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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我试图将早期中国的诗学文化置入宗教、政治、哲学思想及实践的大语境中。比起将写定的文本视为当然，认为它们是早期中国文化最为自然、不证自明之物，我更愿意去探讨这些文本如何在一个与当下完全不同的世界中运作：那不是一个由沉默的抄者和读者组成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中，无论是书面文本还是口头文本，都与由鲜活的宗教政治仪式、政治劝诫、教与学、道德修身等构成的表演传统相关。那是一个诗学文本绝非纯然以书面制品的形式而起作用的世界。 ——柯马丁 著名汉学家柯马丁（Martin Kern）的第一部中文学术文集，收录了1996 年至2022 年间16 篇讨论周、秦、汉代诗歌及诗学的文章，集中关注早期中国诗歌的发展，它与仪式表演的关联，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的形成，以及中国诗歌早期和中世的诠释传统；讨论对象聚焦于《诗经》、西汉颂诗、赋文、秦始皇碑、楚辞等。集内诸篇皆经过作者的补充完善与编者重要的译校修订，现以时间排序陈示。 關於作者： 柯马丁（Martin Kern），普林斯顿大学亚洲学讲座教授，美国哲学院院士，美国东方学会主席（2023—2024），古根海姆奖获得者（2018），国际权威汉学期刊《通报》（T’oung Pao）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创始主任，曾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主任（2013—2020）。研究广涉早期中国文学的诸多论域，包括诗歌作为政治与宗教仪式的文化记忆与表演、作者身份、书写与口述、阐释与文论、文献学方法论以及哲学和史学修辞等问题，对比较文学、比较古典学及语文学和翻译研究也深有兴趣。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及编著多部，担任《中国文本历史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exts）系列丛书主编 目錄： 前　言 权威的颂歌：西汉郊庙歌辞（1996） 作为表演文本的诗：以《小雅·楚茨》为个案（2000） 出土文献与文化记忆：《诗经》的早期历史（2003—2005） 西汉美学与赋体的生成（2003） 《司马相如列传》与《史记》中“赋”的问题（2003） 汉史之诗：《史记》《汉书》叙事中的诗歌功能（2004） 作为记忆的诗：《诗》及其早期阐释学（2005） 出土文献与苏格拉底之悦：《国风》解读的新挑战（2007） 《毛诗》之外：中古早期《诗经》接受研究（2007） 来自群山的宣告：秦始皇刻石碑文探论（2008） 说《诗》：《孔子诗论》的文理与义理（2012） 《诗经》的形成（2017） 早期中国诗歌与文本研究诸问题：从《蟋蟀》谈起（2019） “文化记忆”与早期中国文学中的史诗：以屈原和《离骚》为例（2021） 反思之一丨超越本土主义：早期中国研究的方法与伦理　柯马丁 反思之二丨早期中国研究与比较古代学的挑战：汉学和比较文学的对话　柯马丁 郭西安 编后记丨潜文本、参照系与对话项：理解全球化时代汉学话语的一种进路　郭西安 参考文献 文章出处 內容試閱： 本书收录了16 篇讨论周、秦、汉代诗歌及诗学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多于1996 至2022 这27 年间陆续发表于英语学界。它们基本上以时间排序陈示于诸君，反映了自1996 年我在德国取得博士学位以来对早期中国诗学的思考演变。读者可能会发现，一些发表时间靠后的文章以不同方式建立在我早期发表的文章基础上。有时候，这是在新的语境下以新的书写方式去重思早期文章的观点和材料；更多时候，则是引入了尚未见于早期文章的新观点；甚而还有一些文章，揭示了时过境迁，我是如何推翻或修改了自己过去的观点。我认为这样的做法没有问题，相反，我认为除了那些实证的、学究气的“史实”合集，任何值得思考的东西都值得重访。