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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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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脍炙人口，流传版本众多，始终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但是对其插图的研究一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水浒传》插图萃编（第一辑）选取国家图书馆藏明清至民国时期25种《水浒传》珍贵藏本，提取各版本插图汇集影印而成，共三册。小说插图在明代广泛流行，能够大大增加小说书目的审美性，其时代风格、地区流派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目前学界关注尚有欠缺，而本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水浒传》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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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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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脍炙人口，流传版本众多，始终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但是对其插图的研究一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水浒传》插图萃编（第一辑）选取国家图书馆藏明清至民国时期25种《水浒传》珍贵藏本，提取各版本插图汇集影印而成，共三册。小说插图在明代广泛流行，能够大大增加小说书目的审美性，其时代风格、地区流派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目前学界关注尚有欠缺，而本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水浒传》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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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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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滸傳》插圖萃編（第一輯）總目録
第一册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一百回插圖二百幅（明）施耐庵 （明）羅貫中 撰（明）李贄 評 明容與堂刻本一
英雄譜二十卷插圖十三幅（明）施耐庵 （明）羅貫中 撰明刻本二〇三
忠義水滸全書插圖一百十六幅（明）施耐庵 （明）羅貫中 撰（明）李贄 評清初郁郁堂刻本二二九
水滸葉子（明）陳洪綬 繪清初刻本三四七
新刻出像京本忠義水滸傳一百十五回插圖二十幅（明）施耐庵 （明）羅貫中 撰 清初德聚堂文星堂刻本三八九
評論出像水滸傳七十五卷插圖四十幅（明）施耐庵 （明）羅貫中 撰（清）金聖歎 評 （明）陈洪綬 繪清順治十四年（1657）醉耕堂刻本四三一
忠義水滸傳一百回存四十四回插圖九十八幅（明）施耐庵 （明）羅貫中 撰（明）李贄 評 清順治康熙間刻本五一三
第二册
