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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编辑推荐：
★傅雷诞辰115周年，《傅雷家书》出版42周年，精选新编版——
《傅雷家书》1981年首版，距今已经42年，本版精选傅雷更受欢迎、更易读的文章，按照主题重新编排。
★金庸、董卿、张艺兴等推荐阅读，君子之书、一生之书、青年成长之书——
金庸先生称赞《傅雷家书》是“君子写给孩子如何成为君子”的书。
董卿将《傅雷家书》选为“一生之书”，并给出三大理由。
张艺兴把《傅雷家书》推荐给《偶像练习生》的学员，并称“傅雷的教诲和傅聪的成长经历，教科书上是很难学到，可以在阅读中慢慢去体会去理解父母的爱和苦心。很多人在中学的时候已经度过这本书了，但是成人后再读，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见父子情深、见艺术修养、见生活态度、见为人处世、见赤子之心、见求知上进、见爱与真诚——
①世界上最有力的论证莫如实际行动，最有效的教育莫如以身作则；自己做不到的事千万勿要求别人；自己也要犯的毛病先批评自己，先改自己的。
②唯有艺术和学问从来不辜负人：花多少劳力，用多少苦功，拿出多少忠诚和热情，就得到多少收获与进步。
③我一生任何时期，闹恋爱最热烈的时候，也没有忘却对学问的忠诚。学问第一，艺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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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傅雷家书》从第一版起到现在畅销了42年了。
《傅雷家书》是什么书？为什么能得到读者几十年如一日地喜欢？
一部傅雷写给孩子的“爱与真诚”的家书，一部令傅聪每每翻起“就泪如雨下”的家书。
一部金庸称赞为“一位中国君子教他的孩子做一个真正的中国君子”的书，一部董卿选为“一生之书”的书，一部张艺兴认为上学时读过但成年后“有不一样的感觉”的书。
《傅雷家书》并不是空讲一些抽象的大道理，而是晓之以理的同时动之以情。傅聪说读《傅雷家书》是“又热烈、又恬静、又朴素、又深刻、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真的一种感受。”
无论是身为家长、老师，还是子女、学生，一代代的人都为之感动且受益匪浅。
《傅雷家书》并不是仅仅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谆谆教导，而且是傅雷与儿子谈哲学、谈宗教、谈文学、谈绘画、谈学习、谈工作、谈爱情、谈理想等无所不谈的“精神交流之书”。
傅雷与傅聪，就像汪曾祺所说的“多年父子成兄弟”一样，既是父子，又是志同道合的“忘年交”。
读《傅雷家书》，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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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傅雷（1908―1966），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一生译著宏富，译文以传神为特色，更兼行文流畅，用字丰富，工于色彩变化，形成享誉译坛的傅译特色。主要翻译罗曼·罗兰、巴尔扎克、丹纳、服尔德、梅里美等法国名家名作，尤以《高老头》《约翰·克利斯朵夫》《艺术哲学》等译作为著名。
杨绛回忆傅雷：“说起傅雷，总不免说到他的严肃。其实他并不是一味板着脸的人。我闭上眼，最先浮现在眼前的，却是个含笑的傅雷。”
傅聪回忆父亲则说：“凭良心说，《家书》我很少看。为什么？我不忍卒读啊！一翻家书，我就泪如雨下，就整天不能自持，就整天若有所思，很难再工作下去。可是事实上《家书》里说的话都已经刻在我心里很深很深。特别是父亲的遗书，我现在一想起它，眼泪就忍不住了！那里边真是一个大写的“人”字！父亲那么朴素，很简单，很平凡，可他有真正的人的尊严。”