在我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中，没有一个能够概之以简单的“对”或“错”，特别是考虑到目前可获的有关上古的证据极其稀缺、偶然，并且与我们相隔千年。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与其试图“证明”什么，不如去考量什么是似是而非的、什么是最为可能的，当下尤应如此。新的考古发现几乎每天都在浮出水面，在“历史的事实”方面，我们能够提供的只有假设，而非定论。一个新的考古发现，就可能改写传承百年的学术界定论。再则，有关上古的“事实”本身就极具选择性和偶然性，它们并非自在之物，而是视角和阐释的产物，它们呼唤智识主导下的积极探索和参与。我选择了和他人不同的阐释框架，这些框架本身也随着时间而有一定程度的变化。本着这种精神，这本文集所收录的文章反映了我不断发展的新的兴趣和新的思考方式。我们基本上让所有文章保持其首次发表时的样态，只有《权威的颂歌：西汉郊庙歌辞》和《作为表演文本的诗：以〈小雅·楚茨〉为个案》这两篇例外，因为二者有些地方需要更正。如果读者依序纵观文集整体，或许能够感受到我愈趋大胆：我最新的想法也是我与传统思考相去最远的想法。 然而，这些文章所体现的思考轨迹并不等于我的学术自传。近年来，我对古代中国诗歌中的“作者”权力和其自治性越来越持怀疑态度，也不会严称自己拥有此种权力和自治性。事实上，我个人的学术发展与欧洲及北美二十多年来早期中国研究领域的进程是密切交织在一起的。我文章中的许多主题与方法论视角实际上是我这一代学者共同关注的论争，这些论争在此前是不存在的，但在一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它们变得越来越重要，而这些学者中有很多是我的挚友，是这一学术探索和学术交流的共同事业中与我意气相投的对话者。尽管本书中的一些话题和论争带有明显的“西方”色彩，但它们在中国也开始为人所知，如果说我的这些文章在西方确实有所言，那我希望它们对中国的同行和学生能同样有所述——当然，我很清楚，是以不同的方式；正如欧美同行并非完全赞同我那样，我的一些观点未必会得到中国学者的认同，对此我完全理解并有所期待。激烈的争论并没有错，我们需要的是基本的共识：哪些东西可以算作证据，什么才能称作严密的逻辑论证；其他的都可以再讨论。 文集中只有第一篇文章写于我仍在德国的时候，它是我讨论西汉《安世房中歌》和《郊祀歌》学位论文的结尾；其他文章都是我1997 年来到美国之后的工作成果：我先后在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教书，最后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至今。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学术身份是一名美国学者，即在北美学术语境中工作的学者。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我2013 年获得美国国籍之后仍然保留了德国国籍，仍属于德国和欧洲的公民，我的思考与写作方式仍然扎根于欧洲教育体系。 我在科隆大学学习了汉学、德语文学、东亚研究及欧洲艺术史的相关知识，这些知识到今天仍然陪伴着我。在德国，我第一次学习到如何思考，认识到严谨而深刻的方法论在智识层面的必要和强大。我还学习到另一点：无论一个人研究何种文化传统，无论这种传统是自己的或是他者的，都不应该有任何民族主义或本土主义的思维限制。我仍然记得自己在科隆大学上课时，不管探讨对象是中国历史、德语文学还是中世纪欧洲艺术，我们都需要阅读多种不同语言的学术著作。学生时代，我从未上过任何一门只用德语进行学术讨论的课程，否则那实在是难以想象的。对于我的老师们而言，卓越学术的定义就是从世界各地汲取精华。这就是何以本文集收录的最后一篇文章并不是关于古代中国诗歌的讨论，而是对早期中国研究的伦理学和方法论的探讨。这篇文章最初是为了在中国发表而作，如今也已经在英语学界发表。它表达了我的一些主要信念，这些信念是我研究古代中国的智识和伦理基础，尤其在于我对人文研究中本土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断然拒斥。 