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
新知文库精选·一念之差：关于风险的故事与数字
》
售價：NT$
354.0
《
道德自我的伦理根基——教化论视野下的现代性道德哲学批判
》
售價：NT$
458.0
《
投诉是礼物：从投诉中学习经验并恢复客户忠诚度的101个活动、练习及工具（实践版）
》
售價：NT$
307.0
《
白酒风云录 中国白酒企业史（1949-2024）：清香风起
》
售價：NT$
458.0
《
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增订版）（上下册）
》
售價：NT$
1498.0
《
博弈论与社会契约（第1卷）：公平博弈
》
售價：NT$
562.0
《
海外中国研究·政治仪式与近代中国国民身份建构（1911—1929）
》
售價：NT$
458.0
《
信息、生命与物理学
》
售價：NT$
411.0
|
| 編輯推薦： |
|
理解悲伤 利用科学方法走出悲伤。著名神经科学家分享被百万人验证有效的丧亲疗愈工具。当你正在悲伤中徘徊，请翻开这本书！
|
| 內容簡介： |
|
本书围绕悲伤的情感、悲伤的过程以及如何开始重建有意义的生活而展开。通过理解悲伤的多个侧面，通过更详细地关注大脑回路、神经递质、行为及情感如何参与丧亲过程，我们有机会以新的方式与那些正在遭受痛苦的人共情。我们能体验他人悲伤的情感，以更大的同情和希望理解悲伤的过程。作者研究丧亲的悲伤之痛对大脑及身体的影响已有20余年，主张丧亲的悲伤之痛应被视为一种学习方式，并希望可以通过本书中新的视角来观察大脑如何使我们可以怀着对已逝亲人的记忆和爱度过余下的人生。
|
| 關於作者： |
|
玛丽-弗朗西斯?奥康纳（Mary-Frances O’Connor）2004年获亚利桑那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塞梅尔神经科学和人类行为研究所完成心理神经免疫学博士后研究。现任亚利桑那大学心理学副教授，负责悲伤、丧失和社会应激(GLASS)实验室工作，研究悲伤对大脑和身体的影响。
|
| 目錄：
|
|
前 言部分此地、此时与亲密感的痛苦丧失第1 章? 黑暗中行走 /002第 2 章? 寻找亲密感 /023第 3 章? 相信神奇的思想 /048第 4 章? 在时间中适应 /065第 5 章? 出现并发症 /084第 6 章? 对爱人的渴望 /110第 7 章? 拥有区分的智慧 /131第二部分重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有意义生活第 8 章? 沉浸于过去 /152第 9 章? 活在当下 /174第 10 章? 描绘未来 /199第 11 章? 讲授你所学到的 /221致谢/232
|
| 內容試閱：
|
|
前? 言自从有人类关系开始，我们就一直与亲人去世之后的强烈悲伤做斗争。诗人、作家、艺术家向我们呈现了悲伤几乎不可描述的本质，令人感动，我们丧失了一部分的自己，他们的缺席像厚重的斗篷一样压在我们身上。作为人类，我们似乎被驱赶着，去尝试表达我们的悲伤感受，描述背负这一重担的体验。在20世纪，精神病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 德（Sigmund Freud）和伊丽莎白·库伯勒-罗 丝（Elisabeth Kübler-Ross）开始从更客观的视角，描述他们的访谈对象在悲伤期间的感受，注意到不同人的感受模式的特殊与相似之处。关于悲伤“是什么”的科学文献中出现了伟大的描述——悲伤的感觉是什么，带来了什么问题，甚至产生了什么身体反应。而我一直想要了解的不是“是什么”而是“为什么”。为什么悲伤如此痛苦？为什么死亡，你与之联结的这个人的永远缺席，会带来如此毁灭性的感情，造成甚至连你自己都无法解释的行为和看法？我确信答案的一部分可以在大脑中找到，大脑是我们思想和感情、动机和行为的所在地。我们如果可以从大脑在悲伤期间的所作所为这个角度来观察，或许就可以找到悲伤是“如何”发生的，而这将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人们常常会问，是什么促使我研究悲伤，成为悲伤的研究者。我想这个问题通常来自简单的好奇，但同时也可能由于他们想要知道我是否值得信任。你们或许想知道我是否有切身体会，是否曾走过死亡和丧失的黑夜，知道自己所言说和研究的到底是什么。我和悲伤的人交谈，他们向我描述他们的丧失和被摧毁的生活。我所体验的悲伤和他们的一样痛苦。我也曾经历丧失。在我八年级时，母亲被诊断为四级乳腺癌。医生给她做乳房切除术时，取出的每一个淋巴结上都有癌细胞。她知道，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她身体的其他部位。我当时只有13岁。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母亲有可能活不到一年。