傅雷是一个伟大的翻译家、伟大的作家，更是一个深情的父亲，一个大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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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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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傅聪的成长
第一编 儿子变了朋友? 1
一九五四年（7封）
一九五五年（2封）
一九五六年（2封）
一九六二年（3封）
一九六四年（1封）
一九六五年（2封）
第二编 日常生活之道，以及克己的功夫? 41
一九五四年（10封）
一九五五年（8封）
一九五六年（6封）
一九五七年（2封）
一九五八年（1封）
一九五九年（2封）
一九六〇年（1封）
一九六一年（4封）
一九六二年（2封）
一九六三年（2封）
第三编 唯有艺术和学问从来不辜负人? 125
一九五四年（6封）
一九五五年（2封）
一九五六年（2封）
一九六〇年（3封）
一九六一年（6封）
一九六二年（6封）
一九六三年（1封）
一九六四年（2封）
一九六五年（4封）
第四编 爱的教育? 201
一九五四年（1封）
一九六〇年（4封）
一九六一年（7封）
一九六二年（3封）
一九六四年（2封）
一九六五年（2封）
一九六六年（1封）
编后记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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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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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傅聪的成长
（原载于《新观察》一九五七年第八期）
本刊编者要我谈谈傅聪的成长，认为他的学习经过可能对一般青年有所启发。当然，我的教育方法是有缺点的：今日的傅聪，从整个发展来看也跟“完美”二字差得很远。但优点也好，缺点也好，都可以供人借镜。现在先谈谈我对教育的几个基本观念：
第一，把人格看作主要，把知识与技术的传授看作次要。童年时代与少年时代的教育重点，应当在伦理与道德方面，不能允许任何一桩生活琐事违反理性和最广义的做人之道；一切都以明辨是非、坚持真理、拥护正义、爱憎分明、守公德、守纪律、诚实不欺、质朴无华、勤劳耐苦为原则。
第二，把艺术教育只当作全面教育的一部分。让孩子学艺术，并不一定要他成为艺术家。尽管傅聪很早学钢琴，我却始终准备他改弦易辙，按照发展情况而随时改行的。
第三，即以音乐教育而论，也绝不能仅仅培养音乐一门，正如学画的不能单注意绘画，学雕塑学戏剧的，不能只注意雕塑与戏剧一样，需要以全面的文学艺术修养为基础。
以上几项原则可用具体事例来说明。
傅聪三岁至四岁之间，站在小凳上，头刚好伸到和我的书桌一样高的时候，就爱听古典音乐。只要收音机或唱机上放送西洋乐曲，不论是声乐是器乐，也不论是哪一乐派的作品，他都安安静静地听着，时间久了也不会吵闹或是打瞌睡。我看了心里想：“不管他将来学哪一样，能有一个艺术园地耕种，他一辈子都受用不尽。”我是存了这种心，才在他七岁半，进小学四年级的秋天，让他开始学钢琴的。
过了一年多，由于孩子学习进度快速，不能不减轻他的负担，我便把他从小学撤回。这并非说我那时已决定他专学音乐，只是认为小学的课程和钢琴学习可能在家里结合得更好。傅聪到十四岁为止，花在文史和别的学科上的时间，比花在琴上的为多。英文、数学的代数、几何等等，另外请了教师。本国语文的教学主要由我自己掌握：从孔、孟、先秦诸子、国策、《左传》、《晏子春秋》、《史记》、《汉书》、《世说新语》等等上选材料，以富有伦理观念与哲理气息，兼有趣味性的故事、寓言、史实为主，以古典诗歌与纯文艺的散文为辅。用意是要把语文知识、道德观念和文艺熏陶结合在一起。我还记得着重向他指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专制政论的荒谬，也强调“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一类的民主思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那种有关操守的教训，以及“吾日三省吾身”“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三人行，必有我师”等等的生活作风。教学方法是从来不直接讲解，而是叫孩子事前准备，自己先讲；不了解的文义，只用旁敲侧击的言语指引他，让他自己找出正确的答案来；误解的地方也不直接改正，而是向他发许多问题，使他自动发觉他的矛盾。目的是培养孩子的思考能力与基本逻辑。不过这方法也是有条件的，在悟性较差、智力发达较迟的孩子身上就行不通。
