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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作者卜键多年深耕于明清史领域，成果丰硕、造诣深厚。卜键先生在本书引子中写道，“深入发掘清正之臣的大节，剔理追摹其生命轨迹与生活情态，从而认知典范的意义”，这也体现了卜键先生为治文治史者著书的责任与担当。
本书史料充分，作者笔墨酣畅；全书背景宏阔，但细节却生动有趣，人物形象生动，阅读体验兼具真实性、权威性与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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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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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之华：王杰与乾嘉两朝政治》是文史学者卜键继《国之大臣：王鼎与嘉道两朝政治》后，历时八年，查阅史料、多次实地考察创作而成的又一部力作。本书以清代中叶名臣王杰为引，展开一幅时代的画卷。本书史料充分，作者笔墨酣畅，让读者在其中看到清代中期的选人用人制度、司法制度、赋税制度、社会治理方式、官员生活，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作者通过对中央与地方、皇帝与官员、官员与官员、官民之间关系的描写，全面呈现了清代中期的政治图景。全书背景宏阔，但细节却生动有趣，一个个人物形象借助于细节跃然纸上，读起来饶有趣味，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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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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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键，文学博士，研究员，文史学者，专栏作家。北京文史馆馆员，中国海洋大学国家文化与旅游研究基地主任、特聘教授，原国家清史办主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已出版学术著作22种，发表论文与文章300余篇，主持《清史?边政志》，主编《清代教育档案文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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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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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引子：一封书 1
第一章 读书生涯 5
第一节 父辈的奋斗 7
第二节 早年的读书岁月 15
第三节 终生之师孙景烈 21
第四节 根基在关学 29
第二章 名臣的幕僚 35
第一节 身如雨点，心似玲球 37
第二节 关中书院的那场雅集 49
第三节 何时进入尹公幕府 54
第四节 京师行 62
第五节 人生的榜样——陈宏谋 70
第三章 “西人魁榜西平后” 79
第一节 底定西域 82
第二节 皇太后七旬恩科 95
第三节 科举的幸运 103
第四节 第三次南巡 113
第四章 提学福建 123
第一节 庶常馆 125
第二节 臣节与士习 133
第三节 首任学政 139
第四节 在福建的四年 144
第五章 皇上的栽培 153
第一节 翰林院的“快车道” 155
第二节 文学侍从 160
第三节 恩公相随而逝 164
