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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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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季羡林先生弟子、著名历史语言学家、梵语专家、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段晴的随笔集。内容分为“师友杂记”“四海壮游”“学林探胜”“随笔序评”四部分，主要记述了作者在学界的师友往来、在宇内的奇绝壮游、对于学术前沿问题的独得之见以及生活随感等内容。以条分缕析的文字对学术研究抽丝剥茧，以充满感情的文笔将生活点滴娓娓道来。读之不仅可以对于阗语研究、印度学研究、佛典研究、丝路文献研究等学术领域的历史与现状有明晰的认识，而且对于学者的精神风骨亦多高山仰止之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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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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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晴，历史语言学家、梵语专家，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基础梵语、印度传统梵语文法、中古伊朗语言、梵汉佛经对比研究等。撰有《于阗·佛教·古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于阗语卷》《神话与仪式：破解古代于阗氍毹上的文明密码》等专著，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填补了东方学研究领域的多项空白，代表了该领域的国际前沿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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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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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001.永远陪着我
【师友杂记】
003.德国的印度学之初与季羡林先生的学术底蕴
025.季教授和他的第二故乡——随季羡林先生访德
散记
033.写在《季羡林文集》出版之际
037.脑海深处的记忆
044.印度文化的知音——记金克木先生
049.威教授印象
052.怀念那些餐厅里消失了的身影
055.记我的维吾尔族兄弟姐妹们
【四海壮游】
073.重返德国
085.在印度的一次旅行
091.翠翠的今生
096.陌生的友邻
106.石头记
110.土、水
115.导游、地毯与民间交流
124.修路与博物馆
【学林探胜】
131.西域的胡语文书
154.于阗文的蚕字、茧字、丝字
165.丝路之畔的赫尔墨斯
181.于阗语《罗摩衍那》的故事
208.面如满月——浅谈中印审美观的差异
222.印度人的自然观初探
236.探径于《长部》
265.波斯帝国的历史传说
303.西方鬼的故事：晚皮尔的传说
【岁月随笔】
315.迎接挑战
323.素材是人文科学的基础——从一件叙利亚语文
书谈起
332.大秦寺的守望者
342.桑
346.秀与秀不得
349.老、真正的朋友
352.亲情
359.再谈概念与价值观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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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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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友杂记
德国的印度学之初与季羡林先生的学术底蕴
一
为方便后文的叙述，先要明确两则概念。
其一，关于印度学。所谓“印度学”，译自德语Indologie（英语Indology）。在欧洲，至少在季羡林先生留学德国的时代，“印度学”主要以梵文、巴利文等古代语言文献为研究的对象，并基于这些语言的文献，展开对印度古代文化、宗教等领域的研究。季先生留学的时代毕竟已成往昔，时代演进至今，德国的学科建制也经历了调整，但是迄今为止，尤其是在德国，如果一家研究所或者大学专业的冠名之中含有Indologie的字样，说明这里还在教授梵文等印度古代语言，还在以印度古代的语言、宗教、文学等为主要研究科目。当代德国，在延续印度学传统的基础上，更增强了对现代南亚次大陆各国各领域的研究。为了与过去的传统学科加以区别，将南亚次大陆各国的语言、文化设为主要专业科目的大学，多采用“南亚研究”为名称。例如海德堡大学设有南亚研究所，下设古典印度学和现代印度学。这样的冠名体现了学科的调整，也折射出这背后的思索：传统意义上的“印度学”，已经不能涵盖当今学科的发展。因此，在对学科建制进行调整的同时，也对学科的名称进行调整。鉴于“印度学”之概念的由来，本文所用“印度学”之概念，仅限于古典范畴。
