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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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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案”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著述体裁。《中国学案史》曾于1994年由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版，被当时学者评为“一部有开拓意义的史学著作”，曾获第三届中华出版物(图书)奖。十余年后，2008年，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再次推出经过修订本《中国学案史》。修订本，学理上更趋缜密，议论更显开阔。本次纳入陈祖武先生个人文集中，底本选用此修订本，经陈祖武先生再次亲自修订，编辑同陈先生共同协作，力图为读者再次呈现陈祖武先生这部力作。本书学术价值、收藏价值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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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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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陈祖武学术文集》之一种。《中国学案史》是著名学术史专家陈祖武先生所著，远溯先秦诸子、史汉儒林，上起南宋（伊洛渊源录），下迄民国间（清儒学案），对我国学案体史籍的演变源流进行了第一次系统梳理，是近三十年问学术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创获。是一部有开拓意义的史学著作。在中国历史编纂学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学案体史籍在中国政治思想，学术文化方面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陈祖武教授所著《中国学案史》无论是对中国学术思想主流的把握，还是对各个学案内容细致入微的分析考证，都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获意义的新见解，显示出卓越的识断，吸引研究者的注意，启迪人们在思想史，史学史和文献学诸方面以更多可以开拓的新领域。此外，该书表现出的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学风，对于今日的学风建设也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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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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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祖武，1943年10月生于贵州省贵阳市。1965年7月，毕业于贵州大学历史系。1981年7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2006年，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学部委员。1998年至2008年，任历史研究所所长。2009年，被国务院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至今一直在馆员岗位履职。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学案史》《清初学术思辨录》《乾嘉学术编年》《乾嘉学派研究》《清代学术源流》《清代学者象传校补》《清史稿儒林传校读记》等。兼任全国古籍规划小组成员，主要古籍整理成果有《榕村语录》《杨园先生全集》《清儒学案》《榕村全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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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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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版自序
第一章 学案体史籍溯源
一、先秦诸子论学术史
二、《史记》《汉书》的发凡起例之功
三、佛教史籍提供的借鉴
第二章 学案雏形的问世
一、撰述背景
二、《伊洛渊源录》之成书
三、主要内容及编纂体例
四、学术价值
第三章 阳明学与《圣学宗传》
一、道学统绪的延伸
二、阳明学的崛起
三、周汝登与《圣学宗传》
第四章 理学危机与晚明学术
一、理学营垒中的“由王返朱”声浪
二、经世思潮的兴起
三、晚明的中西文化交流
第五章 明清更迭与《理学宗传》
一、明清更迭与清初社会
二、清初学术演进之大势
三、孙奇逢学行述略
四、《理学宗传》的结撰
五、编纂体例及其影响
第六章 《明儒学案》的里程碑价值
一、从党争健将到学术巨擘
二、《明儒学案》成书时间商榷
三、主要内容及编纂体例
四、《明儒学案》与《皇明道统录》
第七章 《宋元学案》的纂修
一、黄氏父子的创始之功
二、全祖望与《宋元学案》
三、《宋元学案》的刊行
第八章 从《理学备考》到《学案小识》
一、康熙间的三部《理学备考》
二、朱子学的独尊与僵化
三、汉宋学术之争与《学案小识》
第九章 学案体史籍的殿军
一、会通汉宋以求新之晚清学术
二、徐世昌倡议修书
