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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作者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16BZX056)的终研究成果,也是迄今为止学界部有关《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的专著。其主要卖点在于:(1)首次全面探析了宋代儒家新帝学与经筵讲义兴起、发展的逻辑脉络,揭示了经筵讲义与帝学、理学之间的内在联系;(2)次全面梳理了《四书》在经筵进讲及向帝王传播的情况,探寻了士大夫如何借助经筵平台,以学术切入政治,致君尧舜,寄寓其政治理想;(3)首次以《四书》经筵讲义为视角,探寻其与宋代《四书》新经典体系形成、理学发展之间的关系,为“四书”学与理学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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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以宋代《四书》经筵讲义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经筵进讲情况的全面梳理,探寻士大夫如何以经筵为平台,通过经典的创造性诠释,用儒家的思想观念与价值理想影响帝王及政治,以道统规范治统,成就君德圣治,重建社会秩序,寄寓道济天下的王道理想,并在学术、思想、政治之间的互动中,促进以《四书》为核心的理学新经典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展现《四书》经筵讲义与帝学、理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演变轨迹,探讨儒学官学化、社会化的途径,为当代儒学复兴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提供借鉴。本书是作者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的终研究成果,也是迄今为止学界部有关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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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王琦,女,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湖南汨罗屈子书院执行院长,湖南师范大学文学学士(1998)、文学硕士(2001),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中国哲学博士(2017),同济大学创意设计学院访问学者(2021-2022),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中国书院学会理事、中华朱子学会理事等。主要从事儒家哲学、艺术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项目主持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宋学源流》子课题负责人,国家重大学术文化工程项目《(新编)中国通史·中国思想史》核心作者;出版了《朱熹帝学思想研究》《论语探微》等专著。在《北京大学学报》《中国哲学史》《哲学动态》《光明日报》等期刊与报纸发表论文5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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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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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宋代经筵制度与经筵讲义
章 经筵讲义研究回顾
一、经筵讲义概念的界定与特点的阐述
二、经筵讲义的文献整理及其与理学、帝王学等关系研究
三、经筵讲义的文本诠释与其它相关研究
四、研究展望
第二章 宋代士大夫的崛起与经筵制度的定型
一、士大夫阶层的崛起
二、经筵制度的定型
