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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这是一本为广大初高中朋友们准备的名著入门阅读指导书籍。读者可以跟随华东师范大学法语文学教授袁筱一老师一起，近距离了解雨果生平，读懂雨果作品，同时也能掌握阅读名著的方法和范式，一举多得。书籍的后，我们选取了雨果的经典名段名句，提供直接的作文原始材料，提升读者写作的深度和思想度，在有限的时间里帮助读者达成的学习效果。
这同样是一本为读过雨果、想读雨果、做雨果研究的人定做的阅读引导书。用一本书的内容，多角度、全方位地聚焦回答一个问题：雨果何以成为浪漫主义天才？理性思维与优美笔触完美融合，给阅读者带来一场思想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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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用理性而富有文采的笔触，为读者回答一个终极问题：雨果何以被称为浪漫主义天才？写下《颂歌集》《东方集》《秋叶集》《暮歌集》中那些诗歌的雨果无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引发古今大战的《艾那尼》无疑出自一个浪漫主义者之手；而《巴黎圣母院》里所有对自由的向往、对旧秩序的控诉也可以被简述成一个浪漫主义者的理想。他以文字为武器，独立于任何具体的政治派别之外，介入社会，呼唤正义、真理和自由，在想象域实现了人的解放。
本书“近距离凝视”雨果，除了回到雨果和雨果的作品本身，理解它们的生成与生成它们的时代如何互为因果，也理解在那个时代下的雨果是如何和世界文学的风暴中心融为一体，并且生成了新的风暴，席卷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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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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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法语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译作《温柔之歌》获第十届傅雷翻译出版奖。著有《文字传奇：十一堂法国现代经典文学课》等，译有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卢梭《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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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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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今天我们还读雨果吗 ?… 001
Part 1 作为世纪传奇的 维克多？雨果… 013
雨果其人… 017
雨果的作品… 029
Part 2 雨果经典作品赏析… 037
《巴黎圣母院》: 用“建筑艺术式”小说记录历史的野心… 040
《悲惨世界》: 雨果自己的故事… 063
《凶年集》: 属于巴黎、属于祖国… 098
《九三年》: 小说的收官之作… 106
Part 3 雨果的中国之旅… 127
早得到译介的法国作家之一… 129
Part 4 雨果经典名段选摘… 145
参考资料…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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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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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１
文明互鉴 求同存异
迫于泰西的坚船利炮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洋务运动开启了改良的滥觞。但囿于技不如人，且非一朝一夕可以赶超，一些仁人志士又被迫转向上层建筑和世道人心。及至“百日维新”，新国家必先新风气、新风气必先新文学被提上日程。这也是五四运动借文学发力，“别求新声于异邦”的主要由来。
