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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社科院历史所荣休研究员定宜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历史学授梅尔清等作序推荐。
★ 海外汉学著作首次引进，清代物质文化、商业文化研究的新成果。
★ 采买、专卖、收藏、供奉，揭秘徽商与朝官的隐秘关系，骄奢浮华、溢彩流光，展露物质消费背后的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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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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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稿试图从物质文化史的视野，跳出“贾而好儒”的既往认识，从对富商生产和消费的各种物品流动的考察，重新对徽州盐商的奢华现象的形成和历史提出新的解释。该书稿认为，成为文人不是清代商人生活中的，甚至不是主要的关注点。通过考察商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重新解释了盐商的奢侈行为，丰富了我们对18世纪人与物关系的理解，尤其通过分析徽州盐商和乾隆朝廷的关系，提出一种用于理解18世纪中国盐商社会形成的新关系结构——朝廷-盐商关系网络。本书稿除导言和结论外，共五章，分为三个部分。章为部分，考察了清中期徽州盐商兴起的历史和政治原因。第二部分共两章，通过研究江南城市中心的盐商制作贡物、搜寻善本等收藏活动，讨论具体的互动过程。第三部分转向另一个地理和文化空间——盐商的老家徽州，主要说明盐商如何制造物品（如族谱、牌坊）来将朝廷-盐商关系影响到地方，从而通过地方善行彰显其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商人通过这些善举来加强和朝廷官员之间的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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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吴玉廉，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学博士，现任密歇根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研究兴趣包括清代物质文化、宫廷史、女性和性别关系史，目前研究课题为清代玉石的生产与消费。
林蕾，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昆山杜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清代的物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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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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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十八世纪中国物质世界中的商人文化
部分新政权：清廷与盐商
章联结清廷
一专商世袭卖引纲法制：明末的遗产
二皇帝任命自己的旗人
三任命总商
四与清廷建立联系
第二部分寻物江南
第二章置物清廷
一在扬州办贡
二制作活计
三为皇帝搜寻善本
四盐商的资金支持
五朝廷与江南之间的品味循环
第三章“藏家”之藏
一作为一种社会类别的“收藏家”
二为皇帝收藏
三作为收藏家收藏
四作为收藏家的身份认同
第三部分造物徽州
第四章奢华与宗族
一棠樾鲍氏的崛起
二编修奢华族谱
三重构孝道文化
四义田：艺术工程的借口
五建立跨区域社交网络
第五章物质化的道德
一教化工程的物质化
二作为牌坊赞助者的徽州盐商
三修建石牌坊
四展示石牌坊
结语“通人”：盛清时期的物、商人与清廷
参考文献
后记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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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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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定宜庄
玉廉这部大作系由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增补修改而成，本书的英文版早在2017年已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甫一问世即颇获好评。此次又得以出版中译本，我为玉廉此书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和关注而欣慰，更为有更多的国内读者读到而高兴。玉廉诚邀我为此书中译本写序，我愚钝不才，本书所涉的诸多领域也非我所长，却不忍辜负她的重托。当然，写序不是写书评，不必面面俱到，也不必褒贬并存，只谈几点感想。
