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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由夏商考古领域“老中青”三代学者联合撰写，并不像考古学专著那样晦涩难懂，而是采用了一种朴实的语调为读者展开二里头遗址昔日的光彩和辉煌，是一本了解二里头遗址、了解夏朝社会文化的优秀读物。
书中将展现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不仅契合学术热点、重点和难点，也是国家和社会各界高度关切的中华文明根脉问题，将架起学界与社会之间沟通的一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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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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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王朝是中国历史记载的第一个王朝，关乎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本书从一场关于“最早中国”的论辩谈起，通过对传世文献和学术史的梳理与分析，对二里头遗址及以其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基本情况的介绍，论证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二里头都邑是夏都，乃目前最合理的学术推论。最后，从政治理念、精神信仰、生产生活、兴盛历程等方面展开论述，力图为读者展示一幅翔实的最早中国的社会图景。本书图文并茂，语言简洁流畅，通俗易懂，兼具学术性、思想性和可读性，对于加快推进二里头遗址发掘保护利用和夏文化研究工作、推动夏文化探索和中华文明探源、宣传普及夏文化和文明交流互鉴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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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侯卫东，考古学博士，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贺俊，考古学博士，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杜金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商城考古队队长、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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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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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从“最早中国”谈起————1
第一章 老祖宗的古史观————7
司马迁的上古史体系————9
最早中国本姓夏————11
第二章 传说时代的夏王朝————17
大禹和夏启————19
十三世与十六王————24
“移动”的都邑————26
第三章 为何要寻“夏”————31
疑古与古史辨————33
中国考古学的勃兴————37
第四章 二里头遗址考古简史————45
骑着毛驴寻“夏墟”————47
天帝的玩笑————52
四任队长苦求索————55
第五章 揭开神秘面纱————63
遗址的模样————65
命名是个大问题————69
母体与子体————71
第六章 二里头文化的生命史————77
成长的阶段性————79
芳龄几何？————85
第七章 从多元迈向一体————93
满天星斗话史前————95
二里头青铜王都掠影————112
第八章 万事俱尚“中”————121
择天下之中立都————123
王都中央建王宫————125
中轴对称之美————128
第九章 夏人的鬼神观念————1333
祭天祀地是国家大事————135
慎终追远勿忘本————140
我们都是龙的传人————145
第十章 世俗生活面面观————153
民以食为天————155
大国百工————159
文化艺术之都————167
第十一章 文明交流与互鉴————171
四方文化聚中原————173
强大的文化软实力————177
第十二章 百年学案揭底————183
百家论“夏”————185
症结所在————189
走向共识————192
第十三章 夏商王朝的更迭————197
夏商之际的政治地理背景————199
夏商之际区域社会的变迁————204
“商”兴“夏”亡————209
第十四章 今日二里头————215
遗址羽化成公园————217
博物馆里看夏都————219
余论 何以最中国————225
参考资料————229
后 记————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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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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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由古代中国发展演变而来，二者之间具有极强的传承性和延续性。古代中国拥有世所罕见的史学传统，不同时代的先民都曾对历史有过种种记载或追述，由此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古史系统。在这一过程中，古史的开端被不断提前。那么，在古代先民的眼中，中国历史有哪些重要的节点呢？谁是“最早中国”呢？“中国”是否能被无限制地上溯呢？
司马迁的上古史体系
东周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经典形成的重要时代。在这些传世经典中，存在不少关于传说时代古史的记载。有些记载比较零散，而有些则比较系统。在后一类文献中，尤以司马迁的《史记》最具代表性。
司马迁，字子长，陕西韩城芝川镇人，约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卒于汉昭帝初年，享年约60岁（从王国维之说）。他所处的时代，恰值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
从个人来看，司马迁的前半生无疑是丰富多彩的。他出生于史学世家，家学渊源深厚。受其父太史令司马谈的影响，司马迁在年少时就受到很好的教育。从师承来看，汉武帝时代的一些“大师级”学者（如董仲舒、孔安国）都曾是司马迁的老师。同时，司马迁与众多文学名士交情匪浅，对提升自身的文学修养大有裨益。
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司马迁20岁。在这一年，他壮游全国，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对这段经历是这样介绍的：“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可以说，这次实地考察，让司马迁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锻炼了体魄。后来，司马迁入朝为官，先后担任郎中、太史令。