但是我知道悲伤降临我们的家，打乱了我们由于父母分居和母亲抑郁已经困难重重的家庭生活。我们的房子坐落在离大陆分水岭不远的北落基山脉的山上，那是一个乡村小镇，因为一个小小学院的存在而平添文化气息。我的父亲在学院教书。医生把母亲的癌症描述为他见证的“个奇迹”——她又活了13年，为了她的两个十几岁的女儿——我和我的姐姐。死神给母亲执行了缓刑。然而在这个世上，我成了母亲的情感滋养，她的心情调节器。我离家上大学，虽然符合我发展的需要，却加重了她的抑郁。因此，我渴望理解悲伤，与其说这是缘于在我26岁时母亲去世后我的个人体验，还不如说来自于她去世后，我渴望理解她的悲伤痛苦，以及想要知道我本来可以怎样帮助她这一更加简单的愿望。我去芝加哥的西北大学上学，逃离了乡村，去大城市生活。那里一个街区的工作的人要比我整个家乡生活的人都多。我次遇到功能神经成像（neuroimaging）这个词，是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神经科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Neuroscience）课本上的几句话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简称fMRI）当时是一门崭新的技术，全世界只有少数几个研究者可以接触到。我被这一技术深深吸引。尽管我难以想象自己能够用上一台这样的机器，我还是为科学家能够一览大脑这个黑匣子的可能性激动不已。10年后，我在亚利桑那大学研究生院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论文是关于悲伤干预的研究。在我的答辩委员会成员中，一位精神病学家向我建议，我有极好的机会去观察悲伤中的大脑是什么样子，并建议我邀请参加我学位论文研究的被试返回实验室，进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我感到很纠结。我已经达到了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的要求。神经成像是一种全新的技术，带有陡峭的学习曲线。但有时一个项目的运气就是这么好，我们开始了个关于悲伤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 精神病学家理查德·莱 恩（Richard Lane）在伦敦大学学院度过了一个学术年假，那里的研究者发明了分析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图像的新方法。莱恩愿意教我分析方法，但是我依然感觉这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然而，我们的运气实在太好了。德国精神病学家哈罗德·金德尔（Harold Gündel）碰巧想来美国，请我和莱恩教他神经成像的方法。我和金德尔在2000年3月初次见面，一见如故。我们都对大脑如何维持有助于我们调节情感的人际关系非常着迷，也都对当这些关系丧失后会发生什么而深感好奇。谁能想到呢，两个出生在不同国家，相差10岁的研究者，会有如此相近的研究兴趣？由此，我们的研究万事俱备。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过程中，我结识了一群丧亲者，他们愿意接受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金德尔掌握关于大脑结构和功能的知识，莱恩拥有成像技术。还有一个障碍需要靠运气来克服。金德尔只能来美国一个月。我在2001年7月将前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开始我的临床实习。令人担忧的是，我校医学中心的神经成像扫描仪在我们能够聚集在亚利桑那州图森（Tucson， Arizona）的时候计划更换。但是，所有的建设工程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延期。所以，2001年5月，神经成像扫描仪使用计划停滞，但原有的扫描仪依然可以用。我们的个悲伤神经成像研究在四周内完成，这对任何研究项目都是创纪录的时间。本书也将提供这项研究的结果。来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给了我机会，让我得以增加科研工作中另一方面的专长。在这里，我完成了为期一年的临床实习。在医院和诊所中，我遇见了有着各种精神健康和医学问题的病人。在临床实习之后，我开始了心理神经免疫学（psychoneuroimmunology，简称PNI）的博士后研究，这是一个研究关于免疫学如何融入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知识的新领域。