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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有关明史读物类别的书籍,在当下的图书市场中已经屡见不鲜,但是既能够让读者感觉到亲切、好读、有趣,又能够同时满足读者猎奇心理的相关明史类书籍却并不多见,更别说还要将历史知识融会贯通,引经据典,并推理延深。翻开《尘封的历史——大明王朝二十二快碎片的另一面》这本书,扑面而来的欣慰感,瞬间淹没以上所有的满足。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笔法凝练,内容接近读者心理契愿,通过争议点颇足的历史流传问题点题入笔,虽然是简写明史,却并没将重要深刻隐没,反而是将读者关注的内容点更加直达人心,与读者之间更加容易产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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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明朝作为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近三百年的王朝,留下了诸多历史疑案,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尤其是明清时期民间野史的风行,导致明朝的诸多人和事逐渐偏离了其本来面目。本书围绕朱元璋相貌、八股文、诛十族、郑和海图、福禄宴、万贵妃、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内容展开,共计对明朝的二十二个历史片段进行了考证,全书在分析史料的基础上进行了另类解读,提出了不少新颖的观点,并用通俗的语言向大家讲述了明朝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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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李元骏,1990年出生,自幼喜欢历史与文学,步入社会之后,在工作之余也常钻研历史,出版有历史书籍《南明风云》,并多次在《战争事典》等刊物上发表中短篇历史类作品,现为金华市作家协会网络分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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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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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字脸”还是“鞋拔子脸”?
——朱元璋相貌之谜...................................... 001
八股取士制度
——八股文作为科举文体到底从何时开始?.................. 006
严禁宦官干政
——再探朱元璋对宦官的态度.............................. 013
将人处死后剥皮展览
——朱元璋是否真的用“剥皮实草”惩治贪官?.............. 020
别让我背上杀害叔叔的罪名
——朱允炆真的下令不准伤害朱棣吗?...................... 025
盛怒之下杀人十族
——朱棣诛方孝孺十族争议................................ 028
酷刑处死三千多人
——朱棣下令将三千宫女凌迟是否真有其事?................ 033
教书先生化身祸国权宦
——全面解析围绕在王振身上的是是非非.................... 039
独霸后宫暴行累累
——万贵妃恐怕被抹黑了.................................. 072
祸国殃民?战功赫赫?
——太监汪直的传奇人生.................................. 083
为了阻止再下西洋烧毁海图
——郑和下西洋的资料到底是不是毁在刘大夏手里?.......... 109
扑朔迷离的“郑旺妖言案”引出了什么
——朱厚照的身世之谜.................................... 115
一辈子都只做坏事的太监
——大太监刘瑾的“治国之道”............................ 125
仅仅因为吃了童仆食物就饿死亲生女儿
——“海瑞杀女”是史实吗?.............................. 150
乘坐豪华巨轿?服用大量春药?
——围绕“中兴名臣”张居正的是是非非.................... 155
不识字的文盲太监毁了明朝?
——再看明末大太监魏忠贤................................ 165
一只鸡引发军队叛乱?
——揭开“吴桥兵变”的黑匣子............................ 190
把明朝藩王煮了吃
——李自成究竟有没有办过“福禄宴”...................... 197
被皇太极的礼贤下士所感动?
——洪承畴降清的原因浅析................................ 203
兵临北京却又想归顺明朝?
——李自成在北京城下议和之谜............................ 208
太监曹化淳开北京城门向李自成投降?
——明末北京陷落之谜.................................... 212
明朝灭亡时仍有白银三千多万两?
——朱由检的内帑之谜....................................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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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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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字脸”还是“鞋拔子脸”?