三、夏孙桐与《清儒学案》
四、《清儒学案》举要
五、读《清儒学案》商榷
第十章 学术史著述的创新
一、梁启超在学案与学术史间的抉择
二、钱穆与《清儒学案》
三、学案体史籍的余波
四、学案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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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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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祖武学术文集自序
生也有涯，学无止境，读书为学一生，不觉已屈桑榆景迫。饮水思源，不忘根本。我生在贵州，长在贵州，是在五星红旗下成长起来的新中国学人。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我在家乡接受了系统的学校教育。家乡的山山水水和各民族父老乡亲的养育，赋予我坚定不渝的家国情怀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品格。一九六五年七月，由贵州大学历史系毕业，从此告别故乡。始而昆明，继之北京，负笈南北，兼师多益，一步一个脚印地摸索前行。
晚近以来，病痛缠身，几同废物。回过头去看一看艰难跋涉的足迹，无间寒暑，朝夕以之，数十年功课皆在伏案恭读清儒学术文献之中。恪遵前辈师长教诲，历年读书为学，每有所得，则只言片语，随手札记。日积月累，由少而多，居然亦能自成片段。承出版界诸多师友厚爱，从一九八三年中华书局约撰《中国历史小丛书》之《顾炎武》，到二〇二二年商务印书馆刊行之《中国学案史》和《感恩师友录》，四十年间，读书所得幸获十余次结集。
近期，又蒙商务印书馆盛谊，拟将我数十年之历次为学结集汇为一帙，凭以为新时代之浩瀚学海存此一粟，奉请方家大雅赐教。传承学脉，德高谊厚，谨致深切谢忱。责任编辑鲍海燕同志，不辞辛劳，兢兢业业，置疫情起伏于不顾，屡屡枉驾寒舍，斟酌商量，精益求精。年轻俊彦如此之敬业精神，最是令我终身铭感。
陈祖武 谨识
二〇二二年五月卅日
原版自序
中国历代史籍，不唯以浩如烟海而令人叹为观止，而且还以其编纂体裁的完备而自豪于世。编年、纪传、纪事本末若三足鼎峙，源远流长，争奇斗妍，为史籍编纂确立了基本格局。其间所派生的各种专史，或通古为体，或断代成书，或记一族一姓，或述一地一时，博及政治、经济、军事、学术文化诸领域，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晚近以来，又融域外史籍编纂之精华为我所有，推陈出新，别辟蹊径，开创了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新局面。作为古代学术史的特有编纂形式，学案体史籍的兴起，是宋、元以后的事情。南宋朱子著《伊洛渊源录》开其端，明、清间周汝登、孙奇逢以《圣学宗传》《理学宗传》畅其流，至黄宗羲《明儒学案》出而徽帜高悬。乾隆初，全祖望承宗羲父子未竟之志成《宋元学案》，学案体史籍臻于大备。清亡，徐世昌网罗旧日词臣辑《清儒学案》，学案体史籍至此极度成熟。梁启超并时而起，融会中西史学，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而别开新境，学术史编纂最终翻过学案体之一页，迈入现代史学的门槛。
谈中国学案史而推祖于朱熹《伊洛渊源录》，自梁启超先生首倡，今日已成史学界共识。然若究其发轫，则渊源甚远，来之有自。诸如先秦诸子之述学，汉唐纪传体史籍的挺生，佛家宗史、灯录的风行，北宋中理学的崛起，等等，凡此皆从不同角度为其提供了文献学和思想史的依据。在中国学术史上，学案体史籍经历了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见盛观衰，述往思来，认真回顾这一历史过程，总结其间的成败得失和学术规律，对于推动学术史研究的深入，无疑是会有益处的。
20世纪90年代初，笔者曾就此做过一次梳理尝试。承台湾文化大学邱镇京教授错爱，拙稿《中国学案史》有幸送请台北文津出版社付梓。自一九九四年习作在台湾问世，十余年过去，研究中国学案史，在今日的中国学术史研究中，依然还是一个可以深入开拓的领域。由于研究对象处于思想史、哲学史和史学史、文献学的交汇点上，随着学术史研究向纵深推进，它愈益吸引研究者的注意。
谈中国学案史而推祖于朱熹的《伊洛渊源录》，自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先生首倡，中经陈垣先生等史学大师认同，迄今已成史学界的共识。然而较长时间以来，却少有学人去对这部开风气的著述进行专题研究。20世纪90年代伊始，卢钟锋先生在《孔子研究》撰文，阐幽发覆，钩沉索隐，做了十分有益的开拓。以下，拟接武卢先生之大作，就《伊洛渊源录》的撰述背景、成书经过、主要内容、编纂体例及学术价值等，谈一些不成熟的意见。
一、撰述背景
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朱熹是与孔子后先辉映的卓然大师。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儒学开派宗师而影响中国学术两千多年。朱熹则以理学泰斗集传统儒学之大成，并将其导入一个崭新的天地，从而与孔子并尊而有“朱子”之谓。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号遁翁等，学者以其所居，尊为紫阳夫子、考亭先生。祖籍安徽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后定居福建建宁府建阳县，遂为建阳人。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卒于宁宗庆元六年（1200），享年七十一岁。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中进士，时年十九岁。后历官泉州同安主簿，累知南康军、漳州、潭州，至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止。五十年间，仕于外者不及九年，而立朝仅四十日。其他岁月则多以祠职虚衔，课徒乡里。庆元二年（1196），以倡“伪学”落职罢祠。四年（1198）致仕，两年之后即溘然长逝。嘉泰间，学禁弛除，赐谥文。理宗宝庆三年（1227），追封信国公，后改徽国公。淳祐元年（1241），奉诏从祀孔庙。朱子一生，弟子满门，著述如林。主要著作有：《周易本义》《诗集传》《四书章句集注》《资治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伊洛渊源录》《近思录》等。一生撰文及论学问答，后人辑为《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刊行。浙江大学教授束景南先生著《朱熹年谱长编》，于朱子一生学行，记之最详，亦最可信据。
