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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黄朴民精研兵学圣典《孙子兵法》三十年总结之作
作者黄朴民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常务理事，长期致力于思想史和军事史研究，是国内《孙子兵法》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之一。本书是他精研《孙子兵法》的总结，在解读孙子方面有权威性。
2.列举40余个军事及非军事实例，与现实结合解读孙子思想
特洛伊木马屠城、郑庄公“小霸天下”、淝水之战、秦一统六国、诺曼底登陆、“气象战”……
用历史上的实例讲述孙子智慧的应用，用中国传统哲学解决现代生活难题。前有万字导言，后附以《十一家注孙子》为本的原文，逐句译注，便于逐句对照、记忆。
3.主题式讲解，提炼出孙子思想中用兵的九大原则
《以镒称铢：实力至上原则》《上兵伐谋：先敌谋划原则》《知彼知己：情报先行原则》《非利不动：以利为本原则》《以患为利：杂于利害原则》《有所不争：权衡得失原则》《攻而必取：攻守统一原则》《避实击虚：集中兵力原则》《攻其无备：奇正相生原则》，完全打破原有章节限制，吃透原典，重新整合为用兵九大原则，每章解读其一，更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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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特洛伊战争的“木马计”、韩信破敌二十万的“背水阵”、改变明与后金战略态势的“萨尔浒之战”，这些军事史上的经典案例都应和了《孙子兵法》的哪些原理？
确立齐桓公霸业的“召陵之盟”、为蜀汉勾画整个战略的《隆中对》、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的举措，又能体现孙子的哪些思想？
超越国界、超越军事范畴，《孙子兵法》为什么能获得众多外国军事家、企业家的盛赞，对后世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孙子兵法》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被誉为“兵学圣典”。全书一共十三篇，其内容博大精深，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精华。
《黄朴民讲孙子兵法》系国内研究《孙子兵法》的代表学者之一黄朴民所作，由其高徒高润浩、熊剑平整理。书中结合大量实例，提炼出虚实、奇正、攻守、主客、利害等九大原则，总结《孙子兵法》的基本原理，揭示《孙子兵法》的核心精神，拆解其中隐藏的兵法谋略与人生智慧。文末附以《十一家注孙子》为底本、精心译注的原文，方便阅读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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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黄朴民（1958—），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常务理事等，长期致力于思想史和军事史研究，是国内《孙子兵法》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之一，曾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孙子兵法》。
高润浩（1972—），军事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军事思想和军事历史研究。
熊剑平（1973—），历史学博士，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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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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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怎样阅读与理解《孙子兵法》
第一部分 《孙子兵法》解读
一、以镒称铢：实力至上原则
“五事七计”预知胜负
以镒称铢，以碫投卵
二、上兵伐谋：先敌谋划原则
兵者，诡道
先敌谋划，制胜之道
三、知彼知己：情报先行原则
“知”的内涵
知彼知己
知天知地
四、非利不动：以利为本原则
兵以利动
“利”的三个层次
五、以患为利：杂于利害原则
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
以迂为直，以患为利
六、有所不争：权衡得失原则
分清缓急，甄别主次
敢冒风险，当断则断
合理规划，把握好“度”
兼容并蓄，学会包容
区别对待，讲求实效
七、攻而必取：攻守统一原则
可胜者，攻也
兵贵胜，不贵久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因粮于敌
攻守一法
八、避实击虚：集中兵力原则
避实击虚
攻其所不守 守其所不攻
致人而不致于人
九、攻其无备：奇正相生原则
“奇正”的内涵
以正合，以奇胜
奇正相生，不可胜穷
第二部分 《孙子兵法》原文及译文
计 篇
作战篇
谋攻篇
形 篇
势 篇
虚实篇
军争篇
九变篇
行军篇
地形篇
九地篇
火攻篇
用间篇
