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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语文》八年级下名著导读重大变化，朱自清先生名著《经典常谈》入选。
◆本书以1946年初刊本为底本，经整理，版本可靠，编校质量优秀。
◆精编精校多条注释无障碍阅读， 增加导读备考手册，帮助考生梳理知识点，对考点进行分析，加深学习效果，全方位满足学生自我检测需要。
◆朱自清30年教学精髓，被誉为“读书指南和写作指南”
◆八年级下推荐阅读 学国学、学写作，朱自清写给大众的国学读本，一本书读透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精髓.
深入解读名著阅读重难点，名师推荐·全新解析·阅读必备，荟萃各地经典考题新拟多种创新题型，名著备考重点\\难点\\考点一册通。
◆装帧精美，无异味。颜色亮丽，版式舒朗，纸张手感良好，进行了护眼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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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经典常谈》全文13篇，是朱自清先生为中学生撰写的一部介绍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哲学经典的启蒙读物。在书中，作者集中梳理了包括《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诗、文等内容，字里行间见解精辟，文笔优美，通俗流畅，深入浅出，是一部好看易懂的文化典籍入门书。
朱自清在《经典常谈》的序言里说，他写这部书，是为了给希望读些经典的中学生做个向导，指点阅读门径，让他们面对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不至于茫然无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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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朱自清，原名自华，1898年11月生于江苏省东海县。童年时全家从东海移居扬州，1912年进入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今扬州中学）学习。1916年中学毕业并成功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7年升入本科哲学系。1920年修完课程，提前从北大哲学系毕业。毕业后，在扬州八中、杭州一中、吴淞中国公学、宁波四中等校任教多年，后经俞平伯推荐，被聘为清华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1924年，诗文集《踪迹》出版。1925年，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开始从事文学研究，创作方面则转为以散文为主。1928年的一本散文集《背影》出版。1934年，出版《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1935年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并撰写《导言》。1938年3月到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1946年11月担任“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召集人。1948年8月12日，因患胃病（胃穿孔）逝世，享年50岁。
朱自清不仅是学者和教授，更是诗人和散文家。朱自清做过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与人合作创办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诗刊，加入创作新诗的行列，写下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首抒情长诗——《毁灭》，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对新诗创作进行了历史性的总结。
朱自清对新文学的很大贡献，是他所擅长的散文小品。他以“美文”的创作实绩，彻底打破了复古派认为白话不能作“美文”的迷信；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上和“五四”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下，创造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散文体制和风格。《匆匆》《背影》《荷塘月色》《春》等名篇，一直被认为是“白话美文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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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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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常谈》序
《说文解字》
《周易》第二
《尚书》第三
《诗经》第四
三礼第五
《春秋》三传第六
四书第七
《战国策》第八
《史记》、《汉书》第九
诸子第十
辞赋第十一
诗第十二
文第十三
附：《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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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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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
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本书所谓经典是广义的用法，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 ；要读懂这些书，特别是经、子，得懂“小学”，就是文字学，所以《说文解字》等书也是经典的一部分。