第四节 从南昌到杭州 170
第六章 官场上的读书人 175
第一节 初任浙江 177
第二节 人生的小插曲 183
第三节 会试与秋审 190
第四节 二任浙江学政 196
第五节 刻诗与题序 200
第七章 乾隆朝的“文治” 205
第一节 四库开馆 208
第二节 “熙朝右文古未有” 215
第三节 总裁官的职责 221
第四节 吏部天曹 229
第五节 武英殿总裁 238
第八章 枢机大员 247
第一节 又是提学浙江 249
第二节 执掌都察院 260
第三节 在故乡守制 265
第四节 进入军机处 273
第九章 东阁大学士 289
第一节 意外入阁 291
第二节 平定台湾变乱 301
第三节 尚书房事件 308
第四节 弘历的八旬万寿 316
第十章 有形无形之象 329
第一节 西藏事务 331
第二节 乾隆帝的反省 340
第三节 浸润之谮 349
第四节 大风起兮 359
第十一章 “归政仍训政” 377
第一节 禅而不让 379
第二节 微妙的盛典 386
第三节 苗疆之殇 391
第四节 白莲教狂潮 398
第十二章 嗣皇帝与二皇帝 407
第一节 储君的姿态 409
第二节 和相的身段 418
第三节 “和记”枢阁 428
第四节 正月的剧变 436
第十三章 内阁首辅 447
第一节 嘉庆新政 449
第二节 乾嘉学术 462
第三节 绞杀之痛 470
第四节 辅政的分寸 476
第十四章 归去来兮 487
第一节 在籍食俸 489
第二节 辞 阙 499
第三节 故乡的亲情 508
第四节 返京与长逝 515
注 释 523
附 录 545
韩城王氏世系简图 545
王杰年表 546
主要参考文献 557
跋：典范的缺憾 563
鸣 谢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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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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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一封书
在我国数千年的史页上，在王朝平和持续与剧烈更替的长过程中，常可看到一些辅弼大臣的身影：有的忠正清廉，有的贪纵骄妄，或勇于担当，或遇事模棱……世人习惯于用清官、贪官、昏官，正臣、能臣、庸臣作为概括，虽不免笼统粗放，不免遮蔽庙堂人物之多棱性，倒也简明传神，别有一种指代的精准。而清官与贪官，又因在朝廷的并存互搏和对比映衬愈益彰显，可若说到留给后世的印象，则往往以后者更为深刻。“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乃大诗人陆游的千古兴慨与叹息，起因正在于此。
以本书传主王杰与同时在朝的和珅为例，也可见出差异：当今之人谁不知道和珅，又有几人知道王杰？
第一次去韩城踏访，是在2015年5月。那时《国之大臣——王鼎与嘉道两朝政治》刚出版，在陕西师范大学举办的研讨会上，为王杰作传之事再一次提起。第二天，陕西人民出版社的诸位便陪同赶往韩城。大家一起拜谒太史公祠，溯大河而上抵近瞻仰龙门阙，也参观古柏森列的韩城文庙和重修中的王氏宗祠……为写作本书，后来我又两上韩城，踏访遗迹，访求轶墨，寻觅旧事，夜晚酒后行走在石板老街上，见明清坊巷与人间烟火打混成一片，真有点儿恍兮惚兮。
王杰和王鼎是陕人在清朝的两颗亮星，皆以忠清正直立世，品节英挺，吏事练达，也都有几分老陕的执拗。二人前后衔接，又因皆从山西移陕而称本家：王杰在乡时与王鼎的祖父王梦祖为好友，梦祖曾写信以孙子的前程托付，以大学士管理礼部的他虽未出面帮忙（不符合其做人做事的原则，《钦定科场条例》也有严格规定），却对老友之后颇为关心，也为王鼎在嘉庆元年考中进士由衷高兴。王杰在朝的最后几年任内阁首辅，深受皇上敬重，作为翰林院小编修的王鼎则较少来府上，也未见王杰运用自己的权威为这个家乡晚辈铺垫谋划。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四十年前的王杰亦如此，留任翰林后，恩公尹继善、陈宏谋适为当朝重臣，却极少去两府走动。
