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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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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作者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16BZX056）的终研究成果，也是迄今为止学界部有关《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的专著。其主要卖点在于：（1）首次全面探析了宋代儒家新帝学与经筵讲义兴起、发展的逻辑脉络，揭示了经筵讲义与帝学、理学之间的内在联系；（2）次全面梳理了《四书》在经筵进讲及向帝王传播的情况，探寻了士大夫如何借助经筵平台，以学术切入政治，致君尧舜，寄寓其政治理想；（3）首次以《四书》经筵讲义为视角，探寻其与宋代《四书》新经典体系形成、理学发展之间的关系，为“四书”学与理学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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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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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宋代《四书》经筵讲义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经筵进讲情况的全面梳理，探寻士大夫如何以经筵为平台，通过经典的创造性诠释，用儒家的思想观念与价值理想影响帝王及政治，以道统规范治统，成就君德圣治，重建社会秩序，寄寓道济天下的王道理想，并在学术、思想、政治之间的互动中，促进以《四书》为核心的理学新经典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展现《四书》经筵讲义与帝学、理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演变轨迹，探讨儒学官学化、社会化的途径，为当代儒学复兴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提供借鉴。本书是作者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的终研究成果，也是迄今为止学界部有关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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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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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琦，女，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湖南汨罗屈子书院执行院长，湖南师范大学文学学士（1998）、文学硕士（2001），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中国哲学博士（2017），同济大学创意设计学院访问学者（2021-2022），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中国书院学会理事、中华朱子学会理事等。主要从事儒家哲学、艺术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项目主持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宋学源流》子课题负责人，国家重大学术文化工程项目《（新编）中国通史·中国思想史》核心作者；出版了《朱熹帝学思想研究》《论语探微》等专著。在《北京大学学报》《中国哲学史》《哲学动态》《光明日报》等期刊与报纸发表论文5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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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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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宋代经筵制度与经筵讲义