是以，从古来无史、不登大雅的文学着手，着眼点却在改天换地：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檄文，陈独秀、瞿秋白、鲁迅、胡适等前赴后继，文学革命蔚然成风，并逐渐将涓涓细流汇聚成文化变革的浩荡大河。
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文学始终是狭义文化的中坚。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高度重视文学发展和文明互鉴，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不久，又提出了“不忘本来，
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此乃大同精神所自也、公约数所由也。如是，“建设文化强国”写进了我国的“十四五”规划，这不仅彰显了文化自信，而且擢升了文化强国的动能。
一
《周易》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所谓人文化成，文化在中华传统思想中几乎是大道的同义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传统文化不仅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命脉，而且也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更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变幻中站稳脚跟的坚实基础。同时， 海纳百川地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不仅是不同国家和人民之间交流的需要，也是提升个人修养的妙方。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早在汉唐时期，兼收并蓄、取长补短便是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不二法门。
习近平总书记又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明确提出，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多么令人感奋的誓言！这是对“天下为公” 和“为人民服务”思想的现实阐发，也让我想起了老庄思想中遵循“天时” “人心”的原则。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尊崇公约数：除基本的民族立场外，还包含了世界各民族自主选择的权利。这是两个层面的公约数，与之对立的恰恰是不得人心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
作为人文学者，我更关注民族的文化精神生活。诚所谓“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中华文化崇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乐善好施、谐和万邦；同时，中华文化又提倡天人合一、因地制宜。当然，中华文化并非一成不变，更非十全十美。因此，见贤思齐、有容乃大也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基本信条之一，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将导致悲剧和苦果。当前，我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方兴未艾，学术领域更是百花齐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这充分显示了我国的开放包容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自“百日维新”和五四运动以降，我国摒弃了文化自足思想，从而使“西学东渐”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具体说来，二百年“西学东渐”不仅使我们获得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而且大大刺激了我们麻木已久的神经。于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女权主义、生态思想等众多现代文明理念得以在中华大地发扬光大。