忠義水滸傳一百回插圖九十六幅（明）施耐庵 （明）羅貫中 撰（明）李贄 評明萬曆十七年（1589）刻清康熙五年（1666）石渠閣重修本一
忠義水滸傳一百回插圖一百幅（明）施耐庵 （明）羅貫中 撰（明）李贄 評清康熙芥子園刻本一〇一
第五才子書一百二十回插圖二十幅（明）施耐庵 （明）羅貫中 撰（清）金聖歎 評清乾隆間大道堂刻本二〇三
繪本水滸傳插圖五十九幅（日本）葛飾北齋 繪日本文政十二年（1829）日本京都群玉堂刻本二二五
水滸全圖插圖二十七幅（明）杜堇 繪清光緒六年（1880）粤東臧修堂刻本二八七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七十五卷插圖二十四幅（明）施耐庵 （明）羅貫中 撰（清）金聖歎 評 日本明治十六年（1883）東京柏悦堂石印本三一七
評注圖像水滸傳七十五卷 插圖一百六十八幅（明）施耐庵 （明）羅貫中 撰（清）金聖歎 評 清光緒十二年（1886）上海同文書局石印本三六九
繪圖增像第五才子書水滸全傳七十回插圖十三幅（明）施耐庵 （明）羅貫中 撰（清）金聖歎 評 清光緒十三年（1887）上海益文書局石印本五四一
水滸畫譜二卷（卷一）（清）顛道人 繪清光緒十四年（1888）石印本五五九
第三册
水滸畫譜二卷（卷二）（清）顛道人 繪清光緒十四年（1888）石印本一
繪本水滸傳插圖四十五幅（日本）溪齋英泉 繪日本明治二十三年（1890）日本東京大倉書店刻本七三
繡像漢宋奇書六十卷一百十五回插圖八十幅（明）施耐庵 （明）羅貫中 撰（清）金聖歎 批點 清善美堂刻本一二一
第五才子書一百二十四回插圖二十幅（明）施耐庵 （明）羅貫中 撰（清）金聖歎 評 清刻本二〇五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七十五卷插圖四十幅（明）施耐庵 （明）羅貫中 撰（清）金聖歎 評 清刻本二二五
評注圖像水滸傳三十五卷七十回插圖三十七幅（明）施耐庵 （明）羅貫中 撰（清）金聖歎 評 民國間上海錦章書局石印本三〇五
評注圖像水滸傳三十五卷七十回插圖二十二幅（明）施耐庵 （明）羅貫中 撰（清）金聖歎 評 民國間上海中新書局鉛印本三四五
英雄譜圖贊王古魯 集一九四九年上海華夏圖書公司影明崇禎刻本三六七
繪圖增像第五才子書水滸全傳七十回存六十八回插圖二十二幅（明）施耐庵 （明）羅貫中 撰（清）金聖歎 評清末民國石印本五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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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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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小説文本往往附帶插圖，故有“繡像小説”之稱，清末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創辦了一個專門刊載小説的雜志，就叫《繡像小説》，風行一時。但這裏有個理解上的小小偏差，所謂“繡像”，嚴格意義上衹是指古代小説插圖的一種類型，即爲小説主要人物繪製的肖“像”。小説插圖實際還有另一種更爲大宗的類型，即依據相應情節文字繪製的圖像，這種情節性插圖，舊時曾稱之爲“相”。從小説插圖的起源來看，最先出現的是情節性插圖。唐代變文表演已有配合展示的情節性畫卷，名爲“變相”，譬如法國國家圖書館藏P4524號敦煌寫本《降魔變文》，其正面爲文字，背面爲圖像，保留着文圖配合演出的痕迹。目前所知最早的小説插圖本，爲元代建安虞氏書坊刊印的講史平話五種，藏於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書名均含有“全相”兩字，如《至治新刊全相平話三國志》《新刊全相平話前漢書續集》，書内采用上圖下文方式，圖像爲情節性插圖，大致與圖下文字相對應，因全書每葉上端均有插圖，所以稱爲“全相”，後來明代建陽書坊改稱“全像”，大概“像”“相”已混用不分。可惜此類元代“全相”平話小説流傳下來的實在太過稀少。
