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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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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难之下，国宝颠沛流离，保全文物，就是保全民族的文化之根。祝勇常年书写与故宫有关的历史，这部《故宫文物南迁》更是选取了这座宫殿历为惊心动魄，也为可歌可泣的一段历程。作品以翔实的考证还原了历史原貌，尤为可贵的是将有关的历史中人化为鲜活的文学形象，为读者留下了难以替代的感性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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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祝勇，作家、纪录片导演，艺术学博士，祖籍菏泽，1968年出生于沈阳，现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
主要作品有《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故宫的书法风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等数十部著作。“祝勇故宫系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任《苏东坡》等十余部大型纪录片总编剧，获金鹰奖、星光奖等多种影视奖项。任国务院新闻办、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天山脚下》总导演，该片入选“新中国七十年纪录片百部典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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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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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抬着棺材找坟地：烽烟南渡
第二章 一番风雨路三千：徘徊京沪
第三章 烟云渺渺水茫茫：钟山风雨
第四章 谁念客身轻似叶：西迁南路
第五章 千军万马一条江：西迁中路
第六章 到晚才知身是我：西迁北路
第七章 覆巢犹幸能完卵：沦陷之城
第八章 八千里路云和月：东归北返
第九章 别时容易见时难：一宫两院
尾声
后记
注释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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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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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写完《故宫六百年》，我就投入到本书的写作中，于今两年有余。有意思的是，《故宫六百年》后一章写到故宫文物南迁，好像为本书特意埋下的一个伏笔，而本书的写作，仿佛对《故宫六百年》的接续，又像是将《故宫六百年》的结尾进行了展开和放大。
2023年是故宫文物南迁启程九十周年，九十年前的那段岁月算不上遥远，但毕竟时空环境都已变化，我辈如不努力，不去找回正在流失的记忆，那段岁月，就将隐没于历史的黑洞中。这正是我们在首席专家郑欣淼先生带领下进行“故宫文物南迁史料整理与史迹保护研究”这一课题研究，以及我写作本书的意义所在。面对那段业已模糊甚至已被遗忘的岁月，我们不能不感叹时间流逝之迅猛，感叹历史记忆之脆弱。两年中，我除了在故宫博物院查阅档案文献，还先后去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辽宁省博物馆、重庆市档案馆、上海市图书馆等地查找档案资料；采访参与南迁的故宫人员的后辈，如马衡院长之孙马思猛先生、梁廷炜先生之孙梁金生先生、庄尚严先生之子庄灵先生等；随同故宫博物院领导多次前往重庆市南岸区、巴南区和四川省乐山市、成都市等地进行调研，又率纪录片剧组前往南京、上海、西安、宝鸡、贵阳、安顺等文物南迁途经的城市乡村进行田野调查，试图在文字中和影像中重构那段不平凡的岁月。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前辈们的使命是在迁移中保护这些价值非凡而又无比脆弱的文物，他们不仅要面对天上的敌机、地上的枪炮，还要面对急流险滩、火灾水患，以及疾病和饥饿的侵袭，更不用说在污浊黑暗的政坛上，还有各种明枪暗箭引而待发。总之，几乎人世间的所有艰难，包括战乱、饥馑、疫病、大自然的灾患、官僚系统的肮脏腐烂等等，都一股脑儿地抛到他们的世界里，沉甸甸地压在他们身上，要他们肩扛起来，也反过来映衬了他们的伟岸。他们不仅要有气吞山河的勇气，更要拥有具体而微的操作能力，以确保南迁进程的滴水不漏、稳健无虞。这样的挑战，不是我们今天这些在空调房里坐而论道的书生们可以想象的，我们也不禁扪心自问，假若这样的责任落到我们身上，我们是否有勇气、有能力把它扛起来？ 正是这些艰辛，锤炼了故宫人不屈不挠的精神品质，铸就了故宫人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尽管此前，我对故宫文物南迁史有一定的了解，也参加过一些学术研讨会，但随着采访、田野调查和档案搜集整理工作的深入，那场肇始于八十多年前的文物迁徙行动在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上逐渐展开，一天比一天眉目清晰。
两年中，我除了调查和拍摄，其余时间几乎都投入到本书（与另一本书《故宫艺术史》）的写作中，仿佛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一场艰难而孤寂的长旅。随着写作的深入，也随抗日战争的浩大图景在我眼前一层一层地展现，我愈发能够体会到故宫前辈们书生报国的孤绝意志，体会到他们以文弱之躯扛起传承民族文化的巨大责任，不惧“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顽强力量和圣徒般的牺牲精神。如是，这次写作的长旅，也就成了一次感动之旅、一次精神上的自我完成之旅。故宫文物南迁，也不再只是尘封在文字档案里的一段历史，而成了我们前行的动力之源。
......