九岁半，傅聪跟了前上海交响乐队的创办人兼指挥，意大利钢琴家梅·百器先生，他是十九世纪大钢琴家李斯特的再传弟子。傅聪在国内所受的唯一严格的钢琴训练，就是在梅·百器先生门下的三年。
一九四六年八月，梅·百器故世。傅聪换了几个教师，没有遇到合适的；教师们也觉得他是个问题儿童。同时也很不用功，而喜爱音乐的热情并未稍减。从他开始学琴起，每次因为他练琴不努力而我锁上琴，叫他不必再学的时候，他都对着琴哭得很伤心。一九四八年，他正课不交卷，私下却乱弹高深的作品，以致杨嘉仁先生也觉得无法教下去了；我便要他改受正规教育，让他以同等学力考入高中（大同附中）。我一向有个成见，认为一个不上不下的空头艺术家最要不得，还不如安分守己学一门实科，对社会多少还能有贡献。不久我们全家去昆明，孩子进了昆明的粤秀中学。一九五〇年秋，他又自作主张，以同等学力考入云南大学外文系一年级。这期间，他的钢琴学习完全停顿，只偶尔为当地的合唱队担任伴奏。
可是他学音乐的念头并没放弃，昆明的青年朋友们也觉得他长此蹉跎太可惜，劝他回家。一九五一年初夏他便离开云大，只身回上海（我们是一九四九年先回的），跟苏联籍的女钢琴家勃隆斯丹夫人学了一年。那时（傅聪十七岁）我才肯定傅聪可以专攻音乐；因为他能刻苦用功，在琴上每天工作七八小时，就是酷暑天气，衣裤尽湿，也不稍休，而他对音乐的理解也显出独到之处。除了琴，那个时期他还另跟老师念英国文学，自己阅读了不少政治理论的书籍。一九五二年夏，勃隆斯丹夫人去加拿大。从此到一九五四年八月，傅聪又没有钢琴老师了。
一九五三年夏天，政府给了他一个难得的机会：经过选拔，派他到罗马尼亚去参加“第四届国际青年与学生和平友好联欢节”的钢琴比赛；接着又随我们的艺术代表团去民主德国与波兰做访问演出。他表演萧邦的乐曲，受到波兰萧邦专家们的重视；波兰政府向我们政府正式提出，邀请傅聪参加一九五五年二月至三月举行的“第五届萧邦国际钢琴比赛”。一九五四年八月，傅聪由政府正式派往波兰，由波兰的老教授杰维茨基亲自指导，准备比赛节目。比赛终了，政府为了进一步培养他，让他继续留在波兰学习。
在艺术成长的重要关头，遇到全国解放，政府重视文艺，大力培养人才的伟大时代，不能不说是傅聪莫大的幸运；波兰政府与音乐界热情的帮助，更是促成傅聪走上艺术大道的重要因素。但像他过去那样不规则的、时断时续的学习经过，在国外音乐青年中是少有的。萧邦比赛大会的总节目上，印有来自世界各国的七十四名选手的音乐资历，其中就以傅聪的资历最为贫弱，竟是独一无二的贫弱。这也不足为奇，西洋音乐传入中国为时不过半世纪，师资的缺乏是我们的音乐学生普遍的苦闷。
在这种客观条件之下，傅聪经过不少挫折而还能有些少成绩，在初次去波兰时得到国外音乐界的赞许，据我分析，是由于下列几点：（一）他对音乐的热爱和对艺术的严肃态度，不但始终如一，还随着年龄而俱长，从而加强了他的学习意志，不断地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无论到哪儿，他一看到琴就坐下来，一听到音乐就把什么都忘了。（二）一九五一、一九五二两年正是他的艺术心灵开始成熟的时期，而正好他又下了很大的苦功：睡在床上往往还在推敲乐曲的章节句读，斟酌表达的方式，或是背乐谱，有时竟会废寝忘食。手指弹痛了，指尖上包着橡皮膏再弹。一九五四年冬，波兰女钢琴家斯曼齐安卡到上海，告诉我傅聪常常十个手指都包了橡皮膏登台。（三）自幼培养的独立思考与注重逻辑的习惯，终于起了作用，使他后来虽无良师指导，也能够很有自信地单独摸索，而居然不曾误入歧途——这一点直到他在罗马尼亚比赛有了成绩，我才得到证实，放了心。（四）他在十二三岁以前所接触和欣赏的音乐，已不限于钢琴乐曲，而是包括多种不同的体裁、不同的风格，所以他的音乐视野比较宽广。（五）他不用大人怎样鼓励，从小就喜欢诗歌、小说、戏剧、绘画，对一切美的事物美的风景都有强烈的感受，使他对音乐能从整个艺术的意境，而不限于音乐的意境去体会，补偿了我们音乐传统的不足。不用说，他感情的成熟比一般青年早得多；我素来主张艺术家的理智必须与感情平衡，对傅聪尤其注意这一点，所以在他十四岁以前只给他念田园诗、叙事诗与不太伤感的抒情诗；但他私下偷看了我的藏书，十五岁已经醉心于罗曼蒂克文艺，把南唐后主的词偷偷地背给他弟弟听了。（六）我来往的朋友包括各种职业，医生、律师、工程师、科学家、画家、作家、记者都有，谈的题目非常广泛；偏偏孩子从七八岁起专爱躲在客厅门后窃听大人谈话，挥之不去，去而复来，无形中表现出他多方面的好奇心，而平日的所见所闻也加强了和扩大了他的好奇心。家庭中的艺术气氛，关切社会上大小问题的习惯，孩子在长年累月的浸淫之下，在成长过程中不能说没有影响。……
