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战视角下国际假新闻的历史嬗变:技术与宣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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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一）技术的变化与重构：国际假新闻的隐蔽性
国际假新闻伴随着国际格局的演进与媒介技术的更迭而发生嬗变。从一战期间以小册子、传单为媒介的“纸弹”攻击，到二战期间以广播为媒介的“电波”攻击，战争期间国际假新闻的数量规模与影响范围随着传播技术与形态的演进而愈加扩大。冷战以来，国际间的信息战则是对多种传播手段的混合式、嵌入式应用，报纸、图片、广播、电视均成为国际假新闻的制造源头与传播介质。特别是随着电视进入“寻常百姓家”以及电视直播技术的发展，镜头语言能够更直观地呈现新闻事件现场的真实场景，而这种经剪辑、筛选后的“真实”往往更具有遮蔽性。
到了社交媒体时代，计算宣传的出现使机器突破了原来的工具属性，从传播媒介变成了信源或信宿，有了和人类平等的传播主体地位。高山冰、汪婧：《智能传播时代社交机器人的兴起、挑战与反思》，《现代传播》2020年第11期，第8页。以不透明的算法为依托，计算宣传操纵下的国际假新闻成为制造“伪共识”的武器。相比于经剪辑、筛选后的电视“真实”，计算宣传的“真实”因置身于算法黑箱之中而“遮蔽性”更强。虽然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识别社交媒体中的机器人，但对于黑箱之外的大部分公众而言，则无法识别信息的真伪，极容易误把“伪共识”当作是民众的“共识”。
当前，社交机器人被国家用于操控与引导国际舆论，甚至是对他国进行隐蔽的攻击。有学者用“政治机器人”（political bot）这一概念描述被政治团体操控并在社交媒体中广泛参与政治讨论的社交机器人。高山冰、汪婧：《智能传播时代社交机器人的兴起、挑战与反思》，《现代传播》2020年第11期，第10页。不同于前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时代的政治机器人自身具有高度类人性、非具身性的特点高山冰、汪婧：《智能传播时代社交机器人的兴起、挑战与反思》，《现代传播》2020年第11期，第11页。，其操纵下的国际假新闻形式之复杂、传播形态之隐蔽也达到了更高的程度，如通过战略部署用机器人攻击他国，或混合使用算法分发、网络钓鱼等方法散播虚假信息、操纵符号、制造趋势、放大特定内容、启动“伪草根运动”等罗昕：《计算宣传:人工智能时代的公共舆论新形态》，《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15期，第28页。。
从无线电报到互联网，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媒介技术的发明都肇始于乌托邦式的美好创想，然后往往都未能充分兑现自由和民主的承诺，甚至是在技术轮转中完成对既有权力结构的复制乃至强化。陈蕾：《回返“生存”:超越媒介技术迷思》，《现代传播》2021年第2期，第49页。当前，包括计算宣传在内的技术在智能化演进的过程中逐渐趋近于“人的延伸”，但技术的演进并未消弭国际网络空间中的不平等，它延伸了国家利益、权力关系的触及范围，同时又隐蔽地披着人类的外衣，极大地影响舆论甚至使全球舆论生态恶化。
（二）宣传的嵌入与延续：国际假新闻的根本意图
虽然国际假新闻在形态上经历了从单一到多元、从显化到隐匿的变化，但人的主体性始终存在于技术与现实世界的互动中，宣传的意图始终被嵌入在国际假新闻的传播体系中。战争中，伪装成新闻的虚假信息的宣传色彩之浓厚自不必说，彼时的国际新闻只是徒有其名。也正是因为次世界大战，“宣传”的概念渐为人知，甚至成为“欺骗与谎言”的代名词。与一战中的国际假新闻相比，二战中的国际假新闻与其本质上无异，但出现了新的宣传理念，如英国广播公司更多采用了隐蔽的“新闻式”的宣传模式，而纳粹德国的宣传则是采用了重复性极高的“欺骗式”的谎言模式。
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为宣传注入了新的动力，以国家为主体的宣传出现而且不断发展，逐渐升级到更微妙的新宣传。刘海龙：《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20年版，第372页。冷战期间，隐蔽宣传行动（covert propaganda operation）是美国冷战战略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具体表现为隐蔽的无线电广播、制造假消息等。白建才：《美国隐蔽宣传行动与苏东剧变》，《国际政治研究》2021年第1期，第28页。
一战以来学界对宣传存在两种不同的观念，即道德论与中立论，前者强调宣传的负面力量，后者强调宣传作为一种政策工具的必要性朱豆豆：《从宣传到战略传播：美国宣传观念分野、影响及新宣传话语研究》，《新闻界》2020年第7期，第81页。，本文倾向于持道德伦的观念。埃吕尔（Jacques Ellul）认为宣传是“内部控制个人的社会力量”Jacques Ellul，“Propaganda:The Formation of Mens Attitude”，Translated by Konrad Kellen and Jean Lerner，New York:Alfred AKnopf，1965，p87，斯坦利·康宁汉（Stanley Cunningham）认为“宣传即认识论”“宣传潜移默化地侵蚀个人能力和社会自由”Stanley BCunningham， “The Idea of Propaganda:A Reconstruction”，Westport:Praeger，2002，p97，二者均强调了宣传对人和社会的控制。