——朱元璋相貌之谜
2019年上映的电视剧《大明风华》,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而大家讨论的焦点之一,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形象问题。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帝王中,朱元璋这位贫苦出身的明朝开国皇帝,可以说是一个传奇人物,传奇到连他究竟长什么样子,都出现了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
流传至今的朱元璋画像,数量众多,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明朝宫廷出品的画像,画像上的朱元璋五官端正,眉宇间颇有几分英俊的色彩,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一张较为标准的“国字脸”;而在另一类民间出品的画像中,朱元璋的形象就相当“雷人”了,这类画像上的朱元璋有一个极为突出的大下巴,有的脸上还有大量的麻子,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一张可以称得上畸形的“鞋拔子脸”。
“国字脸”与“鞋拔子脸”,这差距无疑也太大了,因此一直以来,文人学者及历史爱好者们,也都对此争论不休。
有人认为,从明朝历代皇帝的画像来看,明朝皇帝普遍五官端正,因此从遗传基因的角度来说,朱元璋应该是“国字脸”。所谓“鞋拔子脸”的画像,是有人恶意丑化朱元璋,那么是谁丑化了朱元璋呢?恐怕是清朝统治者。
也有人认为,朱元璋应该是“鞋拔子脸”。所谓“国字脸”的画像,是明朝官方把朱元璋美化了,因为如果朱元璋真是“国字脸”,不至于有那么多“鞋拔子脸”的画像流传至今。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朱元璋究竟长什么样子?到底是“国字脸”还是“鞋拔子脸”呢?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我觉得不妨从朱元璋画像的来源入手。朱元璋的“国字脸”画像,出自明代宫廷画师,并被收藏于宫廷之中,这是无疑义的。那么,朱元璋的“鞋拔子脸”画像,又是怎么来的呢?下面我们就来抽丝剥茧,好好看一看。
先来说说近年来在网络上兴起的“清朝丑化说”。由于在清代乾隆御制本中的朱元璋画像,也是一张“鞋拔子脸”,而且不少“鞋拔子脸”版的朱元璋画像上出现了“帽正”和“广字领”等显著的清代服饰特征。一些人由此认定,朱元璋“鞋拔子脸”的画像是在清朝才出现的,朱元璋是被清朝的皇帝和文人们给恶意抹黑了,而清朝皇帝之所以要丑化朱元璋的形象,就是因为他们敌视明朝,所以要千方百计地抹黑明朝。
这样的说法,看似言之凿凿,其实是不太站得住脚的。因为明清双方虽然对峙多年,但在明末清初之际,清军却是打着为明朝崇祯皇帝报仇的旗号入关的。之后的清朝历代皇帝,也都在名义上对明太祖朱元璋给予礼遇,康熙和乾隆二人甚至还亲临朱元璋的明孝陵祭祀。所以要说清朝皇帝故意拿朱元璋的相貌大做文章进行丑化,倒也未必;而且我在查阅史料后发现,朱元璋“鞋拔子脸”的画像也并非出自清朝,而是早在明朝时就出现了。明代晚期官员张瀚在其著作《松窗梦语》中写道:
余为南司空,入武英殿,得瞻仰二祖御容。太祖之容,眉秀目炬,鼻直唇长,面如满月,须不盈尺,与民间所传奇异之象大不类。
张瀚所说的“奇异之象”,应该就是朱元璋“鞋拔子脸”的画像了。由此可以看出,至迟在明朝晚期,“鞋拔子脸”版的朱元璋画像就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了。
于是,又有一些人推测,弄出“鞋拔子脸”画像的,其实是朱元璋自己,他是为了不让天下人知道自己的真实相貌,故意让画师画出与自己大相径庭的画像。
应该说,古代帝王出于安全或者是保持神秘感之类的考虑,故意弄出一些与自己不像的画像,也是有可能的,但要说朱元璋故意给自己弄出“鞋拔子脸”的画像,则很不可能。因为皇帝可是九五之尊,向来都是非常要面子的,宫廷画师笔下的帝王画像,只可能美化,不可能丑化,朱元璋再怎么不想让天下人知道自己的真实相貌,也不至于非要弄出个丑陋不堪的“鞋拔子脸”来毁自己的形象吧?
既然“鞋拔子脸”画像的来源暂时说不清楚,那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史料,看看史料上是如何记载朱元璋的相貌的。
最早关于朱元璋相貌的记载,应该是在《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的碑文中,原文对朱元璋的相貌是这样描绘的:
龙髯长郁,然项上奇骨隐起至顶,威仪天表,望之如神。
一些人据此认为,朱元璋确实是长了个“鞋拔子脸”。因为连明朝官方书写的纪念朱元璋的碑文中,都说朱元璋长了“奇骨”,那他相貌能不奇怪吗?
