响，以及在这一时期中国与欧洲印刷的不同发展与影响。
本书英文版出版后，近年来中文世界先后又有沈俊平的《举业津梁——明中叶以后坊刻制举用书的生产与流通》（学生书局2009 年版）、郭孟良的《晚明商业出版》（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年版）、张献忠的《从精英文化到大众传播——明代商业出版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何朝晖的《晚明士人与商业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版）等同类主题的图书问世。如果把缪咏禾的《中国出版通史? 明代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程国赋的《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中华书局2008 年版）等书也算上的话，相关研究成果则更多。但与上述图书相比，周教授的这本书在研究内容上仍具有开拓性与独特性，可以打开大家的研究思路。
本书由我与我的研究生傅良瑜、郝彬彬、肖超、乔晓鹏等共同翻译。每章译稿完成后，大家分头进行修改完善。完善后的译稿，周启荣教授曾通读并更正过多次，并请其高足张新歌参与了译校工作。我也先后邀请夏维中教授、何朝晖教授、王赫等进行校读，帮助完善。当然，该译本中存在的任何问题，我都负有责任。
感谢周启荣教授的宽容及理解，也感谢商务印书馆胡中文、郭朝凤、丁波、王希以及编辑石斌、郭晓娟等在本书出版过程中付出的辛勤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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