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待了10年，转入教师岗位，但终回到了亚利桑那大学。在这里，我负责悲伤、丧失和社会应激（Grief， Loss， and Social Stress，简称GLASS）实验室，一边带研究生和本科生，一边主持临床训练项目，这是一份非常充实的工作。现在，我的生活丰富多彩。我每天花数小时阅读研究文献，并设计新的研究，探测悲伤这一短暂体验的机制；我在或大或小的课堂给本科生上课；我与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其他临床心理学家共同确立悲伤研究领域的发展方向；我指导研究生，帮助他们形成自己的研究模型，撰写专著，传播他们在这一领域的发现，并在我们当地的社区做讲座；或许重要的是，我激发每个人科学思维方面的天赋，敦促他们透过科学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他们所看到的独特世界。尽管我作为研究者、导师、教授和作家的角色，意味着我不再能够给病人治疗，但我还是有许多机会，通过研究中的广泛访谈，倾听人们的悲伤。我会问各种各样的问题，也会仔细倾听那些善良而慷慨的人们的故事。他们告诉我，他们参加研究的动机是与科学家分享他们的经历，以便帮助下一个经历丧亲之痛的人。我对他们每一个人心存感激，并试图通过本书对他们的贡献表达敬意。当我们想到悲伤时，进入我们脑海的学科并不一定是神经科学，当我刚开始自己的探索时，情况更是如此。在我多年的学习和研究中，我终意识到爱人去世后，大脑面临着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失去我们的挚爱会将我们淹没，因为我们需要爱人，就像我们需要食物和水一样。幸运的是，大脑善于解决问题，实际上，大脑的存在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在几十年的研究之后，我意识到大脑在我们爱人活着的时候，付出了很大努力来为他们的位置绘图，这样在我们需要他们的时候，就可以找到他们。大脑通常喜欢习惯和可以预测的事，而不是新信息。但是大脑也努力尝试和学习无法避免的新信息，比如我们爱人的缺席。悲伤的过程需要我们扔掉用来与爱人在一起生活的导航地图，并改变我们与逝者的关系。悲伤的过程，或者学习离开我们的爱人而过有意义的生活，从根本上是一种学习。学习是我们一生都在做的事情，把悲伤的过程看成一种学习，或许会使其感觉熟悉、可以理解，并给予我们等待这一非凡过程发生的耐心。当我和学生、临床医生或飞机上与我并坐的人聊天时，我发现他们都对悲伤有热切的疑问。他们会问：悲伤和抑郁是一回事吗？人们不表现出他们的悲伤，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在否认悲伤？失去孩子比失去配偶更糟糕吗？还经常有这样的问题：我认识一个人，他的母亲/ 兄弟/ 好的朋友/ 丈夫去世了，他在6周/4个月/18个月/10年之后依然在悲伤，这正常吗？多年之后我意识到，这些问题背后的假设显示，悲伤研究者在宣传他们所学到的知识方面不太成功。这是促使我写本书的原因。我沉浸于心理学和悲伤研究者乔治·博南诺（George Benanno）所称的“丧亲新科学”（new science of bereavement）中。在本书中我关注的悲伤类型，适用于那些失去了配偶、孩子、好的朋友和任何亲密伙伴的人群。我也探索其他丧失，比如失业，我们为从未见过的名人的死感到的痛苦。我也为“临近悲伤”（grief adjacent）的人们（那些身边有人正经历悲伤的人）提供想法，帮助他们理解身边的人发生了什么。这不是一本实用建议手册，然而很多读者告诉我，他们从中学到了可以应用于他们自己独特丧失体验的知识。大脑一直吸引着人类，而新的方法使我们看到大脑这个黑匣子的内部。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从神经科学视角研究悲伤，比社会学的、宗教学的或者人类学的视角要好。我真诚地这么认为，尽管我一直致力于神经科学研究。我相信透过神经生物学的视角来理解悲伤，可以帮助我们加深理解，形成对于悲伤更完整的看法，用新的方式应对悲伤造成的痛苦和恐惧。神经科学是我们时代的一种话语。通过理解悲伤的多个侧面，通过更详细地关注大脑回路（brain circuits）、神经递质（neurotransmitters）、行为以及情感如何参与丧亲过程，我们有机会以新的方式与那些正在遭受痛苦的人共情。我们能体验他人悲伤的情感，以更大的同情和希望理解悲伤的过程。你或许已经注意到我使用的词是“悲伤的情感”（grief）和“悲伤的过程”（grieving）。尽管你可能听过它们被互换使用，但我在它们之间做
|
|
購物車/收銀台(
0
) | 在線留言板
| 付款方式
| 聯絡我們
| 運費計算
| 幫助中心 |
加入書簽
HOME
新書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