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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14世纪暴发的黑死病是影响欧洲最深的事件之一。那时候，统计还不太精准，医学也没那么昌明。生灵涂炭——是天主降罚，还是星宿产生毒气？幸免于难——归功于当局善政，抑或自然规律？人们为着自己的利益，纷纷争夺对现实的解释权。
瘟疫让众生变得平等，毕竟穷人已没什么可失去，而富人再手眼通天，死时也只用一块裹尸布。瘟疫又让世界更加不同，灾厄当前，千城千面：佛罗伦萨财富洗牌，米兰没有死人，威尼斯发生政变，阿维尼翁力保教宗，巴黎团结一心，德国城市献祭替罪羊……
今天我们再次面对全球性疫病的挑战，不同的是我们有进步的科学，但相似的是我们依然深陷强人政治的旋涡。去读一读薄伽丘和马基雅维利不朽的文字，看一看吉贝尔蒂和多纳泰罗极富感染力的雕塑，这段时空之旅许会教给我们：冷静审视、热切希冀，然后坦然自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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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福尔克尔·赖因哈德，弗赖堡大学历史学教授，国际学界研究意大利史的顶尖历史学家，著有《教宗的历史》《列奥纳多·达·芬奇：世界之眼》《美的力量：意大利文化史》等多部经典作品，2020年获得凯瑟拉文化基金会奖（Preis der Kythera-Kulturstiftung）。
朱锦阳，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德国哥廷根大学日耳曼学系博士，德国康斯坦茨科技大学教授，研究重点为语言学。译有《从国家意识形态出走——中国新艺术展》《传奇之家：托马斯·曼一家的故事》《西方通史：从冷战到柏林墙的倒塌》，曾为南京《周末报》、香港《信报》和《明报》周刊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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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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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惶恐不安的年代，过去与当下 / 001
第一部分 瘟疫和人类
第一章 鼠疫的起源与降临 / 011
第二章 传播 / 016
第三章 症状和原因 / 019
第四章 死亡率与人口损失 / 026
第五章 富人与穷人 / 032
第六章 寻找面包、人生的意义和灵魂救赎 / 038
第二部分 人类和瘟疫
第七章 幸存者的报告 / 049
第八章 佛罗伦萨的商人、文人和新贵 / 053
第九章 罗马的瘟疫和政治上的新开端 / 080
第十章 瘟疫没死人：米兰的奇迹 / 089
第十一章 瘟疫后的一场政变：威尼斯 / 099
第十二章 烟雾重重与社会隔离：教宗在阿维尼翁 / 110
第十三章 一座城市团结起来：巴黎的瘟疫 / 123
第十四章 大屠杀与鞭笞者：维尔茨堡、斯特拉斯堡和法兰克福 / 129
第十五章 追本溯源与反制措施：欧洲的比较 / 140
第三部分 瘟疫过后的人类
第十六章 适应、预防和文化影响 / 151
第十七章 一无所有者的经济优势 / 154
第十八章 强者更强 / 158
第十九章 下层社会新的自信心 / 175
第二十章 教宗权力的丧失 / 179
第二十一章 人文主义者如何应对瘟疫 / 184
第二十二章 在绘画与雕像中寻找黑死病 / 195
第二十三章 瘟疫之子：圣女与资本家 / 214
后记：旧的确定性与新的希望 / 227
附 录
注 释 / 235
原始资料与参考文献 / 239
图片来源 / 243
人名索引 /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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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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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面包、人生的意义和灵魂救赎
在信仰基督教的欧洲，教会在传统上负责应对和解释极端的危急状态。教会必须在其等级制度的各个层面上提供可接受的解释，并在日常生活中给予实际的帮助。教会在瘟疫期间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这些期望，势必对能否克服危机有很大影响，从而对教会本身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要么提高威望，要么不得不承受在威望和认可度方面难以弥补的损失。从意大利的角度来看，疫情暴发时情况已经极不正常:近四十年来，教宗不再在历任相传的、位于罗马使徒之墓的大位上进行统治，而是居住在法国南部的阿维尼翁。