附录 中外名人评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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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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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事七计”预知胜负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最深刻的哲理往往是最朴素的。返璞归真、大智若愚是真正有大智慧的象征。孙子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善于用最浅显的道理、最明快的语言，阐述最精深的道理。不故弄玄虚，不贩卖名词，是他的兵法深入浅出、雅俗共赏，风靡数千年并传播海内外的奥妙之所在。在这种境界面前，那些动辄祭起不知所云的“话语”“范式”法宝，扯虎皮作大旗的“后现代”理论家们实在应该脸红耳烧才对！
用兵打仗先要算计，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但是，计算哪些细目，怎样进行计算，却大有讲究，差别太大了，这叫作“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一类是占卜算卦、装神弄鬼的巫觇祝史，他们的算法最原始却最神秘，即通过灼烧乌龟壳或者排列蓍草的方法预测战争的吉凶，揣度胜负的归属。《史记·龟策列传》称它是“灼龟观兆，变化无穷”“卜筮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此外，星占、五行占、梦占、六壬、遁甲、太乙等，也是这一类算法中的支派衍流。这种算法通常叫作“卜筮”，主要流行于我国历史上的夏、商、西周时期，显然是古代宗教迷信观念在军事预测领域的反映。它靠主观想象，牵强附会，随意比附，表面上幽深奥妙，实际上却荒诞不经，与其说是预测胜负，不如说是在撞大运，算不准可以文过饰非，偶尔碰巧凑上了则不妨大大吹嘘一番。先秦时期，这类算法曾风靡千百年，秦汉之后，虽然风头不如以前强劲，但是在打仗的指挥官那里还是很有市场的。如“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的“兵阴阳家”，俨然成为兵学四大宗派之一，《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亦人亦神，《水浒传》中的公孙胜撒豆为兵，以及李淳风、袁天罡、刘伯温等人的神奇莫测，便可知用“卜筮”预测战争前景对于古代人来说，犹如“芝麻开门”的魔咒一样，始终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对当时的人的这种无知愚昧，我们可以悲悯，却无法改变。
儒家有关战争成败的算法最富道德正义感，但同时也较为天真。在文圣人孔子和他的接班人“亚圣”孟子看来，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是道义，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归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而道义的核心，是民心向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要收拢民心，取决于行“仁政”，搞“德治”。这是最强大的精神原子弹，威力无比，任凭你有强大的军队，任凭你有快刀利剑，遇上我“仁政”这杆大旗，一定溃不成军！用孟子的话说，便是“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可惜的是，历史上没有用空洞的道德仁义打赢战争的事例。那位憨态可掬的宋襄公曾经想这么玩上一把，结果没有玩成倒先把性命赔上了。由此可见，这种有关战争的算法需因时因地而变。
法家的算法则是注重力量，迷信武力。它关于战争胜负的计算公式是，谁农业搞得好，经济强盛，谁就能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有了强大的军队，加上用严刑峻法约束将士，用钱财官爵鼓励将士，那么就没有打不败的敌人，就没有攻不下的城池，就没有征服不了的国家。在积极主战的法家眼里，战争是包治百病的良药，是统治国家、稳定秩序、发展实力的捷径，须臾不可离，片刻不可少，可谓“拳头出真理，刀剑定是非”。应该说，法家的算法最是坦率、简洁，没有虚与委蛇的矫情，没有欲说还休的扭捏，而是直奔主题、实话实说。它无疑有一定的道理，至少比巫师神道的算法要准确，比儒家的算法要真实。然而，正如常言所说，真理越过一步也就变成了谬误。法家算法的致命伤在于单纯迷信军事实力，而忽略了制约战争的其他要素，如民心背向、政治教化等。所以，这样的做法也许能暂时得天下，所谓“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但往往因其后患过多而无法长久维系，免不了“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从根本的战略利益衡量，法家有关战争胜负的算法同样存在着问题。
孙子的算法与上面所说的各家算法都有不同。作为兵家的真正创始人和代表者（姜太公虽被后人尊奉为兵家“本谋”，但他有实践而无理论体系传世，只能算作是兵家之先驱），孙子的思想最能体现中国人文传统中的理性精神：不懂兵道，不会打仗，那么“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家就会杀上门来欺负你，生命财产难以保全，政权社稷危若累卵。但是，打仗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既不轻松，也不愉快，它意味着鲜血滚滚流淌、财富灰飞烟灭。所以孙子提出了一个既能正视战争现实，又能减轻战争灾难的战略预测方案——不同于巫史神祝的猜谜游戏，也不同于法家对暴力的迷信，更不同于老子、孔子的道德空谈，有的只是最普通、最平凡却又最实用、最高明的计算公式。
