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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书通过对中央苏区红色村落永定区的西陂村和上金村的变迁研究，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建设方面的经验。
2.该书资料来自田野调查、历史文献及口述资料，详尽扎实，是研究中央苏区农村建设难得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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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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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中央苏区红色村落变迁研究课题研究成果。通过田野调查、历史文献研究，结合口述资料，对永定区西陂村、上金村两个红色村落的历史进行梳理与分析，探讨了两个村落在革命战争年代支援革命战争、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工农联盟的重大意义，阐述了这两个村落在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经历的辉煌与曲折、挑战与机遇，总结其经验启示，并对保护利用红色村落提出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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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张雪英，福建省社科研究基地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名誉院长，闽西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福建省百场社科报告会报告人，福建省首批党史和地方志宣讲员，福建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福建省党史学会理事，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新型智库首席专家，龙岩市党史学会常务理事，古田会议精神研究会副会长，邓子恢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中央苏区史。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社科基金项目6项，市、厅级课题20多项。在《中国经济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等各级各类刊物发表苏区研究论文60余篇。出版苏区研究著作14部。专著《中央苏区妇女运动史》获2011年江西省第14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入选龙岩市首批“四个一批”人才工程，曾获福建省“三八红旗手”、福建省“女职工标兵”、龙岩市“教学名师”等荣誉称号。
陈启钟，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教授，研究领域为苏区史、社会史﹑宗族史﹑移民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福建省社科基地课题各一项。有专著《明清闽南宗族意识的建构与强化》《清代闽北的客民与地方社会》《台湾通史·明郑时期》，并担任《民国时期龙岩县扶植自耕农档案史料》一书副主编；发表学术论文《族谱中宗族意识的建构》《论风水对明清时期闽南宗族发展的影响》《清代闽北客强土弱现象与地方应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闽西红色农村发展状况研究》《闽西红色革命与宗族内部纠纷》等近2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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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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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篇 西陂村村落变迁
章 革命活动与社会改革
第二章 反革命组织与措施的强化
第三章 地方宗族内部的分裂与纠纷
第四章 乡村复原与土地改革
第五章 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与粮食统购统销
第六章 农业生产与发展
第七章 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与造林运动
第八章 村办企业的成立与发展
第九章 重点文物的修复与保护
西陂村附录
第二篇 上金村村落变迁
章 革命活动与社会改革
第二章 反革命势力的强化与反攻清算
第三章 宗族内部的分裂与纠纷
第四章 乡村复兴与土地改革
第五章 农业生产的互助合作与改进
第六章 整风运动与改变落后面貌
第七章 经济计划的调整与扶持革命老区建设
上金村附录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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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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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革命发展道路。革命发展道路理论的胜利实现，离不开作为历史主体的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同时也离不开历史载体——革命根据地。