对许多基督徒来讲，仅这一点 就可以说明，世界正处于混乱之中，像瘟疫那样前所未有的苦难才会暴发。特别是罗马人不得不应对这种破坏传统秩序的做法。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本书将在专门的篇章里叙述。而那位执政的最高祭司克雷芒六世(Clemens VI)所起的作用将在阿维尼翁的“瘟疫之旅”中得到讨论。
总体来讲，教宗在有关瘟疫的报道中扮演了一个相当次要的角色，尽管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他要宣布令人意外的消息。佛罗伦萨商人马特奥·维拉尼(Matteo Villani)这样写道:“在致命的瘟疫发生时，教宗克雷芒六世宣布了一项全面的大赦令，对所有请求宽恕其罪过、悔过自新并在此后马上死去的人给予全面的宽恕。”所有神父，无论他们在教会等级中的地位如何，此时都被允许向所有临终者授予这一非常特殊的恩宠。
这项提议并不真的意味着忏悔后罪孽就能被赦免。1348年大赦令出台，免除了临终者在炼狱里因其一生中所犯下的罪孽而应得的惩罚。在正常情况下，要获得这样一种大赦，必须 作出特别的贡献方可，诸如去罗马朝圣、虔诚地捐赠，或者付钱。从教廷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既恰当，又廉价，教宗毕竟是动用了教会的恩典宝库(Thesaurus ecclesiae)给信徒们施舍恩宠，这一宝库由基督和圣徒的善行构成，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剩余赎罪价值，可以让罪孽深重的人按照教宗的分配方案全部或部分抵消罪过。现在采用这种一笔勾销的方式是一种不寻常的让步，这种让步本来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谁要是在这个悔过的时刻侥幸活下来，很快就会失去这种特殊的恩宠，因此，完全有必要认真地考虑，宁愿在这次大赦之际死去还是一直苟延残喘地活下去:“在这个必死无疑的时刻，所有基督徒都眼睁睁地看着死亡不断地发生，因而本着充分赎罪的心态为自己的死亡作好了准备。”这是一个典型的商业计算:利用这么个独特的机会，划算还是不划算?
至于这种闻所未闻的新举措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实在难以评估。倘若把这个问题想透彻了，那么这一举措必将撼动教会等级制度的根基。如果在像 1348 年那样的特殊情况下，每个普通教士都能被授予本来由教宗独有的权力，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不能长期并且普遍这样做，必要时哪怕未得到教会高层的特别许可也这样做。的确，就连教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以及庞大的教会机构存在的资格现在也都 可能遭到质疑。教会高层将特别权力临时授予位阶低下的神职人员并非个案，正如《西西里史》中所描述的那样:“当瘟疫 在卡塔尼亚肆虐得最厉害的时候，教宗将他自己作为主教和教宗时拥有的所有神职全权授予包括最年轻的教士在内的神职人员。”在大规模死亡的高峰期，英国教会的“大佬们”甚至采取了更激进的解决办法。
但总体来说，在欧洲大部分关于黑死病的报告中，教会及其神职人员都占据相对次要的地位，当然由神职人员自己所作的描述除外。在大多数编年史中，神职人员和普通教徒融合成为一个平庸的群体，其中当然不乏个别自我牺牲的英雄事迹脱颖而出，但总体来讲，那种不惜一切代价苟活下来的粗俗利己主义占了上风，甚至不惜违反神圣的职责。神职人员群体在这 方面也不例外，这一事实编年史家们通常也就顺带一提而已:
“在此期间，死亡在墨西拿的居民中广泛地蔓延，以至于许多人都想向神父忏悔他们的罪过，并写下他们的遗嘱。但神父、律师和公证人拒绝进入这些人的家。”在具体的行为中，没有 看到神职人员作出更高奉献的迹象，也没有见到对受洗礼者的品行进行宽恕的影子——这种评价虽不免一概而论，但几乎所有报道瘟疫的人均持有相同的看法:“一个黑死病人被遗弃在他的屋子里。他的亲属没有一人敢靠近他......没有医生进来。神父充满了恐惧，颤颤巍巍地完成了最后的圣事。”他至少还来了，而不像他的许多同事那样——据编年史学家们说——根本拒绝行使他们的职责，或者更糟糕的是，将圣事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大批神父和托钵僧只去找富人，让他们给自己支付丰厚的报酬，以至于他们自己也变成了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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