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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大咖作者——“社会生物学之父”爱德华威尔逊 。自然科学巨擘，社会生物学之父，世界知名的蚂蚁研究专家，“生物多样性”概念的倡导者和实践者，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荣休教授。一生屡获殊荣，职业生涯中出版了20余部权威作品。
“爱德华威尔逊“人类世三部曲”的首曲，内容引发学界震荡。 本书与他的另外两部作品——《人类存在的意义》《半个地球》构成了威尔逊的“人类世三部曲”，完整阐释了他一直以来倡导的生物多样性、知识大融通等理念。本书英文在出版后引发学术界巨大震荡，颠覆了在学界广受认同的亲缘选择理论，重新讲述了人类的进化故事，证明群体选择才是人类进化的首要推动力。
众多大咖重磅推荐，荣登各大畅销书榜单。本书英文版得到了《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贾雷德·戴蒙德、“DNA之父”詹姆斯·沃森、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等众多大咖的鼎力推荐。上市当年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被评选为《纽约时报》年度荣誉图书、柯科斯评论年度图书（非小说类），入围安德鲁·卡内基zhuo越奖（非虚构类）。中文版也已经得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生物学教授叶盛、苇草智酷创始合伙人段永朝、科学作家万维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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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探索真社会性的起源，揭示人类成为地球主要力量的进化逻辑。对于人类处境的探索和追问一直是很多学术大家关注的主题，每次探讨都会引发社会各个层面的热议。本书英文版在出版后引发了学术界的巨大震荡，它颠覆了在学界广受认同的亲缘选择理论，重新讲述了人类的进化故事，证明群体选择才是人类进化的首要推动力。威尔逊用他广博的博物学视角，融合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带领我们深入人类社会的核心区域，给出了jue无仅有的解释。可以说，除了爱德华·威尔逊，没有人能够给出如此宏大、深刻的阐释。
对“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这个问题给出有史以来蕞为清晰的解释！作者借用“高更三问”做骨架，勾勒出人类演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以及我们是谁三个问题的大画面，将群体选择、真社会性、基因-文化协同演化等关键概念悉数囊括在内，让人沉浸其间。威尔逊用“逾层凌域”的“变焦思维”向我们展示了道德、宗教及创造性艺术的生物性起源，对“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这个问题，提供了有史以来蕞为清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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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Wilson，1929—2021）