革命根据地由数量众多的村落构成，村落是乡民长期生活、聚居、繁衍的空间地域，中国共产党人领导贫苦农民在根据地村落中点燃了武装起义的“星星之火”，继而发展成为“燎原”大火，终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因此，研究革命村落的运行机制、社会变迁和文化基因，对拓展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内涵，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传承红色文化与保护红色村落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现状
村落作为社会群体展开活动的基本地理单元，从民国时期开始，学术界已从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学科视野给予高度评价并展开研究，其中结合人类学与社会学开展的社区研究成了经典，得到了国际学界的重视，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云南三村》，杨懋春的《山东台头：一个中国村庄》，林耀华的《金翼》等。
革命根据地红色村落的研究国外学者作品数量不多，如威廉·韩丁（William Hinton）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韩倞等译，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美国历史学家周锡瑞（Joseph Esherick）的《一个封建堡垒中的革命：陕西米脂县杨家沟，1937—1948》（章可译，载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近代中国的乡村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国内学者的红色村落研究大多数是从红色旅游视角展开，如2010年覃永晖在《中国农学通报》发表的《新农村形势下“红色村镇”建设规划的探索——以湖南省浏阳市大围山镇为例》一文，2012年湖南师范大学孙婕的硕士学位论文《革命老区红色历史文化村镇的保护与利用的研究——以江西吉安渼陂村为例》等。再如2011年荆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史志办公室编印的《红色村镇今昔》一书，魏子扬等的调查报告《选择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子——来自河南“红色村落”的调查》（《党政干部学刊》2005年第10期），王世基、贺德坤的文章《“红色村落”的活态保护与再生探析——以李崮寨村为例》（《品牌》2014年第6期）等，大多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观察红色村镇的发展变化，以探讨红色村落的经济发展的政策性思考为主，谈不上具有学术意义的党史研究。
二、闽西红色村落定义
闽西位于福建省西部，按清末的行政区划，闽西包括汀州府所属8个县，即长汀、上杭、武平、永定、连城、清流、宁化、归化（今明溪），龙岩州属3个县，即龙岩、漳平、宁洋（今分属漳平、龙岩、永安），北接赣 南，南邻粤东，东接博平山脉，西傍武夷山南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漳州的平和、南靖和广东的大埔等县都属于闽西苏区的范围。
新中国成立后，闽西基本上指龙岩地区。1997年5月，龙岩地区改为龙岩市，辖新罗、永定、上杭、武平、连城、长汀、漳平7个县（市、区）， 都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央苏区县，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
本文所说的“红色村落”，有特定的内涵，特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行革命斗争留下重要印记，在党的历史上发挥过重要影响，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资政育人功能的村庄，已成为革命纪念地， 是革命史迹、革命精神等的重要载体，是孕育红色文化的摇篮。
本文以闽西中央苏区红色村落为例展开研究。闽西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是中央苏区的主体和核心区域之一，是土地革命的重要发源地，是毛泽东思想重要发祥地、形成地，是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民主建政的早实践基地之一，是红旗不倒的堡垒，是军队政治工作的奠基地、共和国将帅的摇篮。2014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专程到闽西上杭县古田出席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期间，同老红军、军烈属等代表座谈时深情地说：“闽西，我熟悉。这是原中央苏区所在地，对全国的解放、新中国的建立、党的建设、军队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贡献。”讲话赋予了闽西老区应有的内涵，凸显了闽西老区、苏区在中国革命和党史上的贡献和地位。
闽西拥有众多著名的红色村落，如龙岩市东肖镇后田村（闽西四大暴动之一龙岩后田暴动发生地，打响了福建土地革命的枪）、永定区的金砂乡上金村（闽西四大暴动之一金砂暴动发生地，创造了“以乡为单位、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的中国土地改革的典范）、永定区高陂镇西陂村（永远的苏维埃、中国个红色农信诞生地）、上杭县的古田溪背村（1929年古田会议召开地，是军队政治工作的奠基地）、才溪乡下才村（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央苏区模范苏区”，毛泽东三次深入调查的乡村）、连城县的新泉镇新泉村（红四军入闽后，古田会议召开前的一次重要活动——新泉整训的发生地）、武平县的象洞镇光彩村（闽粤赣边区一块红色的土地，素有“二十年红旗不倒”之称的革命基点村）、武平县的民主乡高书村（红四军首次入闽之地）、长汀县的宣城乡下畲村（杨成武上将的家乡）、漳平市的永福镇龙车村（漳平的个党支部的所在地，次革命暴动的发生地，个区苏维埃政府的诞生地，被人们誉为闽西红色革命的“小莫斯科”）等。
