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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er）1946年出生于墨尔本，先后就读于墨尔本大学及牛津大学，目前任职于普林斯顿大学人类价值中心及墨尔本大学历史与哲学研究学院。参与出版著作50余部，作品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代表作品包括：《动物解放》《实践伦理学》等。于2021年获得博古睿哲学与文化奖。 译者： 王鑫，2009年—2015年就读于清华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学士及法学硕士学位，2015年—2016年就读于杜克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硕士（LLM）学位。 目錄： 中文版序 致谢 目录 引言 第一编：论重大的问题 一个淡蓝色小点的价值 什么事情是重要的？ 道德在进步吗？ 我们做好吃“好人药”的准备了吗？ 慈悲的本质 关于逝者的迷思 后继无人？ 高处不胜寒的哲学 第二编：论动物 欧洲的伦理之蛋 如果鱼儿会尖叫 反对捕鲸是文化偏见吗？ 素食主义的榜样 想一想火鸡：感恩节的思考 人造肉 黑猩猩也是人类 牛的定语 第三编：论超越生命神圣的伦理理念 真实的堕胎悲剧 给最小的婴儿提供(或不提供)治疗 揭开新生儿安乐死的帷幕 晚年无疾 当医者“杀人” 选择死亡 法庭上的死亡 第四编：论生物伦理和公共健康 人类基因组及基因超市 克隆之年？ 医疗危机 公共医疗还是个人自由？ 越胖越烧钱 我们应当长命千岁吗？ 第五编：论性与性别 兄弟姐妹乱伦是犯罪吗？ 虚拟世界的恶行 一件私事？ 第六编：论行善 1%的解决方案 让慈善机构有责任感 明目张胆的仁慈 好的慈善和坏的慈善 热心慈善，理智捐款 高价艺术品的道德成本 防止人类灭绝 第七编：论幸福 幸福，金钱和给予 我们可以提升国民总体幸福感吗？ 低落情绪的高昂代价 微笑无极限 尽管如此，但还请幸福 第八编：论政治 边沁的谬论——前世与今生 国父们的财政危机 为什么要投票？ 一个诚实的人？ 公民身份是一项权利吗？ 间谍游戏 我们应当褒奖种族主义者吗？ 第九编：论全球治理 逃离难民危机 公开外交可能吗？ 大型食品公司的伦理问题 公平和气候变化 污染者会为气候变化买单吗？ 为什么在气候变化会议上提供肉食？ 废黜煤炭的王位 地球的命运和巴黎 第十编：论科学与技术 从“金稻米”谈起 定制化的生命 机器人的权利？ 数码时代的梦想 全球图书馆 不相信科学的悲剧性代价 第十一编：论生活、娱乐和工作 如何坚持新年计划？ 为什么要支付更多？ 虎妈还是象妈？ 大众汽车和诚信未来 兴奋剂有错吗？ 在足球比赛中可以作弊吗？ 关于冲浪的思考 译后记 內容試閱： 引言 我们都有做出伦理选择的经历，而且往往是发生在无意识当中的。我们常常认为，所谓伦理就是遵守那些以“你不可以……”为开头的规则。如果这就是伦理的全部，那么只要我们不违反这些规则，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合乎伦理的。然而，这样的伦理观是片面的。它忽略了我们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而不仅限于自己所在的社群，为不如我们这般幸运的人做一些善良的事情。同样，我们也应该将我们的关怀扩展到后代人，以及超越人类物种的动物身上。 民主社会的公民还肩负着另一重要的伦理责任：成为一名受过教育的公民，并参与社会决策。许多这样的社会决策都涉及伦理选择。在公开讨论这些伦理问题时，受过伦理学或道德哲学训练的人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这在当今已经不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观点了。但是，当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哲学家们声称，他们拥有特定的专业知识可以去阐述实质伦理问题，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至少在当时的英语世界当中，对于这一学科的普遍理解是，哲学侧重于字词和概念的分析，因此在实质伦理问题上是中立的。 令我庆幸的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西方学生运动，重塑了道德哲学的实践和教学方式，否则，我非常怀疑我是否能在之前的学说大行于世的情况下继续我的哲学生涯。在“越战”时期，以及反对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环境破坏的思潮盛行的时期，学生们要求大学课程关注当下重要的社会问题。哲学家们回到他们学科的起点以回应这样的需求。