孙子重视实力，把实力作为预测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他提出了预测战争胜负的“五事七计”法。所谓“五事七计”法，具体地讲，就是从五个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要素着眼，通过对敌我七个方面的具体比较，从而对战略态势优劣做出正确的评估，在此基础上对战争的可能结果做出比较合乎实际的预测，并据此制定好自己这一方的战略决策。这叫作“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
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基本要素，孙子概括为：道、天、地、将、法。“道”是政治条件，就是国内政治清明，上下和谐；在战争问题上，高居庙堂的统治者和身处草莽的老百姓形成共识，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至少也要做到不唱反调，不能有意作梗。“天”与“地”，都是讲战争的自然环境，要拥有有利的天时、地利条件，把握住战场的主动权。“将”讲的是军队的统帅问题，将帅作为一支军队的灵魂，他的素质、才能直接关系着军队战斗力的发挥，正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置将不善，一败涂地”，所以它理所当然地成为衡量双方军事实力、预测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至于“法”，同样十分重要，合理的编制、有力的保障、适当的赏罚是任何军队从事军事活动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我们很难设想，一群乌合之众能在没有法纪的约束、做不到令行禁止、单凭血气之勇的情况下成就大事。从这个角度，三国时期的大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才这么说：“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孙子把健全军队法制看作克敌制胜的基本保证。
近代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其不朽之作《战争论》中，曾把“决定战斗的运用的战略要素”区分为“精神要素、物质要素、数学要素、地理要素和统计要素”。他指出：“任何战斗都是双方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以流血的方式和破坏的方式进行的较量。最后谁在这两方面剩下的力量最多，谁就是胜利者。”孙子的“五事”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克劳塞维茨所列举的战略要素，进入了宏观的大战略思维层次，既考虑到物质因素，也注重精神因素。美国著名战略学家柯林斯说，大战略是在各种情况下运用国家力量的一门艺术和科学，如果单凭武力，那将是十分愚蠢的。只有政治、经济、文化、心理、外交、社会全方位地配合起来，有机结合才能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孙子的“五事”衡量法，说到底就是一门正确运用“国家力量”的艺术和科学，立足于军事，又不局限于军事，而是讲道、天、地、将、法等综合因素。孙子的“五事七计”法，印证了一条普遍的战争原则：“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因为全局能决定局部的成败与得失，而局部的成败和得失有时并不能对全局起决定性的影响。孙子“五事”的奥秘正在于用全局的角度来审视战争。
如果说“五事”的重心在于战前全面了解敌我双方的基本战略要素，那么，孙子讲“七计”的宗旨则在于对这些战略要素的优劣进行仔细的考察比较，“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计篇》）看一看究竟哪一方的君主政治更清明？哪一方的将帅素质更优秀、更有才能？哪一方拥有天时地利？哪一方的法令更能够准确地贯彻执行？哪一方的武器装备更坚利精良？哪一方的士卒更训练有素、骁勇善战？哪一方的赏罚更公正严明，可以令行禁止？正确地估量敌我双方的态势，在此基础上做出正确的判断，做出正确的决策，制定正确的作战方案。
韩信著名的“汉中对”是对孙子“五事七计”理论的一个很好的实践。
秦朝末年，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的残暴统治，西楚霸王项羽凭借实力号令天下，大封诸侯。刘邦被封为汉王，统治巴蜀、汉中等偏僻之地。楚汉相争，谁将执天下之牛耳？面对楚强汉弱的现实，“汉初三杰”之一的韩信，以战略家的深邃眼光对楚汉战争进行了预测。
韩信既是能谋善断的谋士，又是统兵作战的良将。韩信始随项羽，不被重用，后转投刘邦，对楚汉战争的基本态势和发展趋势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他既能看到楚强汉弱的客观现实，肯定项羽在诸多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同时又能够透过项羽表面的强大看到其致命的弱点；既能看到刘邦虽然兵力上相对弱一些，又能看到他在政治上拥有的真正优势，从而为刘邦制定了正确的战略。