章 经筵讲义研究回顾
一、经筵讲义概念的界定与特点的阐述
二、经筵讲义的文献整理及其与理学、帝王学等关系研究
三、经筵讲义的文本诠释与其它相关研究
四、研究展望
第二章 宋代士大夫的崛起与经筵制度的定型
一、士大夫阶层的崛起
二、经筵制度的定型
三、结语
第三章 宋代经筵讲义的兴起
一、经筵讲义的萌芽与产生
二、经筵讲义的发展与流传
三、经筵讲义的特点
第二部分 经筵讲义与儒家新帝学
第四章 宋代儒家新帝学的兴起
一、学、道、治之间：帝王与士大夫的共同价值选择
二、帝王之学概念的界定
三、帝王之学新经典体系的形成
四、《大学》：帝王之学的思想架构
五、宋代儒家新帝学兴起的原因
第五章 朱熹帝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一、朱熹帝学思想的萌芽
二、朱熹帝学思想的发展
三、朱熹帝学思想的成型
四、结语
第六章 朱熹以道学建构帝学
一、帝学体系：儒家正学
二、帝学思想架构：《大学》
三、帝学建构思路：学、道、治融合
四、道学化帝学的奠定与发展
第七章 朱熹理学化的帝学思想
一、天理与明德之性的贯通：帝王学为圣王的理论依据
二、自新而新民：帝王“明明德”的工夫进路
三、圣德至善：帝王为学的目标
四、结语
第八章 朱熹《经筵讲义》中的帝学主体意识
一、道德自觉性与主体性：圣王理想实现的关键
二、认知来源与过程：天命在我、知之在我
三、道德践履与成就：其机在我、至善在我
四、诠释宗旨：为学修身的“义”与“第二义”
五、结语
第三部分 《大学》《中庸》经筵讲义
第九章 朱熹对《大学》的创造性诠释
一、宋代《大学》诠释的转向
二、朱熹《经筵讲义》的诠释理路
三、结语
第十章 真德秀《大学》经筵讲义对朱熹思想的发展
一、诠释章节：从详尽到简明
二、诠释重心：从理论阐发到实处用力
三、诠释方式：从议论说理到经史结合
四、诠释倾向：从切己体察到经世致用
五、结语
第十一章 宋代《中庸》经筵进讲与帝王修己治人
一、《中庸》在经筵的传播
二、《中庸》诠释主旨与帝王修己治人
三、《中庸》诠释的特点
四、结语
第四部分 《论语》《孟子》经筵进义
第十二章 宋代《论语》经筵讲义研究
一、《论语》在经筵的进讲
二、致君尧舜：《论语》经筵讲义诠释的理想追求
三、《论语》经筵讲义的诠释特点
四、结语
第十三章 经筵进讲与孟子升格运动
一、北宋帝王对《孟子》的重视及其经筵进讲
二、南宋《孟子》经筵进讲及孟子升格运动的完成
三、经筵进讲与孟子升格运动的关系
四、结语
第十四章 程俱《论语》《孟子》经筵讲义研究
一、经筵讲义诠释要旨
二、经筵讲义诠释特点
三、结 语
第十五章 陈傅良《经筵孟子讲义》刍议
一、《经筵孟子讲义》的思想内涵
二、《经筵孟子讲义》的诠释特点
三、言事功而不废性理：陈傅良的学术特质
第十六章 徐元杰《论语》经筵讲义探析
一、《论语》经筵讲义的诠释主旨
二、《论语》经筵讲义的诠释特点
三、结语
第五部分 经筵讲义与学术、政治
第十七章 从章句之学到义理之学
一、诠释目的：“德”与“治”的选择
二、诠释体例：从“章句”到“讲义”
三、诠释方式：从“简约”到“透彻”
四、语言风格：“典雅”与“通达”
五、结语
第十八章 经筵：学术与政治的互动平台
一、经筵讲学：君臣学术与政治的互动
二、经筵留身：经筵政治功能的拓展
三、结语
第十九章 经筵讲义与宋代理学发展
一、 经筵讲义与宋代学术转型
二、 《四书》在经筵的传播与理学新经典体系的形成
三、 经筵讲学与宋代学派发展
参考文献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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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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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筵制度的定型
为实现秩序重构的目的，宋代帝王无不恪守着以文化成天下的祖宗家法，躬亲读书，身为表率，引领天下风气。一种适应帝王读书求治需求而产生的经筵制度呼之欲出。
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八年（983），“以听政之暇，日阅经史，求人以备顾问，始用著作郎吕文仲为侍读，每出经史，即召文仲读之”。这是宋代帝王因学习经史需要而专门任命的位侍读官。宋太宗为自己定下了一年读遍《太平御览》的学习任务，并留下了读书废寝忘食，“从巳至申，有鹳飞止殿吻，至罢方去”的典故，堪称宋代诸帝好学的楷模。