《伊洛渊源录》是朱熹学说形成初期的一部著述。就现存朱子的有关文字而言，最早议及这部书的文字，为孝宗乾道二年（1166）写给友人何镐的书札。在这封信中，朱熹第一次谈到了正在结撰的《伊洛渊源录》，他说：“《渊源录》亦欲早得，邵氏且留不妨也。”朱子时年三十七岁。何以朱熹要在此时发愿结撰《伊洛渊源录》？由于该书与朱子其他著述不同，首尾并无序、跋一类文字，因而对这部书的撰述背景就有必要去先做一番考察。大体说来，其撰述背景不外乎有两个主要方面，一个是当时的学术环境，另一个则是朱子个人的学术师承。我们先来看一看当时的学术环境。
《伊洛渊源录》在南宋初叶问世，并非一个偶然的学术现象，它深深地植根于两宋间社会和学术的发展之中。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至北宋，犹如人之年过半百，老已冉冉而至。经历五代十国半个多世纪的王朝频繁更迭，为防止这一衰老势头的加速，适应国家一统的需要，赵宋统治者提出了“一道德而同风俗”的课题。然而用什么样的学术思想来统一道德和风俗，在朝野人士中却产生了长期的争议。太祖、太宗至真宗间，儒、释、道三教势力迭经消长，渐趋合流。仁宗即位，推崇儒学，形成以儒学为主干，融佛、道为一体的基本格局。胡瑗、孙复、石介、范仲淹诸家首倡于前，至周敦颐崛起，援佛、道学说以入儒，著《太极图·易说》《易通》，提出“主静”“无欲”“无极”“太极”“理气”“心性”诸范畴，以“性与天道”的讲求，开始了儒学自我更新的过程。神宗熙宁、元丰间，程颢、程颐兄弟沿着周敦颐开辟的路径而行，与张载、邵雍诸人作同调之鸣。程氏兄弟认为：“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于是以“道学”为天下倡，孜孜矻矻，死而后已，从而大大推进儒学自我更新的进程，最终演为阐发心性、义理之学的新儒学，即道学，又称理学。
道学自北宋中叶形成，迄于北宋亡，它并未取得学术界的主宰地位。二程生前，既有蜀中苏轼、苏辙兄弟的诗文之学相颉颃，又有讲求事功的王安石新学的压制，尤其是荆公新学凭借其政治势力而风行于世，更对程氏道学的能否立足构成一大威胁。程颢去世，时值元祐更化，程颐之学虽一度抬头，但哲宗亲政之后，伴随党派政治的风云变幻，它屡遭黜斥。徽宗崇宁间，程颐竟因“学术颇辟，素行谲怪”，“以邪说诐行，惑乱众听”，被“尽逐学徒”，置身于奸党名籍之中。宋室南渡，政局反复，元祐奸党名籍明令废毁，王安石被逐出孔庙，褫夺王爵，程颐学术亦渐得褒扬。但是，究竟是以荆公新学还是程氏道学来“一道德、同风俗”，这一问题始终未获解决。据《续资治通鉴》载，直到高宗绍兴六年（1136），左司谏陈公辅犹上疏请求禁绝“伊川学”，他说：“自熙、丰以后，王安石之学著为定论，自成一家。蔡京引之，挟绍述之说，于是士大夫靡然而同，风俗坏矣。仰惟陛下天资聪明，圣学高妙，将以痛革积弊，变天下党同之俗。然在朝廷之臣，不能上体圣明，又复辄以私意取程颐之说，谓之伊川学，相率而从之。是以趋时竞进，饰诈沽名之徒，翕然胥效，倡为大言，转相传授。伏望圣慈特加睿断，察群臣中有为此学鼓扇士类者，皆屏绝之。”公辅言出，程门弟子后学纷起驳斥。绍兴七年（1137），徽猷阁待制胡安国愤然上疏，指出：“士以孔、孟为师，不易之至论。然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程颐始发明之，而后其道可学而至。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不得从颐之学，是入室而不由户也。”正是在这篇奏疏中，胡安国提出了明定道术的问题，他说：“自嘉祐以来，颐与兄颢及邵雍、张载，皆以道德名世，如司马光、吕大防，莫不荐之。颐有《易》《春秋》传，雍有《经世》书，载有《正蒙》书，惟颢未及著书。望下礼官，讨论故事，加此四人封爵，载在祀典，比于荀、扬之列。仍诏馆阁裒其遗书，以羽翼‘六经’，使邪说不得作而道术定矣。”与之同时，程颐晚年的得意弟子尹焞，则拒不就任经筵讲官，以示抗议，且理直气壮昌言：“学程氏者焞也！”
后来，陈公辅虽被贬为外官，但迄于孝宗乾道初，对于王、程学术之争，南宋最高当局则始终不置可否，道术之所系并未得一定局。乾道四年（1168），福建程门后学魏掞之应召赴杭州，进言：“河南程氏兄弟，倡明绝学以幸来今，其功为大。请言于帝，废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从食。”结果一如既往，未能激起反响。
南宋初叶的学术环境表明，形成伊始的道学要谋求自身的发展，为程氏兄弟之学争得正统地位，已成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在此时崛起的朱熹，顺应学术发展趋势，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恰当人选。
以上，我们对迄于南宋初的学术环境，做了一个概略的介绍。接下去，拟谈一谈朱子的学术师承。
朱熹之所以要以《伊洛渊源录》去述道学统绪，这是与他作为程学干城的重要地位分不开的。朱熹为学之初，即因家学濡染而自程学入。其父朱松，师从南剑罗从彦，得闻程门高第弟子杨时所传程氏兄弟之学。十四岁以前的朱熹，随其父所讲习者，即为二程关于《论语》的解说。父卒，托孤于刘子羽，遗命从父友胡宪、刘勉之、刘子翚问学。胡宪为胡安国从子，刘勉之早年于杨时曾亲承教言，勉之课督朱熹如子侄，并妻以长女。二刘胡氏之学，皆近承杨时而远宗程颐，为东南程门后劲，所以朱熹青少年时代的为学根柢，就大体而言，应是以程学为矩矱而建立起来的。然而由于刘子翚、胡宪皆喜禅学，朝夕相随，使早年的朱熹亦与禅僧道谦、圆悟等过从甚密，为禅学长期习染而不自觉。直到绍兴二十三年（1153）就任同安主簿，问学于其父生前同门友人李侗，迄于三十年（1160）与李侗正师弟礼，朱熹始毅然摆脱禅学羁绊，成为程氏道学的笃信者。
