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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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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劲，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大资源、能源与环境法研究中心主任，北大核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环境法典编纂研究”项目生态环境法典专家建议稿（草案）编纂组总牵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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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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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篇
1.1 环境法典编纂的总体构想
1.2 环境法典基石概念探究
1.3 环境法典编纂视角下的环境基本法考察
1.4 环境法典编纂的宪法基础
1.5 环境法典框架体系的构建和创新
1.6 环境法典编纂结构模式之比较研究
1.7 环境法典编纂基本原理中的焦点问题
总 则 篇
2.1 环境法典总则编的板块与构造
2.2 环境法典总则的体系功能与规范配置
2.3 环境法典总则中的环境治理体系
2.4 环境法典总则编中的基本制度
2.5 《生态环境法典专家建议稿（草案）》总则编编纂问题研讨
污染控制篇
3.1 污染控制编的立法重点与规范构造
3.2 污染控制编污染控制空间制度的构建
3.3 环境法典污染控制编的制度实现
——以预防理念为视角
3.4 环境法典污染控制编的行政法律责任
3.5 《生态环境法典专家建议稿（草案）》污染控制编编纂问题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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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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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示“绿典”之路（代总序）
对法律人而言，“法典”似乎是一个不可抵挡的诱惑。在我的阅读范围内，什么是法典，没有答案；但我知道，法典化是学术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过程，法学理论是法典的基础，法典是法学理论的规范性表达，没有法学和法学家，就没有法典！正因为有法学和法学家的存在，世界上从来不缺少推动法典化的力量，也未消失过反对的声音。不可否认，法典化运动是近代以来一个普遍的法律现象，在法典的制定上，法学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十二表法是法典，抑或民法大全是法典？真的很难回答。在宽泛的意义上，法典是一种成文的法律作品，主要是对某一法律领域根本的原则和基础性的规范作出规定。法典是整体的、系统的，不是单一的法律，也不是对多部法律的简单汇编；法典是科学系统编纂的成果，是对法学和法律的提炼和结合，需要由法学家和法律家共同参与才能完成。法典化作为一种理想的立法模式和方法，各类法律不断地完善、补充以及体系化，终都是以制定法典作为目标的。
即便如此，环境法人对环境法典依然有太多的疑问。从形式上看，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制定了环境法典，更多国家没有环境法典；有的国家环境法律冠有“法典”之名，但学者们却认为其不是一部法典；有的国家环境法典连续多达数本，有的国家环境法典只有可怜的几十条。从内容上看，不同国家的环境法典更是千差万别，与具有基本相同体例的各国民法典相比，简直是“冰火两重天”。从法典化的过程看，有的国家经过三十多年的争论，多次启动环境法典制定，始终不得其果；有的国家几乎还没有开始环境保护，就在国外专家的帮助下，出台了环境法典；还有的国家环境法典已经制定完成，却因为种种原因不能或者不敢颁行……到底什么时候需要环境法典？环境法典是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吗？特定的个人或政治家对环境法典有怎样的作用？应如何认识环境法典与环境法学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直叫人爱也法典，恨也法典！
在中国，环境法典同样是环境法人的不变“初心”，也始终走在坎坷崎岖的道路上。20世纪70年代，中国环境保护立法起步之始，就设定了法典化目标。1979年，在时任
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副组长李超伯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草案）〉的说明》中，就明确指出这部法律主要是规定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应成为环境保护领域的基本法。虽然这部法律因种种原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的方式颁布，但以基本法为龙头、单行法为骨干的环境立法体系一直延续至今，“体系化”这个法典的核心要素始终存在。在环境法理论研究中，法典化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三十多年的中国环境法发展史上，不断有学者推出有价值的环境法典研究成果。2011年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启动《环境保护法》的修订时，将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作为环境法典总则加以考虑并为进行环境法典编纂奠定基础的建议再次提出，遗憾的是没有得到采纳。