我国旧日的教育，可以说整个儿是读经的教育。经典训练成为教育的唯一的项目，自然偏枯失调 ；况且从幼童时代就开始，学生食而不化，也徒然摧残了他们的精力和兴趣。新式教育施行以后，读经渐渐废止。民国以来虽然还有一两回中小学读经运动，可是都失败了，大家认为是开倒车。一方面，教育上制定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里却有“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的话，高中的标准里更有“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的话。初、高中的国文教材，从经典选录的也不少。可见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 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不以经为限，又按着学生程度选材，可以免掉他们囫囵吞枣的弊病。这实在是一种进步。
我国经典，未经整理，读起来特别难，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结果是敬而远之。朱子似乎见到了这个，他注“四书”，一种作用就是使“四书”普及于一般人。他是成功的，他的“四书”
注后来成了小学教科书。又如清初人选注的《史记菁华录》，价值和影响虽然远在“四书”注之下，可是也风行了几百年，帮助初学不少。但到了现在这时代，这些书都不适用了。我们
知道清代“汉学家”对于经典的校勘和训诂贡献极大。我们理想中一般人的经典读本——有些该是全书，有些只该是选本、节本——应该尽可能的采取他们的结论 ：一面将本文分段，仔
细的标点，并用白话文作简要的注释。每种读本还得有一篇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这需要见解、学力和经验，不是一个人一个时期所能成就的。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一些《学生国学丛书》，似乎就是这番用意，但离我们理想的标准还远着呢。理想的经典读本既然一时不容易出现，有些人便想着先从治标下手。顾颉刚先生用浅明的白话文译《尚书》，又用同样的文体
写《汉代学术史略》，用意便在这里。这样办虽然不能教一般 人直接亲近经典，却能启发他们的兴趣，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这部小书也只是向这方面努力的 工作。如果读者能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编撰者将自己庆幸，在经典训练上，尽了他做尖兵的一份儿。可是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便以为已经受到了经典训练，不再想去见识经典，那就是以筌为鱼，未免辜负编撰者的本心了。
这部书不是“国学概论”一类。照编撰者现在的意见，“概论”这名字容易教读者感到自己满足 ；“概论”里好像什么都有了，再用不着别的——其实什么都只有一点儿！“国学”这名字，和西洋人所谓“汉学”一般，都未免笼统的毛病。国立 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分别标明历史和语言，不再浑称“国学”，确是正辨。这部书以经典为主，以书为主，不以“经 学”“史学”“诸子学”等作纲领。但《诗》《文》两篇，却还只能叙述源流 ；因为书太多了，没法子一一详论，而集部书的问题，也不像经、史、子的那样重要，在这儿也无需详论。书中各篇的排列，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的顺序，并照传统的意见，将“小学”书放在最前头。各篇的讨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 ；这中间并无编撰者自己的创见，编撰者的工作只是编撰罢了。全篇的参考资料，开列在各篇后面 ；局部的，随处分别注明。也有袭用成说而没有注出的，那是为了节省读者的注意力 ；一般的读物和考据的著作不同，是无需乎那样严格的。
末了儿，编撰者得谢谢杨振声先生，他鼓励编撰者写下这些篇常谈。还得谢谢雷海宗先生允许引用他还没有正式印行的《中国通史选读》讲义，陈梦家先生允许引用他的《中国文字学》 稿本。还得谢谢董庶先生，他给我抄了全份清稿，让排印时不致有太多的错字。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分赋为四类。“杂赋”十二家是总集，可以不论。屈原以下二十家，是言情之作。陆贾以下二十一家，已佚，大概近于纵横家言。就中“陆贾赋三篇”，在贾谊之先；但作品既不可见，是他自题为赋，还是后人追题，不能知道，只好存疑了。荀卿以下二十五家，大概是叙物明理之作。这三类里，贾谊以后各家，多少免不了屈原的影响，但已渐有散文化的趋势；第一类中的司马相如便是创始的人。——托为屈原作的《卜居》《渔父》，通篇散文化，只有几处用韵，似乎是《庄子》和荀赋的混合体制，又当别论。——散文化更容易铺张些。“赋”本是“铺”的意思，铺张倒是本来面目。可是铺张的作用原在讽谏；这时候却为铺张而铺张，所谓“劝百而讽一”。当时汉武帝好辞赋，作者极众，争相竞胜，所以致此。扬雄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诗人之赋”便是前者，“辞人之赋”便是后者。甚至有诙谐嫚戏，毫无主旨的。难怪辞赋家会被人鄙视为倡优了。
——（摘自《辞赋第十一》）
旧传最早的五言诗，是《古诗十九首》和苏武、李陵诗；说“十九首”里有七首是枚乘作，和苏李诗都出现于汉武帝时代。但据近来的研究，这十九首古诗实在都是汉末的作品；苏李诗虽题了苏、李的名字，却不合于他们的事迹，从风格上看，大约也和“十九首”出现在差不多的时候，这十九首古诗并非一人之作，也非一时之作，但都模拟言情的乐府。歌咏的多是相思离别，以及人生无常当及时行乐的意思；也有对于邪臣当道、贤人放逐、朋友富贵相忘、知音难得等事的慨叹。这些都算是普遍的题材；但后一类是所谓“失志”之作，自然兼受了《楚辞》的影响。钟嵘评古诗，“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因为所咏的几乎是人人心中所要说的，却不是人人口中笔下所能说的，而能够那样平平说出，曲曲说出，所以是好。“十九首”只像对朋友说家常话，并不在字面上用工夫，而自然达意，委婉尽情，合于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到唐为止，这是五言诗的标准。
——（摘自《诗第十二》）
韩愈，邓州南阳（今河南南阳人）。唐宪宗时，他作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被贬；后来官至吏部侍郎，所以称为韩吏部。他很称赞陈子昂、元结复古的功劳，又曾请教过梁肃、独孤及。他的脾气很坏，但提携后进，最是热肠。当时人不愿为师，以避标榜之名；他却不在乎，大收其弟子。他可不愿作章句师，他说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他实是以文辞为教的创始者。他所谓“传道”，便是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道；所谓“解惑”，便是排斥佛老。他是以继承孟子自命的；他排佛老，正和孟子的距杨、墨一样。当时佛、老的势力极大，他敢公然排斥，而且因此触犯了皇帝。这自然足以惊动一世。他并没有传了什么新的道，却指示了道统，给宋儒开了先路。他的重要贡献，还在他所提倡的“古文”上。
——（摘自《文第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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