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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卖点
海子研究专家、诗歌批评家燎原《海子评传》（第五版），从专业视角和大的时代场景中，对当代重量级诗人海子其人其诗做了深入分析和考量，激情与理性相交织，使一个独异的青年诗人形象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有助于读者正确了解和理解当代传奇诗人海子。
编辑推荐
一部全面解读诗人海子的专著。作者燎原历经数年悉心打磨，本着知人论诗的原则，将海子置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大变革的背景中，结合诗人出身农家的经历，聪颖敏感的性格，勾勒出这位当代重量级天才诗人的生活、情感、思想的轨迹，在此基础上解读他的代表性作品，使一个独异的青年诗人形象鲜活地矗立在读者面前。该书的语言充满了诗意，与内容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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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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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海子研究专家、诗歌批评家燎原《海子评传》的最新修订版。作者根据当代重量级诗人海子的作品及其经历，将诗人的一生和诗歌创作，纳入到大的时代场景中来观察和考量，对海子的一生做了客观的描述，勾勒出这位当代传奇诗人的生活、情感、思想的轨迹，并在此基础上对海子代表性作品进行解读，对其创作契机和诗歌的价值做了深入分析，使一个独异的青年诗人形象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有助于读者正确了解和理解诗人海子。全书语言激扬，感情丰沛，对诗人海子的赞誉溢于言表，是一部激情与理性交织的传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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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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燎原，生于1956年，本名唐燎原。当代诗歌批评家，著有中国西部诗歌专论《西部大荒中的盛典》，诗集《高大陆》，批评随笔集《地图与背景》，以及《一个诗评家的诗人档案》《海子评传》《昌耀评传》等专著多部。主编《二十一世纪十年中国独立诗人诗选》《昌耀诗文总集·增编版》《神的故乡鹰在言语——海子诗文选》《我从白头的巴颜喀拉走下——昌耀诗文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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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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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春天，十个海子 001
二?｜“风吹在海子的村庄” 005
1.查湾：落日中的山岗 005
2.你的母亲是樱桃，我的母亲是血泪 018
3.形形色色的造访者 038
4.西川：安抚了逝者魂灵的《海子诗全编》 047
5.高河中学 054
三?｜北京：大学时代 061
1.三位安徽现代文人的背影 061
2.在古典哲学的黑暗王国 064
3.浩瀚夜空中的先秦星相 070
4.骆一禾：朝霞派遣的使者 077
四?｜烈日烤红的北方平原 093
1.《河流》：从水中划上北方陆岸 093
2.《传说》：北方心头难受的火啊 101
3.泅泳在《但是水、水》中的玄武 110
4.家园洪水中的龟王 121
五?｜雨水中的草原与麦地 131
1.追随：高原腹地的三幅风景 131
2.欢乐、顽劣的先锋少年 142
3.学院派的技术主义时代与王 153
4.麦地：刀子割下的良心 164
5.诗坛上尴尬的“傻弟弟” 180
六?｜在昌平的孤独 187
1.昌平：没有回声的寂寞 187
B·阳光灿烂的初恋 196
3.“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 202
S·“对我有无限的赠予” 217
七?｜大地上的放逐 229
1.南方冬雨中的浪子叶赛宁 229
2.江湖水暖的四川之旅 248