其二，关于philology一词的翻译，需要加以说明。这个词汇，有学者主张译作“语文学”，其中的“文”或可指文献，或可指文字。这样一来，“语文”似乎是个缩略语，可以是“语言文字”的缩略，也可以是“语言文献”的缩略。也有学者把这个词译作“历史语言学”，把欧洲古典学派的general grammar之概念译作“普遍唯理语法”。然而，无论是“语文学”，还是“历史语言学”，均与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所阐释的philology有一定的距离。依据福柯的分析，19世纪之初诞生的philology，次将语言作为语音元素的整体来对待。“语言的整体存在是音的整体存在。”philology实际上尤其提升了人们对语音元素的认知：说出的话，才是语言真实的存在。对于语言的新认知，甚至影响到德国浪漫派对口头文学的注重。鉴于philology对语音的认知，笔者既不大赞同把这个词汇译作“语文学”，也不大赞同把这个词汇译作“历史语言学”。诚然，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多运用比较的方法，以古老的语言为对比的基础，探寻某种语言的内部结构。但是，这样的探寻并不局限在历史的范围内，例如这一学派的创始人之一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所著《德语语法》，即是对现代语言的关注。鉴于philology的内涵，为避免概念过多而产生混乱，笔者回归简单。这里仅需说明，凡本文中所用“语言学”，全部对应philology一词。
二
1935年底，正值24岁盛年的季羡林来到德国哥廷根大学。他终选择梵文、巴利文等所谓印度学为主修专业，因为他认为：
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在德国能把想学的几种文字学好，也就不虚此行了。
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在德国学习这些语言文字呢？这是因为：
尤其是Sanskrit，回国后再想学，不但没有那样的机会，也没有那样的人。
从这一思择的过程可读出如下事实：，当年中国社会没有印度学。第二，当时德国有。第三，这门学科日后在中国能够有所发展，是因为中国文化曾受到印度文化很大影响。
印度与德国不是近邻，相距遥远，历史上德国文化也不曾受到印度文化的巨大影响。那么，德国缘何在大学的科目中设有印度学呢？为探索此问题，笔者选择跟随福柯的理论而回顾19世纪初期的状况——这是印度学在德国的初创期。
依据福柯的理论，在十九世纪的欧洲，三大学科从古典的模式脱颖而出，或者更准确地说，崛起于古典学术之侧。这三者是：基于达尔文的进化论而产生的生物学，政治经济学，语言学（philology）。这三大学科的诞生，标志欧洲的学术告别了古典时期，意味着现代学术划时代的开端。三大学科的并出，有其必然联系。而依笔者之见，其中的语言学获益于欧洲学者对梵语的认知，它的诞生伴随着印度学在欧洲的形成。甚至可以说，欧洲学者对梵语的认知催生了语言学。在福柯的笔下，19世纪语言学的形成主要以几个关键性的人物和他们的作品为基础，如施莱格尔（Friedrich von Schlegel）和他关于印度语言和哲学的论著、格林（Jacob Grimm）和他所完成的德语语法、葆朴（Franz Bopp）和他所写作的梵语变位体系。这三个人物，实际上体现了发展过程的两个阶段，一是德国学术界对印度语言文化的接受，二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基于本土文化所完成的开创工作。
暂且离开福柯的理论，先对他笔下的标志性人物作一些介绍。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Friedrich von Schlegel），《论印度人语言和智能》的作者。这部著作的出版在德国曾引起轰动。而实际上，对于德国印度学的发展起到奠基作用的，是施莱格尔两兄弟。兄弟二人同时是德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的发起人和领袖。与德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文豪诸如歌德、席勒一样，他们初也是凭借英译本阅读了印度古典诗人迦梨陀娑的剧本《沙恭达罗》，并由此产生了对印度古典文学的浓厚兴趣。换句话说，来自古代印度的《沙恭达罗》唤起了德国知识阶层对印度梵语文学的兴趣，这是印度学成为德国大学专业科目的原因之一。
当年施莱格尔在他论著的导言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惟愿印度学能知遇那样的开拓者和倡导人，犹如15世纪的意大利和16世纪的德国因为一些人对希腊的研究而见证了伟人的突然兴起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伟大业绩。此时期，对古典认知的再度发现，迅速改变了科学的构架，甚至可以说是世界的构架，并使之焕发了朝气。我们大胆地预言：若是着力推动并引入欧洲的认知范围内之后，当前印度学带来的影响，将同样伟大和广泛。
施莱格尔这部作品的划时代意义在于：它标志德国知识界已经从对印度古典文学的接受，过渡到对印度古典文献的语言研究。它奠定了德国梵文研究和德国印度学的基础。施莱格尔的著作把“有机体系”这一概念引入语言理论。一个新的学科，即比较语言学，已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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