自然科学巨擘，社会生物学之父，世界知名的蚂蚁研究专家，“生物多样性”概念的倡导者和实践者，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荣休教授。一生屡获殊荣，曾荣获美国国家科学奖、瑞典huang家科学院克拉福德奖等百余项国际奖项，以《论人性》《蚂蚁》两部作品两度荣获普利策奖，被世人誉为“达尔文之后蕞伟大的博物学家”。《时代周刊》评选他为“对当代美国影响蕞大的25个美国人”之一。职业生涯中出版了20余部权威作品，代表作有《社会生物学》《论人性》《昆虫的社会》《半个地球》《人类存在的意义》《创造的本源》《博物学家》等。另外，他还在晚年创作了wei一一部小说《蚁丘》，可以看作对他传奇研究生涯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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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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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如何理解人类的境况
第一部分 为何会有高等社会生活
第1章 人类的处境
第二部分 我们从哪里来
第2章 两条征服路径
第3章 途 径
第4章 抵 达
第5章 穿越演化迷宫
第6章 创造力
第7章 部落意识是人类的基本性状
第8章 战争是人类代代相传的诅咒
第9章 大迁徙
第10章 创造力大爆发
第11章 向文明冲刺
第三部分 社会性昆虫如何征服无脊椎动物世界
第12章 真社会性的产生
第13章 推动社会性昆虫进步的发明
第四部分 社会性演化的力量
第14章 科学难题：罕见的真社会性
第15章 如何解释昆虫的利他行为和真社会性
第16章 昆虫前进的一大步
第17章 自然选择如何创造社会本能
第18章 社会演化的驱动力
第19章 真社会性新理论的产生
第五部分 我们是谁
第20章 什么是人性
第21章 文化是如何演化的
第22章 语言的起源
第23章 文化差异的演化
第24章 道德和荣誉的起源
第25章 宗教的起源
第26章 创造性艺术的起源
第六部分 我们到哪里去
第27章 一次新启蒙
拓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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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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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人类的境况
在人类的心智生活中，没什么比搞清楚理解人类境况的关键更难以捉摸或更珍贵的了。那些寻找它的人，总是习惯于在神话与传说的迷宫寻求解答：宗教、创世神话和先知的梦想。对于哲学家来说，解答取决于他们的内省和在推理中的洞察力；对于创造性艺术来说，解答取决于感官游戏的意涵。
伟大的视觉艺术是对一个人探寻旅程的深刻表达，可以唤起那些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情感。也许在迄今人们所隐藏的更深、更接近本质的意义中，保罗·高更，一个秘密的猎手和著名的神话创造者（人们这样称呼他），也做了这样的尝试。他的故事为本书提供的现代版本的答案呈现了一个有价值的背景。
1897年底，在距离法属波利尼西亚塔希提岛帕皮提港不足5公里的普纳奥亚，高更画下了他有生以来画幅最大、最重要的画作。因为梅毒造成的多次心脏病发作，高更变得越来越虚弱。他的钱几乎花光了，女儿艾琳在法国死于肺炎的消息让本就脆弱的他雪上加霜。但高更依然决定坚持活下去。为了生存，他在帕皮提做着一份每天只能赚六法郎的工作——在公共工程和调查办公室当职员。1901年，为了远离人群，他搬到了遥远的马克萨斯群岛中的希瓦瓦岛。两年后，保罗·高更卷入法律纠纷，死于梅毒引发的心力衰竭，后被葬在希瓦瓦岛的天主教公墓。
“我是一个野蛮人，”高更在去世前几天写信给地方法官，“但我想那些文明人会质疑这一点，因为在我的作品中，没有什么比这种‘不由自主的野蛮’更令人惊奇和困惑的了。”
高更来到法属波利尼西亚，来到这个罕有人至的“世界尽头”（比这里更遥远的只有皮特凯恩和复活节岛），寻找和平与艺术表达的新疆域，获得了非凡的艺术成就。
高更追索身体与心灵的旅程在他那个时代的主要艺术家中是独一无二的。1848年，高更出生于巴黎，在利马长大，由母亲奥尔良抚养长大。他的母亲有一半的秘鲁血统。这种混血的身份仿佛预示着他未来的命运。年轻时，高更加入法国商船队，在世界各地周游了6年。在此期间，也就是1870—1871年，他在地中海和北海参加了普法战争。回到巴黎后，他一开始并没有考虑过从事艺术，而是在富有的监护人古斯塔夫·阿罗萨（Gustave Arosa）的指导下成为一名股票经纪人。阿罗萨激发了高更对艺术的兴趣，并予以支持。阿罗萨是法国艺术领域的主要收藏家，藏品包括最新的印象派作品。1882年1月，法国股市崩盘，银行倒闭，高更开始转向绘画，发挥他在艺术方面的天赋。高更的绘画风格深受印象派大师的熏陶——毕沙罗、塞尚、凡·高、马奈、修拉、德加。他四处旅行，从蓬图瓦兹到鲁昂，从阿凡桥到巴黎。作品涵盖肖像、静物和风景等类型，风格越来越变幻莫测，一切都预示着伟大的艺术家高更即将出现。