关于朱熹早年皈依程门学术的过程，他晚年曾多次向友人及弟子述及。据称：“初师屏山（刘子翚——引者注）、籍溪（胡宪——引者注）。籍溪学于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学为论治道则可，而道未至，然于佛、老亦未有见。屏山少年能为举业，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数日。后乃见了老，归家读儒书，以为与佛合，故作《圣传论》。其后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见于此道未有所得，乃见延平（李侗——引者注）。”朱熹还回忆早年住刘子翚家时，与一禅僧的交往，他说：“一日在病翁（刘子翚——引者注）所会一僧，与之语。其僧只相应和了说，也不说是不是，却与刘说，某也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刘后说与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处在，遂去扣问他，见他说得也煞好。及去赴试时，便用他意思去胡说。是时文字不似而今细密，由人粗说，试官为某说动了，遂得举（时年十九——原注）。后赴同安任，时年二十四五矣，始见李先生。与他说，李先生只说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会此未得，再三质问。李先生为人简重，却是不甚会说，只教著圣贤言语。某遂将那禅来权倚阁起，意中道禅亦自在，且将圣人书来读。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
自问学李侗、皈依程门之后，以绍兴二十九年（1159）三月校定程氏高足谢良佐语录肇始，朱熹为护卫程学进行了持续不懈的努力。三十二年（1162）六月，高宗内禅，孝宗即位。八月，应诏上疏，力谏孝宗讲求程氏兄弟所倡导的格物致知之学，不可为佛、老之书所惑。朱熹疏中有云：“陛下毓德之初，亲御简策，不过讽诵文辞，吟咏情性。比年以来，欲求大道之要，又颇留意于老子、释氏之书。记诵词藻，非所以探渊源而出治道；虚无寂灭，非所以贯本末而立大中。夫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孝宗隆兴元年（1163）十一月六日，再度面奏：“《大学》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盖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无形而难知，物有迹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了然于心目之间，而无毫发之差，则应乎事者自无毫发之谬。”旋即取二程及其门人友朋关于《论语》的解说，辑为《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随后，朱熹潜心于二程学说旨趣的阐发，先是于乾道二年（1166）悟得二程心性学说中，“心为已发，性为未发”，史称“丙戌之悟”。继之得湖湘学派著名学者张栻启发，于三年后推翻前说，专意弘扬程门“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之教，痛自反省：“自来讲论思索，直以心为已发，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识端倪为最初下手处，以故缺却平日涵养一段工夫。”史称“己丑之悟”。其间，他在乾道二年撰成《杂学辨》，以明苏氏兄弟之学非儒学正统。四年（1168）四月，又校订二程门人所记程氏兄弟论学问答语，成《程氏遗书》二十五卷，并附以所辑《伊川先生年谱》等合为一书。在该书后序中，朱熹写道：“读是书者，诚能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则日用之间，且将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于疑信之传，可坐判矣。”
“己丑之悟”以后，朱熹复取先前未予收录的二程论学语，于乾道九年（1173）六月，辑为《程氏外书》十二卷刊行。与之同时，他还致力于与二程在师友之间的周敦颐、张载诸家学术的表彰，先后撰成《西铭解义》《太极图说解》《通书解》及《孟子集解》等。淳熙二年（1175），浙江著名学者吕祖谦访朱熹于武夷山，二人携手合作，分类辑录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论著为《近思录》十四卷。至此，朱熹成为程氏学说的权威解说者，显示了他作为程学干城的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因之在此一期间，为确立二程学说的儒学正统地位，他以《伊洛渊源录》去董理程氏学术源流，便是一桩顺理成章的事情。
二、《伊洛渊源录》之成书
旧日读朱子书，蓄一疑问于胸，久久不得其解，即朱子当年何以于《伊洛渊源录》未留下序跋、题记一类文字？后来将朱子《文集》与《语类》《渊源录》等比照而观，个中缘由始渐悟出大半，原来这同该书的结撰过程颇有关系。尽管代远年湮，文献有缺，关于成书的若干具体细节迄今尚不明朗，然而基本脉络可以说已经清楚。以下，拟就此做一些梳理。
一如前述，大概在乾道二年（1166），朱熹已经发愿结撰《伊洛渊源录》。而福建邵武学者何镐，则是最初促成该书着手编纂的一个重要人物。镐字叔京，福建邵武台溪人。生于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卒于孝宗淳熙二年（1175），得年仅四十八岁。其父兑，字太和，号龟津，学者称为龟津先生。兑以徽宗重和元年（1118）进士，南渡后官至辰州通判，后因表彰程氏弟子马伸忠节，忤权相秦桧而去职。其学自马伸而上接二程，尤以二程《中庸》之学最称专精。镐妻叔父李郁，传杨时之学于乡里，一时学者有西山先生之尊。何镐承家学，贯穿经史，究心《中庸》，一以二程之学为归，著有《易说》《论语说》及史论、诗文等数卷。乾道二年（1166）夏初，何镐慕名访朱熹于崇安，共同的学术旨趣使他们结为莫逆之交。镐长熹二岁，自初识迄于何镐去世，朱熹始终事之以兄礼。大概正是在何镐的这次过访中，朱熹与之议及《伊洛渊源录》的结撰。只是由于朱子当时正忙于辑录校订《程氏遗书》，很可能大致陈述著录人选的初步构想之后，便委托何镐先行草拟一个详细的大纲。因而这年秋天，朱子致书何镐，才会说：“《渊源录》亦欲早得，邵氏且留不妨也。”这里所说的邵氏，当指邵雍。何镐接书，即遵嘱将所拟之大纲寄朱熹，于是同年冬，朱熹有书答何镐，告以“《渊源》《闻见》二录已领”。此书所言《闻见录》，当是邵伯温著《邵氏闻见录》，伯温书乃《伊洛渊源录》的重要史料来源。而《渊源录》，或许就是何镐代朱子所拟之大纲初稿。