他们回溯起苏格拉底向他的雅典同胞询问正义的本质，以及怎样才能公正地生活的例子，并鼓起勇气向他们的学生、他们的哲学家同侪和更广大的公众提出类似的问题。 在抵制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越战”的思潮中，我写作了我的第一本书，提出了在民主政体下民众的不服从在何时是正当的这个问题。从那时起，我就非常热衷于寻求解决哲学系之外的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在某些哲学的圈子里，有这样一种观点，即凡是没有学过哲学的人都能理解的事物，便不值得深究。而与之相反，我很怀疑不能被清晰表达的事物是否也很有可能没有被清楚地思考过。 许多学者如果不屑于写作面向普罗大众的读物，那么他们就更加不齿于为报纸写一些“豆腐块”了。在这本书中，你们会读到我的一些小短文的选编。报纸专栏通常都是时效性很强的，而我所选择的文章讨论的都是一些恒常的问题，或者尽管让人觉得非常遗憾，但是它们依然存在于我们身边的问题。不得超过一千字的篇幅限制，使我不得不用一种清楚而简洁的风格来写作这些文章。诚然，这样的文章不能够以一种能被同行评估的方式来展现我的研究，而且一些可以在长篇大论中得到论述的细节和要点也必然会被省略。若我所做的事情能得到哲学系同僚们的肯定，我自然是非常开心的。但是我衡量自己的作品是否成功，同样也取决于著作、文章，以及演讲是否对于更大范围的读者和听众产生了影响，而这些读者和听众，都是乐于思考伦理生活的人。据研究，能够通篇读完同行评议期刊中那些文章的读者，平均每篇不过十个人。但是，主流报纸上的一个表达观点的“豆腐块”或专栏可能有上万甚至上百万读者。一些这样的小文章可能会改变读者对于重要问题的认识，甚至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我对此十分清楚，因为曾经有读者告诉我，读了我的文章，他们捐赠给慈善机构的物品有了变化，他们停止食用动物制品，甚至至少有一位读者将自己的一个肾脏捐赠给了陌生人。 本书开篇部分的文章给我的伦理学方法论带来了一些启发，值得我在此一提。道德判断并不是纯粹主观的，换句话说，道德判断与味觉判断是不同的。如果道德判断纯粹是主观的，那么关于伦理问题的争论甚至都没有关于冰激凌口味的争论来得有价值。人的口味各不相同，在沙拉调料里放多少大蒜，实际上并没有所谓“正确”之说。而安乐死的合法化，以及吃肉是否错误这些问题，是我们认为值得讨论的。 尽管我们会分享一些直观的感受，但伦理学并不是简单地表达直观喜恶。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用“啐”等语气词来表达厌恶的本能，这样的本能曾经在人类祖先谋求生存的时候发挥了作用。但是在那时，人类的祖先仅仅是一种社会性动物，尚不能被称为人类，并且也不具有抽象论证的能力。在当下更加广阔和复杂的世界里，这些本能无法作为引导对或错的可靠方式。因此，我们就需要动用自己的论证能力。 我曾经一度认为，这样的论证能力仅仅可以用于阐释一些更基础的伦理学立场的含义，且这些立场说到底是主观的。但是现在我不再持有这样的观点了。正如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在其著作《论重要之事》（On What Matters，关于这本书我在《什么事情是重要的？》这篇文章中还会介绍）中论述的那样：存在我们可以通过严谨论证和反思来发现的客观伦理真相。而对于不认为客观伦理真相存在的人们，后面的文章可以看作尝试发现用不同的术语让人们接受有许多哲学家支持的伦理观念这件事情的意义。19世纪重要的功利主义哲学家亨利·西季威克的话可能可以较好地表述这样的意思： 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如果我有资格这样说的话），任何个人的利益都不比其他人的利益更重要，除非有特殊的理由相信前者比后者产生更大的利益。 我和西季威克一样，都是功利主义者。一旦我们开始质疑那些进化了的和被文化传播的对道德问题的直觉反应，我相信功利主义就是最具防御性的伦理观点。在我和卡塔日娜·拉扎里·拉德克（Katarzyna de LazariRadek）合著的《宇宙观》（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Universe）一书中，我用更长的篇幅阐述了上面的观点。同本页注1。即便如此，在本书的文章当中，我不做功利主义的立场预设，这是因为在我所要讨论的许多问题上，我的结论既有站在非功利主义的立场上做出的，也有站在功利主义立场上做出的。鉴于这些问题在实践中的重要性，作为一位优秀的功利主义者，我的作品应当尽量面向更加广泛的读者，而不是仅局限在坚定的功利主义者这一非常狭窄的范围中。 本书中的一些文章涵盖了我的一些非常广为人知的话题，包括：人与动物关系中的伦理问题，生死问题，以及富裕者对于赤贫者的义务问题。