三、结语
第三章 宋代经筵讲义的兴起
一、经筵讲义的萌芽与产生
二、经筵讲义的发展与流传
三、经筵讲义的特点
第二部分 经筵讲义与儒家新帝学
第四章 宋代儒家新帝学的兴起
一、学、道、治之间:帝王与士大夫的共同价值选择
二、帝王之学概念的界定
三、帝王之学新经典体系的形成
四、《大学》:帝王之学的思想架构
五、宋代儒家新帝学兴起的原因
第五章 朱熹帝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一、朱熹帝学思想的萌芽
二、朱熹帝学思想的发展
三、朱熹帝学思想的成型
四、结语
第六章 朱熹以道学建构帝学
一、帝学体系:儒家正学
二、帝学思想架构:《大学》
三、帝学建构思路:学、道、治融合
四、道学化帝学的奠定与发展
第七章 朱熹理学化的帝学思想
一、天理与明德之性的贯通:帝王学为圣王的理论依据
二、自新而新民:帝王“明明德”的工夫进路
三、圣德至善:帝王为学的目标
四、结语
第八章 朱熹《经筵讲义》中的帝学主体意识
一、道德自觉性与主体性:圣王理想实现的关键
二、认知来源与过程:天命在我、知之在我
三、道德践履与成就:其机在我、至善在我
四、诠释宗旨:为学修身的“义”与“第二义”
五、结语
第三部分 《大学》《中庸》经筵讲义
第九章 朱熹对《大学》的创造性诠释
一、宋代《大学》诠释的转向
二、朱熹《经筵讲义》的诠释理路
三、结语
第十章 真德秀《大学》经筵讲义对朱熹思想的发展
一、诠释章节:从详尽到简明
二、诠释重心:从理论阐发到实处用力
三、诠释方式:从议论说理到经史结合
四、诠释倾向:从切己体察到经世致用
五、结语
第十一章 宋代《中庸》经筵进讲与帝王修己治人
一、《中庸》在经筵的传播
二、《中庸》诠释主旨与帝王修己治人
三、《中庸》诠释的特点
四、结语
第四部分 《论语》《孟子》经筵进义
第十二章 宋代《论语》经筵讲义研究
一、《论语》在经筵的进讲
二、致君尧舜:《论语》经筵讲义诠释的理想追求
三、《论语》经筵讲义的诠释特点
四、结语
第十三章 经筵进讲与孟子升格运动
一、北宋帝王对《孟子》的重视及其经筵进讲
二、南宋《孟子》经筵进讲及孟子升格运动的完成
三、经筵进讲与孟子升格运动的关系
四、结语
第十四章 程俱《论语》《孟子》经筵讲义研究
一、经筵讲义诠释要旨
二、经筵讲义诠释特点
三、结 语
第十五章 陈傅良《经筵孟子讲义》刍议
一、《经筵孟子讲义》的思想内涵
二、《经筵孟子讲义》的诠释特点
三、言事功而不废性理:陈傅良的学术特质
第十六章 徐元杰《论语》经筵讲义探析
一、《论语》经筵讲义的诠释主旨
二、《论语》经筵讲义的诠释特点
三、结语
第五部分 经筵讲义与学术、政治
第十七章 从章句之学到义理之学
一、诠释目的:“德”与“治”的选择
二、诠释体例:从“章句”到“讲义”
三、诠释方式:从“简约”到“透彻”
四、语言风格:“典雅”与“通达”
五、结语
第十八章 经筵:学术与政治的互动平台
一、经筵讲学:君臣学术与政治的互动
二、经筵留身:经筵政治功能的拓展
三、结语
第十九章 经筵讲义与宋代理学发展
一、 经筵讲义与宋代学术转型
二、 《四书》在经筵的传播与理学新经典体系的形成
三、 经筵讲学与宋代学派发展
参考文献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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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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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筵制度的定型
为实现秩序重构的目的,宋代帝王无不恪守着以文化成天下的祖宗家法,躬亲读书,身为表率,引领天下风气。一种适应帝王读书求治需求而产生的经筵制度呼之欲出。
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八年(983),“以听政之暇,日阅经史,求人以备顾问,始用著作郎吕文仲为侍读,每出经史,即召文仲读之”。这是宋代帝王因学习经史需要而专门任命的位侍读官。宋太宗为自己定下了一年读遍《太平御览》的学习任务,并留下了读书废寝忘食,“从巳至申,有鹳飞止殿吻,至罢方去”的典故,堪称宋代诸帝好学的楷模。