三、闽西红色村落的发展历程
（一）苏区时期（1927.8—1934.10）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闽西地方组织根据中共八七会议精神，领导了震撼八闽的龙岩后田、平和长乐、上杭蛟洋、永定金砂四大暴动，开始了土地革命的初步实践。
1929年3—5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两次进入闽西。红四军与闽西革命力量相结合，建立了纵横数百里的红色区域。1930年3月，闽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1931年秋，以闽西、赣南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形成。
闽西革命根据地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在人力物力及对敌作战方面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上杭才溪乡15—55岁的青壮年男子中，80%以上参加红军或革命工作，到处涌现父母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夫妻并肩当红军的动人事迹。苏区时期，闽西儿女参加红军的有10万人，在中央主力红军参加长征的8.6万人中，闽西籍战士就有近3万人。在整个苏区时期闽西苏区积极开展“扩红”运动，在发展壮大红四军的同时，为先后组建的红九军（后改为红十二军）、红二十军、红二十一军、新十二军、红十九军五个军输送了大量兵源。
同时苏区十几万青年男女踊跃参加赤卫队的后备军、少年先锋队等地方武装，自觉保卫地方苏维埃政权。因此可以说，没有闽西苏区人民群众的踊跃参军参战，就没有强大的中央红军，就不可能有历次反“围剿”战争的壮举和苏区政权的长期稳定发展。
为了保证战时后勤供应，各地还设立了运输委员会、战争动员委员会等组织。群众组成各种战时服务队，如运输队、担架队、修路队、掩埋队、慰劳队、救护队、洗衣队、缝衣队等；少年儿童被组织起来，为红军站岗放哨、传递消息、送茶送饭等。这些群众组织在保障苏区的军事后勤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闽西苏区人民踊跃参加红军、支援红军，倾其所有支持革命，赢得了“模范区”“红色小上海”“红色粮仓”等美誉。红军的成长、壮大离不开闽西这块红色土地，离不开人民群众这座靠山，中央红军出发长征、顺利实现战略转移，也离不开闽西苏区人民提供的可靠人力资源和物资保障。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在积累斗争经验和扩大政治影响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二）后苏区时期（1934.10—1949.11）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主力红军分别从长汀、宁化、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中央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后，闽西苏区全境沦陷。国民党军队占领闽西苏区以后，进行了疯狂的报复，昔日热闹繁荣的苏区顿时成为瓦砾废墟遍布、人烟稀少的白色恐怖世界。
面对急剧变化的局势，从赣南中央苏区突围回闽西的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组成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红八团、红九团及各县地方武装，紧密地依靠人民群众，独立自主地开展了长达3年之久的游击战争，并建立了岩连宁、永和埔、岩南漳、杭永边、汀瑞边等游击根据地，掌握了数百个党的工作基础和群众基础都比较好，有自给的经济力量和有利地形等条件的村庄。如龙岩东肖后田村等，建立起秘密的党和政权组织，成为革命的坚实据点。进，可以出击消灭敌人；退，可以进行隐蔽、休整，以便积蓄和发展自己的力量。这对闽西党和红军游击队在敌人的包围中站稳脚跟，坚持游击战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毛泽东同志曾赞扬道：“你们三年苦斗有很大的功绩”，“你们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了这么多干部，保留和发展了部队，保留了20万亩土地，保卫了苏区广大群众的利益，这是伟大的胜利。”这是对闽西3年游击战争好的评价。
1938年春，执行中共中央指示，闽西红军游击队2800余人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开赴苏皖抗日前线。新四军二支队北上抗日后，闽西地方党组织在方方、魏金水等人领导下，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依靠革命根据地和根据地人民群众，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逆流， 保存与发展了党组织，保存了大片老游击根据地和20余万亩的土地。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胜利发展，这种分散的据点又逐渐恢复起来，在闽西地区建立和恢复了永和埔、杭永岩、杭永边等根据地，并且逐步扩大，至解放前夕已经形成了大片的闽粤赣边区根据地。
闽西人民的革命斗争历史说明，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它进一步证明了，在中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一个村落点燃了武装起义的“星星之火”，受其影响，一个个村落随之掀起暴动，终成为“燎原”大火。正是由于一个个革命村落的存在，为中国革命保留了火种，确保了中国革命的终胜利。
（三）新中国成立后及改革开放以来的闽西红色村落（1949.11—
2000.12）
