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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戴建业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扎实的学术功底,讲述六朝文学的演进、特点与魅力
◆本书凝聚了戴建业教授的学术成果,并打破了学术著作的艰涩,通俗易懂,文字充满戴式风格
◆因为有了六朝文学,唐诗才得以诞生
◆陈引驰、骆玉明、六神磊磊推荐
◆推荐给广大文史爱好者、大学生、文学研究者和高校教师,这部六朝文学史研究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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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东汉末年到隋朝初年是文学史上的六朝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取得了不容低估的艺术成就。文人的个体意识开始觉醒,大诗人陶渊明和众多文学集团纷纷涌现,创作了华美精工的骈体文,还将五、七言古诗推向繁荣。六朝文学的样式主要有诗歌、文赋和小说。本书中,戴建业教授以其别具一格的解读方式和优美机智的语言,讲述六朝诗歌、文赋、小说的演进、特点与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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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戴建业,学者,作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工作室专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退休教授,曾任该校文学研究所所长、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
已出版《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类与典籍分类》等学术著作13部;《戴老师魔性诗词课》《戴老师高能唐诗课》等讲义3部;《你听懂了没有》《我的个天》等散文集6部。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中华文史论丛》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80多篇。
荣获全球华人国学传播奖、香港“明德教师奖”、华中师范大学首届研究生“我心目中的好导师”,入选“感动中国2022年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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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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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基本特征
节 人世沧桑与士人觉醒
第二节 文的自觉与美的追求
第三节 文学的发展历程与文体的基本特征
章 建安风骨与正始之音
节 曹氏父子的诗歌创作
第二节 建安七子及建安诗风
第三节 阮籍与正始诗歌
第二章 太康诗人与江左诗风
节 陆机、潘岳与太康诗歌
第二节 左思与刘琨
第三节 游仙诗与玄言诗
第三章 陶渊明的生命境界与诗歌成就
节 陶渊明的人生道路与人生境界
第二节 陶渊明诗歌的题材类型
第三节 陶渊明诗歌的艺术成就
第四章 从“元嘉体”到“永明体”
节 谢灵运与山水诗的兴起
第二节 鲍照与元嘉诗歌的创新
第三节 沈约、谢朓与“永明体”
第五章 南北诗风的融合与南北朝民歌的风貌
节 梁陈诗歌的时代风格
第二节 庾信与南北诗风的融合
第三节 隋朝诗歌:南北诗风融合的延续
第四节 南北朝民歌
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的文赋
节 魏晋文章与辞赋
第二节 南北朝骈文
第三节 北朝散文名著
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的小说创作
节 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
第二节 《世说新语》与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小说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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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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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这样伟大的诗人竟然出现于江左寂寥的诗坛,就像雄伟的庐山突兀耸立于鄱阳湖平原一样,不能不使人惊异和赞叹。恰如诗人生前逃离当时混浊腐败的官场,他也基本断绝了和当时诗坛的联系。刘勰和沈约论述晋宋诗歌的发展嬗变,数过来数过去都数不上陶渊明。他在南朝人眼中还只是一位有“高趣”的山人,而不是一位有高才的诗人(沈约《宋书·陶渊明传》)。唐宋以后,陶渊明才逐渐确立了作为大诗人的地位,他不仅被说成是“晋宋之间一人而已”(范正敏《遁斋闲览》),而且被视为历代“诗人之冠冕”(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六),苏轼甚至认为他在诗史上的地位“李杜诸人皆莫及”(《与子由书》),一直到近代王国维仍然说:“屈子之后,文学上之雄者,渊明其尤也。”(《文学小言》)