从皇宫到博物院
1931年8月25日，“末代皇妃”文绣在妹妹文珊的陪伴下，以散心为由，悄然离开了居住多年的天津静园，几天后向法院起诉，与溥仪离婚。这一天，距离“九一八事变”爆发，只有二十四天。
文绣是满洲额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1922年和婉容一起嫁给溥仪，从此开始了“孤灯伴泪夜难眠”的“皇妃”生涯，那一年，她只有十三岁。她在大婚时穿用过的两件礼服至今保存在故宫博物院织绣藏品中。九年后，她在给妹妹文珊的信中这样评述她的婚姻生活：“姊受专制家庭非人类待遇已九载矣！无日不以泪洗面，薄命如斯，夫复何言！惟逆来顺受、苟延残喘而已……世界之大，姊之所受压迫、虐待可为。”
10月22日，文绣与溥仪宣告离婚，溥仪因此成为秦始皇以来两千年帝制史上位离婚的皇帝（逊帝）。当时媒体称之为：“皇妃革命”。
十九天后，溥仪在郑孝胥、郑垂父子以及上角利一、工藤铁三郎（后为溥仪的警卫官工藤忠）等十几个日本人的陪伴下，乘汽艇偷渡白河，又登上停泊在大沽口外的日本商船“淡路丸”，奔赴已经沦陷的东北，在那里，他将开启他的第三次“皇帝”生涯。在此之前，他的“宠臣”郑孝胥已经为他描述了他未来“帝国”的宏伟图景：“帝国的版图，将超越圣祖仁皇帝一朝的规模，那时京都将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尔高原之上……”直到几个月后，日本关东军参谋部板垣征四郎把事先拟好的《满蒙人民宣言书》放到他的面前，他才如梦初醒：郑孝胥描述的，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虚拟图景，这个在日本人“帮助”下建立的“新国家”，只不过是殖民地的一种好听叫法而已，连他自己，也是日本人羽翼下的傀儡皇帝，连起码的行动自由都没有。离他而去的文绣，却从此过上了平民的生活，成为北平府右街私立四存中小学的国文和图画老师，不仅没有跟随溥仪走上背叛祖国的命运，更避免了婉容的悲惨结局。
溥仪的次皇帝生涯是在1912年结束的，那一年，中华民国建立，中国自秦始皇以来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历史宣告终结。根据民国临时政府颁布的《关于大清皇帝辞位后优待条件》，皇室曾经暂居在紫禁城的北半部，紫禁城外，则已是民国的天下。第二次是在民国建立五年之后的1917年，前清遗老张勋以调解“府院之争”（段祺瑞代表的国务院与黎元洪代表的总统府之间的矛盾）为名，率定武军4000人入京，把黎元洪赶下台，把年仅十二岁的溥仪推上龙椅，宣告复辟帝制，然而没过几天，这个复辟的“朝廷”就在段祺瑞的讨伐下土崩瓦解了。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突然倒戈回京，不仅软禁了贿选总统曹锟，逼走了吴佩孚，而且为使封建帝制永无复辟的机会，索性将“末代皇帝”溥仪赶出紫禁城。
溥仪出宫时，敬懿皇贵太妃（同治皇帝的瑜妃，1913年被宣统帝尊为敬懿皇贵太妃）将乾隆皇帝爱的“三希”中的“两希”——王献之《中秋帖》（宋摹本）和王珣《伯远帖》携带出宫，后来通过娘家侄孙，以低价卖给后门桥外的古玩店——品古斋。
而“三希”的另外“一希”——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唐代精摹本），也只差一步就被溥仪带出紫禁城。溥仪仓皇辞庙，来不及带上衣物，第二天，他派宝熙回养心殿取衣物，把《快雪时晴帖》塞进衣物中，出神武门时，警官白桂亮见宝熙神色有异，上去检查，在衣物包袱里赫然看见《快雪时晴帖》，当场扣下，交给李石曾先生。李石曾先生为确保安全，将《快雪时晴帖》存入保险柜中。
被乾隆皇帝时时把玩、昼夕观览的三件晋人法书，从此开启了各自飘零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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