真宗皇帝即位后,同样十分热衷于儒家经史的学习。他认为“勤学有益,胜他事。且深资政理,无如经书”。认为学术与政治关系密切,要提升治国理政的能力,有效的方式便是学习古先圣王留下来的经典。因而真宗读书十分勤勉,经常是“暑月或衣单絺,流汗浃体而详览不辍”,勤勉于学。同时,为更好地学习经书,真宗于咸平元年(998),访求“博通诸经,尤善诵说”的崔颐正为其讲《尚书》。咸平二年(999),又以“兵部侍郎杨徽之、户部侍郎夏侯峤并为翰林侍读学士,国子监祭酒邢昺为侍讲学士,翰林侍读吕文仲为工部侍读学士。”除原有的侍读学士外,真宗还增置了侍讲学士专门为自己讲解经典,并完善了侍讲、侍读学士的官阶待遇问题。如果说太宗时,虽命吕文仲为翰林侍读,寓直禁中,以备顾问,但仍然是名位未崇。真宗则明确了讲读官的选拔标准与名位待遇,“择耆儒旧德以充其选,班秩次翰林学士,禄赐如之”,同时“设直庐于秘阁,侍读更直,侍讲长上,日给尚食珍膳,夜则迭宿”。 不仅选择德高望重的硕儒充当讲读官,让其享受与翰林学士相等的名位待遇,而且还专门设置值班的处所,提供食宿,轮流召对询访。从太宗到真宗时,由于为学求治的需要,为帝王讲学的职官名位开始固定与确立,讲官队伍逐渐扩大,待遇日渐明确,帝王学习经典的内容与范围也逐渐明晰。如真宗在为太子时,邢昺曾为其遍讲九经,“《尚书》凡十四讲”,但其即位后,又召崔偓佺讲《尚书》,邢昺讲《左氏春秋》,冯元讲《易》。这时虽还没有正式出现“经筵”的名称,但已有“经筵”之实,因而可视为经筵制度的草创阶段。
经筵作为帝王学习“儒家经典和历史知识的御前学术讲座”,虽然在汉唐亦有萌芽,但经筵之名从宋代才开始正式出现,在宋仁宗时成为帝王经史教育制度的专称。现今能见到早使用“经筵”一词的记录,是乾兴元年(1019),皇太后(真宗刘皇后)为提升仁宗皇帝的德性修养与治国能力,谕宰臣:“皇帝听断之暇,宜召名儒讲习经书,以辅圣学。”于是仁宗“始御崇政殿西庑,召翰林侍讲学士孙奭、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冯元讲《论语》,侍读学士李维、晏殊与焉。初诏双日御经筵,自是虽只日亦召侍臣讲读”。为加强对皇帝的儒家经史教育,仁宗由隔日御经筵改为日日听儒臣讲习经典,并改变了真宗天禧年间 “凡侍臣讲读皆赐坐,降者设本于前,别坐而听”的旧制,于“每说书日,侍臣皆先就座,赐茶讫,彻席立讲。讲毕复坐,赐汤”的讲习仪式。
天圣四年(1026),仁宗“召辅臣于崇政殿西庑观宋绶等读《唐书》”。而在侍读初立之时,并“无所职,但侍立而已。自宋绶、夏竦为侍读,始令日读《唐书》一传,参释义理”。至此,侍讲讲经,侍读读史的分工开始明确。景祐元年(1034),仁宗又以“尚书都官员外郎贾昌朝、尚书屯田员外郎赵希言、太常博士崇文院检讨王宗道、国子博士杨安国并为崇政殿说书,日以二人入侍讲说。崇政殿置说书自此始”。四年(1037)“以崇政殿说书、尚书司封员外郎、直集贤院贾昌朝,尚书礼部员外郎、崇文院检讨王宗道,尚书屯田员外郎、国子监直讲赵希言,并兼天章阁侍讲(仁宗后不复置),预内殿起居,天章阁置侍讲自此始”。由此可见,至仁宗朝时,经筵讲读官队伍构成与来源更为丰富。不仅有侍讲、侍读,而且新设了崇政殿说书、天章阁侍讲,无疑扩大了讲读官的选拔与士大夫的参与范围。据统计,仁宗在位的四十二年,约有七十位经筵官为其讲读经史。
经筵讲读的地点,除了常用的崇政殿西庑外,仁宗于景祐二年(1035)新置了迩英、延义二阁。其所进读的经典除了《论语》《孝经》《周易》《诗经》《尚书》《春秋左氏传》《周礼》等儒家经书外,还包括《汉书》《后汉书》《唐书》《贞观政要》《帝范》《三朝宝训》《正说》《祖宗圣政录》等史书与祖宗圣训。经筵讲读的内容较太宗、真宗朝更为丰富,而经史进读的选择标准则必须是“资孝养、补政治”,有利于君德养成与政治治理。
由此可见,经过仁宗朝的发展,无论是经筵官的设置、仪式仪规的形成,还是经筵开讲的时间、地点、内容都已经初步固定,因而可以断定在宋仁宗时经筵制度已经趋于成熟与定型。
吕中的《大事记讲义》,详细地记录了宋代经筵制度逐渐发展与定型的过程:
祖宗好学,世为家法,盖自太祖幸国庠,谓先圣,劝宰臣以读书,戒武臣以知学。其所以示后世子孙者,源远而流长矣。自太平兴国开设经筵,而经筵之讲,自太宗始。自咸平置侍讲学士,而经筵之官自真宗始,乾兴末,双曰御经筵,体务亦不废,而日御经筵,自仁宗始。于是崇政殿始置说书,天章阁始制侍读,中丞始预讲席,宰相始预劝讲,旧相始入经筵以观讲,史官始入经筵以侍立。而经筵之上,文物宪度,始大备矣。”
由此可见,在帝王为学求治需求的驱动下,宋代经筵制度经过太宗、真宗朝的酝酿发展,至仁宗时已趋于成熟与定型。经筵制度的完善,为帝王学习经史提供了专门的师资队伍、组织机构、仪式仪规、时间保障与固定场所,促进了帝学的兴起。同时,为士大夫切入政治,根据时代与政治需要,对经典进行重新诠释,通过经筵讲学来影响帝王及其政治实践,提供了制度性平台,为宋代学术摆脱传统章句训诂的束缚,转向义理(性理)之学提供了契机。正是在帝王与士大夫的双向互动中,帝学应运而生,成为宋代儒学的新动向,与理学互相交织、互相影响,共同推动了儒学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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