我觉得这样的推断是不靠谱的。因为“项上奇骨隐起至顶”跟长了超级大的下巴形成“鞋拔子脸”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更何况朱元璋是不是真如碑文记载的那样,脖子上长了一根奇怪的骨头直达头顶,恐怕还两说。
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的《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是明成祖朱棣为了纪念其父皇朱元璋的丰功伟绩而下令制作的。朱棣是通过发动叛乱击败了侄子朱允炆夺取的皇位,“得位不正”的阴影伴随着他的一生。所以,为了彰显自己是“真龙天子”,朱棣开始了针对父皇和自己的“神化”工作,而要将一个普通人塑造成“神”,不同寻常的相貌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除在纪念父皇的碑文中说朱元璋长了奇怪的骨头外,朱棣在位期间又下令重修了《明太祖实录》,并着重强调了朱元璋的相貌是:“上稍长,姿貌雄杰。”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文的意思大致就是:“朱元璋稍微长大点儿,就长得很威武很帅了!”
说来说去,无论是“项上奇骨隐起至顶”还是“姿貌雄杰”,都是朱棣刻意神化父皇的产物,而且都跟长了大下巴没什么关系。既然如此,那关于朱元璋“鞋拔子脸”的画像又是怎么来的呢?
我在查阅了大量的史料之后,最终在一本名为《古今识鉴》的书中找到了答案。关于朱元璋的相貌,这本书中是这样描绘的:
明公状貌非常,龙瞳凤目,天地相朝,五岳俱附,日月丽天,辅骨插鬓,声音洪亮,贵不可言。但四维滞气,如云行月出之状,所喜者准头黄明,贯于天庭。直待神采焕发,如风扫阴翳,即受命之日也,应在一千日内。
现在大家对《古今识鉴》这本书可能比较陌生,但在明代,这却是一本相当有名的书,由相士袁忠彻所著。所谓“相士”,其实就是通过给人看相来推算其命运的算命先生。明成祖朱棣为了证明自己是“受命于天”的真天子,身边自然少不了这类人的存在。袁忠彻和他的父亲袁珙,都是明初著名的相士,深得朱棣喜爱,先后在朝中为官。到了朱棣的孙子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时期,袁忠彻奉皇帝之命编写一本关于相士历史的书,该书最终在景泰二年(1451年)编写完成,定名为《古今识鉴》。
由于袁忠彻是明朝皇帝的“御用相士”,他编写的书中自然少不了相士给朱元璋算命的内容。《古今识鉴》中关于朱元璋相貌“辅骨插鬓”的说法,其实就是说朱元璋下巴突出。在古代,这样的长相是“龙形”,非常符合相术算命学中的帝王之相。
袁忠彻应该不会想到,自己为了拍皇帝马屁,称赞其祖先有帝王之相的四个字,逐渐在民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催生出了一批极为夸张的朱元璋画像,而且由于流传甚广,让不少人误以为朱元璋就是长了一副“鞋拔子脸”的模样。
综合来看,朱元璋的“国字脸”画像,虽然在宫廷画师的笔下可能有一定的美化,但距离朱元璋的真实相貌,应该大体相距不远;而“鞋拔子脸”画像,则是民间根据《古今识鉴》的内容逐渐演化出的产物,并非朱元璋的本来面目。
其实在中国古代,所谓的奇相异貌在有关帝王的记载中多有出现,如周文王姬昌“四乳”、西楚霸王项羽“重瞳”、汉高祖刘邦“左股有七十二黑子”、蜀汉皇帝刘备“大耳”、晋武帝司马炎“长发垂地、手掌过膝”等,真真假假,实在是难以分辨。结果到了朱元璋这里,“异相”却变成了丑陋的“鞋拔子脸”,对此朱元璋倘若泉下有知,估计也只能苦笑了。
八股取士制度
——八股文作为科举文体到底从何时开始?