在这里，应能看到“清”的微光。
清，从来都不仅仅是一种为官风格，不仅仅体现在拒绝贪贿上，而出于对华夏道统的持守，出于人格上的自尊自重，也浸润于生活细微之中，是一个人道德精神的完整呈现。
清，又有深浅久暂之别。浅暂者爱惜名声，有意作秀，吟诗作赋时不忘自我标榜，日记信札亦留作后日之证；深久之士则我行我素，视若平常，不事张扬，也不太在意当世与身后之评价。王杰属于后者，除了一些宫中奏折和官方文献对任职管事的记载，几乎找不到什么生活细节，其文集也基本不涉及个人之事，不记述人际交往，不渲染内心感受。如此固然令人钦敬，真也难煞为其作传的人。可话又说回来，从来做大吏者，贪贿甚易，清廉极难，深入掘发清正之臣的大节与细节，剔理追摹其生命轨迹与生活情态，从而认知典范的意义，不也是治文治史者的责任吗？
有意思的是，在我第二次前往韩城时，市里邀集几位当地文史专家座谈，提供了一些文献资料，其中就有王杰写给两个哥哥的一封家书。这封信写于乾隆二十七年初冬，那是一个乡试年，尚在庶常馆读书的王杰被钦点为湖南副考官，返京后见到二哥来信，即行回复。他在信中简述了长沙贡院的考录情况，说与正考官钱大昕意见相合，所取考生的前几名皆大得时望；也向两个哥哥吐露心声，写到初居京师之大不易。那时的他薪俸微薄，妻子儿女一大家子，又将母亲从家乡接来，“诸事艰难”，“又不肯坏品行向人告助”。王杰于信末写道：
惟每日强为欢笑，以宽慰母亲之心，不令知一毫艰难之状，但未知将来作何完竟耳？
一个新科状元的拮据困窘，所面临的巨大生活压力，以及细腻丰沛的孝思，随着一封书信，鲜活地浮现于面前。
一封书，乃古典戏曲的一个曲牌名，南戏《张协状元》《琵琶记》中皆有使用，而来源应出于游子对故乡的怀念，以及人们对书信的珍重。杜甫《述怀》“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王昌龄《别李浦之京》“小弟邻庄尚渔猎，一封书寄数行啼”，写来都很动情。一般说来，家书是一种实话实说、真情流露的文体。由王杰的这封家书，引发我追索寻觅其信札的兴趣，数年来所获渐多。他是一个爱写信的人，与家人朋友、同事同年、门生幕僚多有书信往来，又以书法名世而被珍藏，流传至今的虽属少数，亦颇为可观。著名学者汪辉祖临终前追忆生平，将座师王杰的历次来信一一录入；另一个门生李赓芸则把老师所寄手札装裱成册，“装成留作书绅训”，以期后辈拜读得益。而前面提到的这封王杰家书，系道光间一位私塾先生在韩城见到，激赏之下竟募资镌刻。一封书被刻在石头上，一段不便与外人道的家庭细事得以曝光，应是王杰生前所想象不到的。
为了写作本书，我尽可能地搜辑查阅档案文献，充分利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的藏书和数据库，也借重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等处的收藏，对王杰的在朝大端逐渐清晰；而他写于不同时期的书信，则能提供正史所忽略的细节，提供可信可贵的补充。从其入仕之初写给老师孙景烈的信，那恭谨工整的黄笺小楷，到其衰病之年请汤金钊代拟辞呈的短札，笔画仍不减秀劲，四十年间草蛇灰线，隐约可见一个清正大臣的心路历程。
王杰性格内敛，不喜欢热闹，不屑于“标榜声气”，但坦诚真纯，心地洁净。乾隆帝很喜欢其清素品性，曾以他为例，说君臣之间就应该这样亲如家人；也正因看重这一点，深信王杰的诚笃端正，和珅的屡次进谗才失去作用。嘉庆帝对王杰更是如此，那份敬重信赖，甚至可以说超过了父皇。“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是嘉庆帝在王杰离京前所赠诗句，满含褒奖，却也是字字属实。当时一个流行语叫“特达知”或“特达之知”，乃指皇上对某臣的特殊信任和赏识，王杰则属于两朝天子的特达知。王褒《四子讲德论》：“夫特达而相知者，千载之一遇也。”被皇上如此称呼，应是一种极高的评价，是做臣子的殊荣。
这会引发和珅之流的倾陷，同僚间自也不无“羡慕嫉妒恨”，却不知王杰从不刻意迎合，不攀藤附葛，也不贪权恋栈。在朝日久，最容易变得虚伪苍滑，王杰的书生本色并无改变，不假也不装，感觉到身体难以履职即坚决求退。而朝中大佬如刘墉、纪昀、彭元瑞等年龄仿佛，一个个老态龙钟，却依然在官位上硬撑。元瑞的赠别诗也说到去留，曰“去亦不得为勇退，留亦不得为匪躬。适留未是恋秣马，适去未是避弋鸿”，自辩亦复自嘲，只能付之呵呵了。