2014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环境保护法修订案》只是进一步明确了其在环境保护领域的综合法定位。在学者们看来，这是《环境保护法》地位的提升，但由此带来的立法实践“困扰”日显，随着《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环境保护单行法修订工作的展开，如何处理与《环境保护法》的关系，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或者高度重复立法或者法律支离破碎的困境，使立法者开始关注并思考环境法典编纂的必要性及可行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关于环境法典编纂的议案、建议逐渐增多，将编纂环境法典纳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一辈环境法人赶上了好的时代！过去四十年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所积累的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制约中国未来的“瓶颈”已是社会共识，用法治手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举措彰显坚定的政治意志，中国自己的立法、执法、司法经验和理论成果奠定了环境法体系化、整体化的基础。种种现象表明，展开法典化研究和推进环境法典编纂的一些必要条件已经具备；但是，这些客观现实均不能构成中国必须编纂环境法典的充分理由。中国是否需要环境法典，是否存在环境法典的替代方案？如果我们认为中国应该有环境法典，也必须回答中国需要怎样的环境法典、如何构建适应环境法典需求的环境法知识体系、如何在现有环境立法与资源立法的基础上进行建构、如何处理环境法典与民法典等传统法典的关系……别有滋味在心头，真让人喜也法典，忧也法典！
一个时代的学者有一个时代的使命，回答环境法典编纂的基本理论问题，是今天的中国环境法学者必须直面的时代课题。这需要学者们有时不我待的担当和舍我其谁的勇气，以严肃的学术态度、坚毅的学术精神、科学的学术方法、理性的学术论证，提出能够让立法决策者接受、让社会接受的成果。至于后的结论，无论是圆梦环境法典还是梦碎环境法典，都具有同等的非凡价值。我们要做的，仅仅是忠实记录所走过的道路，并留下一个又一个路标，昭示后来人。
在我的心目中，“绿典之路”丛书就是这样一个树立路标的系统工程。之所以将环境法典称为“绿典”，是希望为我们的路标涂上鲜明的底色，为每个行路人提供更高辨识度。面对可能前行、可能转折、可能返回的环境法典之路，希望既提供国外先行者的路线图，鼓励研究参照系、重走经典线，为可行或不可行之路插上绿色路标；也总结中国的经验，鼓励漫漫长路上下求索，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为开辟康庄大道设定绿色标识。为此，“绿典之路”丛书设计了“各国环境法典译丛”“外国环境法典研究文丛”“中国环境法典研究文丛”“环境法典相关研究文丛”等若干子系列，从构建环境法典研究“生态系统”的角度，探索环境法典化的“生态平衡”。出现在“绿典之路”上的每一本论著，都应该既有独立的功能与作用，也能为提升生态系统的服务能力贡献智慧与力量。
我知道，任何国家制定法典，都有很多既偶然又必然的因素发挥作用，结果不可预测。在中国，环境法典的出台，也许很快，也许很慢，甚至慢到我们这一代人都无缘相见。但是，我更明白，学者对法典的追求，从来不是以被命名为法典的某个法律文件为直接目的。在法典化的进程中，创新和创造环境法知识体系、合理解释环境法社会现象、准确把握环境法运行规律、教授和传承环境法思维方式、巩固和提升环境法学术品质，都是学者为环境法典所做的好准备和贡献。因此，“绿典之路”丛书是否可以在当下直接为中国环境法典编纂做出贡献，可遇而不可求。但是，记录环境法学的思维过程，记载环境法学人的心路历程，记忆环境法学科的品格养成，为后人标示中国环境法典化之路，一定可以实现。
2014年的今天，全国人大常委会高票通过《环境保护法修订案》，这部“长出了牙齿”的法律，凝聚了几代环境法人的心血，是环境法理论成果与立法决策的有机结合，值得环境法人骄傲和自豪！2018年春天，我们托起心中的向往，满怀信心再出发！期待在“绿典之路”上，环境法学者不断成长，环境法成果不断涌现，环境法学科不断完善，环境法品格不断成熟！
吕忠梅
2018年4月24日
于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当幸福来敲门（代序言）
2022年夏天，世界多国的炎热持续与火灾频发，人与自然在“赤诚相见”中共生；中国长江流域出现汛期反枯与多地高温“超长待机”，让人体会到前所未有的“温度”。网友们调侃“不到43℃都不好意思说热”“在路上遇到个陌生人，相视一笑变熟人了……”面对百年未遇之大“烤验”，气象专家说这是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未来可能变为常态；环境法学者无法立即得出结论，却对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环境问题研究，更多了几分责任。
夏末秋初，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环境法典专家建议稿”课题组连续召开了“环境法典编纂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和“环境法典专家建议稿编纂阶段成果结项研讨会”。我们选择在“红色遵义”召开“绿色法典”研讨会，既旨在对《生态环境法典专家建议稿（草案）》（以下简称《专家建议稿草案》）的研究成果进行阶段性总结，研讨下一阶段工作；也寓意环境法典编纂研究的血脉赓续与文化传承。为中国的“绿典之路”留下“精研探理论力行出真知”的浓重标识。
回想起来，“环境法典专家建议稿”子课题组于2019年秋正式开始工作，我参与了其中的研究框架拟定、骨干团队组建、重点问题研讨以及内外部征求意见会等不少活动，也联系了多个法学刊物组稿并领衔撰写了十余篇论证文章，多次对各小组讨论草拟的法典条文以及论文作者的初稿进行具体讨论，觉得自己对研究成果的丰富了然于胸。但在这次会上看到摆在桌上的纸质成果，面对眼前的五编1102条156万余字的《专家建议稿草案》及立法说明、各大法学期刊上发表的50多篇超过100万字的论证文章、还有近30万字的多场论证会发言记录，心中如有万马奔腾。数以百万计的文字背后，是100多名环境法学人近3年的勠力同心、绞尽脑汁、攻城拔寨、柳暗花明，是所有关心和支持环境法典编纂研究的各学科学者的倾囊相助、集思广益、推石上山、峰回路转。