至晚明時期，章回小説編撰出版方興未艾，木刻版畫技術亦進入“登峰造極，光芒萬丈”的年代，逐步形成了金陵、徽州及蘇州等風格不同的版畫流派，當時“差不多無書不插圖，無圖不精工” （鄭振鐸：《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之六，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頁）在此兩個因素的共同刺激作用下，小説插圖本迎來了發展史上的黄金時代，以建陽爲中心的福建書坊，刊印了數量可觀的小説插圖本，圖像基本采用上圖下文式，這成爲閩刻小説的鮮明地域標志。與此同時，以金陵、蘇州、杭州爲中心的江南書坊，也推出了諸多風格不一的小説插圖本，憑藉資金和技術優勢，江南本插圖多爲大幅整版，構圖或采用雙頁聯式（即前葉B面和後葉A面合成一幅完整圖像），隨文而設，初無固定位置；或采用整版單頁式（即書葉A面或B面獨立構成一幅完整圖像），多集中置於首册書首；明末蘇州地區還出現了更具美感的“月光型”構圖（即圖像繪刻於圓形空間内，屬於特殊的整版單頁式）。這些江南本小説插圖，空間闊大，構圖細緻，繪刻精美，稱得上是豪華典藏本，與福建本構成了强烈的視覺反差，其中如金陵大業堂刊本《東西兩晋志傳》、杭州容與堂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崇禎刊本《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峥霄館刊本《魏忠賢小説斥奸書》、雄飛館刊本《英雄譜》等等，皆堪稱古代小説插圖本之白眉。清代前期（順治、康熙、雍正三朝），小説插圖本挾明末之勢，仍有不俗表現，如雍正刻本《二刻醒世恒言》等小説插圖，多采用整版單頁式，其構圖風格以及繪摹雕印品質，均尚存晚明餘韵。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晚明清初的小説插圖，幾乎都是情節性插圖，僅有少量敷演當代名公、神魔人物及歷史名將的小説，纔在卷首印上一兩幅主人公繡像，譬如明金陵萬卷樓刊本《海剛峰先生居官公案傳》前有“海公遺像”、金陵九如堂刊本《韓湘子全傳》前有“湘子像”、明末清初寶旭齋刊本《精忠傳》前有岳飛像和韓世忠像。但至清代中後期，這種情况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小説插圖已少有繁複的情節性圖像，代之而起的則是繪刻相對簡單的人物繡像，往往配有贊語，少數也裝飾有精心設計的圖案，如道光廣東芥子園刻本《鏡花緣》，每幅人物繡像背面爲贊語，飾有造型豐富的器物圖，透露出那個考據學時代濃郁的博古、鑒古趣味，頗足觀賞。不過，更多坊刻本小説的人物繡像，“多不倩人繪製，而往往以‘縮放尺’自金古良之《無雙譜》、上官周之《晚笑堂畫傳》《芥子園畫傳四集·百美圖》諸書中剽竊翻刻者，此等圖譜中之人像與小説本來毫無關係，益以縮尺既不精密，刻工又復潦草，往往成爲‘奇觀’。” （戴不凡：《小説見聞録》之《小説插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8頁）再加上嘉道以降清廷内憂外患，國力日衰，木刻版畫式微，小説插圖也隨之凋零，遂大多繪摹拙劣，刀刻板滯，其末流更是人不成形，馬類乎狗，幾乎不堪寓目。
就在此時，一項圖像出版的新技術——西洋照相石印術（photolithography）於清末傳入中國，其神奇的“照圖”功能，及時填補了圖像出版的技術空缺，小説插圖本迅速迎來了發展史上的又一個繁盛期。目前所知第一部石印圖像本小説，是光緒七年（一八八一）《申報》館出版的《西湖拾遺》，正文用鉛字排印，圖像則爲石印。其後，點石齋、同文書局、蜚英館、鴻文書局、大同書局等新興石印書局，陸續推出了一系列古典小説的石印圖像本，大多開本闊大，圖繪精美，紙墨優良。若與清代中後期木刻本相比，上述石印本小説圖像，呈現出幾個引人注目的新變化：其一，由於采用了新技術（特别是省去了木刻版畫的雕刻一環），單部作品的圖像數量大幅增加，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同文書局石印本《詳注聊齋志异圖咏》的插圖竟多達四百四十五幅，創造了新記録。