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期的某一天，芝加哥大学某经济学教授跑到芝加哥大学法律系，告诉人们应该准备解散。有交易成本理论在手，经济学家不仅可以在理论上解释法律的缘起和功能，而且可以制定有效的社会交往规范。法律无非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一个工具而已，不具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按今天的说法，法律只是一个低级算法。
当然，这是一个学术传说。但是传说也是一种理论形态：它把现实和未来的可能走向以浓缩的方式体现出来。
余盛峰的著作《临界：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法变迁》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理论传说的可能：计算机系的智能系统通知法律系和经济学系，两个系将在某个时点自动解散。经济和法律的基本问题，比如理性、选择、外部性，都可以用人工智能技术解决。经济模型和法律规则都是编码而已；要寻求编码中的解，机器当然比人更优。几位搞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法律理论的教授侥幸，以为自己的工作是对经济和法律的变化进行意义解释，不能被机器取代，串联搞一个小教研室自保。殊不知，算法的一个主要功能就在于，它可以直接预测结果，而不需要解释。人们是否“理解”无关要旨，寻求意义的努力本身没有意义。
盛峰的新书当然不是在构造一个传说。这本书系统论证了人工智能可能给法律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其中有两点论述对我尤其重要。
，由于机器学习的引入，外在的、稳定的法律体系将可能被“自我适应、自我迭代和自我完善”的互动调节机制取代。传统法律用固定的文本来维持社会期望的稳定；机器学习“使用当前操作作为下一指令的基础，并基于实际状态而不是规范预期作为策略决断的依据”。（余著）传统法律简化社会沟通的复杂性，以得出简明、统一的规则，来指导纷繁复杂的实践；而智能机器的深度学习则依据特定的场景和实用的需要，从海量数据中生成专门的“小法律”，以实现自我反馈调控。这样，法律不仅仅借助国家暴力威慑让人“不敢违法”，基于算法对操作过程的控制，令人“不用违法”也“不能违法”。
第二，法律的重心可能不再是确定获得和占有，也不是传统民法的契约或侵权，新的重点可能是“流动的秩序”的问题，比如市场准入、投融资体系、服务行业规则、知识产权、产业标准与风险控制。其核心目标是提供通用的经贸法律框架，以保证各类要素的自由流动。
当我读到这些充满想象力的理论论述时，我像坐上了时间机器，回到了1990年代的北京“浙江村”。
“浙江村”是来自浙江温州地区的农民在全国不同城市形成的聚居区，以中低档服装生产和销售为主业。其中以北京丰台区木樨园形成的“浙江村”规模。我在1992～1998年期间对该社区进行了6年的实地调查。在1995年之前，“浙江村”人口急速扩张、经济高度活跃，但是基本上没有经济和法律纠纷（当然有日常生活中的口角和斗殴）。人们在日常经营中，似乎不需要违约，也没有机会违约，因为合作者之间的随时互动把违约的可能动机和可能条件都在事先制约了。“浙江村”内的“无讼”，不能归因于对传统社会规范的“嵌入”、商人行事惯例的延续，或者非正式权威的存在。对“浙江村”人而言，服装加工和销售是全新的行业，完全超越了原有规范的涵盖范围；他们大部分是农民，没有经商经验；“浙江村”内部也没有权威中心。其经济交往秩序几乎完全是个体之间的不断频繁协商的结果。
1990年代后期，“浙江村”这一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经济贫富分化加剧，各类纠纷增多，甚至出现暴力化倾向。变化的原因之一，是原来以双边同意为基础、自我调整的交易机制，被以大型市场为中心的交易秩序取代。这些大型市场类似于今天的“平台”。有型市场和网上平台都是一个交易场所；它们对大量交易进行即时撮合；它们不仅是中介，而且把中介过程高度集中化。平台经济是人工智能在经济交易中体的体现；而人工智能使得平台进行海量中介、撮合的能力空前加大。令人遐想的是，今天的平台一方面呈现1990年代初的“浙江村”格局，即大量个体之间自由交易，同时，平台又把中介过程空前的集中化。如果“浙江村”的经验表明这二者不能相容，那么平台靠什么把这二者结合在一起？这又意味着什么？
当我们回顾“浙江村”的经历，过去、现在和未来紧紧拧在了一起。我们预想中的法律合同化（即外在的法律转化为交易过程内部的具体合约），是“浙江村”的起始状态；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平台的兴起，和“浙江村”发展史的转折非常相似；而“浙江村”1995年前后的变化，可能在给我们预示更长远的、人工智能下的经济和法律未来。
临界中的思考：“画饼”和反观
作为法学学者的余盛峰，显然不是要论证机器可以取代法律专家。我作为一个人类学者，更加不敢去告诉计算机系、经济系和法律系的研究者转行到人类学。我们提出看似幻想的理论，其实是在探索一种思考方法，我把它称为“在临界中思考”。
临界，是预期中的革命性变革发生的前一刻。临界首先是一个预期。预期的具体内容很可能会被历史推翻，但是我们不能认为临界状态是虚无缥缈的。相反，临界感是21世纪初经济社会中一个重要的客观实在。“画饼”，即关于未来的景象输出，是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以高科技为驱动力的所谓“新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梅棹忠夫的《论信息产业》、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大趋势》和卡斯特的《信息时代》三卷本等可看作是“画饼”先驱。概念先行、实践随后，本来是19世纪以降社会革命的模式。而在“冷战”之后，随着社会和政治革命退出舞台，“技术革命”不仅被认为是可能的革命，而且被认为会比社会政治革命带来更真实的变革。我们感觉到，经济社会组织方式即将发生一系列根本变化；变化的具体方式难以预测，但是转型的趋势无可抵挡。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去迎接它、适应它。这种临界状态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政府和私营部门形成共识，投资未来，把“饼”做大。因此，“画饼”也许不能“充饥”，但是很多企业却因此吃成了超级巨人。我本人2000年代初的对印度信息技术工人的“全球猎身”的研究，记录了印度基层社会如何卷入到这个“画饼”经济中。人们想象的景象有时候兑现，有时候落空，这又给基层社会，特别是家庭生活，造成了一系列的震动。Biao Xiang， 2006.Global “Body Shopping”:An Indian International Labor System i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中文版《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王迪译，2010，北京大学出版社。
不管这些饼在长期会形成什么样的社会后果， 它们在当下对我们的思考有方法论价值。它们对人类社会的组成方式做了大胆的、彻底的重新设想。在我们考察现实问题和既有概念时， 它们提供了系统的参考和全面的框架。在临界中的思考，也把我们推到学科边界进行思考。法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人工智能、传媒研究在临界中相遇。这是几十年来少见的跨学科互动。
《临界》一书，不是要对临界之后的状态进行预言， 而是要深化临界状态对当下的理论含义。这篇文章希望做的工作则是，用未来的“饼”去反观历史和民族志材料，以看到历史新的内容；反过来，用历史和民族志材料看“饼”，看出“饼”里面可能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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