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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演说,是现代中国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而这声音的背后,有人、有文、有思想、有时代。
虽然相较于文字,声音更易于消失于历史的深处,但那些留存下来的珍贵演讲,那些关于演讲氛围的生动描摹,那些对于演讲现场的光影留念,都为我们复原了一个“有声”的现代中国。
陈平原教授的这部新作,可以说是一次特殊的探索:通过钩稽“演说”的变化,兼及阅读(文字)、倾听(声音)与观看(图像)三种触摸历史的路径,呈现出一个有声有色、有动有静的现代中国,也借以透视整个时代的政治与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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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演说在晚清的兴起,令人瞩目。整个20世纪中国,但凡有效的思想启蒙或广泛的社会动员,都离不开“演说”这一利器。正因此,对于现代“演说”的研究,不仅涉及其具体内容,更牵涉演讲的立意、文体、姿态、听众反应及传播效果等诸多视角。而所有流传久远的“伟大的演说”,不仅系于演说者的个人才华与诉求,更与整个时代的风尚与精神相契合。
正如作者陈平原教授所言:“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乃一时代社会是否活跃、政治是否开明、学术是否繁荣的重要表征。”本书亦希望借助那些隐匿于寂静深处的“演说”,寻找触摸历史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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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陈平原,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2008—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所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第七届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2008—2015年兼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与北京大学合聘)。曾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颁发的、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1995、1998、2003、2009、2013),以及第四届王瑶学术奖著作奖(2016)、第四届思勉原创奖(2017)、第十四届文津图书奖(2019)、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2021)等。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散文小说史》《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等著作三十余种。治学之余,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近期出版的随笔集包括《故乡潮州》、《大圣遗音》、《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增订版)、《怀想中大》(增订版)、《花开叶落中文系》(增订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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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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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聆听演说与触摸历史
章 演说之于现代中国
一、作为“声音”的演说
二、演说之视觉呈现
三、演说之听觉记忆
四、演说之魅力及其可能性
第二章 晚清画报中的声音
一、画/话说声音
二、“戏园子”如何“进化”
三、与学堂、报章结盟
第三章 现代中国的演说及演说学
一、“演说学”之传入
二、演说的定义与溯源
三、分类、技术及姿态
四、“无边的国事”与“有声的文学”
第四章 声音的政治与美学——现代中国演说家的理论与实践
一、演说之氛围
二、演说之乡音
三、演说之变奏
四、演说之危险
五、演说之诗性
第五章 徘徊在口语与书面语之间——工作报告、专题演讲以及典礼致辞
一、伪装成口语的书面语
二、日渐进入书面语的口语
三、文体感的缺失与重建
附录一 孙中山关于教育的六次演说
附录二 作为演说家的闻一多
附录三 “演说现场”的复原与阐释——“现代学者演说现场”丛书总序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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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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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演说的定义、功能、分类,这些技术性分析,更多属于学院派的“纸上谈兵”;有经验的演说家,会根据现场氛围以及主客关系随机应变。谈论“现代中国的演说学”,容易达成的是基本训练,比如声音、姿态、表情、手势等;至于思想、立场、学养、修辞,那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无法一蹴而就。演说确实有技巧的一面,但谈论现代中国的“演说”,绝不能限于技巧,必须把“无边的国事”带进来,这文章才可能做深、做细、做大。
梁启超之所以特别强调“演说”对于改良群治的意义,很大程度基于他对中国教育现状的了解:“大抵国民识字多者,当利用报纸;国民识字少者,当利用演说。”十年后,《图画日报》以图文并茂形式表彰“上海社会之现象”,则便是《演说家》:“自欧化东渐,人民知西人演说之举,易开通知识,灌输文明,于是皆开会演说。初惟绅学界有之,近则商界及女界亦然,且恒有请人代表者。而尤以上海为独开风气之先,此举更盛。因图之以征社会之进化,并作赞曰:……”。又过了二十多年,余楠秋撰《演说学概要》,照样呼应梁启超这一思路:“现在的中国人,大多数是不识字,不能读书,然而他们的耳朵,是可以听的;吾人如果想要引这大多数的中国人,入到正轨,非先说服他们不可。”当初中国衰弱贫困,教育极为落后,“演说”显得很重要;但今天中国,基础教育普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过半,为何还需要“演说”?这就说到,在接受信息、传递知识、培育思想方面,眼睛与耳朵各有分工。任何时代,即便满腹经纶的学者,也都愿意倾听——假如演说很有质量的话。
这里所说的演说的“质量”,主要不是指技巧,而是内容。所谓“振聋发聩”,指的不是音质、音高或音量。所有流传久远的“伟大的演说”,不仅系于演说者的个人才华,更与整个大时代的精神氛围相契合。有感于此,我才会在章的结尾写下这么一句:“所谓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乃一时代社会是否活跃、政治是否开明、学术是否繁荣的重要表征。”
一百年前,那位曾追随孙中山闹革命的留日学生袁泽民(1881—1927),撰写了中国部上轨道的演说学著作,强调演说对于现代政治的功用:“上可以应援政府,指导政府,监督政府;下可以警醒社会,开通社会,改良社会。小可以结合志意之团体,大可以造就世界之舆论,利益之处,不可胜言。”这一设想,未免过于理想化。起码在现代中国,作为一种技术及文化的演说,“警醒社会”可以,“指导政府”则做不到;至于“造就世界之舆论”,那必须背后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
现代中国著名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孙起孟(1911—2010),曾撰有《演讲初步》,提及神圣的抗战“为我们冲破了说话的禁忌”,否则,“我们只要想一想茶馆酒楼里贴着‘莫谈国事’条子的时候是怎样一番光景”,就明白演说的边界与局限。演说并不透明,声音背后有人、有文、有制度。借勾稽演说的变化,来透视整个时代的政治及文化氛围,未尝不是一个好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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