利用计算手段生产国际假新闻是宣传在社交媒体时代的乔装改扮，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故意颠覆符号，迎合低级情感偏见，绕过理性思维”Dowdeswell T L，Goltz N， “The Clash of Empires:Regulating Technological Threats to Civil Society”，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Law，Vol29，No2，2020，p201的传播，然而它比传统的宣传方式更加强大，制作成本低，传播效率高，其自动化、匿名化的特征又使得对其的监管更具挑战性European Commission，“‘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to Disinformation’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High Level Group On Fake News and Online Disinformation”，Luxembourg: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2018，p5。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这种宣传方式旨在推进国家行为体的政治议程，甚至在国际空间中延伸霸权主义。爱德华·赫尔曼（Edward Herman）和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曾指出，美国媒体的新闻报道呈现出“系统性偏见”，本质上是一种“宣传模式”，目的则是“制造共识”（manufacturing consent）。反映到国际新闻报道方面，美国媒体看似本能地、不断地追求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看似超越国界、不断捍卫所谓全人类的“人权”与“自由”，但实际上，其国际新闻报道无一例外都是秉持一个不变的原则——以是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终的选择标准。吴立斌：《一种精致的宣传模式——评〈制造共识—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年第1期，第109页。
事实上，这种“宣传模式”在西方媒体中普遍存在，其实质是霸权主义的体现。宣传作为国际假新闻的始作俑者，今天在西方国家仍然存在，西方媒体常常以国际假新闻作为手段进行宣传，背后是其话语霸权的彰显，是宣传嵌入国际假新闻的极为生动的表现。
四、如何应对以计算宣传为特征的新信息战
从次世界大战至今，从报纸、广播、电视到互联网新媒体，国际假新闻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传播技术的变迁而发展演变。在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看来，新技术的出现往往给人们带来无限憧憬，似乎新的技术将彻底超越时间、空间乃至权力关系的限制，然而历史、地理、政治并没有随着新技术的产生而被真正超越、终结，人们在新技术面前一次又一次地患上历史终结症，陷入一种反复终结的迷思。以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为代表的下一代互联网光辉形象的迷思反映并折射了各个国家对全球政治经济主导地位的竞争等重要社会议题。潘仁杰、伍静：《透析数字时代的科技迷思——传播政治经济学家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教授访谈录》，《新闻大学》2019年第7期，第112—113页。人们曾期冀技术手段的进化能使国际假新闻更容易被甄别，国际话语空间更加平等，然而国际假新闻在演化过程中依然保有其原本的双重底色。它从未跳脱出国家利益与国际话语权的争夺范畴。反而随着技术的发展，表现形式愈加隐蔽，对国际秩序造成的危害可能愈发难以估量。如何应对互联网时代以计算宣传为特征的新信息战，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考量应该从全球与本土两个视角切入。
（一）全球治理框架
社交媒体中的国际假新闻已成为全球现象，世界经济论坛早在2014年就将网络空间中虚假信息的快速传播列为社会面临的十大风险之一。World Economic Forum，“The Rapid Spread of Misinformation Online”，November 15，2013，http://wefch/GJAfq6从全球角度来看，应对计算宣传造成的虚假信息传播是全球治理的一部分。全球治理是在全球化趋势之下，为应对全球问题，由各国政府、跨国组织、跨国公司以及全球公民社会共同参与的，具有平等、协商、网络化和资源特征的合作管理行动。应对计算宣传需要全球共治，需将国家行为体、国际组织、平台、用户纳入其中，进行协同治理。
国家行为体层面，计算宣传引发的问题已引起各国的重视。自2016年以来，已有超过30个国家出台法律，打击国内假新闻在社交网络上的传播。然而，目前鲜有国家专门针对国际假新闻进行规制，这是因为计算宣传的国际假新闻往往是国家和媒体的合谋，其背后隐含着国际关系中的霸权结构与国家间的权力关系。对计算宣传的全球治理需要各个国家共同参与，在多国协作下进行全球层面的法律规约，一方面约束平台的权力，另一方面杜绝以国家名义进行的计算宣传攻击。从现实情况来看，当前达成全球性的法律共识具有较大难度，可以先从区域入手，在区域层面以立法手段达成治理计算宣传的共识，再寻求全球方案。
国际组织层面，可以通过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全球性、区域性的组织解决计算宣传带来的问题以及潜在危机，发挥这些组织的调节与整合作用。比如，可以在国际组织的主导下构建全球性的讨论平台，以逐步形成共识。这个平台的目标并非戳穿某一具体的计算宣传行为，而是通过使国际社会不同群体之间进行广泛的信息交换与对话，减少以攻击为目的的计算宣传的传播效力和负面影响，重塑全球信息生态系统。