A与P：妹妹和姐姐 257
4.在西藏：今夜拉萨河没有女神 264
5.“神的故乡鹰在言语” 276
八?｜“七部书”：焚身于太阳的幻象 289
1.“太阳七部书”的缘起 289
2.“七部书”概要 299
3.“七部书”核心的太阳 315
4.诗学文论：“七部书”之外的第八部 348
九?｜形而上死 365
1.几个相关事件 365
2.桃花的幻象和七份遗书 372
3.“适时而纯洁的死亡” 391
十?｜后缀：一个注和若干补充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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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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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子评传-前言、序言
第五版前言
燎原
《海子评传》此前共有4个版本。
首版本《扑向太阳之豹——海子评传》，2001年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
第二个版本《海子评传》（修订本），2006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第三个版本《海子评传》（二次修订本），2011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第四个版本《海子评传》（最新修订版），2016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从以上的版次信息可以看出，首版本之后的3个版本，都是以每隔5年的时间节奏，对前一个版本的修订和升级换代。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每一个5年出版合同到期后，同一版本的评传也基本脱销，所以又有出版社联系我再版。但最初书写这部评传时，由于各方面的条件限制，对于海子本人及相关的周边信息，当时很难悉数掌握，而随着这部评传出版后的某种“激活”因素，又有重要的信息出现，包括最初心有顾虑的相关人士主动提供资料。而每一个修订版的出版，又都是一次新的信息打开和涌入，如此再一再二再三，既促成了这部评传的不断丰富，也构成了必须再修订的前提。这种“必须”还在于，当某些关键性信息植入后，原先的枝节性信息便需要淡化或删除；其次，则缘于时间迁延中感受力的深化，要求我必须做出新的表达。因而在后面的版本中，我都一次又一次地施行了大规模的“手术”，即使内容更为丰富翔实，也使表达更趋结实精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作品也是时间之手和我自己共同打磨而成。而这种打磨，到第四个版本为止，我认为已经完成。
所以，现在的《海子评传》（第五版），除了这个《前言》和正文中局部文字的调整外，基本上再无变动。
最后要说的是，在近年来的诸多诗歌活动中，我不时听到一些新见面的业内人士，包括现今风头正健的教授、副教授们向我提起，说他们上大学时或在高中时代，即已读过《海子评传》。这让我突然想到，从这部评传的首版本到眼下的第五版，转眼间已是20年的时光。就此而言，它也算是在一代甚至两代人的阅读史上，留下了记忆的一部书。而在20年的时光中，一部书能由5家出版社接力性地相继出版，这无论怎么看，都像由各种合力促成的一个奇迹。
谢谢奇迹。
2021年4月22日
于威海蓝波湾
首版序言
西 川
海子并不需要一部《海子传》或《海子评传》，他的生命已经转化为他的诗歌，他因他的诗歌而长存于我们的记忆。是我们需要一部海子的传记，以便使我们自己确信我们就在他的身边。曾有人建议我来写一本《海子传》，但我自认为不是海子合格的传记作者：最明显的事实是，对于海子，我无法做到客观，这意味着我可能会无限夸大我能够理解的海子的部分，而忽略了我不能够理解的海子的部分。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也接触过几位自告奋勇要为海子立传的人，但我不得不说他们并不适合从事这项工作：他们有一种通病，即关心自己胜过关心海子；他们错把海子当成了他们自我幻觉的载体。作为海子诗歌的读者他们或许合格，但作为海子传记的作者他们由于缺乏对于传主的识见而存在致命的问题。更有甚者，个别人甚至因为自己有了为海子作传的念头或打算，便觉得对我拥有了某种权力，这令我反感乃至厌恶。1997年4月，曾有一位长沙的小姐因欲作《海子传》而要求与我见面，但她又在信中事先警告我：“你我不妨先各自做好话不投机的准备，老实话总是不大好听。”我不知她为什么觉得对一个她从未见过的人有说这种话的资格，也不知她有什么“不大好听”的实话要对我说。我自知没有权力代海子选择其传记作者，但我有权力选择是否要与某位海子的准传记作者合作。我对只想为自己的冲动、狂想、开悟、心得作传而并不真想为海子作传的人根本毫无兴趣。既然海子是我的朋友，那么在我这里，海子就决不可以被冒充。所以对于那位长沙小姐，我干脆回信说：“我们不必见面。”