韩信认为项羽的优势有三方面：一是骁勇善战，“喑恶叱咤，千人皆废”；二是“霸天下而臣诸侯”，地盘广大，实力雄厚；三是对部下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项羽的致命缺陷主要有六点：一是刚愎自用，“不能任属贤将”，乃“匹夫之勇”；二是吝惜封赏，只有“妇人之仁”；三是“背义帝约”，失信于天下；四是任人唯亲，“以亲爱王，诸侯不平”；五是在地理上“不居关中，而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六是诛杀无度，“所过无不残灭”，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由此得出结论，“其强易弱”。刘邦的优势是：遵诸侯之约，先入关中，理应为主，却被项羽逐入汉中，秦民怨恨项羽而同情刘邦；刘邦入关后，与民约法三章，深得民心拥戴。在此基础上，如能反项羽之道而行之，任天下勇武，封赏功臣，就会转弱为强，无往而不胜。这就为刘邦战胜项羽提供了可靠保证。通过对敌我双方的综合比较，韩信预见了刘邦由弱转强、统一天下的乐观前景：“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为处于逆境之中的刘邦树立起必胜的信心。
韩信在正确分析和科学预测楚汉战争的基本态势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为刘邦争夺天下、完成统一提出了具有真知灼见的战略规划。刘邦遵循韩信提出的既定战略，“部署诸将所击”，“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举攻入关中，又经过数年的血腥征战，转弱为强，最终大破楚军于垓下，迫使曾经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项羽自刎于乌江之畔，夺取了楚汉战争的胜利，在累累白骨上建立起强盛的西汉王朝。
孙子“五事七计”理论的另一个例子是东汉末年曹操抗击袁绍的官渡之战的战略决策。东汉末年，在黄河南北的广大地区逐渐形成了袁绍、曹操两大军事集团。两雄不能并立，双方的决战宛如箭在弦上，势在必行。到了汉献帝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左右，袁绍已经基本占有了黄河以北的全部地区，拥兵数十万，麾下谋士成群，猛将如云，处于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有利战略地位。他踌躇满志，顾盼自雄，决定同曹操豪赌一把，遂集结起冀、并、幽、青诸州十万精兵，计划执行南下进攻曹操大本营许昌的方案，以实现其吞并中原的目的。这一消息传到许昌，曹操不敢怠慢，马上召集部将商议，认真计算，仔细筹谋，制定应付袁绍进犯的具体对策。曹操胸有成竹，一针见血地指出袁绍一方的致命弱点：袁绍志大而缺乏智谋，色厉而胆略不足，易猜忌而没有威望，兵多而不善指挥，将骄而各存私心，土地和粮食虽多，但都是为我准备的，不过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罢了。谋士荀彧也指出：袁绍兵员虽多但不整治，谋士田丰刚正不阿且经常犯上，许攸贪婪且不够聪明，武将审配专横而缺少谋略，逢纪果断但没什么用，这些人彼此不能相容，必生内变。大将颜良、文丑是匹夫之勇，可以一战而擒杀！
曹操和他的部属们从双方主帅、将领、政策、武器装备、士兵素质、组织纪律，以至赏罚等各个方面做了详尽的对比分析后，一致得出这样的结论：双方战争的整个形势有利于自己一方而不利于对手袁绍。在这一战略预测的基础上，曹操最后果断做出决定：集中兵力，抗击袁绍来势汹汹的进攻。于是，官渡决战的帷幕就拉开了。在战争过程中，曹操根据既定的战略方针，灵活主动地打击敌人，通过乌巢烧粮的奇招，一举掌握战争的主动权，终于夺取这场战略决战的胜利，进而统一了中原地区。显而易见，曹操之所以在官渡之战中笑到最后，是因为他遵循了孙子“五事七计”的战略预测和运筹思想，在战前算得精细、高明。
还有一个例子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前秦国主苻坚发动淝水之战的战略决策。公元383年，苻坚自恃兵多将广，不顾群臣阻谏反对，亲率数十万大军，在东西长达数千里的战线上，水陆并进，声言要“投鞭断流”，企图一举吞并东晋，混同天下，然而最终却在淝水一带（今安徽境内）同东晋军队的战略决战中全面失败。这一结局的出现，固然有苻坚指挥不当的因素，但归根结底，最重要的原因是苻坚本人在战前筹划中主观武断、一意孤行，算法上出现严重失误，没能用孙子“五事七计”的计算方法来算清和掌握敌我形势和预测战争胜负前景。明明是绝大多数臣下不与他“同意”，反对贸然进攻东晋，可他却偏偏执意南伐，梦想着一统天下；明明内部不稳，士气低落，“兵众”不强，慕容垂等异族部将怀有“他志”、居心叵测，他却偏偏要锐意轻进，企图毕其功于一役；明明不熟悉南方地区的气候条件、地理环境，不知道东晋的各种情况，水师力量远不如对手，军队缺乏系统训练，他却偏偏要舍长就短、轻举妄动。这样失败的种子便深深地埋下，加上具体作战指挥上的失误，于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就不可避免了。这也恰好从反面证实了孙子“五事七计”战争算法的高明卓越，表明违背它必然会遭受失败。
战争实践表明，孙子预测战争胜负的“五事七计”，的确是定谋决策、用兵打仗的客观基础，就像唐代杜牧所说：“其孙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后凡千岁，将兵者有成者，有败者，勘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书一相抵当，犹印圈模刻，一不差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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