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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面对充斥在大大小小屏幕里的各式各样的灾难，人们或是如路人般冷漠旁观，无动于衷；或是如身临其境般感同身受，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对他者之痛的观看如何转化成社会团结，既是人道主义的立身之本，也是其问题所在。
在《旁观者：观看他者之痛如何转化为社会团结》一书中，作者认为，现在西方国家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和实践虽然不再把受灾的群众表现为被动的绝对的他者，但是却把救灾转化成公众追求时尚和快感的游戏、慈善组织自我品牌的营销、明星的秀场和集体心理治疗。灾难没有成为真正联结第三世界国家和西方国家的集结号，没有成为再次确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契机，反而成为西方公众自我娱乐、自我确认的派对。后人道主义的灾难表征里面不再有被动无助的他者，只剩下自恋的大写的自己，它的名字叫西方。
作者呼吁旁观者超越充满讽刺意味的后人道主义救援，在反思和行动中联合起来，真正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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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莉莉·蔻利拉奇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体与传播系终身教授，系主任。精通丹麦语、法语、希腊语、西班牙语。研究领域：电视新闻，新闻摄影，媒体伦理，媒体灾难学，战争报道，公共领域和市民运动，慈善组织的宣传活动和影像。
译者简介：
叶晓君，北京语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师。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博士，本硕就读于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术兴趣：文化研究，媒介研究，媒介社会学。
从1995年至今，在媒体研究、传播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全球核心期刊发表过55篇论文。
曾在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为双学位课程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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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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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社会团结与灾难景观
导论：发现你的感觉
人道主义的工具化
抛掉 “宏大叙事”的社会团结
传播交流的技术化
客观性的伦理
结论：关于本书
第二章 人道主义的想象
导论：传递脆弱性
人道主义的戏剧性
对人道主义戏剧性的批判
人道主义的想象
结论：想象的表演
第三章 募捐倡议
导言：募捐倡议的悖论
同情戏剧的危机
争议旋涡中的募捐倡议
反思式募捐倡议
反思式募捐倡议和真实效应
结论：“酷炫”行动主义的暧昧与不确定
第四章 名人公益
导论：作为专业表演者的名人
戏剧，明星、名人，本真性
争议旋涡中的名人公益
名人人道主义的述行性
人道主义表演的 “不同时刻”
名人策略和真实效应
结论：走向功利的利他主义
第五章 慈善音乐会
导言：作为仪式化庆典的摇滚音乐会
“现场支援”音乐会：共同体还是愤世嫉俗？
对仪式述行性的分析：“现场支援”和 “八方支援”音乐会
仪式人道主义的真实效应
结论：走向策略性道德观的社会团结
第六章 灾难新闻报道
导论：新闻报道的道德呼吁
新闻报道的戏剧性
争议旋涡中的电视见证
叙事美学的分析
新闻叙事：见证的分类
新闻报道的真实效应：从叙事到数据库
结论：客观性或者治疗
第七章 戏剧性、反讽和社会团结
导论：人道主义的历史转变
后人道主义：反讽式团结
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后人道主义
超越反讽：竞胜式团结
结论：为善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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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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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导读