其二，情節性插圖重新成爲小説圖像的主體，頗有重現晚明風尚之意，有些更將情節性插圖與人物繡像集於一書，如光緒十二年同文書局石印本《增像三國全圖演義》有人物繡像一百四十四幅，情節性插圖二百四十幅，圖像總數增至三百八十四幅。其三，借助諸多海上畫派職業畫家（如楊伯潤、吴友如、陸鵬等）的參與，石印本小説圖像的藝術水準也有了顯著提升。學者阿英編有《清末石印精圖小説戲曲目》，收録了當時的石印小説精圖本數十種，可資參考。大概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之後，隨着石印書局的大量開設，商業競争日趨白熱化，石印小説插圖本品質較前期明顯下降，存在諸如圖像數量大幅削减、繪印不夠精美、盗印之風盛行、開本窄小、紙墨欠精等弊端，導致一般讀者都對小説石印本留下了不佳印象。
與前三種小説名著不同，《紅樓夢》遲至清乾隆末纔正式刊行，此時，木刻版畫和小説插圖已開始進入衰落期。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冬，萃文書屋以木活字排印出版《紅樓夢》（即程甲本），五十七年（一七九二）春，它再次排印出版了文字經過潤改的修訂本（即程乙本），這兩個版本卷首均有木刻圖像二十四幅，占二十四葉，每葉前圖後贊，兩者完全相同，是用同一套雕版刷印的。從版心刻印的題圖文字及圖像内容來看，除第一幅（“石頭”）、第三幅（“賈氏宗祠”）之外，其餘皆爲小説主要人物繡像，但與一般清刻本小説人物繡像的構圖不同，程本將人物置於具體的小説場景中予以呈現，亭臺樓館，山石樹木，多有鋪設，一幅多題一人，偶有一幅題多人，略具小説繡像與情節性插圖相融合的特點，亦可謂别開生面。這二十四幅繡像繪刻尚精，但女性形象偏於纖弱，且有一定模式化，戴不凡曾説：“程偉元刻《紅樓夢》，其繡寶哥哥、林妹妹之像，一團俗氣，固無論矣，刻工刀法之粗率，雪芹見之，必將痛哭九泉。” （《小説見聞録》之《小説插圖》，第298頁）這大概有些言重了。程本對於整個清代木刻本《紅樓夢》插圖，産生了籠罩性的影響，後出之本，或忠實翻刻程本（如東觀閣本、本衙藏本等），或雖在繡像數量、人物遴選排序及具體場景設置上有所變易（如卧雲山房本、寶興堂本、藤花榭本、三讓堂本等），但其源出程本的特徵仍清晰可見。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王希廉雙清仙館刊本《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卷首有六十四幅人物繡像，占六十四葉，圖像數量較程本有較大擴增，每葉A面爲人物像，基本已删去場景鋪設，除寶玉外所有人物都是女性，B面則配飾各種花卉圖案，美人與花，繪刻頗精雅，被認爲是“《紅樓夢》繡像版畫中的首屈一指之作” （周心慧：《中國版畫史叢稿》，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頁），雙清仙館本在清後期流傳甚廣。令人遺憾的是，存世《紅樓夢》清刻本數量雖然衆多，却没有一種版本附有情節性插圖。這一遺憾，直到光緒十年（一八八四）纔得以彌補，同文書局出版《增評補圖石頭記》（扉頁有“光緒十年甲申孟冬上海同文書局用石影印”牌記），其文字鉛印（一説爲鉛底石印），圖像石印，凡人物繡像十九幅，情節性插圖二百四十幅，每回两幅，構圖細緻繁複，繪印極精，此本罕見，筆者僅在紅學收藏家杜春耕齋中目驗過原書（杜春耕《〈增評繪圖大觀瑣録〉序》也有著録，載《紅樓夢學刊》2002年第3輯）。另有一種無牌記的鉛印本《增評補圖石頭記》，文字版式及石印插圖與同文書局本完全相同，論者謂爲“廣百宋齋”印本，但書内并無任何信息可以證明此説，大概因爲同文書局、廣百宋齋均爲廣東商人徐潤創辦，前者爲石印書局，後者爲鉛印書局，故有如此推斷，兩者實際或爲同一版本，衹是撤换了扉頁（去除牌記）而已。其後，據此本翻印的《增評補圖石頭記》版本甚多，影響廣遠，最爲知名者，是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刊行的改名本《增評繪圖大觀瑣録》。除此之外，《紅樓夢》近代印本還有兩個較爲重要的版本系統，其一是《增評補像全圖金玉緣》系統，據一粟《紅樓夢書録》著録，此書有“光緒十年甲申仲冬上海同文書局石印”本，卷首又有題爲“光緒十四年小陽月望日華陽仙裔識”的序文，兩個時間存在齟齬，加之此本實物未曾有人見過，論者多疑《紅樓夢書録》著録有誤。