闽西的红色村落在党的领导下，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各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些红色村落中，不乏发展很好的，如上杭才溪镇下才村以建筑业闻名遐迩，村民生活已达到小康水平，但由于历史的、地理的因素的制约，时至今日，闽西大多数红色村落，如新罗东肖镇后田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仍远远落后于发达地区。不少红色村落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十分突出。经济建设方面，经济总量小，结构不合理，发展后劲不足，地方财力薄弱；社会民生方面，人民生活水平较低，社会事业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低；政治民主建设和文化建设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同时，发展水平落后和自然条件限制，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红色村落群众思想保守、观念 陈旧、安于现状的精神面貌，缺乏敢闯敢试的勇气和依靠自身加快发展的信心和毅力，“等、靠、要”思想依然存在，对“解放思想，先行先试”有愿望和要求，但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措施，提出的政策措施对解决发展问题针对性不强。
闽西的红色村落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生活的改善方面，需要一次新的解放。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也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社会问题。
四、闽西红色村落的基本特征
闽西老区拥有很多经典的红色村落，在党的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在我们抽样调查的几个经典闽西红色村落中，归纳其特征，主要有三个。
（一）中国土地革命的旗帜
闽西中央苏区是中国共产党人实行土地革命早的地区，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多样性土地产权制度变革实验丰富、完整和代表性的地区。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对中国的土地革命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土地革命时期，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闽西苏区以乡为单位、以原耕为基础，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
的分配原则，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为中国土地革命，特别是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尔后，闽西苏区人民为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果实开展了保田斗争，有效地维护了农民群众利益，成为“二十年红旗不倒”的重要标志之一。闽西是全国土地革命当之无愧的一面旗帜。
1.打响福建土地革命枪——新罗区东肖镇后田村
中国革命问题集中为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集中为土地问题。1928年3月4日，新罗区东肖镇后田村的暴动，打响了福建农民武装暴动的枪，是福建土地革命的策源地，也是全省乃至全国土地革命成功的示范地。
3月4日，在中共龙岩临时县委领导人邓子恢、郭滴人、罗怀盛的领导下，龙岩县白土区后田乡的农民群众举行武装暴动，打死地主走狗，收缴全乡地主的全部田契、借约、枪支。田契、借约当场查明烧毁，并庄重宣布从此田租不必交，旧债不必还，田地由农民分配。几千年来受苦受难的贫苦农民扬眉吐气。第二天，后田支部宣布没收公尝田的粮谷，发动群众破仓分粮，将200多桶谷子分给无粮和少粮的群众。在后田暴动的带动下，邻近的郑邦、龙聚坊、邓厝、盂头等村也相继暴动。这次暴动，迅速展开了武装反抗闽西反动派的斗争。
后田暴动成为福建“土地革命之先声”。在它的影响下，平和长乐暴动、上杭蛟洋暴动、永定暴动相继而起，燃烧了整个闽西。
2.首创分田经验——永定区金砂乡上金村
永定区金砂乡首创“抽多补少、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分田方法，并在福建省内率先进行土地革命。
大革命失败后，金砂村民们受封建地租和各种苛捐杂税剥削，乃至无人不捐，无物不税，名目多如牛毛。1928年3月至5月间，青黄不接，古木督率先开展“平仓借粮”和“分粮吃大户”的斗争。范炳元按张鼎丞的指示，带领古木督农协会员范森昌、范永柱等100多人打开拒绝把多余的粮食拿出来的当地地主范益齐的谷仓，当场分粮给缺粮群众，并杀了他家的一 头猪，让群众大吃一餐。古木督成功开展了全县次“分粮吃大户”“杀猪分粮”的斗争，随后金砂各地纷纷效仿。当时全乡开仓分粮500多石，使200多户农民分得了粮食。后来这一斗争波及全永定30多个乡村。
消灭封建剥削，实行土地革命，是广大农民的强烈愿望。永定溪南各级红色政权建立后，群众迫切的要求是分田，特别是秋收季节将到，农民都希望尽快获得胜利果实。
邓子恢、张鼎丞为了满足贫苦农民的经济要求，以达到争取大多数群众支持和参加革命的目的，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不到10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土地分配。古木督群众每人分到3石至4石谷田（折合1亩左右），贫苦民众次真正翻身做了土地的主人，革命热情空前高涨。
在溪南土地革命中，邓子恢、张鼎丞等人利用暴动之后农民高昂的斗争情绪和变革社会制度的决心，充分发动和依靠农民群众，制定符合当地农村实际的土地分配政策，限度地满足了农民的要求。在中央尚未向各地传达党的六大土地政纲、省委也只提出一般性原则指示的情况下，他们能够取得这样一种对福建来说是史无前例、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的伟绩，其创新精神是值得称颂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溪南区土地斗争中首创的“抽多补少”的原则和其他分配土地的政策，为闽西进一步开展土地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以后一段时间内，尤其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到达闽西展开更大规模的土地革命时，闽西各县大体上参照了这些政策，并在实践中逐步加以完善，推进了闽西土地革命的发展。