但是，因为替李陵辩护而遭受腐刑，成为他人生中的重大转折点。所谓“腐刑”，就是宫刑。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是奇耻大辱。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曾多次想到自杀。不过，想到父亲司马谈的遗愿还没有实现，《史记》还没有完成，司马迁选择坚强地活着。他排除万难，忍受着常人所不能忍受的屈辱，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信念，撰写出了鸿篇巨作—《史记》。
《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二十四史之首。全书记述了从传说时代的黄帝到当时的汉武帝之间数千年的历史，由五部分所构成，分别是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共计130篇，52万余字。自其问世2000余年以来，各个时代、各个地域的读者都给予其高度评价。此书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被鲁迅赞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其中，《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最早且最完整、最系统地记述了中华文明主根主脉的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历程。整体来看，可将这段历史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五帝本纪》所记载的五帝时代。《五帝本纪》记载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基本信息与相关事迹。这个时代突出的特点是方国林立，还没有实现大范围的政治统一，实行王位禅让制，即原始民主选举制。
第二阶段是《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所代表的夏商周王朝时代。从内容上看，这一时代虽然也存在很多方国，但已经出现了明确的广域王权国家，推行王位世袭制。
第三个阶段是《秦始皇本纪》所代表的秦朝。这一阶段已经实现了广泛的政治统一和疆域拓展，实现了中央集权，开启了帝国时代。
这就是历史学上中国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三部曲。
司马迁的这个上古史体系已被中国考古发现证明其历史主线是可信的。
最早中国本姓夏
要探索最早的中国，首先要辨析何为“中国”。
实际上，古代“中国”是一个变动不居的概念，含义比较复杂。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张国硕教授曾对“中国”的含义进行过研究归纳。他指出，结合古代文献和当今学界研究动态，可知有关早期“中国”一词的含义主要有如下五种：一是地域意义上的中国，是指中心区域，即“天下之中”，与“中土”“中原”等词语的含义接近。二是都城意义上的中国，是国家政治中心的别称，专指都城、都邑及京师。三是族群意义上的中国，即天下文明的中心。四是国家意义上的中国，专指中国境内尤其是黄河流域建立的单一的国家。五是考古学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即同时并存的多支考古学文化联系密切，形成的“文化圈”或“相互作用圈”被认定是“最初的中国”或“早期中国”。
那么，根据现有材料，哪一种“中国”出现的年代最早呢？这要从20世纪60年代初说起。
1963年，陕西省宝鸡贾村镇西街农民陈堆在自家后院土崖取土时发现一件青铜尊。1965年9月3日，这件青铜尊被宝鸡市博物馆征集。在《文物》1966年第1期上，刊登了《陕西省城固、宝鸡、蓝田出土和收集的青铜器》一文。在文中，宝鸡市博物馆的王光永以《宝鸡市博物馆新征集的饕餮纹铜尊》为题向学界介绍了这件铜器，并指出它是西周初期的器物。其中，关于器形的具体描述如下：
方形圆角，下附圈足，口圆外侈，状如喇叭。通高39厘米，口径28.6厘米，腹围61.6厘米。自口沿至腹底，有四个镂空脊棱，把器物分成四等分。通体有花纹。口沿下，以四个脊棱为中线，有四个蝉纹。再下为四个蚕纹，蚕身卷曲成横S形。体前段有横山字和正山字形纹。腹上纹饰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以两个对称的脊棱为中线，有两个大饕餮，围器腹一周。饕餮的眼、眉、鼻、口、角均突出器外，状如浮雕。角有节，卷曲成涡纹形，角尖部分镂空，高高翘出外面。角下为两道粗眉，像新月一样贴在上边。眼珠突出，中心有小圆孔。下部亦为饕餮纹，形状大体和上部分相同，唯略粗糙，并较小一些。器周身底纹为细雷纹与三角雷纹。圈足光素，无纹饰。
需要指出的是，此器虽然造型雄奇，但这一时期大家还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直到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才使隐藏在它身上极其重要的秘密为世人所知。
1975年，这件青铜尊被调至北京出国文物展览工作室。著名青铜器研究专家马承源在清除这件尊的部分有害锈时，发现器物内底竟然有铭文，现存12行119字。发现铭文后，马承源、唐兰、张政烺、李学勤等著名学者先后对其进行释读。由此得知，这是西周贵族“何”所做的一件祭器。因此，这件青铜尊就被大家称为“何尊”。
单纯从器形上说，何尊就非比寻常。再加上有铭文，就愈加彰显了它的重要性。更为重要的是，铭文中竟然还有关于“中国”的记载，这就更加不得了了。其铭曰：“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铭文记载了周武王伐纣得胜班师途经洛阳时，发现这里地近天室（嵩山），水土丰美，适合建立都邑，欲“宅兹中国”，建立更广泛的国家统治。
这是目前关于“中国”最早的记载。马承源认为，铭文中的“中国”是指天下四方的中心地区，也就是伊、洛之间的洛邑（马承源，1976）。李学勤指出，“中国”就是“土中”，意为天下的中心；周人以为成周（西周都邑，在今洛阳）所在的地区为天下之中（李学勤，1981）。可见，在西周初年，人们就已经认为“中国”是指成周及其所处的洛阳盆地。那么，周人为何会有这种认识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一地区是“有夏之居”。传世文献对此有不少记载，且相关内容可与何尊铭文相互印证。据《逸周书·度邑解》可知，周武王认为“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史记·周本纪》也记载：“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集解：“徐广曰：《周书·度邑》曰：武王问太公曰：吾将因有夏之居也，南望过于三涂，北詹望于有河。”由此可见，在西周人的心目中，“中国”就是中土之国夏王国（杜金鹏，2019）。
将最早的中国指向夏王国，是由于其在中国上古史中非同一般的地位所决定的。夏王朝处在方国时代向王国时代转变的关键环节，在社会面貌上与之前的时代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在《孟子》《庄子》《吕氏春秋》《礼记》等书中都有记载，尤其是《礼记·礼运》有这样的一段文字，颇值得玩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段文字中提到的“大同”社会，通常是指五帝时代乃至更早的社会，而到了夏王朝时期，则进入到了“小康”社会。因此，在古人心中，两个时代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
在此基础之上，再结合周人的认识，可知最早的中国本姓夏，而此前的五帝时代乃至更早的阶段，则属于中国的奠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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