为什么我们要做出这样的揣测？除方才所引述朱子与何镐的两封书札外，其根据主要是如下两点。第一，今本《伊洛渊源录》卷十二有关马伸生平行实的材料，皆出自何镐父子之手。材料凡二篇，一为何兑撰《逸士状》，一为何镐撰《续记》。而何镐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冬为《逸士状》所写跋，即全文附于状末。跋文避何兑名讳，而屡称“先君”，文末落款亦直书“男镐谨书”。这与同书卷十录朱松撰《遵道墓志铭》，朱子所做题注语气略同，朱注云：“此昔先君子吏部府君所作。”显然，倘若何镐不是最初的大纲拟草者，或者说撰稿人之一，这样的行文方式是不会出现于书中的。第二，书中著录的程门弟子，每有朱熹以题注形式提出的异议。譬如卷七所录范祖禹，朱注即称：“《家传》《遗事》载其言行之懿甚详，然不云其尝受学于二先生之门也。独鲜于绰《传信录》记伊川事，而以门人称之。又其所著《论语说》《唐鉴》，议论亦多资于程氏，故今特著先生称道之语以见梗概，他不得而书也。”同卷之杨国宝，朱熹亦据程颐所撰祭文及吕希哲《吕氏家塾记》考订：“国宝宗应之，无他叙述，独伊川有祭文，而吕氏诸书记其言行之一二。然详祭文，亦先生交游耳，非门人之列也。吕氏言其元丰中已老，则年辈与先生亦相若云。”又如卷十四所录王岩叟，朱熹则认为：“盖知尊先生者，然恐其未必在弟子之列也。”凡此，皆可以说明《伊洛渊源录》的最初拟目者，并非朱熹一人，而就此时朱子的交游而言，与上述诸条合观，则何镐应当是一个主要的合作者。
《伊洛渊源录》虽于乾道二年冬即已初成大纲，但是一则因为朱熹此时著述头绪太多，不能专意于该书的结撰，再则大纲中所涉及的若干重要内容，一时又难以确定下来，所以时辍时续，历时数年而未见大的进展。此处所谓难以确定的重要内容，主要是三个方面。二程学术的师承，即与周敦颐学说的关系不明，此其一。其二，该书既以专记二程及诸弟子生平行实为职志，以期彰明程学源流，而大纲著录的程门弟子中，即有多人生平行事不明，因而尚有大量的资料收集、考订等工作要做。其三，则是对一些拟著录者的究竟是否程门弟子，还需予以澄清，因而难作定论。为此，朱熹于乾道三年（1167）长途跋涉，访程门后学张栻于湖南。乾道四年、五年两年间，又就二程受学于周敦颐事，与前辈学者汪应辰屡有书札往复。迄于乾道九年（1173）初，尽管托友人刘清之等所收集的资料间有寄来，结撰工作亦已加紧进行，然而上述三个问题中，除第一项因得张栻、吕祖谦等人赞同而可告解决外，后二项则终属悬案。
面对这一状况，朱子显得缺乏耐心，急于求成。乾道九年夏初，他致书友人吕祖谦，征集程门弟子李吁为同门友好刘绚所撰墓志铭，信中即告以正结撰《伊洛渊源录》的信息，并托吕祖谦向薛季宣征集永嘉（今浙江温州）籍程门弟子的传记材料。朱子此信写道：“刘博士墓志不曾收得，早录寄幸甚。欲作《渊源录》一书，尽载周、程以来诸君子行实文字，正苦未有此及永嘉诸人事迹首末，因书士龙，告为托其搜访见寄也。”以此为契机，在之后的两年间，朱熹与吕祖谦就《伊洛渊源录》结撰事，书札往复，多所商榷。这些书札成为了解该书成书经过，以及朱子何以于此书未留下序跋、题记一类文字的重要依据。
接乾道九年（1173）夏初朱熹札，吕祖谦遵嘱将刘绚墓志铭寄来。朱熹及时作复道：“刘博士志文得之，幸甚。此类文字，此间所已有者旦夕录呈，切告。据此以访其所无，异时得一书，亦学者之幸也。”随即又寄出辑录初成的《程氏外书》和《伊洛渊源录》初稿，请吕氏订正，并请为《渊源录》撰序。吕祖谦接二书稿，于同年冬再度致书，信中说：“《渊源录》《外书》皆领，旦夕即遣人往汪丈处借书，永嘉事迹亦当属陈君举辈访寻，当随所得次第之。《渊源》序次，本非晚辈所当涉笔，然既辱严诲，当试草具求教。但服制中未尝作文字，须俟来春祥祭后，乃可措思也。”吕祖谦的父亲于乾道八年（1172）春故世，此时他尚在居丧守制之中，所以信中即以“服制中未尝作文字”答复朱熹，并表示来年春天大祥之后，可望为《渊源录》撰序。淳熙元年（1174）春，朱熹接祖谦札，甚为欣喜，当即复书：“《渊源录》许为序引，甚善。两处文字，告更趣之。”三月，朱熹将新刻《弟子职》《女戒》二书寄吕祖谦，并附札敦请早日完成《渊源录》序文。信中说：“《外书》《渊源》二书颇有绪否？幸早留意。”吕祖谦接书，随即复书，通报所询情况，他说：“《外书》《渊源录》亦稍稍裒集得数十条，但永嘉文字殊未至，亦屡督之矣。”同年秋，吕祖谦寄还《渊源录》《外书》二书稿本，并就《渊源录》写了详尽的商榷意见，建议不可急于求成。祖谦于信中指出：“《渊源录》其间鄙意有欲商榷者，谨以求教。大抵此书其出最不可早，与其速成而阔略，不若少待数年而粗完备也。”吕祖谦的来信，不啻给朱熹的急于求成之想泼了一瓢冷水，顿时使之清醒过来。于是十月十四日，朱熹复书吕祖谦，表示接受建议，信中说：“《渊源》《外书》皆如所谕，但亦须目下不住寻访，乃有成书之日耳。”c随后，朱熹又专就吕祖谦的商榷意见，写了洋洋数千言的答复。这就是著录于今本《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五的《答吕伯恭论〈渊源录〉》。在这一封答书的末了，朱熹同样表示：“其他浮辞，多合删节，当时失于草草耳。卷首诸公，当时以其名实稍著，故不悉书，自今观之，诚觉旷阙。但此间少文字，乏人检阅，须仗伯恭与诸朋友共成之也。”
综上所述，足见从乾道二年《伊洛渊源录》拟就大纲，到九年得一初稿，迄于淳熙元年冬，全书并未取得定本形态。因而今人谈《伊洛渊源录》，每以清初王懋竑辑《朱子年谱》为据，判定该书成于乾道九年，这样的一个结论就很值得商量了。事实上，如果将朱子的《答吕伯恭论〈渊源录〉》与今本《伊洛渊源录》比照，我们即可发现，通行本同朱子的本意多有乖违。谨依朱子答书次第，掇其大要，略述如后。