真宗皇帝即位后，同样十分热衷于儒家经史的学习。他认为“勤学有益，胜他事。且深资政理，无如经书”。认为学术与政治关系密切，要提升治国理政的能力，有效的方式便是学习古先圣王留下来的经典。因而真宗读书十分勤勉，经常是“暑月或衣单絺，流汗浃体而详览不辍”，勤勉于学。同时，为更好地学习经书，真宗于咸平元年（998），访求“博通诸经，尤善诵说”的崔颐正为其讲《尚书》。咸平二年（999），又以“兵部侍郎杨徽之、户部侍郎夏侯峤并为翰林侍读学士，国子监祭酒邢昺为侍讲学士，翰林侍读吕文仲为工部侍读学士。”除原有的侍读学士外，真宗还增置了侍讲学士专门为自己讲解经典，并完善了侍讲、侍读学士的官阶待遇问题。如果说太宗时，虽命吕文仲为翰林侍读，寓直禁中，以备顾问，但仍然是名位未崇。真宗则明确了讲读官的选拔标准与名位待遇，“择耆儒旧德以充其选，班秩次翰林学士，禄赐如之”，同时“设直庐于秘阁，侍读更直，侍讲长上，日给尚食珍膳，夜则迭宿”。 不仅选择德高望重的硕儒充当讲读官，让其享受与翰林学士相等的名位待遇，而且还专门设置值班的处所，提供食宿，轮流召对询访。从太宗到真宗时，由于为学求治的需要，为帝王讲学的职官名位开始固定与确立，讲官队伍逐渐扩大，待遇日渐明确，帝王学习经典的内容与范围也逐渐明晰。如真宗在为太子时，邢昺曾为其遍讲九经，“《尚书》凡十四讲”，但其即位后，又召崔偓佺讲《尚书》，邢昺讲《左氏春秋》，冯元讲《易》。这时虽还没有正式出现“经筵”的名称，但已有“经筵”之实，因而可视为经筵制度的草创阶段。
经筵作为帝王学习“儒家经典和历史知识的御前学术讲座”，虽然在汉唐亦有萌芽，但经筵之名从宋代才开始正式出现，在宋仁宗时成为帝王经史教育制度的专称。现今能见到早使用“经筵”一词的记录，是乾兴元年（1019），皇太后（真宗刘皇后）为提升仁宗皇帝的德性修养与治国能力，谕宰臣：“皇帝听断之暇，宜召名儒讲习经书，以辅圣学。”于是仁宗“始御崇政殿西庑，召翰林侍讲学士孙奭、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冯元讲《论语》，侍读学士李维、晏殊与焉。初诏双日御经筵，自是虽只日亦召侍臣讲读”。为加强对皇帝的儒家经史教育，仁宗由隔日御经筵改为日日听儒臣讲习经典，并改变了真宗天禧年间 “凡侍臣讲读皆赐坐，降者设本于前，别坐而听”的旧制，于“每说书日，侍臣皆先就座，赐茶讫，彻席立讲。讲毕复坐，赐汤”的讲习仪式。
天圣四年（1026），仁宗“召辅臣于崇政殿西庑观宋绶等读《唐书》”。而在侍读初立之时，并“无所职，但侍立而已。自宋绶、夏竦为侍读，始令日读《唐书》一传，参释义理”。至此，侍讲讲经，侍读读史的分工开始明确。景祐元年（1034），仁宗又以“尚书都官员外郎贾昌朝、尚书屯田员外郎赵希言、太常博士崇文院检讨王宗道、国子博士杨安国并为崇政殿说书，日以二人入侍讲说。崇政殿置说书自此始”。四年（1037）“以崇政殿说书、尚书司封员外郎、直集贤院贾昌朝，尚书礼部员外郎、崇文院检讨王宗道，尚书屯田员外郎、国子监直讲赵希言，并兼天章阁侍讲（仁宗后不复置），预内殿起居，天章阁置侍讲自此始”。由此可见，至仁宗朝时，经筵讲读官队伍构成与来源更为丰富。不仅有侍讲、侍读，而且新设了崇政殿说书、天章阁侍讲，无疑扩大了讲读官的选拔与士大夫的参与范围。据统计，仁宗在位的四十二年，约有七十位经筵官为其讲读经史。
经筵讲读的地点，除了常用的崇政殿西庑外，仁宗于景祐二年（1035）新置了迩英、延义二阁。其所进读的经典除了《论语》《孝经》《周易》《诗经》《尚书》《春秋左氏传》《周礼》等儒家经书外，还包括《汉书》《后汉书》《唐书》《贞观政要》《帝范》《三朝宝训》《正说》《祖宗圣政录》等史书与祖宗圣训。经筵讲读的内容较太宗、真宗朝更为丰富，而经史进读的选择标准则必须是“资孝养、补政治”，有利于君德养成与政治治理。
由此可见，经过仁宗朝的发展，无论是经筵官的设置、仪式仪规的形成，还是经筵开讲的时间、地点、内容都已经初步固定，因而可以断定在宋仁宗时经筵制度已经趋于成熟与定型。
吕中的《大事记讲义》，详细地记录了宋代经筵制度逐渐发展与定型的过程：
祖宗好学，世为家法，盖自太祖幸国庠，谓先圣，劝宰臣以读书，戒武臣以知学。其所以示后世子孙者，源远而流长矣。自太平兴国开设经筵，而经筵之讲，自太宗始。自咸平置侍讲学士，而经筵之官自真宗始，乾兴末，双曰御经筵，体务亦不废，而日御经筵，自仁宗始。于是崇政殿始置说书，天章阁始制侍读，中丞始预讲席，宰相始预劝讲，旧相始入经筵以观讲，史官始入经筵以侍立。而经筵之上，文物宪度，始大备矣。”
由此可见，在帝王为学求治需求的驱动下，宋代经筵制度经过太宗、真宗朝的酝酿发展，至仁宗时已趋于成熟与定型。经筵制度的完善，为帝王学习经史提供了专门的师资队伍、组织机构、仪式仪规、时间保障与固定场所，促进了帝学的兴起。同时，为士大夫切入政治，根据时代与政治需要，对经典进行重新诠释，通过经筵讲学来影响帝王及其政治实践，提供了制度性平台，为宋代学术摆脱传统章句训诂的束缚，转向义理（性理）之学提供了契机。正是在帝王与士大夫的双向互动中，帝学应运而生，成为宋代儒学的新动向，与理学互相交织、互相影响，共同推动了儒学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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