而有一些探索性的话题，我的观点可能就没有那么令人熟知了，包括：出卖肾脏或者种植转基因作物中的伦理问题，有意识机器人的道德状态问题，以及成年兄弟姐妹中的乱伦是否错误的问题。幸福及如何提升幸福感，是我伦理观点中的重要部分，也是本书一组文章的标题。在这些更为个人化的文章当中，本书的压轴篇是我关于冲浪的一些思考，这项运动极大地提升了我的幸福感。 了解我关于某些话题所写文章的读者，可能为我关于另外一些话题的观点所震惊。我努力保持着开放的心态，保持着对于实证的敏锐，以及保持着对可预见的政治路线不轻易地盲从。如果你并不相信哲学家可以对涉及广泛而普遍利益的问题做出贡献，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你相信的开始。 肥胖仅是个人问题吗？对于肥胖我们可以简单用社会多样化内涵替其辩护吗？肥胖有成本吗？ 越胖越烧钱 人类正在变得越来越肥胖。在澳大利亚、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见到一些人胖到蹒跚而不能正常走路，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肥胖人口数量不仅在富裕的国家陡坡式增长，在中等收入以及贫穷的国家同样在发生增长。一个人的体重仅仅是他/她自己的事情吗？我们就应该简单地对于不同的体型更加宽容吗？我不这么认为。肥胖是一个伦理问题，因为体重的增加意味着给其他人强加了某种成本。 我是在机场写这篇文章的，此时一位苗条的亚洲女性正拖着我估计有40公斤的行李办理登机。她为超出限额的行李支付了额外的费用。一个看起来比这位女性至少重40公斤的男人，由于他的行李并没有超出限额，因此没有支付任何额外费用。但对于飞机的引擎来说，不管是行李的重量还是身体的重量，负担上都是相同的。 澳洲航空公司（Qantas）前首席经济学家托尼·韦伯（Tony Webber）指出，自2000年以来，澳洲航空公司搭载的成年乘客平均体重增加了2公斤。对一架像空客A380这样的大型现代机组来说，从悉尼飞到伦敦，乘客体重的增加意味着额外472美元的燃料消耗。如果这一航班在这一路线每天往返3次，1年后，燃料消耗将增加100万美元。换言之，就当前的利润而言，大约有13%的航班利润用于运营这条航线。 韦伯建议航空公司应当设置一个标准乘客体重，比如说75公斤。如果一个乘客体重达100公斤，那么就应当收取额外的燃油费用。对于超重25公斤的乘客，往返悉尼和伦敦的机票附加费为29澳元。而体重只有50公斤的乘客可以享受同等的折扣。另一种方式是为乘客和行李一并设立一个标准，然后要求乘客拿着行李一起称重。这样的好处就是可以避免有些乘客不愿意透露自己的体重而产生尴尬。 和我讨论这个提议的朋友经常会说，许多肥胖的人并不是自愿超重的——他们只是和其他人的新陈代谢不太一样。但是，不管是基于行李重量还是基于体重，为超重支付费用并不意味着惩罚某种犯罪。这是一种让你去补偿行程真实成本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将这些费用强加给你同行的乘客。乘飞机和医疗是不同的，它并不是一种人权。 飞行燃料的增加并不仅仅是成本的问题，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变暖问题的激化。这是一个体现我们身边其他公民的体型如何影响到我们所有人的微小事例。当人们变得更加肥硕，适应巴士或者火车设计的人越来越少，这就增加了公共交通的成本。现在的医院也不得不订购更加结实的床和手术台，建超大型厕所，甚至为太平间定制超大的冷库——这一切都增加了他们的成本。但是，超重带来的更明显的成本是导致了更多对于医疗的需求。去年，北美精算师学会（Society of Actuaries）估计，在美国和加拿大，超重和过度肥胖的人已经花费了总计1270亿美元的额外医疗开销。这给支付医疗费用的纳税人，以及购买私人医疗保险的人增加了成百上千美元的年度医疗成本。同一项研究指出，生产力损失的成本，既包括在工作的，也包括因为肥胖而完全无法工作的，总计达到1150亿美元。 这些事实足够让防止体重继续增加的公共政策合理化。向那些导致肥胖的食物征税可能会有用，特别是那些没有营养价值的食物，比如含糖饮料。这笔增加的税收可以用于抵消超重人群强加给其他人的额外成本。如果这些食物成本的增长能抑制人们的购买，那么将有利于有肥胖风险的人们，肥胖是排名第二的可阻止的致死因素，仅排在烟草之后。 我们中的许多人对我们的星球能否养活已超过70亿的人口的担忧是正确的。我们不仅仅应该从数量上考虑人口规模，还应该从人口数量和人口平均体重的乘积上来考虑。如果我们重视人类的可持续性发展以及地球的自然环境，“我的体重是我自己的事情”就不再是一个真命题了。 来自报业辛迪加，2012年3月12日 ——选自彼得·辛格《生命中那些重要的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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