大家在谈到中国近代的落后原因时,总是会对一样东西深恶痛绝,那就是八股文。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八股文在格式上过于死板,束缚了广大读书人的思想,阻碍了中国的发展进步。
按照普遍流传的说法,将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文体的是明太祖朱元璋,因此很多人又将对八股文的怒火发泄到了朱元璋的头上,狂骂他为了巩固统治而禁锢读书人的思想,制定了八股取士制度,使八股文成了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的毒瘤。
对于八股文在中国历史上的功过是非,这里暂时不做过多讨论。我想说的是,在这件事上,大家实在是冤枉朱元璋了。朱元璋并没有开创八股取士制度,而且他恐怕连什么是八股文都不知道。
所谓朱元璋将八股文作为科举文体的说法,源自清朝官方编著的《明史》,相关原文如下:
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
这段记载,虽然说得比较模糊,但大体上还是将八股取士制度说成是明太祖朱元璋和他手下的大臣刘基所制定的。
除谈到八股文外,这段话还有两处内容值得注意,即“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和“然代古人语气为之”。前者是说明朝科举的出题范围较小,仅从“四书五经”中出题;后者说的是明廷规定考生不能在科举考试的文章中展现自己的思想,而必须以古人朱熹的语气来写文章。明朝科举的这两大特点,当然也可以说是两大缺点,后来也被清朝继承了下来,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因此,关于这两点,值得探究一下,我们在后面再细说,现在先来讲朱元璋与八股文的故事。
要说清八股取士制度到底是不是朱元璋制定的,不妨从朱元璋对科举的态度说起。其实对于究竟要以什么样的模式,为国家选拔人才,朱元璋一直都是非常矛盾的。综合《明实录》《明史》等史书的记载来看,朱元璋统治时期的人才选拔制度,经历了多次变动。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下诏开科举,以科举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基本制度。然而仅仅是到了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就下诏停止科举,转而以各级地方官府推荐的形式来选拔人才,相当于恢复了汉朝时的“察举制”。这主要是因为朱元璋发现,很多读书人虽然能在考试时写出文采斐然的好文章,可文章的内容却往往十分空洞,缺乏实际意义,这些人在考取功名做了官之后,更是没有处理政务的才能,根本就不是国家真正需要的人才。对此,朱元璋在停止科举的诏书中失望地说道:
朕以实心求贤,而天下以虚文应朕,非朕责实求贤之意也。(《明太祖实录》卷之七十九)
不过,停止科举之后,朱元璋又发现,由地方官府荐举人才的制度,可操作空间大,容易滋生腐败,也难以为国家选拔合适的人才。经过反复考量,朱元璋最终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恢复科举,开始实行科举与荐举并行的人才选拔制度。到了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又让礼部颁布了《科举成式》,进一步规范了科举考试。
从朱元璋的这些举动可以看出,他其实并不喜欢科举制度,尤其讨厌考试中出现“虚文”。而八股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组成,在后四个部分中,每部分又要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在如此严苛的格式限制下,考生写八股文,往往是照着格式硬凑字数,文章空洞无物、内容废话连篇可以说是常态。试问讲求实才、反对虚文的朱元璋,又怎么可能会用八股文这样一种死板僵化的文体来考试呢?
其实,科举考试用八股文的说法,在《明太祖实录》等明朝官方史料中并没有出现过,而且有大量证据显示,在朱元璋时期,科举考试的文体,根本就不是八股文。
明初大学士吴伯宗,是洪武四年(1371年)的状元,他将自己在科举乡试、会试两场考试中写的文章,收入自己的著作《荣进集》中。这两篇文章写得文采飞扬,但从格式来看,却没有一篇是八股文。
有人或许会说,洪武四年时,毕竟明朝才开国没多久,八股取士制度是朱元璋后来才制定的。那我们就不妨再来看看,洪武年间后期的科举文章又是怎样的?
明初翰林学士黄子澄,是洪武十八年(1385年)会元(会试第一名)。他在科举考试中写的文章《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也流传至今,然而这篇文章也不是八股文。
值得注意的是,刘基作为明太祖朱元璋的开国功臣,在洪武四年就已经回乡隐居,后被丞相胡惟庸陷害,回京城向朱元璋谢罪,于洪武八年(1375年)去世。
从刘基的生平来看,他如果真的如《明史》中所述,与朱元璋制定了八股取士制度,那基本只能是在洪武四年以前,无论怎么说,也不可能在洪武八年之后。然而,吴伯宗、黄子澄这两人分别在洪武四年和洪武十八年的科举考试中所写的文章,却都不是八股文,就足以证明“朱元璋和刘基制定八股取士制度”之说是难以成立的。
既然洪武年间并不以八股取士,那当时科举考试所要求的文体又是什么呢?答案是经义。对此我们来看看史料:
考试之法,大略损益前代之制。(《明太祖实录》卷之五十五)
凡作四书经义,破承之下,便入大讲,不许重写官题,其余文字,并以原定格式。(《南雍志》卷一)
《明太祖实录》是明朝官方编著的史书,没什么好说的,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南雍志》。《南雍志》这部书,虽然没什么名气,但它却是当时明朝官方最高学府——南京国子监的记录文件和南京国子监志书,相当于国子监的“内参”,出自这样一份史料上的记载,可信度不言而喻。
从《明太祖实录》和《南雍志》中的这些记载来看,明朝初期的科举文体继承自宋元时期的经义,科举制度也只是略微有所改动而已,根本没有使用八股文。