海子是一团火、一颗星，但仅只了解这一点并不能写成一本有关海子的书。像为任何人作传一样，为海子作传的人也必须做大量脚踏实地的工作，包括阅读那些构成海子精神背景的书籍，对现成的材料进行细致地比较和分析，寻找并发现线索，对一些当事人进行采访，甚至进行必要的实地勘察。一句话，这其中有一部分属于十足的学术工作，不是个人冲动、气功幻觉或自我期许所能够代替的。也许海子是一个拒绝分析的人，但海子的传记作者可能不得不违逆海子对分析的抗拒。唯其如此，海子才能脱离那种常见的囫囵吞枣式的颂赞而对真正的研究者构成考验。然而，在海子的研究者中囫囵吞枣式的颂赞比比皆是，例如他们可以在对《罗摩衍那》《奥义书》《摩奴法典》等为海子所迷恋的印度古代圣典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称扬海子从古印度文化中获得了伟大的滋养。据我对印度文化的了解，海子显然并未接受印度人的相对精神和时间观念（否则他不会进入死亡加速度的语言程序），他诗歌中的杀伐幻象也与印度人的杀伐幻象貌合神离（印度人的杀伐幻象不是焦虑和绝望的产物）。但看来一个真正的印度对于海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海子需要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印度，他需要这样一个印度向他投掷宝石和雷霆。海子有一种高强的文化转化能力，他能够随时将自己推向或者存在或者不存在的远方，与此同时，他又能够将这或者存在或者不存在的远方内化为他生命本质的一部分。当他说“这就是独眼巨人的桃花时节”时，我们不会联想到希腊神话，我们觉得这里的“独眼巨人”简直就是昌平或查湾村里的一个怪物。那么，海子的研究者们应当怎样把握海子的文化转化能力呢？
我对那些读过几首中外诗歌、知道几段文人逸事、能够生搬硬套几个学术术语的所谓文学研究者嗤之以鼻。我尤其不能容忍他们将海子与西尔维娅·普拉斯、朱湘等人拉扯在一起。普拉斯、朱湘、海子都选择了自杀，就像鲁迅、沈从文、罗伯特·洛威尔都选择了活着。这后三位选择了活着的人有什么一致之处呢？所以海子之死并不需要从普拉斯之死或朱湘之死获得意义。海子是自足的，有能力的研究者自然懂得尊重海子的自足性。至于说到普拉斯，她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但与海子无关；而朱湘，只是一个有怪癖有形式感却缺乏创造力的人，海子强他一万倍。
很显然，拿海子与其他人进行简单的类比称不上严肃的研究工作。由于某些所谓的研究者在精神上达不到研究海子所需要的强度，在视野上不能接近海子的广度，在直觉上平庸至极，因而他们非但没能给海子一个准确的定位，反倒进一步暴露出：即使对他们用以定位海子的人物，他们也缺乏了解。海子生前曾写过一篇短文《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于是每一位讨论海子的人便都会按照这一路标找到荷尔德林。本来他们应在荷尔德林面前多少有些茫然无措，但他们恰好读到了海德格尔论荷尔德林的文章，于是他们便以请荷尔德林的名义请来了他们更加一知半解的海德格尔。不管海子如何是一位行动的诗人，他都被海德格尔现成的“思”的夹子所捕获。海子的研究者们觉得这一下为海子找到了一处安全的小屋，没想到海子转眼之间便在墙上掏出个洞，溜向了有篝火的地方。到头来海子还是海子，海德格尔还是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还是荷尔德林。
我不否认海子与荷尔德林有一些重要的相似处，所以我在阅读斯蒂芬·茨威格《与魔鬼作斗争》一书中有关荷尔德林的章节时想到了海子：
回归和向上是他心灵追求的唯一方向，他从不渴望进入生活，只想超越生活。他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任何与世界的联系，即使是在斗争的意义上。
因此我把他的伤感称为一种莫名的陌生感，一个在天堂外迷路的天使所具有的悲伤。
荷尔德林恰恰不是根据重力、色彩，这些具体化的手段来选择语言，而是根据飞翔力、离心力这些抽象化的载体，这些载体将诗人从低等世界载入了高等世界，载入了激情的神性世界中。
我在此只是有选择地摘引了几段茨威格有关荷尔德林的并不算十分精彩的文字（出于种种考虑，我把茨威格那些更精彩的文字留给读者自己去寻找，去阅读。此外我还想再次提醒读者，任何人对荷尔德林的任何评述都不应代替我们对海子本人的深入阅读），但仅从这几段文字中，我们已能看出一个好传记作家、研究者对于传主所做出的直取本心的努力。
所以，当我读到下述论及海子的文字时，我无法不为之心动：
一个诡谲的野孩子突然发傻般一念如电的心灵悸动，使我们由庞杂的文化沉积和最基本的生命天性组合的复杂的情感经验，被这旁门斜出的一念之电打个正着，竟也因此而“无端地想哭”！
正是这种不外溢的“羞涩与温柔”，截高了他内心的情绪水位，并掉转了其方向，使他将其完全用之于诗歌的创造。