王杰的品德性情，也决定了他是一个没有太多色彩、没有太多故事、没有圈子也没有亲信的人。而在这位老臣返乡后，仍有不少人想念他，嘉庆帝也是时常念及，问候和赏赐不断。王杰也多次密折上疏，反馈陕地民风政情，也对时局发表看法和提出建议，皇上则每折必复。所谓密折，指的是保密，而非告密。当一个大臣退休以后，密折与批谕便成为君臣之间的书信往来……
【第一章】读书生涯
提到王杰，几乎所有的记载都会提及他的科举奇遇：这位来自陕西韩城的读书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得中会试第十名，殿试被阅卷大臣排在第三名，由皇帝钦定为第一，成为清朝立国以来大西部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状元。
读书科举，先乡试后会试，几乎是那个时代贫家子弟改变命运的唯一通道，也常是一条充满挫折、耗费青春与心智的人生迷途。以金圣叹的学养才情，竟也屡战屡败，到死只是一个秀才，可知考中举人已属大不易。而侥幸通过会试，列名春闱之榜，也多在三甲，二甲已少，状元更非所敢想象。清代共产生了一百一十四名状元，大多数出于江南富庶之乡，或为书香门第，或为官宦子弟，或曾在军机处“打工”，出身寒门者甚少。王杰的成功，看似一个奇迹，实则来自他的天赋和奋勉，来自师长的教导关爱，寄寓着家族几代人的梦想，更与上一辈的艰辛付出相牵结。
第一节 父辈的奋斗
雍正三年（1725）十月二十七日，王杰出生于陕西韩城庙后村的一个普通农家。这是一个移民家族。明清之交，其七世祖王进顺携家由山西迁居韩城，至王杰出生之际，族人已在这块土地上扎下根来，枝叶繁茂。仅就他的祖父王家檀一支，父亲王廷诏排行老三，是最小的儿子；王杰的情况与乃父相同，前面也有两个哥哥；而大伯有四个儿子，二伯有两个儿子，济济一堂。所以说他的降生，不可能为父母和宗族带来太多欣喜。而对于一个世代以务农为生的大家庭，一个由山西逃难而来的外来户，土里刨食，光是让子女吃饱肚子就大不易，长大后还要娶亲、分灶，真是步步维艰，难以备述。
这样的家庭，与当时众多的农家几乎没什么两样，所不同的，在于王杰的大伯做出了一个决定：设法为三弟廷诏捐一个小官，再让他把儿子们带出去读书……
一、从洪洞到韩城
作为中华最古老的姓氏之一，王姓来源多且分布广，几乎在任何汉族聚集区都存在，并不一定同宗，韩城也是如此。王杰的家族出于太原王氏，至其七世祖王进顺居住于洪洞县地方，明末时带领家人迁徙入陕，谱称“法天公”，是为韩城本支之始。
明朝洪武、永乐年间，曾多次从洪洞县向外移民，充实中原那些因战乱或自然灾害变得人口空疏的州县。民国《洪洞县志》有一篇《重修古大槐树处记》，写道：
明太祖洪武间，屡徙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等处。成祖永乐元年，徙山西民万户实北平，复核太原、平阳、泽、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丁口以实北平；十四年徙山西民于保安州。自是以后，移徙于四方者不一而足。盖尔时洪地殷繁，每有迁移，其民必与，而实以大树处为荟萃之所。
这株古槐在县城北二里许的汾河畔，古代为水陆交通要道，成为移民记忆中家乡的标志。“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一批批乡民扶老携幼，从那株象征根本之地的大槐树下出发，散向各地。这是由官府组织的大迁徙，政府统一安排，也提供一些路途补贴和安置费用。清道光间大学士祁寯藻的祖籍也是洪洞，其弟宿藻应邀主持该县玉峰书院，写下“吾家迁居旧槐里，五百年来还过此”“相逢父老话因缘，故里重寻竟失传”等诗句，祁家的迁徙，应是在明朝前期。
王杰家族自洪洞的外迁要晚许多。
据其家族迁韩只有四五代推算，本支始祖王进顺的生活年代应在明崇祯间。其时山西战乱频发，村墟残破，百姓非死即逃，所谓“播迁”是也。王进顺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记载，今日已很难推想他是怎样带着一大家子人渡过的黄河，又为何选中在韩城落籍？根据《韩城王氏宗谱》记述：
进顺公，字法天，号道夫，以明季不事功名，托处士以终老，桑间十亩，勤俭传家，积数世而大发其光者，殆公之潜德焉。