西方的崛起也曾得益于“东学西渐”。设若没有古代东方的贡献，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发展向度将不可想象，“两希文明”也难以建立。同样，在中古时期和近代，如果没有阿拉伯人通过“百年翻译运动”给西方带去东方文明成果（其中包括我国的“四大发明”），就没有文艺复兴运动和航海大发现。
总之，丰富的文化根脉、无数的经验教训和开放包容的心态不仅使中华民族在逆境中自强不息，而且自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以来，也益发奠定了国人求同存异的民族品格。
二
人说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后者就像身份证。而我更乐于用基因或染色体比喻文化。大到国家民族，小至个人家庭，文化是精神气质，是染色体，是基因。它决定了各民族在国际交往中既有发展变化，又不易被淹没的活的魂灵。
如今平心而论，我们依然是发展中国家。硬件上尚有不少“卡脖子”的问题，软件和细节方面就更不必说。我们需要向西方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还有很多。而文学艺术不仅是世道人心的载体， 也是文明互鉴中不可或缺的航标。
前辈钱锺书先生一直相信“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 道术未裂”。古人则有“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 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之谓。人需要借镜观形、换位思考、取长补短，民族、国家亦然。
有鉴于此，我真诚地祝愿阅读世界文学巨匠系列丛书顺利出版，祈中华文化在吐故纳新、温故知新、不断鼎新中“苟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原所长，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第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陈众议
序２
匿名的共同体与“回家的召唤”
24 年前，费孝通先生首次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包含着两层意思：首先，要对自己的文化追根溯源、把握规律、预示未来；其次， 不断与异文化交流并尊重差异，携手共同发展。这一概念的提出时值全球一体化之初，借由他者体认自我的意识不可谓不高瞻远瞩。
今时今日，我们说不同文明之间要平等对话、交流互鉴、相互启迪，前提便是高度的文化自觉：知自我从何而来、到何处去， 知不同于我者为差异及补充。
但具体而言，自我体认如何与他者相关？可试从我熟悉的翻译说起。
几近一百年前，1923 年，自称“在土星的标志下来到这个世界”的本雅明将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巴黎风貌》译为德文，并撰写了译序，题为《译者的任务》。在这篇译序中，本雅明谈翻译， 实际上也在谈认知及语言。明面上，本雅明主要阐述了三个问题：
其一，文学作品是否可译；其二，如果原作者不为读者而存在， 我们又如何理解不为读者而存在的译作；其三，翻译的本质为何。为此，本雅明打了一个比方。他将文字比作树林，将作者看
作入林的行路者，而译者则是林外纵观全局、闻语言回声之人。文学作品如若绕圈打转，所及无非枯木，向上无以萌芽刺破天空， 向下无根系网织土壤、吸收营养、含蓄水分，又何来可译的空间？ 可译不可译的问题便化为有无翻译的空间及价值的判断。文林呼唤作者入内，作者受了文林的吸引而非读者的呼唤，而文林又非无动于衷的死物，始终在生长、变化，身于林外的译者眼见这一错综复杂的变迁，所领略的只能是变化的共同体——原作“生命的延续”，也非读者的期待。翻译，便是无可奈何地眼见原作的变化、语言间的差异，“在自身诞生的阵痛中照看原作语言的成熟过程”，真正的翻译，因为表现出语言的变化以及不同语言之间的互补关系，自然流露出交流的渴望。
若非差异，若非差异构建的空间广阔，若非差异空间的变化与生长之永恒，何来交流之必要，又何谈翻译？
四十多年后，法国作家布朗肖批判性地阅读了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写下了《翻译》一文。布朗肖说，翻译确实可贵， 文学作品之所以可译，也的确因为语言本身的不稳定性与差异，“所有的翻译栖息于语言的差异，翻译基于这一差异性，虽然从表面看似乎消除了差异”。但是，作为母语的他者，外语唤醒的不仅仅是我们对差异的感知，更重要的，还有陌生感。对于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母语，因为外语的比对，我们竟有如身临境外偶然听到母语一般，忽然之间竟有一种陌生的感觉，仿佛回到了语言创造之初，触及创造的土壤。