朱子答书所论凡十五条，或解释辑录初衷，或提出修订意见，依次涉及今本《伊洛渊源录》中卷三、四、六、七、八、九、十、十三诸卷内容。第一条论卷三所引《胡氏传家录》语，朱熹接受吕祖谦的意见，拟修订原稿，信中表示：“元丰中，诏起吕申公。此段初因虑其有误，然以其不害大体，故不复刊。今欲正之亦善，但去‘司马温公，温公不起’八字，及依《程集》本题，改‘寄’为‘赠’，可也。”而今本既未删所述之八个字，亦未依《河南程氏文集》改‘寄’为‘赠’，显然与朱子本意不符。第三条论卷四《伊川先生年谱》所述讽谏哲宗折柳事，吕祖谦主张删除，朱子则维持己见，并进而提出一折衷方案，于折柳事后注如下数字：“某人云，国朝讲筵仪制甚肃，恐无此事。”今本无“某人云”句，仅有“恐无此事”四字。第六条论卷四遗事第四则所引《涪陵记善录》事，吕祖谦指出程颐制西京国子监时，文彦博并未任洛阳尹。朱熹认为言之成理，“潞公未尝尹洛，疑此有小误”。而今本并无此注。第九条论卷七记吕希哲从学佛、老事，朱熹认为“似不必载”，而今本依然载之甚明。第十二条论卷八蓝田吕氏兄弟编次，朱熹指出：“吕进伯、和叔本当别出，以事少无本末，故附之与叔，甚非是。告访问增益，别立两条。”而今本于吕大忠、大钧并未别立两条，仍旧与吕大临一并编录。凡此，皆表明通行本《伊洛渊源录》，并未按朱熹《答吕伯恭论〈渊源录〉》所述加以修订，因而它当是乾道九年的初稿本，非经朱子亲手定稿。
关于《伊洛渊源录》通行本的乖违朱熹本意，在朱子晚年的论学文字中，亦能寻出有力的直接佐证。绍熙二年（1191），朱子时年六十二，他于《渊源录》谈了两条否定性的意见。一是否认书中卷五邵雍传记材料为己作；二是邵武印本《渊源录》系后生传出，并非己愿。第一条意见，见于《朱子语类》卷六十答门人郑可学语。可学问：“《渊源录》中何故有康节传？”朱子答道：“书坊自增耳。”第二条意见，则在《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答吴斗南》中。朱熹于此信中写道：“裒集程门诸公行事，顷年亦尝为之而未就，今邵武印本所谓《渊源录》者是也。当时编集未成，而后生传出，致此流布，心甚恨之。不知曾见之否？然此等功夫亦未须作。比来深考程先生之言，其门人恐未有承当得此衣钵者。此事尽须商量，未易以朝耕而暮获也。”朱熹的这两条意见表明，直到朱子晚年，由于他对程门诸弟子的能否光大程学深致怀疑，因而不唯无意去修订《伊洛渊源录》初稿，而且于他人的擅自将“编集未成”的稿本刊行而引为憾恨。在这样一个心理状态之下，迄于逝世，朱子于《伊洛渊源录》始终未留下序跋、题记一类文字，也就不难理解了。因此，我们赞成清代雍乾间学者全祖望的看法，即《伊洛渊源录》实为一部“未成之书”a。
三、主要内容及编纂体例
《伊洛渊源录》虽是一部“编集未成”之书，但是自南宋绍熙间初刊，历元、明诸朝，代有镂板。至清代乾隆中叶，且著录于《四库全书》，迄于民国间，续经重印，其影响经数百年而不衰。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有理学风行、朱子学术地位日渐尊荣的背景，另一方面同该书独具一格的特殊内容和编纂体例也是分不开的。
《伊洛渊源录》凡十四卷，全书以首倡道学的程颢、程颐为中心，上起北宋中叶周敦颐、邵雍、张载，下迄南宋绍兴初胡安国、尹焞，通过辑录二程及两宋间与程氏学术有师友渊源的诸多学者传记资料，据以勾勒出程氏道学的承传源流。书中所著录之四十九人，大致依时间先后为序，各以学术地位区分类聚，或人自一卷，或数人合卷。卷帙分合，次第如后。
卷一周敦颐。朱熹推尊周敦颐，取以冠于全书之首，旨在彰明二程学术的师承所自。卷二、三程颢，卷四程颐。此三卷一意表彰二程倡明道学之功，确立程氏兄弟承接孔孟儒学统绪的正宗地位，实为全书核心。卷五邵雍。全书所录诸多学者中，邵氏年辈最长，不惟长于二程，且亦长于周敦颐。他虽与程氏兄弟为忘年交，故世之后，墓志铭亦为程颢所作，但二程并不传邵雍最为自负的象数之学。程颐于此有过明确申述，他说：“颐与尧夫同里巷居三十年余，世间事无所不问，惟未尝一字及数。”《渊源录》中如何处理二程与邵雍的关系，看来颇费周折。早年，一如前述，朱熹曾就此与友人何镐有过商量，表示《渊源录》中的邵雍资料“且留不妨”。后来大概主意变更，于是晚年又否认此卷为己录，断言系“书坊自增”。卷六张载、张戬兄弟。张氏兄弟为二程表叔辈，张载病卒，程颢写有《哭张子厚先生》一诗以志哀悼，诗中即尊载为夫子。张氏门人吕大临为其师撰行状，内有“见二程，尽弃其学”之语。程颐见此文，当即令吕氏删除前述文字。程颐晚年，弟子尹焞就此提出质疑，他再度予以否定道：“表叔平生议论，谓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顷年属与叔删去，不谓尚存斯言，几于无忌惮矣。”朱熹既尊程颐说，指出吕氏行状后有改本，已将“尽弃其学”改作“尽弃异学，淳如也”，因而书中著录即以改本为据。然而他同时又认为：“横渠之学，实亦自成一家，但其源则自二先生发之耳。”所以张氏兄弟虽为长辈，而录中依然载诸二程之后。
大体而言，以上六卷可以归为一类，即专记二程及与之在师友之间的前辈学者。而之后各卷，除个别例外，则多属承学于二程的南北诸门人。
卷七所录凡四人，吕希哲、范祖禹、杨国宝、朱光庭。四人年辈皆与二程相当，用程颐的话来说，就叫作“同志共学之人”，然而却并非都属门人之列。所以朱熹于范祖禹即明言：“不云尝受学于二先生之门。”于杨国宝则断定：“亦先生之交游耳，非门人之列也。”此卷所录，实可视为与二程关系在师友之间的同辈。
程颐一生，门徒甚众。早年与其兄倡学之初，最为得意的弟子莫如刘绚、李吁。刘、李皆先于程颐去世，颐所撰祭刘绚文有云：“呜呼！圣学不传久矣。吾生百世之后，志将明斯道，兴斯文于既绝，力小任重，而不惧其难者，盖亦有冀矣。以谓苟能使知之者广，则用力者众，何难之不易也。游吾门者众矣，而信之笃，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几希。”祭李吁文亦称：“呜呼！予兄弟倡明道学，世方惊疑，能使学者视效而信从，子与刘质夫为有力矣。”所以《渊源录》卷八，即率先著录刘、李二人。随后，同卷所录二程门人，为陕西蓝田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兄弟。在程门诸弟子中，继刘绚、李吁之后，吕大临与谢良佐、游酢、杨时并称“四先生”，故《渊源录》卷八载吕大临于刘、李之后，无可非议。但因大临而并载其兄大忠、大钧，则实属不妥。吕大忠、吕大钧皆年长于二程，虽有与二程论学问对，但与其弟大临不同，未可一概视为二程弟子。唯其如此，所以淳熙元年朱熹接受吕祖谦的意见，拟对此加以修订，将吕大忠、吕大钧与吕大临分立。卷九所录凡三人，苏昞、谢良佐、游酢。谢、游皆为程门高足，编入同卷，理所当然。而苏昞则不然，他为陕西武功人，与吕大临情况类似，先师从张载，后卒业于程门。倘合大临作一卷，倒也顺理成章，而此处则与谢、游同编，且先于谢、游，实是不伦。于此，似亦可见今本《渊源录》之为不成熟初稿。卷十所载，为杨时、杨迪父子。杨时早年从学于二程兄弟，后辞师南归，程颢曾欣然期许道：“吾道南矣。”宋室南渡，杨时传学东南，俨然一时程学正宗。朱熹一如其父，皆为杨门后学，故录中载杨时传记资料最详，除二程之外，远非他人所可比拟。杨迪既承家学，又师从程颐，深得器重。故世后，朱松为之撰墓志铭，文末订铭诗有云：“屹屹龟山，源渊伊洛。”朱熹与友人合作著书述程学源流，而以《伊洛渊源录》题名，当启发于此。
