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土壤，是先于国家而早已存在的地理单元，不同区域的差别基本决定了域内不同国家内政外交的差异。由于多文明汇集、多国家形态、多族群聚合的特征，东南亚成为区域研究的天然试验田，常常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典型案例而出现。作为国际关系中的后发地区，历经反殖民运动、越南战争、金融风暴等多次危机的洗礼，相较其他地区，东南亚的韧性更强。东南亚整个区域的现代化进程固然与历史上的帝国体系相互关联，但也具有鲜明的本土性特征。“东南亚社会具有一些独特机制，这些机制赋予东南亚文化和经济一定的连贯性，而这正是那些在历史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所不具备的。”3由于地理、气候和人口基础等的原因，在现代国家建构中，东南亚并没有被外来力量强力改造，反而移植了欧洲的“民族国家”理念，并借此传承和保留了早期东南亚人天然的生存性智慧和适应性能力。
作为一个指代印度洋与太平洋交汇的这片特定区域的名称，“东南亚”一词可以追溯到19世纪德国学者的著述里。4然而，从相关文献来看，“东南亚”作为一个区域被学界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历史并不长。20世纪70年代以前，所有国际机构的相关文献里很少单独提及东南亚，仅把其作为亚洲或者亚太文本资料的一部分。东盟成立初期，东南亚的概念也仅仅停留在地理或文化意义上。因为在大国强权主导的丛林法则里，作为“东南亚国家”（Southeast Asian Nations）的协商合作机构（Association，也有“东协”的译法），东盟既没有解决内部的安全问题，在面对外部干涉时也是束手无策。不过，冷战结束后特别是最近二十年，东盟代表东南亚彰显了它的影响力，东盟（或东协）与ASEAN目前在中文和英文媒介上的词频已经基本可与欧盟和EU相当，在网络文本里也获得了与欧盟几乎同样重要的地位。这是现代国际关系法则形成以来，国际关系文本表述中少有的现象。在现实主义逻辑的亚太或印太国际关系格局中，东盟也发挥着重要影响力。东盟通过吸引大国参与区域合作来推动东南亚自身的“国际社会化”进程，“东盟方式”“东盟规范”及东盟10 X合作模式在国际社会中发挥重要影响，早在2001年，东盟就被认为是第三世界中最为成功的地区国际组织。5
东盟作为区域组织在国际社会的兴起，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者通常的解释是东盟“权力平衡外交”（balance of power diplomacy）的成功。6但是，东南欧、北非、中东地区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区域组织出现？东盟何以从一个区域象征性的代名词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实际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与东盟同时期勃兴的安第斯共同体（Andean Community）、加勒比国家联盟 (Association of Caribbean States， ACS)为什么没有达到同等的影响力？现实主义学者的解释显然不够。“东盟的成功也不是自由主义学者所说的那种制度化安排的结果”7，建构主义能够部分解释东盟的进程，但其强调观念和文化规制，对东盟物质性力量的忽略和脆弱性估计不足，有悖国际关系的权力法则。8总体上看，国际关系学者在解释东盟时，显得顾左失右，理论“搁浅”。实际上，根据笔者在东南亚国家的调研，在东南亚的民间社会里也基本感受不到东盟的存在，这与东盟的国际观感是不一致的。因此，某种程度上讲，是东盟塑造了东南亚的国际形象，东盟可以作为东南亚外交精英“国际公共关系”（international public relation）的成功案例，但东盟之于东南亚社会的实际角色恐怕仍是不明晰的。究其原因，在于国际文本的表述中通常混淆了“东盟”与“东南亚”两个概念的指涉范围。国际关系研究通常以国家为研究对象，研究的通常是以国家为核心单位的政府网络，而东南亚则几乎涵盖了东南亚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各个层面。因此，东盟之于东南亚的角色要通过新的学术路径来阐释。研究东南亚国际关系，仅仅以国家为主导单位是不够的，传统区域研究专注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因素也需要融入进来，这就需要通过新的研究方法对不同的学科元素进行系统的整合。
实际上，区域首先是作为个体的人在思考天人关系、人际关系时的方位意识，然后是地理、物种、人种、文化和历史等的加减法，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排序应该还在后面。东南亚的地理、环境和资源，国家、市场和社会，乃至个体的人都是区域系统中的重要内容。抛开“国家中心主义”（statecentrism）的思考路径就会发现：冷战结束以来，东盟的兴起与跨国公司(TNCs)、国际非政府组织（以下称INGOs）9等非国家行为体（nonstate actor）的异军突起基本同步，而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在东南亚进行商业活动或开展跨国社会运动的过程，正是东盟协调区域内外力量、带动不同国际行为体（international actors）参与地区事务的过程。这种“多重权力”交错的状态通过某种规律形成东南亚的区域治理网络，这种网络尽管是国家主导，但却并不是“泛政治化”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多元国际行为体参与地区事务是区域“社会化”的发展趋势，东盟框架是东南亚“国际社会化”的应然选择，治理的概念“特别适合于描画那种超出不存在什么超级的或者唯一的政治权威的国家范围之外的治理结构和过程”10。因此，东盟在国际社会博得盛名的过程也是东南亚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治理的实践过程，这种实践不仅是东南亚国家“抱团”共进的现实需要，也是治理网络在区域世界的生成、深化和延伸。
东南亚原本被沃勒斯坦等的世界体系论者视为世界体系的边缘区，不过，冷战结束以后，东南亚一直在向世界体系的中心区移动，与之相伴的是各种行为体的涌现和区域建制架构的延伸，由于“欧洲中心主义”的特质，世界体系论者对此的解释是有局限的。由于学科发展的“路径依赖”，其他既有学科方法（如上所述的国际关系研究路径）对东南亚现状也难以给出合理的解释，对东南亚的未来也难以预估，这就需要学界通过一种系统的思维对东南亚研究进行知识论和方法论的再建构。区域治理作为学术工具，就是要把不同的行为体统合在一个区域系统之中，提供一个从整体上观察东南亚区域合作及区域内不同行为体互动关系的学术路径。因此，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学者，需要打破学科壁垒的限制，以东南亚为场域、以整全性的“区域善治”为目标，进行跨学科的重组与优化，进而探究东南亚与其他区域相比之下的特殊性与普遍性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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