存世的《增評補像全圖金玉緣》版本中，印行時間較早的有兩種石印本，一種牌記作“戊子仲冬滬上石印”，另一種作“己丑仲夏滬上石印”，前一種少見（筆者未目驗），後一種較多見，“戊子”“己丑”分别爲光緒十四（一八八八）、十五年（一八八九），與華陽仙裔作序時間相近，蓋即《增評補像全圖金玉緣》實際刊行時間。此本有人物繡像六十葉一百二十幅，每幅上贊語下繡像，每回另有两幅情節性插圖，凡二百四十幅，全書圖像共計三百六十幅，蔚爲壯觀。清末民初翻印此系統的版本甚多，流傳較廣的有“壬辰仲夏上海石印”“壬辰仲夏文選石印”“求不負齋印行”等石印本，書名也有改爲《增評全圖足本金玉緣》者。其二，蝶薌仙史評訂《增批警幻仙記圖説》系統，據考存世最早的爲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理文軒石印本（參閲武迪：《論清末〈紅樓夢〉鉛石印本流變及其研究價值》，載《紅樓夢學刊》2021年第1輯），有人物繡像十九幅，情節性插圖二百四十幅，繪印頗精。此系統翻印本也很多，其中流傳較廣的是光緒間“桐蔭軒”和“求志齋”石印本，書名改爲《全圖增評金玉緣》。上述三個系統，大致代表着《紅樓夢》近代圖像本的基本面貌，在四大名著之中最爲豐富多彩，這一方面得益於《紅樓夢》的文學魅力以及“紅學”的蓬勃興起，另一方面，恐怕也與它刻本時代情節性插圖的缺失有關，其積聚的圖像期待，遇到“照圖”功能强大的石印技術，遂得充分釋放，呈現出如此繁盛的出版景象。
上述林林總總的四大名著插圖本，既是古代小説圖像藝術的珍品和代表，也是傳統木刻版畫史的重要組成部分，藴涵着極爲豐富的文學、藝術以及學術價值。近二十餘年來，古代小説圖像研究漸成學術熱點，成果令人矚目，大致集中在如下三個學術維度：其一，小説圖文關係研究。小説圖像是對文本情節人物的視覺化呈現，其插繪的基本動機，是爲輔助讀者直觀地捕捉小説的重要場景、細節與人物形象，從圖文關係角度，小説圖像大多是對特定文本信息的提取和强化，但也存在無意的誤讀或者有意的扭曲改造，甚至還會超越小説文本，形成其獨立的道德傾向和叙事邏輯。譬如程本《紅樓夢》書首二十四幅圖像的遴選，體現出繪製者鮮明的家族觀念色彩，即“在以寶玉爲中心的前提下，所選人物有指向性地展示了家族内各種親緣關係，包括祖母史太君、父母賈政王夫人、同輩姊妹“四春”、嫂子李紈、王熙鳳、秦氏、晚輩侄女巧姐，以及非直系親屬黛玉、寶釵、湘雲，丫環襲人、晴雯等”（參閲顔彦：《論“程本系統”插圖與〈紅樓夢〉的“家族”主題》，載《紅樓夢學刊》2010年第2輯），有效烘托了整部小説所欲表達的家族興衰主題，加深了讀者對於小説文本的理解。令人可喜的是，隨着西方文藝理論的譯介傳入，古代小説圖文關係研究的學術視角和理論工具正在不斷拓展之中，諸如符號學、傳播學、叙事學、圖像學、視覺文化、閲讀史等，皆有所運用施展，成果頗豐。
其二，作爲版畫藝術的小説圖像研究。木刻本時代的小説圖像，實質上就是木刻版畫，從畫樣、雕刻到刷印，都需要專業人士才能完成，而不同地區、不同時期的版畫，可以呈現出不同的藝術風格和樣貌，這些關於圖像刻印技術、歷史分期、樣式風貌以及地域流派等内容，正是古代小説插圖研究較早展開的學術論題，早在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鄭振鐸、傅惜華等先生就已取得了開創性成果（參閲拙文：《鄭振鐸、傅惜華與中國古版畫》，收入《紙上春臺》，南京：鳳凰出版社，2021年版，第223268頁），之後郭味蕖、王伯敏、周蕪、周心慧等學者又續有推進。近年來，從美術史角度切入，探討小説圖像與同時代文人畫風畫譜畫論之間關係，成爲一個新的學術面向，譬如美國漢學家何谷理曾指出，明末清初小説“插圖前景中的樹木必須是帶有一定程度的樹洞和樹疤的，疤痕越多越好，大部分樹枝要彎曲、扭轉、奇形怪狀，這成爲樹的一種定式。各類插圖中較小的樹木也是如此，這説明所有插圖都是用相同的範本” （［美］何谷理：《明清插圖本小説閲讀》第四章“作爲藝術的工藝”，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版，第253頁），其觀察頗爲細緻，所謂“範本”，大概就是指當時流行的畫譜（類似《芥子園畫譜》），這一現象，與清代小説人物繡像多與《凌煙閣功臣圖》《無雙譜》《晚笑堂畫傳》等人物畫譜有關，如出一轍。