20 世纪 20 年代，德国作家本雅明阅读、译介法国作家波德莱尔，写下了世界范围内影响至深的《译者的任务》。20 世纪70 年代，法国作家布朗肖批判性阅读德国作家兼翻译家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写下《翻译》，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可见，翻译不仅从理论上，更是在有血有肉的实践中解释并促进着跨文化的交流与不同文明的互鉴。
文之根本，在于“物交杂”而变化、生长，文化之根本在于合乎人类所需又能形成精神符号，既可供族群身份认同，又可以遗产的方式薪火相传。简单说，文化更似一国之风格。“阅读世界文学巨匠”系列丛书，具有启迪性的力量，首辑选取了 10 国10 位作家，有荷马（希腊文）、塞万提斯（西班牙文）、但丁（意大利文）、卡蒙斯（葡萄牙文）、歌德（德文）、雨果（法文）、普希金（俄文）、泰戈尔（孟加拉文）、马哈福兹（阿拉伯文）、夏目漱石（日文）——一个个具有精神坐标价值的名字，撑得起“文学巨匠”的名头，不仅仅因为国民度，更因为跨时空的国际影响。我们的孩子从小便从人手一本的教科书或课外读物中熟悉他们的名字与代表性作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风格似乎代表了各国的风格。当哈罗德？布鲁姆谈文学经典所带来的焦虑时，同时表达着文化基因的不可抗拒性。进入经典殿堂的作品及作家， 表现、唤醒并呼唤的正是典型的文化基因。当我们比对普希金、歌德、夏目漱石、泰戈尔及其作品时，比对的更像是俄罗斯、德国、日本、印度及其精神、文化与风骨。伟大的作品往往没有自己的姓名，匿名于一国的文化基因，似乎将我们推向文化诞生之初， 让我们更接近孕育的丰富与创造的可能。在这一基础上，如上文所说，作为文化的他者，他国的文学巨匠将唤醒我们对于自身文化的陌生感，让我们离文化的诞生之地又进了一步。
至于文明，则是社会实践对文化作用的结果，作为一国制度及社会生活成熟与否的尺度及标准，不同文明有着各自更为具体的历史、人文因素与前行的目标。尊重文化间的差异，鼓励不同文化的平等对话与交流互鉴，既是文明的表现，更是文明进一步繁荣的条件。差异构建的多元文明相互间没有冲突，引发冲突的是向外扩张的殖民制度与阶级利益，极力宣扬自我姓名甚至让其成为法令的也是殖民制度与阶级利益，而非文明。24 年前，费孝通先生所畅想的美美与共的人类共同体，便是基于文明互鉴的匿名的共同体。
差异与陌生引领我们步入的并非妥协与殖民扩张之地，而是匿名于“世界”与“国际”的共同体。
我们试图从翻译说起，谈他者之于文化自觉与文明互鉴的重要性，也谈经典之必要，翻译之必要，因为正如本雅明所说，“一切伟大的文本都在字里行间包含着它的潜在的译文；这在神圣的作品中具有的真实性。《圣经》不同文字的逐行对照本是所有译作的原型和理想。”而今，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套丛书，集翻译、阐释、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为一体，因为更立体的差异与更强烈的陌生感，或许可以成为作品、文化与文明创造性的强大“生命的延续”。
后，仍然以本雅明这一句致敬翻译、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努力：有时候远方唤起的渴望并非是引向陌生之地，而是一种回家的召唤。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
许钧
今天我们还读雨果吗？
今天我们还读雨果吗？这个问题多少有些冒犯之意。我们依然在读雨果，而且可以给出无数的证明：雨果不仅进了法国的中学教材， 甚至他的《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还进了中国的初中语文教材。《悲惨世界》的音乐剧在世界各地轮番上演，当听到“世上的苦难者 / 希望的火焰永不熄灭 / 纵使黑暗的夜，也终将会结束/ 旭日会东升”的歌词，又有几个人会不为之动容呢？还有巴黎圣母院，2019 年 4 月的那场火灾更是烧出了《巴黎圣母院》各种语言版本的读者，我们骤然发现，原来继承雨果遗产的，早已不再局限在法国的范围内。