陶渊明在文学史上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不仅是由于他创造了质而实绮、枯而实腴的诗风,不仅是由于他创造了和谐静穆的诗境,也不仅是由于他开拓了诗歌的题材,还在于他那超脱的人生韵味,那洒落的生命境界,在于他为后人确立了一种新的理想人格。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或云名潜字渊明,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附近)人。曾祖陶侃在东晋初年声威显赫,为一代名将,死后追赠大司马,祖父陶茂曾任武昌太守,其父大概未曾出任显职,而且在诗人年幼时就去世了,母为东晋名士孟嘉之女。
诗人在自己的家乡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二十九岁起为江州祭酒,因不堪吏职少日便归,后因家贫先后出任镇军将军参军、建威将军参军等职。义熙元年(405)为彭泽县令,在官八十余日便自免去职。归隐田园后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但他拒绝了朝廷的征聘,以“种豆南山”负耒躲耕终老。死后朋友私谥“靖节征士”,故世号“靖节先生”。
人们总是赞美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刚烈气节,总是激赏他那洒落悠然的人生境界,然而常常忽视了他面对的许多有关社会与个人的难题:诸如穷与达的烦恼,贫与富的交战,生与死的焦虑等。如果只看到陶渊明的高逸洒脱,而不了解他“忧勤自任”(沈德潜《说诗晬语》),我们就不能深刻地理解陶渊明的人生境界,我们就不明白陶渊明是如何从忧勤走向洒落,也不可能了解他人生境界的主要特征及其文化底蕴。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的经历,早年儒家思想的熏陶,使青少年的陶渊明及早获得了入世情怀(《饮酒》之十六),他曾有过“大济于苍生”的壮志(《感士不遇赋》),有过“猛志逸四海”的豪情(《杂诗》之五),也有过“慷慨忆绸缪”的雄心(《杂诗》之十)。《命子》据考证作于三十岁左右,而立之年的诗人在追述先辈的勋业时克制不住自己的景仰与钦羡,为陶氏在历史上“历世重光”而骄傲,并为自己年届而立却一无建树而羞愧,发出了“嗟余寡陋,瞻望弗及”的叹息。称述祖业既以勉儿亦以自勉,希望自己能继踵前贤,但愿儿子能光宗耀祖,使先辈有勋绩称于前,儿孙有伟业著于后。他为了自己的事业有成而东西游走,《拟古九首》之八说: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不见相知人,唯见古时丘。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
诗人在此诗中抒写自己少时独闯天下的豪侠肝胆,斗强扶衰的侠义情怀,以及世无知音的孤独苦闷。诗中的经历并非诗人青少年生活的实录,身处晋末宋初的陶渊明不可能“行游”到张掖和幽州,“张掖至幽州”和“渴饮易水流”云云,只是明其“壮且厉”的刚强豪迈罢了。在《读山海经》之九、十两诗,诗人同样以高音亮节称颂不畏强暴的胆略、顽强不屈的斗志和刚毅勇敢的精神:
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
这两首诗表达了对这些悲剧英雄壮志难酬的叹惋,更抒写了对他们奇行异志的赞美,诗中的果敢之气盖过了感伤之情。从“猛志固常在”“功竟在身后”这些铿锵作响的诗句中,我们不难看出诗人对功名的向往。他在《拟古》之二中也说:“生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不学狂驰子,直在百年中。”陶渊明已届不惑之年仍然以功德自期,以忧勤自任,他在《荣木》一诗前的小序中说:“荣木,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他不断打起精神勉励自己:“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这完全是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回响。
为了不使自己“白首无成”,陶渊明多次“宛辔”出仕,从二十九岁释褐“起为州祭酒”到四十一岁辞去彭泽县令,其间时仕时隐共拖了十二年。史家和诗人自己总是把出仕的原因归结为“家贫”。陶渊明早年生活的贫苦当然是事实,但这并不是他出仕的主要原因。他辞去彭泽县令后生活同样常常陷入困境,有时还穷到“行行至斯里”去沿门讨乞的程度(《乞食》),可他并没有因为“长饥”去“学仕”,义熙末反而拒绝朝廷“著作郎”的征召。就其家庭背景和早年“游好六经”的教育来看,他青年时期“慷慨忆绸缪”的志向是他几次出仕的主要动因。
陶渊明的气质个性又不宜于出仕,他称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之一),“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一诗也说:“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所以他每次踏上仕途就像鸟儿被关进笼子一般如拘如囚,“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同上),“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难怪清人张荫嘉认为陶出仕像是“违心之举”,因而始出便“有悔出之意”(《古诗赏析》)。出仕又厌仕,始出便思归,成了陶渊明每次出仕的特点。苏轼将此说成是陶为人之“真”的一种表现:“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书李简夫诗集后》)这一行为表明他为人之真固然不错,但并没有说清诗人一边出仕又一边厌仕的原因。他从“向立年”到不惑年这一人生阶段,忽而出仕忽而归隐,说明他仕有仕的苦恼,隐有隐的不安,寄情田园他难免“白首无成”的惶恐,走上仕途又与他“闲静少言”的气质相违。后来诗人才深深意识到汲汲于功名是自己误入“迷途”,走上仕途使自己“心为形役”,《归去来兮辞》大彻大悟地说:“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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