但高更对这一结果感到失望，他只在耀眼的同代人的陪伴下停留了很短的时间。他并没有靠自己的努力变得富有和出名，尽管他后来宣称，他知道自己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他渴望过一种更简单、更轻松的生活来迎接这一命运。他在1886年写道，巴黎“是穷人的荒原……我要去巴拿马过当地人的生活……我要带着我的颜料和刷子，远离人群，重新振作起来”。
把高更逐出文明社会的不仅仅是贫穷。他骨子里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一个冒险家，总是渴望找到日常生活之外的东西。在艺术上，他是一个实验主义者。他会被西方文化以外的异国情调所吸引，并想要沉浸其中，以寻找新的视觉表达模式。在环游世界的过程中，他在巴拿马和马提尼克岛待过一段时间。回国后，他申请了法属殖民地东京省（今越南北部）的一个职位，但没有成功。于是，他最终选择了法属波利尼西亚——他心目中的终极天堂。
1891年6月9日，高更抵达帕皮提港，并沉浸在当地文化中。最终，他成了一名原住民权利的倡导者。在殖民当局眼中，他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而更为重要的是，高更在这里开创了一种被称为原始主义的新风格：平淡、田园风，色彩鲜艳，简单直接，真实可信。
然而，我们不得不说，高更追求的不仅仅是这种新风格。他对人类的境况，对它的真实面目以及如何描绘它也非常感兴趣。法国的大都市，尤其是巴黎，汇聚着各个领域的精英。在那里，知识和艺术生活被公认的权威所统治，每个权威都植根于自身领域的专业知识。在高更看来，没有人能从这种局面中达成某种共识。
不过，在塔希提岛这个简单且正常运作的世界里，或许可以做到这一点。在那里，人们可能会深入探讨人类境况的本源。在这方面，高更和梭罗是一致的。梭罗早些时候退居瓦尔登湖边的小木屋：“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看看是否能够学到生活教给我的一切，而不是等到弥留之际才发现自己从未真正生活过。”
这种看法在高更近3.6米宽的杰作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达。仔细观察它的细节，远处是塔希提岛的风景，有绵延起伏的山脉和模糊的海，近处则是各种人物。画中的大部分人物都是女性，她们代表了人类的生命历程。其中有些采用了现实主义画风，有些采用了超现实主义画风。高更想让我们从右向左欣赏，最右边的婴儿代表出生，中间是一个性别模糊的成年人，双臂高举，象征着个人的自我认同。在左边不远处，一对年轻的夫妇正在摘苹果和吃苹果，他们是亚当和夏娃的原型，象征着对知识的追求。在画面最左边，代表死亡的是一个老妇人，她在痛苦和绝望中弓着腰（据称是受到阿尔布雷特·丢勒创作于1514年的版画《忧郁症I》的启发）。
在画布的左上角，他写下了著名的标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这幅画不是答案，而是一个问题。
文化的力量：征服，还是共生？
段永朝
苇草智酷创始合伙人，
财讯传媒集团首席战略官
2021年12月26日，蜚声全球的美国著名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逝世，享年92岁。
次日，《纽约时报》发表了长篇讣文，回顾了威尔逊教授辉煌的一生和他在生物学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并称赞其为“进化生物学先驱”。
同一天，威尔逊后半生中最大的学术“对手”，被誉为“好战的无神论者”的英国学者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社交媒体上写下这样一句表示悼念的话：“惊闻爱德华·威尔逊去世的噩耗。伟大的昆虫学家、生态学家，蕞伟大的蚂蚁学家、社会生物学的发明者，岛屿生物地理学的先驱，和蔼的人文主义者和生物爱好者，克拉福德奖和普利策奖获得者，伟大的达尔文主义者，安息吧！”——但在这一连串溢美之词的后面，道金斯仍不忘在括号里补上这么一句：对亲缘选择的漠视除外。