作为浪漫主义的中坚人物，雨果已经在法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成为一个坐标，这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将《艾那尼》（Hernani）的彩排和首演变成与古典主义的决战，还是从向往“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要么就什么都不是”的小天才到终成长为一代文人的精神领袖， 雨果都用他的一生证明了文人能有的好的模样：以文字为武器，独立于任何具体的政治派别之外，介入社会，呼唤正义、真理和自由，在想象域实现人的解放。当然，那还是一个可以有“文人”这个特殊物种的时代：文字尚不过剩，既可以像福楼拜那样写得节制，可以像巴尔扎克那样写得宏阔，也可以像马拉美那样写得唯美，但是，只要自己有节操，不管怎样都还不会成为一个任权力搓揉的笑话。从一场 欧洲的文学运动到世界性的思潮，浪漫主义的灵魂不仅深入文字，更是深入由文字带动的理想，革命的、政治的种种场域，而浪漫主义的领袖也不再被动地停留在文学的领域内，他创造想象中的美好伦理与 美好国家完全可以成为政治理想加以推广。我们可以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为什么“西洋小说”几乎是在才进入中国的时候，雨果的《悲惨世界》就被选中，而且是由并不懂法文的陈独秀与苏曼殊一起翻译的。 浪漫主义之后，再也没有一个时代能够将人类进步的理想与文学的理想叠置在一起。同样是流亡，也同样是被迎回，维克多？雨果之后， 却几乎皆为悲剧。大家应该也都羡慕过 1885 年那场史无前例的国葬吧。1885 年，雨果去世，时任巴黎市议会议长的克莱蒙梭说：“葬礼必须具有国葬的特征。这将是各党派暂时放下分歧达成一致的 机会。给了雨果荣誉，法国也给了自己荣誉。”
但是无论是作为一种文学流派，还是作为一种思潮，浪漫主义远非一劳永逸的护身符。作为文学流派，甚至它还在世界范围寻找未来的时候，就已经遭到了法国文学“下一代”——或者可以说是同代人的狙击。1880 年，莫泊桑就《梅塘之夜》的出版致信《高卢人报》的社长，在信中他已经毫不留情地写道：“我们抱怨雨果的作品部分地毁灭了伏尔泰和狄德罗的作品。通过浪漫主义者那华而不实的感伤 癖，通过他们对法则和逻辑的系统无知，蒙田和拉伯雷的古老常理、古老睿智在我们国家几乎荡然无存。他们用谅解的概念替代了公正的 概念，在我们中播撒了一种充满怜悯和感伤的情感，它已经取代了理性。”甚至更早，就在《悲惨世界》才出版的 1862 年，福楼拜就已经“感到莫大的苦恼”，认为《悲惨世界》在“错误地描绘社会”， 说“雨果老爹看不起科学也是真的，而且他也证明了”。便是中国早的雨果译者鲁迅，也曾经说过“与其看薄伽丘与雨果，还不如看契诃夫与高尔基”。英国的批评家则对“法国的莎士比亚”不以为然， 认为“维克托（多）？雨果的戏剧涵盖了浪漫主义运动所有糟糕的秉性”。就像浪漫主义作为思潮在日后多少遭到质疑一样，作为一种文学的或者艺术的态度，浪漫主义所塑造的“反抗平淡乏味的庸俗市侩的殉道英雄、悲剧式英雄（例如《悲惨世界》里的让？瓦让）、被放逐的天才、痛苦中的未开化人”也终究因为其非现实性丧失了效度。关键的是，因为相信激情，相信灵魂有一万个理由挣脱社会秩序——一切秩序皆被浪漫主义者判定为旧的，因而也是有害的—— 的束缚，激情的盲目性也会导致浪漫主义成为一切非理性的利器，否则又如何解释某些主义者总是对浪漫主义的激情抱有格外的好感呢？例如希特勒，他就曾经狂热地发起过对瓦格纳的研究，也将瓦格纳捧到了至高的位置。
因而浪漫主义纵然能够成为那个变革的时代的通行证，却不能保证因此获得永世的“免死金牌”。当浪漫主义者还勇立潮头之时，他们没有想到，20 世纪会以更加彻底的方式否定也曾经是先锋的他们。叶芝说：“一切都变了，那样彻底，一种惊骇之美已经诞生。”唯物的世界全面到来，浪漫主义者积极维护的灵魂的至高无上束手无策。曾经，文学是这个世界变革的加速器；今天，文学赋予自身的使命却是让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能够慢些、再慢些。人们放弃了通过理想对人类进行锻造，让人类的灵魂得以升华的梦想，于是文学也放弃了通过对理想社会和理想人类的想象从而引导人类进入“更好的”世界的梦想。
所以，我们有了这个问题：如果文学赋予自身的任务发生了变化， 我们还要读浪漫主义吗？我们要从浪漫主义中读到什么？克莱蒙梭当年十分正确地选择了“荣誉”这个词，但是在“荣誉”之外，尤其是法兰西的荣誉之外，雨果这个人，雨果的浪漫主义诗歌、小说、戏剧和随笔——与浪漫主义的澎湃激情相得益彰的，是作为浪漫主义极致 代表的雨果在文学所有的体裁上的纵横恣意——究竟为我们留下了怎样的遗产？雨果除了在历史上的坐标意义之外，还有跨越历史、跨越国界、跨越语言边界的存在意义吗？
我们当然无法简明扼要地给出这个答案，因为一方面，穿越了一个多世纪的雨果，并不是只用“浪漫主义”的标签就可以定义的；但是另一方面，浪漫主义又不失为一个抽象的、没有时间界限的、不担任何风险的标签。雨果举起浪漫主义的大旗，固然有主动的成分在里面，但在一个变革的时代，又有谁不曾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呢？更何况浪漫主义从来都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它既是一个毫无争议的文学和艺术流派，更是一种起源于西方的思潮，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种种理念一起，在欧洲范围乃至全世界的范围进行传播，成为这个世界现代转型不可或缺的动力之一。