社交媒体平台层面，既需“开门”也需“关门”。一方面，“打开”算法，将算法从“黑箱”中释放出来。社交媒体时代“数据即权力”，平台这一新的权力中心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市场的一环，其终目标是经济利益。在不损害平台核心利益的前提下使算法“透明化”，降低识别计算宣传痕迹的门槛。另一方面，“关闭”可疑账户，利用技术手段加强对计算宣传的识别与监管，对低可信度信源“降权”甚至关停所属账号，以避免网络公共领域成为虚假信息的滋生之地。此外，还需分散平台的控制权，即将平台的控制权从大型参与者（公司、有权监管公司的政府）分散到用户手中，让用户控制算法、推荐机制，并能够自主洞察内容的生成机制以及潜在的偏见。Dowdeswell T L，Goltz N，“The Clash of Empires:Regulating Technological Threats to Civil Society”，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Law，Vol29，No2，2020，pp212-213
用户层面，应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包括新闻评判的标准、评估偏见的能力，甚至是自发组成独立的事实核查组织。Dowdeswell T L，Goltz N，“The Clash of Empires:Regulating Technological Threats to Civil Society”，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Law，Vol29，No2，2020，p215特别是，用户还需提高自身的“算法素养”，以批判性思维理解算法带来的影响，充分了解社交媒体中国际假新闻的生产逻辑，提高识别能力。
以上治理框架需要进行多方协作，国际组织需要调节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平台之间的关系，国家需要限制平台的权力、致力于提高用户的素养，平台需要赋权用户，用户需要监督国家、国际组织和平台。在这种全球治理的思路之下，共同谋划对计算宣传的治理之道。
（二）本土应对措施
考虑到长久以来中国的发展道路与西方的传统以及由其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存在着差异，尤其在当前中国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国际环境与国际舆情，中国已经并极有可能持续遭到西方国家的信息战攻击。面对来自外部的国际假新闻，中国应该结合本国特点进行具体、灵活、有针对性的应对，从“治标”走向“治本”，不断提升技术、研判涉华舆论、开展国际合作。
技术层面，中国一方面可以建立计算宣传探测网，利用Sybil攻击检测、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检测和跟踪计算宣传。另一方面，可以建立国际舆情预警机制，根据对计算宣传假新闻现象发生机制的分析，予以快速的、具有针对性的回应，甚至是以回击的方式揭露西方国家操纵国际舆论的政治目的。同时，需要防止海外假新闻的“内流”与“扩散”，通过技术手段阻止假新闻内容在国内的持续传播和负面影响的不断扩大。作为信息战在当代的迭代升级，计算宣传甚至可能威胁到国家主权与安全，因此对该现象的治理应纳入到国防系统，进行战略性防御和部署。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建立由多个相关部门组成的治理战线，如将外交、国防、法律等部门结合起来，将学术界与智库吸纳进来，联合应对社交媒体平台上针对中国的计算宣传攻击。
对计算宣传中涉华舆论的研究作为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应继续加强摸索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上计算宣传现象的共性规律，如海外社交平台上与中国有关的计算宣传的源头在哪里，集中于哪些议题与领域，表达方式与话语特征是什么，有何特定的政治目的等，加强对海外社交媒体涉华舆论管理的自主性和主动性。特别是在近年西方媒体频频以新疆、香港等问题作为切入口抹黑中国的背景下，对这些议题中计算宣传现象的研究具有迫切性和必要性。中国的研究机构可以效仿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开展计算宣传专项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提升机构的影响力和辐射面。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自2016年1月起开展计算宣传研究项目，关注世界各国的政治参与者如何使用社交机器人、算法等自动化技术服务于自身政治目的，其间还开发了由专家构成的政治机器人监测网络，以及由涉及到社交机器人的政治事件构成的原始数据库。该团队的研究成果引起国际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主要成员还受邀在欧洲、北美等地进行计算宣传议题的研讨并参与政策的制定。中国的研究机构在这一领域刚刚起步，未来可以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新技术进行国际互联网监测，并积极在国际上参与研讨与政策制定。
此外，由于计算宣传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中国应积极与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开展多边合作，在全球治理框架中扮演先行者、主导者的角色。此前，中国曾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要求各国在尊重主权的基础上，通过加强合作形成互利共赢、秩序良好、共享共治的网络空间，这是中国对网络空间人类共同处境和出路的创造性提法。赵永华：《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人民论坛》2020年第20期，第110页。当前，中国可以在此基础上强调计算宣传治理在国际互联网治理中的重要性，呼吁各国深化双边、多边对话交流和信息沟通，积极参与全球网络空间中计算宣传问题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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