就在威尔逊这本《社会性征服地球》英文版首发之际，这对“老冤家”依旧口水战不断。其实在很多专业人士看来，威尔逊和道金斯在进化论这个学术领域内的共同点远远大于不同点。比如，他们都声称自己是进化论创立者达尔文的信徒，都坚信自然选择原理，都承认基因在生物繁衍、发育、演化中的核心地位。当然，他们也都在用最尖锐的声音，指责对方在进化生物学中“误入歧途”。
笔者并非人类学、生物学专业背景，从学术角度评论两位“老冤家”自然力不从心。不过，冲着威尔逊和道金斯这两位又同时都是鼎鼎大名的畅销书作家，作为拜读过两位学者若干部作品的读者，或许从读者角度倒可以坦承几句心中的想法。
他们到底在争论什么？在我看来，简单说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虽然他们都承认亲缘选择和群体选择在人类演化中的作用，但在哪一个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方面，道金斯相信是亲缘选择，威尔逊则坚信是群体选择。
威尔逊的思想拐点
为威尔逊博得显赫声名的，是他对蚂蚁终其一生的深入研究。在进行了数十年的蚂蚁研究之后，20世纪70年代中期，威尔逊创立了一种生物学的“新综合”（new synthesis），叫作“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旨在说明社会性生物的行为具有其遗传学基础。
作为典型的群体性物种，蚂蚁已经有上亿年的演化历程，被誉为“无脊椎动物的征服者”。小小的蚂蚁缘何做到这一点？威尔逊给出的解释是“群体性行为”。每一个蚂蚁个体都微不足道，但成千上万的蚂蚁聚集在一起，则显示出令人着迷的群体行为，诸如分工、利他和互利行为。
早年的威尔逊是达尔文的忠实拥趸，也是亲缘选择理论的信仰者。然而，长期的观察让他渐渐感觉到，如果仅用亲缘选择的理论，无法解释蚂蚁的“真社会行为”。在他看来，这种真社会行为是无法仅仅靠亲缘选择进化出来的。道理也很简单，那就是所需要的演化时间太长，且结果并不确定。威尔逊发现，蚂蚁、蜜蜂、白蚁等仅占昆虫总数2%的社会性昆虫，反倒成为无脊椎动物的征服者，而这些昆虫的真社会行为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巢穴的存在。巢穴对于蚂蚁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个体生命。巢穴是种群繁衍生息的结构性存在，可以说没有巢穴就没有蚁群。
在获得这样一种启示之后，威尔逊便决意不再仰赖亲缘选择解释群体行为，并越来越坚信群体选择才是真社会行为的最后解释。威尔逊和哈佛大学马丁·诺瓦克（Martin Nowak）教授等合作者，将这种真社会性称为“超级有机体”（superorganism）。威尔逊认为，道金斯坚称“亲缘选择”的错谬之处，在于把虫后与后代的分工误以为是合作，并将后代离开母巢的行为视为背叛。威尔逊进一步提出，在一个蚁群中，职虫只不过是蚁后及其表型的延伸。换句话说，职虫只不过是某种“机器虫”。“虫后 后代”成为某种超个体，这种超个体的性状是可以遗传的。也就是说，群体的成败取决于超个体在群体竞争中的表现，威尔逊称之为“表型可塑性”。
1979年，在威尔逊与他的合作者提出“基因-文化协同演化”（gene-cultural coevolution）的新主张之后，威尔逊后半生的研究，就完全转到用群体选择理论重新解释人类由来的方向上来。
对于社会性群体、聚落来说，原始聚落就是超个体。环境带来的生存压力会持续传递到超个体。“基因-文化协同演化”说的就是这种多层级选择。个体层面是基因起主导作用，群体层面则是文化起主导作用，但这两个层级并非两不相干，而是彼此纠缠。威尔逊的观察是，自然如何做出选择，主要关注的点应放在人性和本能是如何塑造形成的。
如果说，在1975年威尔逊那本著名的《社会生物学：一种新的综合》（Sociobiology：The New Synthesis）中，威尔逊还是基因决定论的忠实信徒的话，那么在1979年他提出“基因-文化协同演化”的观点之后，他基本上就修正了自己的主张。威尔逊认为，人性并不等于人性背后的基因。文化不但为基因演化提供驱动力，且具有钳制遗传过程的倾向，就如食物、疾病在漫长演化中对人的塑造一样。
正是这种交织在一起的多级适应性，导致人类出现“真社会性”，并多次跨过“幸运转角”，诸如200多万年前的直立行走，100多万年前学会用火并成为杂食动物。这些“幸运转角”带来身体特征的根本性变化，包括骨盆、汗腺、大脑、双手等部分的变化。