在中共闽西次代表大会上，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此土地分配原则被科学地总结，制定成一部比较完善的闽西土地法推广到全国各根据地，对我党土改总路线的形成具有重大的意义。在长汀南阳会议（今上杭县）上，毛泽东称赞道：“闽西土地解决办法好。”
（二）民主政权建设的旗帜——上杭县才溪镇下才村
闽西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在这块红色土地上创造出的上杭县才溪这个“中央苏区的模范区、模范乡”是一个先进典型，毛泽东曾三下上杭才溪调查。才溪的民主建政经验主要体现在重视基层的村政权的建设、注意选举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切实解决民生问题三个方面，为全苏区民主建政树立了光辉典范，起到了榜样和导向作用。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对才溪等地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经验作了详细的总结，称之为“全苏区的个光荣的模范”和“争取全中国胜利的坚强的前进阵地”。
此外，才溪在经济建设、扩大红军、拥军优属、生产支前、文化教育等方面都作出了优异的成绩，创造了许多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经验，成为福建省模范区，中央苏区模范乡、模范区。毛泽东在他的《才溪乡调查》中记录了当时的成绩。在当时仅有1.6万人的小山乡，有3762人参加红军，占当时全乡总人口的20%和16—55周岁青壮年男子的80%。其中1192人牺牲在疆场，才溪也因此被誉为“烈士之乡”。在1955年授衔时，由于才溪走出了9个军级干部、18个师级干部，因而以“九军十八师”而闻名，有了“将军之乡”的美誉。
1933年6月，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授予才溪区“模范区”的光荣称号，奖励“我们是模范区”的石碑一块。7月，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为了表彰才溪人民的突出贡献，在才溪老墟坪兴建“光荣亭”一座，省苏维埃政府奖的石碑竖立在亭的中间。
（三）军队正规整训的旗帜——连城县新泉镇新泉村
在中央“九月来信”精神指引下，1929年11月28日，红四军在汀州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12月3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离开汀州，来到连城新泉，进行著名的“新泉整训”。整训分为政治整训和军事整训，按照前委的分工，由毛泽东和陈毅主持政治整训，朱德负责军事整训。
在新泉期间，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机关设在望云草室。望云草室位于连城县新泉镇新泉村温泉路。毛泽东、陈毅在望云草室的正厅里夜以继日地召集一批批红军指战员举行各种类型的调查会、座谈会，并深入红四军的各个驻地找干部战士个别谈话，还步行到附近的农村调查，听取农民群众对子弟兵的意见和要求。通过十来天的整训，红四军指战员从思想政治上明白了各种错误思想的来源和危害，并学习了纠正的办法。与此同时，朱德领导的军事训练，使部队士气昂扬，军威大震。
“新泉整训”是中共党史上的一次著名的整训，也是中共建军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民主整军运动，是中国工农红军次正规的政治、军事整训，它较为系统全面地解决了红四军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提高了红四军指战员的政治觉悟，为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的召开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五、红色村落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在各个历史时期，红色村落的发展几经波折，有过辉煌也有过失落，终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其蕴含的革命的先进红色文化的独特价值再次得到彰显。
闽西的红色村落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实现国家独立与人民解放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今天在传承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弘扬革命精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仍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由于闽西红色村落众多，大规模研究需要长时间积累，本课题作为前期研究，主要选择闽西四大暴动发生地永定、新罗、上杭为对象，特别是其中具有代表性和独特红色精神的村落作为重点，搜集资料和进行田野调查、口述访谈，得到大量的文字、图像资料，并终决定以永定区金砂乡上金村、高陂镇西陂村两个村落为例，具体展开本课题关于红色村落变迁的研究，挖掘其中沉淀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基因，以期加强红色村落的开发保护和利用，激发群众爱乡爱党情感夯实党的执政地位，弘扬革命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促进革命老区尽快脱贫致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这是一项极有价值的政治工程、文化工程、经济工程和民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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