事实上,不仅在洪武年间,不存在八股取士制度,之后的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这几个明朝的历史时期,也都没有一篇八股文传世。八股文真正出现在科举考试中,是在明宪宗朱见深成化年间。明末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对此有较详细的描述:
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下”,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其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文法亦复如之。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
顾炎武虽然是大学问家,这段话所述也基本属实,但他在八股文出现的具体时间上,也没搞清楚。八股文真正在科举考试中首次出现的时间,按照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光摩对现存古代八股文的详细考证,其实是在成化十一年(1475年)。对此,李光摩副教授是这样说的:
成化十一年乙未科不但在考生方面出现了成熟的八股文,主考的程文也是八股格式,加之王鏊、丘濬在八股文史上所享有的至尊地位,因此认定八股文在成化十一年乙未科会试定型,最为恰当。(李光摩《八股文的定型及其相关问题》)
那么,在成化十一年(1475年)的科举考试中,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八股文呢?如果我们好好回溯一下科举考试的历史就会发现,八股文的出现其实并不突然。
太久远的就不说了,就从北宋开始说起。北宋初年,科举的科目较杂乱,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到了北宋中期,著名改革家王安石掌权后,认为现行的科举制度弊病很大,于是进行了大幅度的科举改革,废除帖经、墨义和诗赋,转而以经义、论、策取士,其中又以经义为主。
所谓“经义”,指的是一种类型的文章,题目基本出自儒家经典书籍,而且要用儒家经典书籍中所表达的意思写成,这其实就是明清时期规定的考生在科举文章中不能展现自己的思想,必须“代古人语气为之”的开端。虽然北宋时期还没有对经义的格式做出规定,但有不少读书人为了展现自己的文采,在写经义时大量使用对仗排偶,也可看作八股文的雏形。
到了南宋时期,科举考试注重文章的格式已经基本成为惯例。据《论学绳尺》记载,这一时期的经义普遍是“其破题、接题、小讲、大讲、入题、原题诸式”。
南宋被元朝灭亡后,元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废除了科举制度。后来元廷重开科举,虽然还是以经义为主,但由于受到南宋末年程朱理学兴起的影响,此时的科举考试已经出现了不少新规定。
首先,元朝科举考试的题目仅限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即“四书”。其次,元朝科举考试在文章内容上要求“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也就是要考生用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的话来写文章,然后用自己的意思来总结。虽然此时官方还没有对科举文章的格式出台明确的要求,但读书人所写的文章已经越来越向八股文靠拢。元代文人王充耘甚至专门写了一本讲解经义格式的书,名为《书义矜式》。在这本书中,王充耘首创“八比一法”,被不少历史学家视为八股文的正式开端。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八股文并非某位皇帝处心积虑创造出来的,也并非用来禁锢读书人思想、巩固自身统治的“驭士之策”和“愚民之术”,更与明太祖朱元璋无关,它其实是中国古代的科举文体在经过漫长的演变后,自然形成的产物。实际上,不仅仅是八股文,明清科举考试的出题范围狭窄和考生只能按照朱熹的语气来写文章的规定,也同样是对宋元时期科举的继承与发展。应该说,这些自然演变出的科举规范交织在一起,逐渐让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变得死板僵化,也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甚至为中国近代的落后挨打埋下了种子。
那么,有人或许又会问,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本来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条条框框的规矩呢?这个问题如果要详细解答,那就真的太复杂了,既有孔孟之道本身的问题,又有程朱理学兴起的影响,估计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所以,我就长话短说,从最实际的角度简单讲一讲。
其实出现八股文,除前文提到的考生普遍希望在科举文章中展现自己的文采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科举考官们希望能有一套针对文章的评判标准。正所谓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要评判一篇文章到底好不好,在很多时候确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如果有一套严格的格式,大家都按照这个格式来写,那就可以通过是否符合格式剔除相当一部分文章,批改科举试卷自然就简单多了。同样的道理,划定科举考题的范围,统一考生在科举考试时的思想和语调,也一样能方便评判文章的好坏,乃至降低整个科举制度实施的社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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