威尔逊将蚂蚁的真社会性平移到人类，提出巢穴对真社会动物的核心作用。巢穴与营地是种群合作、使用工具、发育社交智能的关键，也是出现劳动分工、协同的关键。这种真社会性，占据了威尔逊进化生物学思想的核心。
其实，这一理论与道金斯大约同一时期提出的“MEME”（谜因或模因）概念如出一辙。只不过道金斯只是提出了这个概念，但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或许是意识到谜因对亲缘选择的“杀伤力”太强，道金斯有意淡化甚至敌视这一概念，也未为可知。
高更三问
畅销书与学术著作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畅销书天然一副“故事相”。这本《社会性征服地球》就是典型。作者借用“高更三问”做全书骨架，勾勒出人类演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以及我们是谁三个问题的大画面，将群体选择、真社会性、基因-文化协同演化等关键概念悉数囊括在内，让人沉浸其间的同时，很自然地跟着故事讲述者的逻辑走。
在达尔文之后，人们对人类起源问题长期争论不休。虽然神创论不可遏制地走向衰落，但关于人类起源的“科学解释”却总不能尽善尽美，一旦有新的主张提出来，也总是能掀起阵阵波澜。启蒙运动以西方流行观念来对万事万物寻求科学解释，并认为一切学问都可以奠基于数学、物理学，于是诞生了各式各样的“社会科学”，比如孔德的社会物理学，巴普洛夫的“条件反射说”，斯金纳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当然也包括威尔逊的“基因-文化协同演化”说。
19世纪，基因的发现让生物学拥有了一个可以类比物理学“原子”的基础概念。更重要的是，生物学基因支撑下的细胞、组织、器官、有机体是活生生的，是一切生物的结构基础。50年代之后出现这样一股学术思潮：逐渐从“一切基于物理学”转向“一切基于生物学”。威尔逊是这一转变的力挺者。他甚至认为，这一转变会带来“知识大融通”（consilience）。
然而，“一切基于生物学”的思想，有一个致命的陷阱：遗传决定论。也正是这一点，让威尔逊饱受世人误解和诟病。尤其是，当威尔逊将DNA与人类文化组成新的“嵌合体”，并认为这种嵌合体才是人类的本质（“我们是谁”的答案）的时候，他真的是仅仅将自己的学说，小心翼翼地局限在学术领域中吗？对这一点，我深感疑虑。
人类到底从哪里来
关于人类起源问题，过去40年里“走出非洲说”广为流行。特别是DNA分子考古学，在20世纪80、90年代给出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被西方媒体报道为“发现夏娃”“发现亚当”云云。
1986年，PCR技术的诞生使得利用DNA开展考古学研究成为可能。随后，一系列分析考古学成果公之于众，并迅速掀起全球浪潮。一时间，“发现夏娃”“发现亚当”的说法此起彼伏，人类在10万～6万年前最后一次走出非洲的说法，渐渐成为主流。
1987年，美国夏威夷大学的遗传学家瑞贝卡·坎恩（Rebecca Cann）教授等分析了145位不同人种妇女胎盘的线粒体DNA样本，提出了“线粒体夏娃学说”，认为现代人类在距今29万～14万年前起源于非洲。1997年，美国人类进化研究者安·吉本斯（Ann Gibbons）等又根据Y染色体研究结果提出了“亚当学说”，认为最早的男性出现在非洲，与“夏娃学说”相吻合。此外，科学家们还对不同人群的线粒体DNA进行了大规模的研究，其结果似乎均支持“非洲起源说”。
人类起源的诸多学术争议中，“单地起源说”和“多地起源说”历来敏感。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假说在远古人类起源上争议并不大，人们所争论的只是现代智人的起源。
近年来，“单地起源说”在解释欧洲尼安德特人灭绝的问题上遇到挑战。按照传统的说法，尼安德特人大约灭绝于6万～2万年前，也就是最后一次人类走出非洲的过程中。在解释这种灭绝时产生了多种假说，比如尼安德特人与现代智人相比，缺乏社交协同能力，他们虽然威猛，但不善交际、独往独来、不屑合作等。
瑞典进化学家斯万特·帕博（Svante P??bo）因在已灭绝古人类基因组和人类进化领域的贡献，获得202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奖委员会称，帕博在过去15年里对尼安德特人基因组进行测序，并研究智人与尼安德特人存在的基因混杂现象，有重大的发现。这一重大发现的证据首次出现于2010年，此前帕博开创了从尼安德特人骨骼中提取、排序和分析古代DNA的方法。一项更加细致的分析发表在2020年1月的《细胞》（Cell）杂志上，结果表明，部分尼安德特人与早期智人的后代曾经迁徙回非洲，并与那里的早期智人有过混合——非洲裔现代人的基因组中，也有0.3%来自尼安德特人。