文集中的其他篇章从多种跨学科视角出发，讨论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诗歌与仪式表演的互动，以及古代中国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的形成。除此之外，还探讨了中国诗歌早期及中世的诠释传统，在近期出土新材料的对照下，这些传统变得全然可见。关于古代中国历史和更广义的早期中国文本的形成，我另有专书将要出版，也和这些主题有关。总而言之，我试图将早期中国的诗学文化置入宗教、政治、哲学思想及实践的大语境中。比起将写定的文本视为当然，认为它们是早期中国文化最为自然、不证自明之物，我更愿意去探讨这些文本如何在一个与当下完全不同的世界中运作：那不是一个由沉默的抄者和读者组成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中，无论是书面文本还是口头文本，都与由鲜活的宗教政治仪式、政治劝诫、教与学、道德修身等构成的表演传统相关。那是一个诗学文本绝非纯然以书面制品的形式而起作用的世界。 对于前帝国时期的《诗经》文本而言尤其如此。人们如果想理解战国时期抄本中对某首诗或某句诗的引用，就必须事先知道这首诗，且能够口头表达出来，否则，就需要老师之类的角色来指导自己。今天你我如此行事，古代的读者也同样如此。书写技术虽然在早期诗歌的编创、习得和传播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并没有任何前帝国时期的文献提到某人“写”了一首诗。一些动词表达了“制作”或“展示”诗歌之意，例如“为”、“作”或“赋”，但它们都不突出“写”，甚至完全没有涉及“写”这一行为；与此类似，也没有任何关于从书面文本中“读”一首诗的记载。考察传世文献及最新出土文献的相关证据，我们能够发现，在早期中国社会实践中，对于诗歌的存在和发挥作用而言，读和写这两种行为并非首要的，而是辅助性的。诗歌文本既不以独立作品的形态存在或传播，也没有被保存在书面档案中供读者查阅；诗歌文本的编创、习得和传播总是属于某种社会表演行为。在《诗经》的传播中，诗句最终被写定，这些行为服务于集体文化记忆的形成、稳定和流传，帮助建构与定义中国古代的文化身份。一般而言，一个文本越是对文化记忆及身份的形成和稳定有基础性意义，它就越会被内化于记忆、外化于仪式表演，而越少依赖书写和阅读。如果不把早期中国诗歌置于政治、仪式、教育和知识的社会表演与经验架构中来观察，我们就会极大地丧失对其本质、目的及意义的把握。这种文本的社会学视角引导着我的研究，也贯穿在我对不同议题的研究以及不同时期观点的变动发展之中。 如前所述，我的所有作品不仅属于我，还深深根植于过去几十年不断启发和丰富我思路的学者群体。此外，这部文集所收录的论文最初由许多中国学者和学生翻译过，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几位学生历年来对译文仔细修改，我对他们也一并致谢。数十年来，我所学到的许多东西都是从别人那里受教而来，我必须感谢世界各地的同事和学生们，这份名单长到我无法在此一一列出。 但如果我不向友人郭西安教授特地表达最诚挚的谢意，这篇简短的前言将是不完整的。多年以来，她一直是我的学术对话者和我作品最亲密的读者，而且是那种所有作者都梦寐以求的读者。这本书和即将出版的其他卷次，是我们紧密合作、思想碰撞的成果，我们在上海、北京、普林斯顿有太多的直接对话，还有无数次的远程对话。 我很清楚，我的思考和写作方式英德交织，它独特的节奏和复杂性使其很难翻译。郭西安教授一丝不苟且批判性地审校此前的翻译，由于她对我的观点有着异常深刻的理解，她发现了无数处需要修正和改进之处。尽管她自己的学术工作忙碌而成果显著，她还是决定逐字逐句校改甚至重译全文。每一篇文章，她都会校改后发给我，就具体表述上的疑问跟我深入讨论，如此往复，每篇文章都经历了多次校改，以确保译文的准确性——甚至这篇序都是如此！我至今仍然惊叹且敬重她为此贡献的大量时间精力，是她使得这些文章以中文表达出了它们用英文说的话。 本书最终所收录的论文经我审定，替换了此前的全部中译本。如果今天的中国读者能够通过译本最直观地了解到我的想法，完全且仅仅是因为郭西安教授的学术奉献精神和忠诚友谊，言辞无法表达我对她的感激，所以我就此打住。我知道，我们的智识之旅仍在继续。 柯马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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