海子……一直向西，开始了途经古巴比伦、阿拉伯、耶路撒冷、古希腊，最后直到古埃及的飞行。如果我们把埃及的金字塔比作一部隐形的天梯，海子的飞行器则到此拉起闸杆垂直遁入太阳。
这些虽未将海子带入考辨，但却对他做出了准确描述的、充满灵动的文字出自燎原的《海子评传》。燎原的文字我以前读到的不多，但他写于1989年11月的有关海子与骆一禾的文章《孪生的麦地之子》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篇文章帮助许多有劲没处使的血性青年抓住了海子诗歌中的“麦子”意象，并由此在他们自己的诗歌里大面积地“种下麦子”。通过那篇文章，燎原表明他对海子有一种血亲般的理解，或者说他以自己的精神呼应了海子的精神。他直入生命的写作方式推开了迂阔的理论定说，使得他居然能在只读到海子的《土地》和那些被收入《海子、骆一禾作品集》的有限作品的情况下，对海子做出准确的判断（附带说一句，南京出版社1991年版《海子、骆一禾作品集》的编者周俊、张维从未获得过海子、骆一禾作品的授权。该书所收海子、骆一禾的作品多有讹误）。
我们可以把燎原的《孪生的麦地之子》一文视作这部《海子评传》的前奏。经过对海子全部诗歌的反复阅读和研究，经过对有关当事人多方寻查和采访，燎原写成这部充满激情和力量的《海子评传》，其本身便是一部行动之诗。这是一部有意义的传记，半是“招魂”，半是考辨。它邀请我们“浴火”，它邀请我们经历奇迹；它将海子那幻象汹涌，实体毕现，有时噼啪作响，有时杳渺寂阔，同时又将火光飞溅、速度骇人的广大世界推展于我们面前。不仅如此，在这部评传中，燎原还将海子置诸一部有待重新发现、重新认识的诗歌知识谱系，使我们得以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重新品读海子独异的写作。依然是不仅如此，在这部评传中，燎原还将海子置诸中国20世纪80年代特殊的时代写作环境当中，寄托了我们对于那个时代、那个时代亢奋的诗歌创造，以及那个时代行色匆匆的种种人物的持久怀想。
在这部评传的写作过程中，燎原曾多次与我通电话并曾就一些问题与我面谈。我之所以特别提到这一点，就是因为我由此了解到他的责任感和耐心。他给多少人打过电话、与多少人做过交谈以便核证事实与材料我不知道，但通过他的工作，一些有关海子的情况得到了澄清。例如，我曾以为海子在生命晚期反复写到太平洋，是其将幻象挥霍到极限所致，是其生命解体的征兆；但燎原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解释，令我恍然大悟：太平洋之所以涌入海子的诗歌与他所念念不忘的B渡海跨洋远赴异国有关。这个形而下的信息加深了我对海子绝望感受的理解，它也再一次印证了许多诗人、作家、思想者指出过的一件事：任何绝望都是渊源有自，任何想象、幻象都不仅仅出自形而上学。当然，我对燎原有关海子诗歌与生平的个别结论并非没有保留：在本书第八章第一节中，燎原认为海子那些写到西方古今诗人、作家、哲学家（萨福、荷尔德林、梭罗、波德莱尔、托尔斯泰、卡夫卡、马克思、维特根斯坦、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等等）的零散短诗，都应像《献给韩波：诗歌的烈士》《水抱屈原》和《但丁来到此时此地》一样被归入《太阳·语言》一部，否则“它们在海子的短诗中显然太突兀，缺乏一种对中心事件或背景的依傍”，但我宁愿相信那些零散短诗与《太阳·语言》无关。那些诗多数是随手写下的，有太大的随意性，并不具备进入《太阳·语言》的建构性。我相信诗歌写作中的偶然现象，在海子身上，尤其如此。当然我并不想将我的这一看法强加于燎原和读者。
阅读这部《海子评传》，我心中涌起阵阵亲切、伤感和落寞。那个精干的小个子：大眼睛，戴眼镜，两腮胡子纷乱——他没有死去，正如他曾在梦中向我否定的那样。关注海子的人们通常了解海子与骆一禾晚期诗歌的内在关联，但是他们不太了解在海子和我本人诗歌写作的初期有过相互模仿的阶段。我们曾经共同油印过一册诗集《麦地之瓮》。燎原在本书中提到海子的一行诗：“秋雷隐隐，圣火燎烈。”他问道：“‘燎烈’一词又何来？”“海子决不认为自己有必要去遵循什么语法规则，讲什么逻辑道理……”但是，这句“圣火燎烈”却是海子从我的《雨季》当中借用去的。即使到海子诗歌创作的晚期，即使我们各自的写作方向已有所不同，我们依然关注对方的写作。在海子的《太阳·弑》中有一段《摘棉花谣》，那是我提供给他的（海子原想为这部诗剧取名《弑君》，骆一禾建议他去掉了“君”字）。提及这些往事，我不是想自高自卖，而是一种温暖自然来到了我的笔端。我们有一些公开的不同，更有一些秘密的相同，那便是我们友谊的基础。往事如歌，昔人不再，不再有这样的朋友，不再有这样的兄弟。我想起有一个夜晚，在昌平，他喝醉了酒，冲我嚷道：“放开！放开！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要热爱胡作非为！”在他死后这些年里，每当我的创作走进死胡同，他那野小子的声音便响起在我的耳畔。
2000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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