从同情到反讽?D?D自恋的后人道主义公众
于是在应对同情危机上，西方人道主义出现了从同情到反讽的范式转变。借用罗蒂的哲学批判，蔻利拉奇将后人道主义定义为反讽式人道主义。这个拗口的概念并不是一个学者的文字游戏，而是在充分的经验式研究基础上的高度提炼。蔻利拉奇用了四章，分别梳理了募捐倡议、名人公益、慈善音乐会和灾难新闻报道这四种最常见的人道主义想象类型的历史演变。每一章都可以被当成一个独立的故事，梳理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个类型是如何在面临批评和争议的时候发展出不同的应对策略的，而这些看似独立的演变在美学和道德话语维度上拥有共性，共同汇成向反讽式后人道主义范式演变的趋势。
虽然每种类型各有自己的美学传统和资源，但在面对普世话语带来的同情疲劳时，它们不约而同地在本真性策略和道德化策略上做出了类似的选择。它们都不再调用宏大的话语或情感合法化团结行动，而是转而依赖技术化、消费主义式的粉丝追星或个人行动主义。
具体而言，面对无法全面展示全球南方苦难的批评，募捐倡议不再依赖纪实美学来呈现全球南方的苦难。远方的受难者既不再是被剥夺了人性的被动客体，也不再是被赋予了人性的积极乐观的主体。他们或者成为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或者成为背景里的一个抽象模糊的存在。造成苦难的原因或者缺席，或者变成卡通动画里的怪物，可以被轻而易举地消灭。
为了应对将苦难去政治化的批评，名人公益不再依赖克制的明星作为真实苦难的见证人，不再让他们用冷静的语言来传递苦难的声音，转而依赖明星的 “真情实感”来保证苦难的本真性。不可见的、遥远的、匿名的受难者声音与可见的、亲切的、著名的明星自白重叠在一起，以此召唤粉丝们的爱心和行动。
慈善音乐会延续了名人公益的本真性策略，并撤掉了让人窒息、恐惧的悲惨画面，转而让远方的受难者成为被援助成功的案例出现在观众的视野中。而造成全球贫困、不公正的政治集团摇身一变，从敌人变成了可以争取的朋友。
面临对把关人制造苦难等级的质疑，灾难新闻报道不再依靠新闻专业主义或职业新闻人来保证灾难报道的真实性，转而依靠普通人（西方人）的声音来完成对苦难的表演。苦难的真相坍塌为自恋、片段式、疗伤式的信息数据库。
与这些本真性策略相呼应的是道德化策略的转向。我们为何要行动的问题已经被悬置了，变成了我们如何行动的问题。在这里，工具理性成为主导的行为准则，并且进一步深化了人道主义事业的市场化程度。具体而言，衡量人道主义事业的标准不再是如何为全球南方提供救助并保证其可持续发展，而变成了机构／名人如何实现品牌化、筹款的数目如何完成、媒体如何获得流量等可量化的标准。这些目标的达成离不开技术和消费主义的推动。
首先，这四种类型都依赖于技术化的行动方案。无论是请愿，还是点击捐款链接，抑或是购买腕带，又或是点赞发推文，都是以自我赋权的名义，用技术逻辑搭建而成的，用即时便捷的行动主义取代了更为长期和复杂的集体行动。
其次，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成为这些行动的驱动力。募捐倡议让国际人道主义机构品牌本身成为行动的缘由，召唤的是熟知品牌的 “消费者”们。名人公益和慈善音乐会召唤的是明星的粉丝们。灾难新闻报道则让用户成为个人创伤的表演者，让西方用户形成了联合。
虽然这些章节在一些内容上略显重复，但它们从不同侧面描绘了观看者、受难者、行动者之间的多重关系。受难者的 “他者性”被阉割，成为和西方观看者一样的 “我们”。观看者不再是因为苦难联合起来的世界主义公民，而变成了人道主义机构的消费者、明星的粉丝以及自恋的疗伤者。而个体的行动者自己也树立了自己的品牌，变成了功利主义至上的企业家，赢得了通往权力走廊的门票。
这就是后人道主义用技术化的行动主义解决同情疲劳后面临的问题：不再把 “不幸的他者”作为行动的对象，而是把自我的感觉和表达当成了为善的动力，不再讨论产生不幸的社会原因以及行动的效果。简而言之，以他人为导向的道德观转向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D?D以自我需求作为驱动力，以自我的满足作为回报，因为为善能让我们 “感觉良好”。因此，后人道主义取消了戏剧结构，掉入了自恋的镜像陷阱里。
同情的本义是为不幸的他者行动且不求回报，但是如今这个道德要求变成了对回报的期待：自我感动和自我赋权。社会团结如今已经被呈现为西方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选择，这里不再需要 “他者”的位置，因此人道主义传播也不再是让公众习惯用各种方式去介入、参与他者的世界，而是变成一种联结西方自己的世界的努力。西方再也看不到他者，而只能看到自己。这样一种自恋的镜像结构会限制观看者的反思和想象能力，使他们无法将人类的苦难作为不公平的政治问题来思考，并且把公众看成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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