程颐晚年，弟子满门，其中最为惬意者，则数尹焞、张绎二人，所以他每以“晚得二士”而自慰。《伊洛渊源录》分载尹焞、张绎于卷十一、十二，同入此二卷者，为程颐晚年门人刘安节、马伸、侯仲良、王苹四人。王苹故世，已在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1154），《渊源录》所载之四十九人，即以王苹故世为最晚。宋室南渡之后，以朝廷大臣而护卫程氏道学最力者，首推胡安国，故朱熹专取安国为一卷，编为《渊源录》卷十三。至此，程氏道学自北宋嘉祐间倡立，后迭经盛衰，屡遭压抑，迄于南宋绍兴中，不绝如缕的发展源流，已在录中载之甚明。由于收集材料的困难，全书的编纂又不可旷日持久地延宕下去，因此凡未能在短期觅得传记资料的二程门人，朱熹皆集中于《伊洛渊源录》卷十四，统名之为“程氏门人无记述文字者”。计所录为王岩叟、刘立之、林大节、张闳中、冯理、鲍若雨、周孚先、周恭先、唐棣、谢天申、潘旻、陈经正、陈经邦、李处遁、孟厚、范文甫、畅中伯、李朴、畅大隐、郭忠孝、周行己、邢恕等凡二十二人。此卷所录实为一待访名录，宗尚未明，漫无序次，多者一二百言，少者寥寥数语，同之前诸卷相比，无非附录而已。朱熹于此本不满意，所以他后来致书答吕祖谦，才会表示“诚觉旷阙”，亟待吕氏及诸友朋襄助，以期早日得成完书。全祖望之所以判定《伊洛渊源录》为一“未成之书”，其依据亦即在于此。
以上，我们从卷帙分合着眼，就《伊洛渊源录》以二程为中心，梳理程学源流的编纂特征做了介绍。接下去，准备以前四卷为例，就所录传记资料的排列，来看一看该书的编纂体例。
卷一所录为两大部分，一是《濂溪先生事状》，二是《遗事》。《事状》为朱熹撰，文成于乾道五年（1169），专记周敦颐生平行事、学术好尚。《遗事》则以记述传主言论及他人称述为主，与《事状》浑然一体，相辅而行。所记凡十五条，分别取材自《程颐文集》、《程氏遗书》、邵伯温《易学辨惑》、吕本中《童蒙训》诸书。卷二、三载程颢传记资料，犹如卷一，亦作两部分。卷二为程颐撰《书明道先生行状后》、吕大临撰《哀词》、程颐撰《墓表》、陈恬撰《赞》。以上诸篇碑志传状合而为一，即成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亦是《遗事》，凡二十七条，所录亦多系传主言论，材料分别出自《上蔡语录》《程氏遗书》《龟山语录》《侯子雅言》《二程文集》《邵氏闻见录》《胡氏传家录》《庭闻稿录》《程氏外书》《击壤集》《涪陵记善录》及《陈忠肃公集》等书。体例与卷一略异者，则是关于材料来源，改正文称述为文后夹注。对所录有别本异文，亦于夹注中略加征引，并作必要考订。譬如《遗事》第八条记程颢与宋神宗论王安石学术一段，语出《程氏遗书》卷二，而《龟山语录》所载略异。朱熹于引述杨时书后，即考订：“恐当以《遗书》为正。”再如第二十七条述陈瓘以不识程颢而自愧语，文末既注“见《陈忠肃公集》”，又据《范公遗事》补注：“自是每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带而后读之。”卷四所录程颐传记资料，亦作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载朱熹于乾道四年所辑《伊川先生年谱》、尹焞等所撰《祭文》及胡安国绍兴初所上奏状节略。第二部分为《遗事》二十一条，录文所出著述，皆一一夹注于文末。
就上述四卷传记资料的构成而言，《伊洛渊源录》的编纂体例已甚明朗，归纳起来，主要是如下三条。第一，所录皆为两大部分，一为碑志传状，二为遗事，前者记行，后者记言，言行一体，相得益彰，遂成传主一翔实的传记资料汇编。第二，所录资料，或取自官修史籍，或源于私家撰著，皆一一明注来源，以示求实可信。第三，凡有异文歧辞，皆于文末注明，并作必要考订，以明历史真相。卷五以后诸卷，无论所载内容详略，亦无论人自为卷或数人合卷，上述三条，皆首尾无异，始终如一。凡因资料收集有缺，一时难觅传状者，作者则有题注说明。如卷七之范祖禹、杨国宝，卷八之吕大忠、吕大钧，卷九之谢良佐，卷十二之张绎、侯仲良等皆是。这样，一部《伊洛渊源录》，除卷十四待访之二程诸门人外，全书以贯穿首尾的严整体例，立二程为中心，合百余年间诸家传记资料于一堂，在南宋初叶的学术舞台上，第一次成功地记录了二程道学的承传源流。
四、学术价值
在朱熹繁富的学术著作中，《伊洛渊源录》尽管只是他思想发展早期的著述，不仅尚未取得定本形态，而且朱子在其晚年，还对该书发表过否定性的意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因之而忽视这部著述的学术价值。恰恰相反，南宋理宗时期以后，随着赵宋王朝对道学的褒扬，尤其是入元之初统治者的推尊，朱熹学说高踞庙堂而成为官方认可的儒学正统。诚如元代名儒虞集所论：“朱氏诸书，定为国是，学者尊信，无敢疑二。”于是《伊洛渊源录》大行于世，迄于明清，影响历久而不衰，从而显示出它重要的学术价值。拂去理学中人陈陈相因的门户之见，历史地去考察《伊洛渊源录》，其学术价值至少反映在如下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它在理学发展中所显示的巨大影响，另一个方面是它对宋元以后历史编纂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前者是从理学史角度来讲的，后者则是从史学史的角度着眼。