这是一次真正的闭门会议，前两天是论文作者交流，后三天是对《专家建议稿草案》的逐编讨论。大家针对已有成果，本着冲破“天花板”、提升“续航力”的态度，直面问题、直陈观点、直接争论，提出了数百条需要进一步论证和解决的问题。在面对碾压式提问进行跳跃性回答时，从他人指出问题之初的不解到迅速找到破解之道的喜悦中，我强烈地感受到这支“年轻的法典编纂团队”中的许多人正经历着从“青椒”向“红椒”质变之痛：他们的问题意识、破题能力、解题方法基本成熟，在环境法典编纂基础研究和理论创新方面可谓得心应手；但针对法典编纂所需要的从理论构想到法律文本、从学者的批判性思维到立法者的政治性选择等“频道切换”，他们在对论文向条文的转化、事理到法理的融通、世情与国情的洞察方面尚显生涩。这是新一代环境法学人面临的挑战，也是新一代环境法学人成长的巨大空间。对于5年前就“以准备失败的心情去迎接胜利”的环境法典编纂研究，幸福的脚步声已经越来越近。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环境法典编纂研究纳入立法计划，更是敲响了加快步伐的鼓点。
我们明白，目前的《专家建议稿草案》还不成熟，还有太多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无法在自己都不满意的情况下拿出来“示人”。但也深知，《专家建议稿草案》研究和拟订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不限于课题组自己，甚至不限于环境法典编纂自身，它们可能是中国进入“法典时代”后，法典编纂所共同面临的理论与实践挑战。把我们对这些问题发现、思考的过程以及对解决问题方案的设计展示出来，让更多人关注、了解、参与环境法典编纂研究，为加快环境法典编纂凝聚智慧和力量，是我们为机遇开门的选择。
于是，这次会议讨论决定将其中的部分成果集结成为《中国环境法典编纂要论》出版。我们选择了近3年来发表的对《专家建议稿草案》有重要作用的20多篇论文、对《专家建议稿草案》进行研讨的50多篇发言实录。希冀在全面呈现课题组成员对《专家建议稿草案》的理论思考与实践关切的同时，也展示在《专家建议稿草案》形成过程中，来自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专家学者，围绕《专家建议稿草案》研究中的重点、难点、热点、焦点问题，提出的富有针对性与建设性的意见建议。为便于了解课题组的基本思路，我们将《专家建议稿草案》条旨大纲（2022年8月版)作为附件，供读者参考。
本书基本按照《专家建议稿草案》的逻辑，安排为六篇。除“基础理论篇”外，其余部分根据《专家建议稿草案》设计的五编制结构，分别对应为总则篇、污染控制篇、自然生态保护篇、绿色低碳发展篇、生态环境责任篇。每篇的内容包括理论研究和问题探讨两部分：理论研究主要收入相应主题的学术论文，问题探讨部分主要收入相关研讨会上专家学者的发言实录，《专家建议稿草案》条旨大纲（2022年8月版)置于相应篇的问题探讨部分。
本书分为上、下两册，涉及环境法典编纂研究“命题-破题-析题-解题”过程中不同层面的诸多问题。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更多关注课题组提出的基本主张和相关论证，帮助并支持课题组取得更加丰富、更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环境法典编纂是重大的政治决策和形式的立法活动。通过将有关生态环境保护关系的多部法律编纂形成一部法律，既可以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的逻辑体系，实现制度统一，便利社会生活；又可以加速绿色低碳发展战略转型，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今天的中国，有生态文明思想的坚强理论武装，有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向往的民意基础，有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现实需求，有共谋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博大胸怀，还有几代环境法学人持续研究提供的学术支持，环境法典编纂条件已经成熟。为此，应将环境法典编纂纳入国家立法规划，尽快启动环境法典编纂工作。
第二，环境法典编纂是落实《宪法》确定的建设“美丽中国”国家目标、保护生态环境国家任务的必然要求。应以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树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以“可持续发展”为价值主线、以“生态环境”为调整范围、以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法律关系为编纂方法，形成“总则-污染控制-自然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责任”的框架体系，体现“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环境是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沙统筹治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低碳发展战略，促进环境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