简单说就是，尼安德特人并未“死绝”。
这一结论让兴盛了二十余年的现代智人“非洲亚当夏娃说”冷却了下来。在中国古人类学界，也有一位与威尔逊几乎同龄的古人类学家吴新智院士，是这一争论中孤独的少数派。
谈到古人类起源，相信中国读者都很熟悉元谋人、北京人（那个遗憾消失的头盖骨）、蓝田人、许昌人等许多中华大地上曾经出现的古人类。与威尔逊类似，吴新智院士所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即人类演化中的文化的力量是否被大大低估了。
对人类起源的问题，吴新智的观点是“连续进化附带杂交”。他认为，中国猿人持续进化，中间可能和来自欧洲、非洲地区的猿人杂交，但这种杂交并不是主流。吴新智的结论源于化石证据的连续性，通过比较各个时期的猿人头盖骨、化石（比如典型的铲形门齿）等得出。吴新智的进化观点，更接近威尔逊的多层级选择理论。
令人惋惜的是，年长威尔逊1岁的吴新智院士，与威尔逊同在2021年12月去世。
威尔逊的思想遗产
威尔逊的多层级选择，所挑战的恰恰是层级论思想中最为核心的一个问题。
层级论是他所在的文化背景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暗线。从古希腊的“存在巨链”到古罗马普罗提诺的“太一说”，从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到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从希尔伯特的“形式主义”到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从20世纪数学的“朗兰兹纲领”到威尔逊的“基因-文化协同演化”论，物种跨越层级跃迁的可能性，既是拯救的必要前提，也是堕落的可能路径。
西方的文化叙事有三个著名的隐喻：伊甸园、大洪水、巴别塔。这最后一个隐喻，就是试图探寻上升之阶的终极解决方案。
威尔逊的“基因-文化协同演化”，与近20年“拉马克学说”的“复兴”如出一辙。如果强调群体选择在人类演化中的积极作用，那么对于浸染西方文化的人而言，一个不可遏制的冲动就是为什么不干预这一文化选择的进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迈克斯·泰格马克教授，在2018年出版的《生命3.0》（Life 3.0）中，就显露出这样的情结：让人类演化的进程加快发生，这已经不是愿望，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明确指出这一点是有意义的。启蒙运动之后，进步的阶梯维系在理性之上。“一切通过理性”背后的一个潜台词就是“一切通过计算”。这是德国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的理想，也是法国数学家拉普拉斯的理想。这种理想在计算工具得以极大提升之后，成为当今“计算中心主义者”的理想。
威尔逊的思想，可以说为这种“计算中心主义”提供了正当性。
而东方的文化也强调人以群分，且更强调协作。简单说，与威尔逊思想的差别在于，我们的文化会留白，会为不确定性保留充足的空间，乐于在大量变数、机缘中体味生命的真谛。这可能是包括威尔逊在内的西方学者难以感悟的文化意象。亲缘选择也好，群体选择也罢，其中一个软肋就是太过看重“选择”，从而忽略了文化意义上的“不选择”“保留选择的权利”“保留更多的可能性”，其实是选择中更加主动、积极的因素。我们的文化敬畏天道，知道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更重要的是，对这种“知道”保持着敬畏和谦卑。
在基于符号推演和计算的智能科技时代，在大数据、大模型、大算法呼啸而来袭卷一切的时代，群体选择似乎已经拉开大幕。但从我们的视角看，问题依然是，人们能在过往的失败中学到多少经验？
这部洋洋洒洒的大作，固然不乏精湛的论证与阐释，也不乏睿智的思想，但在读的过程中，倘若能顺着作者所处的文化背景，体味其中的味道，恐怕也是一种读书体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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