从本书书名即可知，清代徽州盐商是本书论述的主题。清代徽州盐商群体因其奢华豪富、与朝廷非同一般的关系、在江南士大夫集团中的影响和在江南经济文化中的作用，多年来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热门课题，出版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可谓汗牛充栋。然而，玉廉此书绝非对老话题的重复，不仅令人耳目一新，尤其能让人转换一个视角，重新审视这个群体在清代的特殊作用和意义，乃至重新认识清史中一些几乎成为老生常谈的问题。玉廉此书的意义就在这里。
在这张“奢华之网”中，徽州盐商是主动的一方，那张巨大、细密而且动态的人际关系网就是由他们编织起来的。他们在清代政治、经济中的特殊作用，也是通过这一网络构建的过程而一步步凸显。网络牵起的一端，是享有无上权力的满洲统治者建立的朝廷；而另一端是主要居于江南的汉人士大夫集团。两端之间还有各种集团、各方势力。所以该书笔触所及，便有徽州乡村的家族、收藏家、修建祠堂与牌坊的士人和商人，并因此延伸到“盛清”时期各种与经济、文化相关的现象，诸如玉器、珠宝、书画及各种奢侈品的收藏，书籍的印刷流通，以及由朝廷为贞女烈妇所立的牌坊。盐商本身便是牵起、沟通各方的重要媒介。朝廷既通过他们，在江南施加、渗透他们的权力管控，也通过他们直接谋取巨额的财富。这个网络构建和作用的成功与否，正是清朝这个满洲政权在江南这样的汉文化中心控制汉人士大夫集团，从而造就“康乾盛世”的关键。
在这个网络的内容中，有两点令我甚感兴趣。
，是对清代特有的内务府包衣制度在盐业管理中所起作用的考察。
内务府，全称总管内务府衙门，系清初创设的专管皇帝“家事”的机构，与管理“国事”的外廷分而为二、不相统属。由内务府统属的包衣旗人是皇帝的家人（包衣，满语“booi”，意即“家的”，指某人的私属），而不是政府机构的官僚，也不归国家所有。这就意味着，皇帝是用自己的私人，而不是通过国家官僚机构来管理盐业和盐商的。江南源源不断的财富、滚滚而来的白银并非流入国库，而是通过盐商直接流入了皇帝的私人腰包。盐商的性质便由此决定。这是很耐人寻味的一点。清朝建立了统一中央王朝之后曾沿明制，继承和重建了明朝的一整套官僚机构，却为什么会在这个对清朝统治关要害的汉文化核心地带，采用内务府这个非常私人、并非正规的机构和包衣（家人）来出面，难道仅仅是为了敛财？从清朝制度的整体来看究竟有何种背景？这是很多专门研究清朝皇帝对江南统治的专著并未特别关注和思考的问题。玉廉此书在这点上给人提供了进一步思考的广阔空间。
第二，此书无论涉及的内容多么广泛，但主要还是一部物质生活史。须知近年来在学界方兴未艾的物质生活史，其思维方式、研究路径与传统史学中对名物的考察大相径庭。在物质生活史的研究者看来，物品本身不是历史的简易道具，而是人们用以塑造生活的工具。物品的意义渗透在它们的形式、用途和轨迹中。研究者需要通过对这些轨迹的分析，来解释那些让物活起来的人类的交易和算计。
我虽然对这些概念和做法似懂非懂，但玉廉此书的吸引力正在这里。它提供了一个用这种方式进入研究主题的范例。具体到该书，这种从“物”进入，将实物作为替代性材料和新的研究主题的做法，给了这个题目一个无限广阔的伸展空间。也让我感叹伴随现代科技发展而日新月异的学术研究，已经开拓出多么宽广的天地。它表达了太多仅仅用已经死掉的文字无法表达的因素，还有意趣。
玉廉自称，她这本书是采用跨学科的方法来处理各种证据的，并且列举了所利用的各种材料。这种做法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肯定。有论者夸赞本书是“跨学科研究的典范”（a paragon of interdisciplinary scholarship），这并不为过。但是，对于“跨学科”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理解，玉廉此书的跨学科与国内学界尤其是研究生同学通常以为的跨学科并不相同。她涉猎虽多，却仍未脱离治史的范畴。
一般来说，但凡治史者，都有本专业必用的基础史料。譬如研究清代制度史，官书和官方档案；研究社会史，首重契约、族谱，尤重从田野收集而来的民间文书；研究社会性别史，离不开女性所撰诗歌文集；而物质生活史，当然更重“实物”。不同的研究者对于不同的史料如何分析解读，也各自有各自的路数。不是这个方向的学者，对其他方向的史料便未必有暇顾及，即使偶尔利用，也多是“借用”而对其路数不甚了了。清代徽州盐商网络本身的丰富性、广泛性，决定了作者所论必然要跨越史学的多个方向。这便构成了对作者的挑战。玉廉以艰苦的努力，比较成功地处理了从官方文件到族谱和民间故事、从文学文本到实物的各种证据。她不仅应对了这个挑战，而且呈现了这种做法的精彩。
我与玉廉初识于2006年，当时美国哈佛大学举办了一场有关明清时期女性文学的研讨会，她那时候还是个博士研究生，跟随她的导师曼素恩（Susan Mann）教授参加此会。数年之后的2009～2010年，她为撰写博士学位论文专程来京查阅资料。我受她的导师曼素恩教授之托，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名义出面负责对她的接待和安排。犹记得她在本书中涉及的有关清朝皇室与玉石开采制作之关系的史料，很多就是她在京的这段时间查阅中国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内务府奏销档》等档案的收获。
玉廉好学敏求、聪颖灵秀，她充分利用了这段在京时间，既找到老师学习满文，还积极参加我们研究室每周一次的读书班，成为备受大家欢迎的开心果，也与我的那些学生和年轻同事成为好友。从那时候开始，或者是她来京，或者是我赴美，多有交流过从。本来我们还有一系列的研究计划，从三年前起，她就安排好一切准备来京与我合作。可惜的是，突发的疫情打断了一切。
在这三年疫情期间，我曾为几位即将出版专著的年轻人写序，本应该是欣喜之事，心情却每每沉重。今后的路不知怎样走，但我衷心祝愿玉廉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是为序。
2022年12月6日疫情全面解封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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