日本天理圖書館藏有一種特殊的翻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評水滸傳》，全書二百幅圖像基本上是根據容與堂刊本摹繪的，但進行了統一藝術處理，即把視距拉遠，人物縮小，納入更多山水、園林和器物，以便迎合貼近當時的文人化審美趣味（參閲鄧雷：《全圖式〈水滸傳〉插圖的分類及源流考》，載《明清小説研究》2020年第2期），這一苦心孤詣的改繪，充分體現了時代美術風尚對於小説插圖的潜在影響。而小説插圖本的流播風行，也會反過來在美術史上留下痕迹，諸如明陳洪綬《水滸葉子》、（題）杜堇《水滸全圖》、清潘錦《三國畫像》、費丹旭《紅樓夢圖咏》、孫温、孫允謨彩繪《紅樓夢圖册》等純畫册的繪製乃至刊印，表明小説圖像已經可以脱離小説文本，獨立爲可供鑒賞或者臨摹的美術典籍。此外，從小説圖像中勾稽、挖掘有關明清生活史、器物史、景觀史資料，進行圖文互證式的物質文化研究，也頗受關注。凡此種種，皆存有較爲寬廣的學術研究空間。
其三，利用小説圖像梳理版本關係。如前所述，古代小説圖像的樣式和風格具有一定的時代和地域特徵，可以作爲小説版本鑒定的一個“幫手”，據以推斷其是明末清初刊本還是清代中後期刊本，是江南刊本還是福建建陽刊本。事實上，由於圖像具有視覺直觀特點，在更爲複雜的小説版本系統梳理上，它往往也能發揮特殊的學術功用。譬如在存世十多種明末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中，可以快速地將廣島中央圖書館淺野文庫藏本、廣島大學文學部資料室藏本區分出來，因爲這兩個藏本的插圖完全一樣，而與其它李卓吾本完全不同，研究者命名爲“丙本”；進一步研究比對，又發現丙本插圖的構圖與世德堂本近似，惟將世德堂本插圖的整版雙頁聯式，縮拼爲整版單頁式，内容上也略有删簡，可知丙本插圖乃源於世德堂本。前些年，筆者在巴黎的法國國家圖書館發現一部明刊《新刻全像批評西遊記》殘本（存第十八卷，第八十六—九十回），這是一個此前未曾見過的新版本，在探考其底本的過程中，圖像提供了最爲直接的綫索，此本殘存的十幅插圖（每回两幅），皆與李卓吾丙本近似而有省簡，譬如删去一個次要人物或者獅子多毛的尾巴、裝飾性的帷幕山石之類，據此，再加上文字和評點的校勘結果，筆者推定巴黎藏本是據李卓吾丙本的早期印本翻刻而成（參閲拙文：《新見巴黎藏明刊〈新刻全像批評西遊記〉考》，載《文學遺産》2014年第1期）。按照通常的情形，翻刻本大多會對底本圖像内容有所删减，以省去鐫刻麻煩，也節約經濟成本，故借助對小説圖像的細緻比勘，可爲梳理小説版本承繼關係、劃分版本系統，提供一種簡便直觀的文獻證據。
總之，古代小説插圖不啻是一個兼具文學史與藝術史雙重價值的資料寶庫，而四大小説名著插圖就是此寶庫中最具光彩的部分。令人遺憾的是，雖然《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的不少插圖本，已單獨或者收入各種叢書影印出版，但迄今尚未産生過系統收録四大小説名著插圖的專題叢刊，因此，這部“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插图萃编”（簡稱“《萃編》”）的編印，無疑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其所藴涵的學術推動效應，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萃編》第一輯爲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專輯，該館是收藏古代小説文獻最爲豐富的機構之一，所藏四大名著插圖中的珍善之本，本次已大多收入《萃編》，以饗讀者。當然，仍有數量可觀的有價值、有特色的四大名著插圖本，尚散見於海內外諸家藏書機構。我們衷心希望編印方未來能夠繼續推出新專輯，網羅天下，萃選精華，最終爲讀者奉獻出一整套彙珍聚英、完善齊備的四大名著插圖叢刊。
潘建國 （北京大學 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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