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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路遥教授出生于1927年，是山东大学目前健在的包含两院院士在内的8名终身教授之一。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率领团队在义和团与民间宗教研究领域锲而不舍地从事田野调查和研究工作，是海内外公认的义和团运动史与民间宗教史著名学者。路遥教授于1947 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1949年转入新成立的历史系并在1951年留校工作至今，见证了山东大学 76 年的发展史、山大历史学科74年的建设史和新中国史学界72年的变迁史。
本书采用口述历史形式，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成长历程，从路遥教授所经历的学术人生解析时代与学术的关系，也从路遥教授的史学研究展现中国史学家建构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的演变过程。本书既有学术性，也有可读性，既能供学人参考，观察中国当代史学界的学术变迁，又能为一般公众阅读，审视个人与国家、学术与政治的紧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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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路遥，原名吴松龄，著名历史学家，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率领团队在义和团与民间宗教研究领域锲而不舍地从事田野调查和研究工作，是海内外公认的义和团运动史与民间宗教史著名学者。主要代表作有《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等。
崔华杰，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历史系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义和团运动史。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jy部人文社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基金等课题多项，在《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清史研究》《民俗研究》《宗教学研究》《文史哲》等期刊发表文章20余篇，数篇被《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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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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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福州岁月（1927—1946）
节 “这样我把‘路遥’这个名字让给你吧”
第二节 “要把山大放在报考首位”
章 负笈山大（1947—1951）
节 “是我把你录取过来的”
第二节 “我得把历史系成立起来”
第三节 “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就转到了历史系”
第四节 “大人物华岗要来山大了！”
第五节 “一位战士，又是一位学者，还是一位校长”
第二章 亲历“第二次文史辉煌”（1952—1959）
节 “八大教授”
第二节 “赶紧去筹50本《文史哲》”
第三章 锚定义和团研究（1960—2000）
节 “原来你还看过我的书”
第二节 “你得把义和团抓起来”
第三节 “老师，你赶紧去一趟梨园屯”
第四节 摸清“地理起源”和“组织起源”
第五节 继续“深入农村调查”
第六节 “田野调查与文献结合是学术研究的康庄大道”
第七节 “解决了九十年来长期争论不休、悬而未决的源流问题”
第八节 田野调查的一些缺憾
第九节 “义和团研究重镇”
第四章 由义和团深入民间教门（2001—2009）
节 从“划时代的著作”再出发
第二节 “20世纪规模的中国民间教门田野调查”
第三节 从花甲到古稀：“以生命来进行科学研究”
第四节 退休9年之后的“返岗”
第五节 一年“两重大”
第五章 教授“终身”（2010—2012）
节 “担承本院历史学科大半之兴衰”
第二节 “我乐意加盟义和团国际研究中心”
第三节 “权威详尽的资料汇编”
第四节 “学术汪洋中的引航者”
结语 展望新征程（2013年至今）
节 “义和团运动仍是有待开垦的研究沃土”
第二节 “学术研究要有时不我待之感”
第三节 “史学研究得注意历史的在场性”
第四节 “要根据本土实际提出自己独立的思考与创新”
附录一 路遥先生学术编年纪事
附录二 路遥先生著述目录
附录三 路遥先生研究海内外反响
附录四 路遥先生学界书信来函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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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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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我和路遥同志可以说是同辈人，都是1947年国民党统治时期进入大学学习，1951年新中国成立不久从大学毕业，以后就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可以说是在同一时代成长起来的。他在1948年读过华岗同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我也在同一年读过这同一本书（只是书名用的是《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两卷本）。因此读他口述的《路遥和他的史学时代》，感到格外亲切，同样引起深深的感慨。
他的书名中特别提到“史学时代”，这是很显眼的。因为今天的年龄稍轻的史学界同行，了解新中国初期巨变中“史学时代”的已近屈指可数。而如果不了解这个“史学时代”发展的过程，也不容易更深切地了解路遥同志和他的同伴们在义和团研究上的贡献是多么重大而不易。
建国刚开始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正实行着翻天覆地的大变革，百废待兴。史学领域内，既要继承前人的遗产，又要努力创新，一切都在探索中。大学的历史系没有统一的教材，史学刊物除1954年创刊的《历史研究》外，只有天津的《历史教学》、河南的《新史学》等篇幅简略的几种刊物，山东大学的综合性刊物《文史哲》受到全国范围的重大关注。学者间的直接交流很少，我在1965年以前一共只参加过两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这在今天的史学工作者来看几乎是难以想象的。这是一个过渡的年代。
只有了解当时的史学时代，才能亲切地感受到山东大学对义和团起源问题进行大规模田野调查在当时的巨大影响和意义。
我是从1953年开始在复旦大学讲授中国近代史这门课程的，解放前的高等学校中极少开设这门课程。记得我当时讲这门课的依据，大体轮廓依据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还有陈恭禄教授的《中国近代史》，史料方面主要依靠中国史学会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此外，对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还看了一些其他书）。在今天的中国近代史学者看来，这些已成为常识，其中还有不很正确的地方。
因此，1960年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时起，山东大学历史系和山东省历史研究所等开始对义和团运动进行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并且陆续发表调查成果，对我来说确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对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初的分布情况和特点、它以后如何向直隶和京师发展等都有了新的认识。
对山东大学的义和团调查，我一直十分关心和学习。60年代初，我和胡绳武同志开始撰写《辛亥革命史稿》卷时，就多处引用了山东大学历史系《山东义和团调查报告》。“文化大革命”后期，我负责文物出版社时，在《文物》月刊上发表了署名“史斌”的《山东茌平、平原一带的义和团调查记》。21世纪初，我撰写《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卷时，又在义和团运动部分多处引用出版不久的两卷本《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和稍后出版的《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可见我始终关注着山东大学的义和团调查工作，并且从中得益不少，从而对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特点和演变有了更真切的了解。
山东对义和团的调查，不仅大大加深了人们对义和团的了解，旁及山东民间秘密教门的研究，并且为如何将田野考古和文献研究相结合，形成十分有价值的新见，这为我们作出榜样，实在是可喜可贺的事情。
是为序。
中国史学会原会长、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2022年10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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