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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中国的历史,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历史而已;中国文化系统也不是单一文化系统的观念足以涵盖。不论是作为政治性的共同体,抑或文化性的综合体,“中国”是不断变化的系统,不断发展的秩序。这一个出现于东亚的“中国”,有其自己发展与舒卷的过程,也因此不断有不同的“他者”界定其自身。
到了今天,经过八次锤炼,“中国”已不再是传统的中国。“中国”竟在几个古老文化体系之中,经历了最大,也可能最为彻底的变化过程。我们甚至可以提问:原来的“中国”是否还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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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许倬云,江苏无锡人,1930年出生,1953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196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多所知名大学,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中国台湾“中研院”院士。研究领域主要在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代表著作包括《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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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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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史前时代
2 殷商时代
3 周代封建的天下
4 战国时代的列国体制
5 中国世界的形成
6 汉代的中国
7 帝国系统的衰变
8 族群“主”与“客”的转化
9 “我”“他”的大混合
10 唐代的中国
11 宋代:列国体制下的中国
12 蒙古的时代
13 明代中国
14 满清帝国
15 近代的变化
16 国共两党的中国
后论
补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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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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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的起源,是祝融八姓中的芈姓一支。祝融八姓,在中国古代史上,似是黄河下游平原上一群无所归属的族群,他们既不属于山东的“东夷”,也不属于河南、山西的诸夏这些族群,可能为了生存,结为一个六个姓族的联盟,共同尊奉火神祝融为其祖先。六个姓族之中,有两姓又各自分出一姓,因此成为祝融八姓。芈姓中的一支,从黄河下游,迁移到江汉之间,结合当地的“群蛮”与“百濮”,建立了楚国。楚国在南方不断成长,到了春秋前半,已是足以挑战中原的南方之强。齐桓晋文集结北方诸侯,建立霸权,都是以“尊王攘夷”为口号。此处的“蛮夷”,本来还包括河北的狄人,后来则似乎专指荆楚而言。楚国在南北斗争中,不断壮大,势力范围已涵盖淮河地区,直达长江。南北争战的结果,由于文化及经济交流,战国时代的楚,已与北方的六国列强,合称七雄;楚与六国的会盟,已俨然建构了列国体制,即使孟子还在指斥楚国为南蛮,楚国却早就有了第一批南方的“他者”,成为楚人心目中的“蛮夷”。
如前所述,楚国初建,曾与百濮、群蛮结盟。这两个集体名称的族群,都是秦岭一淮河线以南的土著,其分布大致是在大巴山脉的大弧形外侧,包括由汉中谷地迤逦南向,又折向西南的山林之地,也有一些渗入峡江,与巴人为邻。这些族群,曾一度反楚,经过楚人攻略庸糜,他们遂融入楚国。楚国广大的南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区域。峡江之内的巴人,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逐渐沦为楚人从属,所谓“下里巴人”,已是居住在贫民下里的下层百姓。沿着长江,则是湖泊河流的谷地,也是楚人后方最为膏腴之地,但在这些地区的边缘,还有不少深山大林,榛莽待辟,山林之中的居民,楚人势力还不能控制。这些人则是楚人后方的“蛮夷”。由今日湖南西去,楚国的黔中,其实难以尽到,竟可包括云贵一带汉代所谓“西南夷”诸族群,楚人的扩张未深入西南,战国晚期楚将庄蹁进入云南(见《史记·西南夷列传》),如果为了征战,不应孤军深入;我的猜测,战国七雄争斗,纷纷夺取资源,庄蹁西征,可能为了取得云南的银铜与盐。楚国东南,今日安徽江西,有大批“群舒”族群,他们的原来居地是山东一江苏之间,淮泗流域,据说徐王偃行仁政,三十六郡均臣服于徐。这一传说,当指徐人与群舒,他们由山东苏北南迁,苏南有吴人挡路,遂折入淮南再向南进入今日的江西。在楚国历史上,群舒也是种族处理的“他者”。
长江下游的吴与宁绍沿海的越,都与在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地区,文化渊源不弱,于冶制金属武器,烧制瓷器,均有可观,已如前述。晋国为了制衡楚,在楚人后方扶植吴国,楚国为了制衡吴,在吴国后方扶植了越;吴越能够迅速发展为挑战中原的强国,不能全靠外来助力,他们本身必已有足够的文化与经济潜力,方能一触即发。吴越两国与浙江福建以至广东东面华南沿海的“百越”,其文化关系,究竟如何?尚难有定论。总之,楚国在东南一路的“他者”,也不是中原原来的蛮夷,而是经由楚国发展,相伴而引入中国世界边缘的另类“他者”。
秦汉以后,中华世界不断南向扩张,南方山岭中的居民,次第承受中华世界的压力,而在中华世界主流核心的眼中,这些人都是“他者”,都是“蛮夷”。一批又一批的“他者”融入了主流,另一批则成为“蛮夷”。南方的这些族群,散处山岭峡谷,地形分割,不能如北方草原民族,易于聚集成为大型群体。由北向南开拓的中国人,又往往挟其组织的优势,夺下了河川湖泊的谷地,地形较为平坦,也较易发展农耕。两者相比,强弱之势,十分明显。于是,中国南向发展过程中,千百年来,罕见南方有效的抵抗。中国文化是农耕为本,南方诸族,也是农耕为业。两者同化融合,并无困难。于是,一波一波,北方中国南向发展,一次又一次,南方族群分别融人中国,不见痕迹。
上述北方与南方,两种类型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不断重现,其烙印之深,持续之久,堪为东亚地区中华文化体系扩大的典型模式。也是因这一缘故,我在古代部分,多所陈述,但在后世历史部分,不必重复讨论了。
引自 荆楚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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