远在一九五二年，傅聪演奏俄国斯克里亚宾的作品，深受他的老师勃隆斯丹夫人的称赞，她觉得要了解这样一位纯粹斯拉夫灵魂的作家，不是老师所能教授，而要靠学者自己心领神会的。一九五三年他在罗马尼亚演奏斯克里亚宾作品，苏联的青年钢琴选手们都为之感动得下泪。未参加萧邦比赛以前，他弹的萧邦的乐曲已被波兰教授们认为“富有萧邦的灵魂”，甚至说他是“一个中国籍的波兰人”。比赛期间，评判员中巴西的女钢琴家，七十高龄的塔里番洛夫人对傅聪说：“你有很大的才具，真正的音乐才具。除了非常敏感以外，你还有热烈的、慷慨激昂的气质，悲壮的情感，异乎寻常的精致，微妙的色觉，还有最难得的一点，就是少有的细腻与高雅的意境，特别像在你的《玛祖卡》中表现的。我历任第二、三、四届的评判员，从未听见这样天才式的《玛祖卡》。这是有历史意义的：一个中国人创造了真正的玛祖卡的表达风格。”英国的评判员路易士·坎特讷对他自己的学生们说：“傅聪的玛祖卡真是奇妙；在我简直是一个梦，不能相信真有其事。我无法想象那么多的层次，那么典雅，又有那么好的节奏，典型的波兰玛祖卡节奏。”意大利评判员，钢琴家阿高斯蒂教授对傅聪说：“只有古老的文明才能给你那么多难得的天赋，萧邦的意境很像中国艺术的意境。”
这位意大利教授的评语，无意中解答了大家心中的一个谜。因为傅聪在萧邦比赛前后，在国外引起了一个普遍的问题：一个中国青年怎么能理解西洋音乐如此深切，尤其是在音乐家中风格极难掌握的萧邦？我和意大利教授一样，认为傅聪这方面的成就大半得力于他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认识与体会。只有真正了解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精神，具备自己的民族灵魂，才能彻底了解别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渗透他们的灵魂。一九五六年三月间南斯拉夫的报刊Politika[《政治》]以《钢琴诗人》为题，评论傅聪在南国京城演奏莫扎特与萧邦的两支钢琴协奏曲时，也说：“很久以来，我们没有听到变化这样多的触键，使钢琴能显出最微妙的层次的音质。在傅聪的思想与实践中间，在他对于音乐的深刻的理解中间，有一股灵感，达到了纯粹的诗的境界。傅聪的演奏艺术，是从中国艺术传统的高度明确性脱胎出来的。他在琴上表达的诗意，不就是中国古诗的特殊面目之一吗？他镂刻细节的手腕，不是使我们想起中国册页上的画吗？”的确，中国艺术最大的特色，从诗歌到绘画到戏剧，都讲究乐而不淫、哀而不怨、雍容有度；讲究典雅、自然，反对装腔作势和过火的恶趣，反对无目的地炫耀技巧。而这些也是世界一切高级艺术共同的准则。
但是正如我在傅聪十七岁以前不敢肯定他能专攻音乐一样，现在我也不敢说他将来有多大发展。一个艺术家的路程能走得多远，除了苦修苦炼以外，还得看他的天赋；这潜在力的多、少、大、小，谁也无法预言，只有在他不断努力、不断发掘的过程中慢慢地看出来。傅聪的艺术生涯才不过开端，他知道自己在无穷无尽的艺术天地中只跨了第一步，很小的第一步；不但目前他对他的演奏难得有满意的时候，将来也永远不会对自己完全满意。这是他亲口说的。
我在本文开始已经说过，我的教育不是没有缺点的，尤其所用的方式过于严厉，过于偏激；因为我强调工作纪律与生活纪律，傅聪的童年时代与少年时代，远不如一般青少年的轻松快乐、无忧无虑。虽然如此，傅聪目前的生活方式仍不免散漫。他的这点缺陷，当然还有不少别的，都证明我的教育并没有完全成功。可是有一个基本原则，我始终觉得并不错误，就是：做人第一，其次才是做艺术家，再其次才是做音乐家，最后才是做钢琴家。我说的“做人”是广义的：私德、公德，都包括在内；主要是对集体负责，对国家、对人民负责。或许这个原则对旁的学科的青年也能适用。
傅雷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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