关于《伊洛渊源录》的理学史价值，一如前述，它是以为二程道学争儒学正统地位为职志而结撰问世的。南宋初叶，形成伊始的程氏道学，面临能否立足的严峻局势。自《伊洛渊源录》出，通过对二程学说承传源流的梳理，在宋代学术史上第一次确立了以周敦颐为宗祖，二程为中坚，张载、邵雍为羽翼的道学统绪。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洛渊源录》虽未成完书，著者的编纂目的则已经得到实现，因而它无疑是一部成功的早期理学史。至于这部书在尔后的理学发展中，能够产生那么久远的影响，则是朱熹所始料不及的。朱子逝世前夕，已届宁宗初政，由于党争复炽，局势出现反复，程氏道学再遭厉禁，朱熹亦以伪学首倡者而声名狼藉，最终悄然辞世。宁宗末，禁网松弛，政局再变，于是道学又告复苏。理宗继位，朱门后学真德秀、魏了翁并世而鸣，于程朱道学再事表彰。以淳祐元年（1241）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奉诏从祀孔庙为标志，为朱熹所确立的道学统绪终于得到了官方的承认。而朱熹本人，也以二程学说，尤其是伊川之学无可争议的继承者，理所当然地成为延续道统的卓然大师。宋亡，元代统治者接受既成格局，一意表彰程朱道学，并于顺帝至正五年（1345），据以完成官修《宋史》的纂修。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中所确立的道学统绪，便成为数百年间理学中人述理学源流的定规。
同理学史价值相比，我们以为作为一部早期理学史的《伊洛渊源录》，它的史学史价值恐怕是更应该予以重视的方面。两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迄于南宋初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郑樵的《通志》、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等，一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史书相继问世。这些史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便是逾越纪传体断代史的樊篱，在通古为史中打破旧有格局，实现了史籍编纂形式的创新。朱熹为旷世大儒，他虽不以史学名家，但在这样一个学求创新的史学风气影响之下，不惟其道学思想表现出非既往成说所能羁绊的鲜明个性，而且他的史学思想也在对传统的错综会通之中，展示出求新的可贵历史特征。惟其如此，所以朱子为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作跋，既盛赞《资治通鉴》的编年系日，誉为“伟哉书乎，自汉以来，未始有也”，同时更取袁书与先秦时代的《国语》后先比美，充分肯定其以事命篇、各成始末的创辟之功。朱熹就此写道：“其部居门目，始终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于以错综温公之书，其亦《国语》之流矣。”
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其结撰略与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同时。如果说袁枢在错综司马光著述的过程中，创立纪事本末体史籍，从而成就了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纪传、编年与纪事本末三体鼎立的格局，那么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则是在无所依傍的情况下，以对史籍编纂传统形式的错综会通，兼容并蓄，别张一军，从而为学案体史籍的编纂开了先河。
一如前述，在中国古代，董理学术史的风气形成甚早，先秦诸子述学即已开其端倪，自司马迁著《史记》、班固著《汉书》，则规模粗具。然而结撰专门的学术史，则无疑应自朱熹《伊洛渊源录》始。朱子深厚的学术素养，使他谙熟历代史籍编纂形式的变迁。《伊洛渊源录》的以人物传记汇编形式叙述学派源流，显然导源于《史记》《汉书》以《儒林传》述学的传统。不过，倘若《伊洛渊源录》之于《史记》《汉书》，只是恪守矩矱，亦步亦趋，那么它也就失去其创辟路径的学术价值了。朱熹著述的可贵，就在于它既立足纪传体史籍的传统，同时又博采佛家诸僧传之所长，尤其是禅宗灯录体史籍假记禅师言论，以明禅法师承的编纂形式，使记行之与记言，相辅相成，浑然一体，最终开启了史籍编纂的新路。自《伊洛渊源录》出，历元、明、清诸朝，学术史著述接踵朱书，代有成编。其间，不惟有遵其旧辙，沿例而成的《伊洛渊源续录》《考亭渊源录》《洙泗源流》《心学渊源》《洛学编》《道南原委》《闽中理学源流考》《道学渊源录》等，而且还有变通旧例而成大观的众多学案体史籍。从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发轫，中经刘元卿的《诸儒学案》、周汝登的《圣学宗传》、孙奇逢的《理学宗传》承先启后，至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出而徽帜高悬。再经全祖望续修《宋元学案》而加以发展，迄于民国初叶徐世昌主持纂修《清儒学案》而臻于大备。在中国历史编纂学中，终于形成源远流长的专门学术史编纂体裁—学案。
作为一部早期理学史，从梳理洛学源流的角度而言，《伊洛渊源录》无疑是一部成功的著述。然而，两宋间繁富的学术演进历史，毕竟非是洛学一家升沉所能赅括，一部早期理学史，也不是单一的洛学史所能取代。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洛渊源录》又是很不完备的史书。其中，对于两宋学术的奠基人胡瑗、孙复、石介等人的学术活动，几乎未作任何反映。而对在赵宋一代学术发展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王安石新学，司马光朔学，苏轼、苏辙蜀学，等等，《伊洛渊源录》或视作附庸而语焉不详，或屏为异己而多所贬斥，皆未有如实记录。时起时伏的党派斗争，与北宋一代相终始。沿及南宋，痼疾铸成，不可逆转。愈演愈烈的党派角逐，不惟给一时政治投下浓厚阴影，而且也严重影响了其间的学术发展。朱熹既非超凡脱俗，沉浮于党争之中，就难免成见障目，入主出奴。因而《伊洛渊源录》拘囿门户、党同伐异之见，亦在所多有。凡此种种，都是毋庸讳言的。朱熹当年于该书所说的“诚觉旷阙”，实非言不由衷的谦辞，而是一个杰出学者实事求是的反省和自责。于此，我们当然不能苛求朱子。总结北宋道学史，乃至整个一代学术史，在朱子生活的南宋初叶，条件实未成熟。《伊洛渊源录》筚路蓝缕，在这方面开了一个良好的端绪。始为之者难，继述之者易，朱子在以史昌学中所建树的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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