由此可知，该支王氏的始祖是个读书明理之人，且略有家资，大约见局势不妙即携带家人躲避，至韩城后购置田产，安顿下来，并无在战火中枵腹逃难之狼狈。
清道光间，王杰的孙子王笃出任广东粮道，职事不重，较有闲暇，前面提到的《王氏统宗世谱》（一名《韩城王氏宗谱》）就是他在此际编纂，并在卷首小序中细说始祖恩德：
我王氏肇于太原，族大人众，先世居山西洪洞县，旧谱久湮其详，不可得闻矣。明季法天公避乱于秦之韩城，遂家焉。法天公性嗜学，绝外缘，兢兢以道自守，不事功名，故见机而作，卒能携家远徙，潜德幽光，于兹可见。后之人所以迁地为良而绵延世绪、光大门闾者，自公始。
洪洞至韩城约计三百里，并不太远，但要乘船越过水阔流急的黄河，也是多有凶险。王进顺显然计议周详，与家人很快在韩城的人和寨定居。王笃文中特别说明法天公生性嗜学，恪守道德原则，拒绝各种不良风习的引诱，淡泊名利，不知其何所依据，总觉得有点像照着祖父王杰的样子刻画的。果然他在后面话头一转，便写到祖父——
洎乎生齿日繁，支派日远，而先祖先公尚未有家庙以妥在天之灵。我大父文端公有忧之，嗣于癸卯年九月由京旋里终制，乃出俸金倡建祠宇，惟我先人始有凭依；又捐置祀田三十余亩，以供粢盛，俾无阙乏。
此“癸卯年”为乾隆四十八年（1783），该年五月，王杰之母吴太夫人逝于京师，秋九月扶母亲灵柩还乡守丧。就在这期间，经济上并不富裕的王杰带头出钱修建了宗祠，并捐资置办了三十余亩祀田，族人才有了一个祭祀先人的地方。他还想要编纂一部族谱，由于朝廷事务繁忙，加上族人支派已多，需花大力气方能一一理清端绪，仅写了一份草稿，存放箧中。
王杰的子孙中，唯有次子垿时的次子王笃考取进士，再入庶常馆深造，散馆后为翰林院编修、监察御史，出任福建汀州知府，广东督粮道。嘉道间官场的显宦之后越来越多，似乎总能借得一点先辈余荫，譬如林则徐就对王笃很倚重，在虎门销烟时，委以现场监理的重任。正是在广东任上，王笃最后完成家谱的定稿，名曰《王氏统宗世谱》，撰写序言，并刊刻成册。检核谱文，可知王笃是以第四世起的本支为主，其他支派皆付阙如。
二、走出大山
韩城多山，又濒临黄河，土地贫瘠，历来生民多艰。
王进顺迁韩之后，子孙世代务农，然而不废诗书。其孙汝龙，字乾若，谱称“学富三冬，名场屡踬，躬耕乐道，赍志以终”；汝龙之孙家檀，也就是王杰的祖父，“字栋宇，号习儒，又号象峰”，隐约传递出对读书的喜爱。家檀公去世甚早，留下三个未成年的儿子，家庭陷入困境。王杰之父廷诏排在第三，少年进学，却因家贫中辍。孙景烈曾细述其心中不甘以及对命运的抗争，曰：
君（廷诏）少就外傅，贫不能卒业，而所诵“四子书”终身实得力焉。尝释耒而叹曰：“吾不能以文字起家，奈何令子侄仍为农夫乎？”遂由营田例，得任浙之杭州府中务税课司大使，尽子侄八人以行，至则延师教授。而君于公务之余，亦理及旧业，与其师相质辨……
此一段文字真切，满含温情，叙写的是一个农家的兄弟情谊与奋斗精神，读来很受感染。
营田，古与屯田相同（北魏、唐、宋皆设营田使），至清代则多指屯垦中的一项，主要是北方尤其是京畿地区营造水田，以大幅提升土地利用面积和农作物的收成。康熙年间，天津有万余亩低湿荒地被开垦为水田，收效甚好。雍正帝继位后，命于滦州、蓟州、天津等地创设营田机构，以怡亲王允祥总理其事，大规模展开营田事宜。必须说明：营田是与兴修水利工程统筹实施的，事关国计民生，很快就大见成效。雍正五年八月，怡亲王领衔奏报：所营京东滦州、丰润、蓟州、平谷等六州县垦有稻田三百三十五顷，京西庆都、唐县、新安等八州县有稻田七百六十顷七十二亩，天津等三州县共得稻田六百二十三顷八十七亩，京南正定、平山等十州县开垦稻田一千五百六十七顷七十八亩，加上民间自行改为水田者五六千顷，“俱禾稻茂密，高可四五尺，每亩可收谷五六七石不等”，多处“呈送新开水田所产瑞稻，或一茎三穗，或一茎双穗”。雍正帝闻知大为喜悦，命宣示臣下。
营田得见成效，在于朝廷的高度重视，也在于早早出台了一套激励措施。内阁大学士朱轼奉旨参与此事，长期奔走于各处工地，不辞辛苦，并于雍正四年十二月奏上《营田事例》，共四款：
一、自营己田者，照田亩多寡，给与九品以上、五品以下顶带，以示优旌；
一、效力营田者，应酌量工程难易，顷亩多寡，分别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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