第三，中国环境法典宜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根据中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继续深化的国情以及生态环境立法以监管为主的特征，采取“适度法典化”模式，保持环境法典一定程度的开放性与动态性。环境法典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立场，确立并保护公民环境权；扎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体现“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世界观和“仁民爱物”自然观；传承中华法系“寓道于术”的法典编纂方法，实现节制、平衡、和谐之意的“取用有度”法治现代性转化。同时，在吸收借鉴外国环境法典编纂有益经验基础上，创新环境法典体例，将绿色低碳发展作为专门一编，通过提高社会经济活动中资源、能源开发利用的效率与公平、确保国家能源安全，促进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承载力相协调，推动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关山万千重，山高人为峰。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即，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战略布局呼之欲出。编纂中国自己的环境法典，这个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正在几代人的努力奋斗中不断靠近。穿过立法计划，已经能看到一部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烙印、国际典范的生态环境法典。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长征路，当环境法典编纂的使命落在环境法学人的肩上时，每个人都是的责任担当，应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意志，激扬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神，踔厉奋发，笃行不怠。
幸福里没有为什么，只有我！
吕忠梅
2022年8月12日于遵义
编写说明
本著作是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组织开展环境法典编纂系列研究课题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2017年1月，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以下简称研究会）在北京大学举行了环境立法法典化高端研讨会，拉开了中国环境法典编纂多学科、全方位和多视角研究的序幕。同年10月，研究会在北京举行环境法典编纂国际研讨会，对环境法典编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2018年8月，研究会成立了由会长吕忠梅教授为负责人的环境法典编纂研究项目组，在阿里基金会的支持下启动了“中国环境法典研究”和“环境资源法学研究队伍能力建设”两个专题的学术研究工作和能力建设活动，决定用10年甚至更长时间对环境法典编纂的基本理论和立法实践等课题进行全面、深入研究，为适应国家将来启动的环境法典编纂工作的需要，同步培养一批理论水准高、实践能力强的中青年环境法学者。
四年多来，项目组组织翻译了11个国家的环境法典，分15个专题分类研究环境法典编纂的基本理论，启动了8期中青年环境法学者教学科研能力高端培训活动并连续4年举办中国青年环境法学者论坛和“撷英青年环境法学奖”评奖活动。此外，研究会还成立“绿典之路”丛书编委会，编辑出版了“各国环境法典译丛”“中国环境法典研究文丛”“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辑丛”等系列研究丛书，组织编写了《中国环境法学研究（2000-2020）评述》和《环境法学课程知识点体系和教学指南》，为进一步深入开展环境法典编纂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
基于前期环境法典编纂研究的学术成果，根据吕忠梅会长建议，2019年下半年，研究会组织国内近百位中青年环境法学术骨干成立了“环境法典专家建议稿编纂”课题组，与北大法宝（北京北大英华科技有限公司）合作研制了人工智能环境法典编纂立法系统并正式启动《生态环境法典专家建议稿（草案）》（以下简称《专家建议稿草案》）编纂工作。研究会还连续与刑法、民法、宪法等兄弟研究会分别在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西南政法大学联合举办了环境法学科与重要部门法学学科对话会，就环境法典编纂中涉及的与刑法条款的关系、与民法典编纂中绿色条款的关系和宪法规范实施与环境权条款的关系等立法和实践课题开展了法学学科内跨学科、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为环境法典编纂中涉及的重要部门法理论课题提供解决方案和理论指导，增强了课题组做好环境法典专家建议稿的决心与信心。
2021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2021年度立法工作计划，首次研究启动环境法典等条件成熟的行政立法领域的法典编纂工作，极大地鼓励课题组做好《专家建议稿草案》的编纂工作。2021年8月，课题组完成了《专家建议稿草案》初稿的编纂工作；同年10月，在海南大学举行了《专家建议稿草案》初稿研讨会。
2021年以来至今，课题组围绕《专家建议稿草案》的编纂举行了多场专题研讨会，形成了30多万字的会议记录；课题组成员在多个法学期刊分别发表环境法典编纂研究论文50余篇，形成了100多万字的论证文章。目前，共分五编1102条、计150多万字的《专家建议稿草案》及其立法说明的文本雏形已基本形成。
为充分展现课题组在《专家建议稿草案》编纂研究中取得的专门成就，课题组召集部分教师和研究生对上述成果进行了编辑整理，择其要者集结分篇出版，为环境法典编纂研究项目结项和《专家建议稿草案》阶段编纂研究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在此，对参与本书编写的以下人员致以诚挚的谢意：本书各章节的作者；北京北大英华科技有限公司的赵晓海总经理、曹琴总监、武崇松经理、王一涵经理、汤倩旎经理、侯飞宇经理等技术团队成员；《专家建议稿草案》各编子课题组的吴昂、冀鹏飞、邓琼老师，以及冯令泽南、吕爽、初依依、宋亚容、李晓慧、吕稣、李文贺、刘娉、吕可欣等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环境法典专家建议稿编纂研究课题总牵头人 汪劲
2022年8月8日
于遵义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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