我们当然不怀疑雨果是一个浪漫派的领袖。至少，1816 年，当年仅 14 岁的维克多？雨果确定下一生的志向，骄傲地宣称道“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要么就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者； 写下《颂歌集》《东方集》《秋叶集》《暮歌集》中那些诗歌的雨果也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引发古今大战的《艾那尼》出自一个浪漫主义者之手；而《巴黎圣母院》里所有对自由的向往、对旧秩序的控诉也可以被简述成一个浪漫主义者的理想。只是，写下《悲惨世界》的雨果呢？在《惩罚集》里，高声吟唱“人活着就要斗争；所以，活着的人们 / 在脸上抖擞精神，在心里充满热忱”的雨果呢？即便可以被描述成革命浪漫主义的壮志豪情，恐怕也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浪漫主义”可以概括的了。
更何况哪怕是被当作单纯的文学流派来看待，我们也不能就文学上的“浪漫主义”给出明确的定义。《艾那尼》之战说到底也不过是后来才被文学史家定义为开启浪漫主义运动的起点性事件。即便论起法国浪漫主义诗歌——不要忘了诗歌是浪漫主义主要的文学形式——的三大奠基之作，亦即雨果的《颂歌集》、拉马丁的《沉思集》和维尼的《古今诗集》，似乎也并不能够在一个统一的诗歌创作理念下加以观照。如果真的要说这三部在 1820—1822 年完成的诗集有什么相似之处，那就是三位浪漫主义诗人都在之后的数次重版中一改再改，始终无法给它们一个确定的、完成的形式。雨果在《克伦威尔》序言里所宣称的那种作为“一面集中的镜子”，“不仅不减弱原来的颜色和光彩，而且把它们集中起来，凝聚起来，把微光化为光明，把光明化为火光”的新时代的戏剧即使能够作为浪漫主义文学的理念存在，揭示的更是文学要在即将来到的新时代里全面参与革命的野心，它并没有清晰地将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的规律或者法则呈现到我们的面前。
所以我们就姑且把浪漫主义当作一个时代吧：动荡的、不断变化之中的、对旧秩序充满破坏力的、对新世界充满怀疑的，但还无比信任和彰显人的力量的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历史就是一出大戏，而浪漫主义则是支配这出大戏得以呈现的“自然法则”。
维克多？雨果见证了这个时代，用个人的经历，也用他的作品。在法国文学史上，我们也很难找到能够在这个意义上和雨果比肩的人 物。他自己就是一个文学的熔炉，把这个时代的历史材料、社会经验、个人感受统统地扔到了这个熔炉里，生产出带有鲜明的个人标记的产品。他也见证了从诗歌、戏剧到非韵文以及小说的文学主要形式的过渡。他把诗歌、戏剧和小说都发展到一个高峰。所谓的高峰，还真不是泛泛而指，而是说，他的光芒让这条道路越走越窄，山尖上已经再无容人之地，未来只能另辟蹊径，从半山转道，或者干脆在山脚下就开始探索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发展出另一个高峰。
也是因着这一点，我们认为，维克多？雨果可以被当作法国文学史上的典型人物，得到我们的重新审视。这远不意味着他能够代表法国文学的全部风景，甚至并不意味着他是法国文学“好”的风景， 而是意味着以他为起点，我们可以往不同的方向探索到法国文学的全部风景。往前走，是他在《克伦威尔》序言中所谈到的“古代”，他竭力跳脱的“古典主义”，甚或还有更早一些的“神话时代”，是以《圣经》和荷马为源头的神话和史诗的（西方）法国文学；他的同时代，即他所站立的“今天”，是所有意义的旧秩序被破坏了，在杂乱无章中探索新理性和人类未来的“今天”，依据雨果自己的理论，就是以莎士比亚为源头的戏剧的（西方）法国文学，是认真考虑容纳社会日常，描写社会日常，甚至介入社会日常的文学时代，是以从普通人等中抽离出人性为文学终极任务的文学时代；再往后走，就是让他的预见失败的未来时代，文学没有朝着他给出的范式——而且他真的给出了范式吗？——得以延续，社会更不是照着他描摹的理想得以重建。但是，他的理想、他的范式却成了靶子，同时也成了我们转向别的道路的理由。即便是后来对雨果持一定批评态度的福楼拜，也在一生一次与雨果相遇后，充满欣喜地写下了这样的字句：
我很享受，能在近距离凝视他，他身上散发的光芒像是戴了顶镶满宝石的皇冠一样。我望着他的右手出神，那只手写出了那么多美妙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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